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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的个体教育诉求和国家的教育体系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可教育不过是他们焦虑的一个集中出口。增加多元化教育同时，关键是社会向上流通的管道和评价的方式，能不能也变得多元化
一部电视剧《小别离》，把一个小众话题放到了大众视野之下。虽然，中学生出国留学，仍只是发生在中国现代社会少数人群中的事例，却引发了相当大数量中产家庭的共鸣。可是，当对孩子教育的担心成为生活中最大的焦虑，解决了教育问题就能缓解中产焦虑了吗？
中产的教育焦虑
为什么越来越严重？
中产家庭焦虑的来源一般来自这几方面，一是，社会的变化太快。不管是代际之间的变化，还是在一代人之内他能够看到变化，这个速度在当下中国是非常快。
“快”表现在，很多人在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完成了一次社会阶层的重组。这一点，在以前大家都很穷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当所有人都处在社会底层的时候，再怎么样也不能再往下掉了。而现在，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准有了相当大的提升，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处在中间阶层或者中间朝上走的阶层，在这样快速变动的环境下，那种说不清何时就会来到的往社会下层流动的可能，是焦虑的来源之一。
从比较的视野来看，这种焦虑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独有的。发达社会，比如美国在镀金时代，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以前、整个六七十年代，韩国在80年代的时候，都经历过这个阶段。在社会经历巨大变化的时候，会产生对于未来大的不确定性。个体只能寄希望于实实在在能够抓得住的东西：从精神层面来说，是宗教;从实现社会流动的层面来说，那就是教育。因为其他的东西他都无法控制，只有这两样东西是可以控制的。
第二，文化方面。中国儒家文化中，或者整个东亚文化圈，在传统上就对于教育比较重视。社会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而是以一个家庭为单位。在这种情况下，代际之间各种文化资源、经济资源的传输，都是在家庭内部完成，并且在家庭之间展开竞争。所以父母辈有很强的动力来推动自己的孩子获得更多、更好的教育，这跟欧美社会有很大的区别。
第三个方面，现在的社会结构是独生子女或者少子化，造成了这一代父母能够集中几个人的优势资源到下一代人身上。
但这些焦虑并非所有社会阶层共享，而只是发生在社会中层或者中上层。它只占到中国家庭里的一小部分而已。中国有一个更广大的底层，他们的声音没办法在媒介中得到很多反映，但我认为他们的现实处境可能更值得关注。而中产家庭的这个现象，虽然是事实，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媒体和社交网络放大了，变成了好像是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中产焦虑的产生除了结构性因素之外，还有经验性的来源。其中一部分来自于在现实中和教育体制发生了碰撞之后，产生的各种不满、无力感，有时候甚至是愤怒的感觉。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体系不能适应我的孩子？为什么从那么小就要让孩子进行残酷的竞争？所以他们希望能够在现行教育体系之外，找到其他的一条路。如果把应试教育比喻为一个游戏竞赛的话，他们不惜通过出国留学或者是移民，来彻底避开这个游戏，去玩其他的游戏。
这种对现有教育体制的不信任感不是完全空穴来风。
我们的这套教育体制，从国家的层面来说，是非常理性而且有效率的。这个筛选人才的考试制度，也是植根于我国延续了上千年的考试文化。通过这套制度的甄别，有能力的孩子可以排除家庭因素的影响，通过层层考试获得上升的通道。
但是这个制度对于个人来说，难免有很多矛盾之处：它希望能筛选出优秀的人才，不管这个人才从什么地方来，有什么样的家庭背景，把这个人才输送到国家需要的崗位上，但不问这个岗位是不是适应于个人。这个政策的大背景和中产阶层持有的价值观是矛盾的，对中产家庭来说，他们希望学校能提供更有个性化的教育和适应他们兴趣的教育方式，可这些要求并不是公立学校主要要满足的诉求。
因此，中产的个体教育诉求和国家的教育体系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更早前的八九十年代，因为获取教育的途径在公立学校之外没有其他道路，所有孩子都需要走这条路，这个时候就无焦虑可言，所有人面临的机会都是一样的。但现在不一样了。在国际化的环境下，中产家庭已有能力跳出教育体系。对于这些家长来说，他当然想这么做，也有冲动这么做，一旦在体制内遇到一些问题，一旦出国留学变成一种同侪压力，他马上就想，我能不能从这个体制之外寻求一个解决的方式？
而中产家庭焦虑的释放或者说对于这种释放的某种理想化表达是因为，是因为他们对接国外的那些教育（不管是私立学校、教会学校、寄宿制精英学校），也是同样适用于该国的中产或中上产，如果让他们去面对国外的最底层的教育，他们肯定不会愿意的。而付出相同努力，得到的回报可能大得多。
国外面对中产阶层的优质教育资源较多，个性化，评价机制更多元，更能适应孩子的个性。如果有足够的家庭资本，就可以去过国外的中上阶层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出现了“小别离”现象。
教育制度改革能缓解焦虑吗？
中国的教育体系没有办法完全转向精英家长。精英家长的个性化诉求在宏观层面上是没有效率的，也可能是不甚公平的——对这个阶层好的事情也许是对另一个阶层的不公平。阶层之间在教育目标和诉求上的博弈，在整个社会结构没有大变动的背景下，我们叫零和博弈，有人受益就有人受损。国家不予以回应也是有道理的。
如果教育制度调整，标准更公平一点，大学招生偏向弱势家庭更自主一点，从小升初到高中每个阶段学生的选拔能够更多元化一点，政府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更公开透明，相对来说能够缓解他们的部分焦虑。
还有普及优质教育资源，不要将优质资源限定在某些区域，把教育资源均等化，这些做得好些的话，也会带来不错的结果。这些是教育部门都认识到并正在做的。 但我认为，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并不能够从根本上缓解中产的这种焦虑。中产家庭家长的目的，是希望孩子能够进入到社会的上层，或者是比他们所在阶层更好的社会体系里。那意味着，他们要进入全球性的教育流动的博弈里面，他们的孩子要进入和全世界其他的孩子竞争的游戏里。如果他们去的是北美，他们就是和北美中上层的孩子去竞争。这个游戏竞争的惨烈程度，或许会比在国内要好一点，但是也好不到哪去。
也就是说竞争仍然还在。只不过竞争的范畴不大一样了，竞争的内容，获胜或失败的条件和国内不一样了，它评判的标准多元化了一些，参与的途径也多元化一些，对家长来说，能缓解一部分焦虑，但并不能根本上缓解他们的焦虑。从大的背景上看，发达国家中产们的生活在过去30年是越来越不好的，所以中产阶级的焦虑是全球性的一个通病，是这个阶层特有的现象。他处在社会阶层的中间，很容易往下走而往上之路又非常之难，所以，在现有的社会结构里，因为富裕阶层获取越来越多的全球财富，中产的位置在不断被挤压。社会大背景很难在根本上缓解他们的焦虑。
教育不过是他们焦虑的一个集中出口。
民办教育是好的选择吗？
现在国家所采取的方式，就是打开民办教育和私立教育这条路。对公立学校不满的，可以去走这条路;甚至不需要参加国家的高考，可以直接出国读书。但是对于国内绝大部分的社会中下层来说，公办教育是一条好的路，一条公平的路，也是一条他们能够选择的路。毕竟有能力去国外留学的家庭，还是非常少数，它大概不到中国人口的5%。
对国家来说，也希望在公立教育体系之外，出现一些另类的高质量的教育模式。我也访谈过一些教育机构的负责领导，他们也认为，毕竟从办教育的角度来说，公办教育的思路是比较窄的，能够有一些竞争让一些民办的元素加入进来，也有利于整个教育体系的多元化发展。
现在，国家对于人才的观念也在慢慢發生改变，以前只要求考试成绩好，现在开始接受全面发展、多元化发展新的观念和理论。他们也希望能够利用观察这些知名国际学校、民办学校的办学方式，来促进自己的发展。
所以这种安排，也是一种双赢。对于家长来说，多了一个上学渠道;对于国家来说，它也能够让整个教育气息更多元化。
但增加多元化教育同时，关键是社会向上流通的管道和评价的方式，能不能也变得多元化？如果教育成为社会流动的唯一通道，所有的参与者都被逼迫加码以求比别人更胜一筹。这意味着必然有更多的、更惨烈的竞争。
如何做一个理性的家长？
作为家长，面临一个严峻的现实，就是你要不要妥协。也就是说，在现行的教育体系里，可能没有办法缓解你的焦虑。同事之间朋友之间的对比，孩子的压力都很大，你如果不随大流，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和做法，其实是非常难的。
对于家长来说，如果孩子有学习能力的话，公立学校还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从经济角度来说，不需要花费太多的金钱，但前提是，这孩子愿意学习考试成绩也很好，还能够适应学校文化。但是现在我们见到更多的家长，是像电视剧里面所讲的，他不喜欢国内公立学校的文化，觉得太拘束、太约束孩子的性格，从而选择走民办这条路。民办学校现在已不少，选择的余地更大一点，但这势必带来经济上的投入，以及另一种形式的焦虑：比如说大部分民办学校都会在入学时就进行家长和孩子的面试。
还有一种就是出国读书。完全和国内的教育体系脱离关系，加入到另外一种游戏中去。这个做法，家长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大的，经济上的和情感上的代价都非常大，毕竟是对完整家庭结构的破坏，家长一方甚至双方在抚育过程中的缺位是这些孩子的常态。也许孩子最终考上了一个名校获得一个好的文凭，但可能付出代价比带来的成果要更高一些。
作为家长，总是希望给孩子最好的东西。虽然从理性的角度看，家长要去了解，孩子是不是值得你为了他的教育付出这个代价？但往往这个时候，理性只能够把你带这么远，它允许你进行理性思考的空间太小了。现在家庭一般只有一到两个孩子，家长对教育这件事容错的余地是很低的;而且对于所有人，未来都有非常强的不可预见性，社会的变化速度太快了，没有人能够预见，今天拿了个什么样的文凭明天到底有没有用？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迫使每个家庭去拼命追求它能够达到最高的教育水准。
作为社会和政府，如何安抚这种不确定性？第一，把社会变得相对稳定一点。社会结构的调整能不能不这么剧烈，不这么动荡？要给人创造出合理的预期，让人能了解“我以后会成为什么样子？”第二，就是提升社会整体的公正和公平。这是消除社会焦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元素或者基础工程。
当然社会公平不应该脱离教育单独来谈，教育本身也能够促进或者影响社会公平。
社会基础确实很难短时间内改变，这是绝大部分的家庭需要接受的一个现实。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最好的教育，教育是没有底的，你想让孩子进哈佛，但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进哈佛，还有很多和哈佛质量上很接近的学校，也许没有那么难进。也就是说，家长需要了解，社会流动不是只有一种方式，它可以有很多的方式。很多中国家庭让孩子到了国外，逼孩子念一个精英学校，以为进精英的高中和大学就是唯一向上流动的方式，这个是不对的。
对有一定社会资源的家庭来说，他的路其实挺宽。他要拥抱价值观的多元性，包括社会流动的多元性。不是只有做律师医生，才能够完成社会流动，做艺术家，做一个技术人员，同样也可以完成社会流动。既然有这么多资源，为什么要让孩子限定在一个固定的模式里。家长需要花精力去了解，我的孩子，他的禀赋是什么，最好要开发他的天份，让他做些不一样的事情。
不管是欧洲或者美国，在不同的教育模式上，孩子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选择，有不同的出路。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出国读书不是一种赌博，它让你有更多选择余地。
最后我觉得要厘清一个问题，社会流动本身不是教育的目的。教育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帮助人了解自己。你到底想要干什么，什么事情是适合你做的，什么事情你能够做？在大家对于中产教育焦虑的讨论里，这个常常被忽视了。我们不是去问孩子到底想要什么，想要干些什么？作为家长该怎么去指导他？只是说，我给孩子提供钱，我让他念书给他做饭，这远远不够，这只是教育的一部分而已。
同时，作为家长要意识到，孩子不是我们生活的延续。孩子的生活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最重要的，要教会他们如何自己选择生活，要学会承担因选择带来相应的责任。不要把自己的生活和孩子生活过多地捆绑在一起，这不会带来很多的幸福。在传统观念里，母凭子贵，孩子好父母就会觉得很开心，但从根本上来说那是他自己的人生，他想要变成一个什么人，想要进入什么样的阶层，家长可以提供条件，给他一些指导，最终由他做选择决定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如果能想通这一点，家长的焦虑会好很多。还有，尽量多生孩子，要是家里不止一个孩子，不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也就不至于这么焦虑了。
（作者系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助理教授）
一部电视剧《小别离》，把一个小众话题放到了大众视野之下。虽然，中学生出国留学，仍只是发生在中国现代社会少数人群中的事例，却引发了相当大数量中产家庭的共鸣。可是，当对孩子教育的担心成为生活中最大的焦虑，解决了教育问题就能缓解中产焦虑了吗？
中产的教育焦虑
为什么越来越严重？
中产家庭焦虑的来源一般来自这几方面，一是，社会的变化太快。不管是代际之间的变化，还是在一代人之内他能够看到变化，这个速度在当下中国是非常快。
“快”表现在，很多人在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完成了一次社会阶层的重组。这一点，在以前大家都很穷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当所有人都处在社会底层的时候，再怎么样也不能再往下掉了。而现在，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准有了相当大的提升，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处在中间阶层或者中间朝上走的阶层，在这样快速变动的环境下，那种说不清何时就会来到的往社会下层流动的可能，是焦虑的来源之一。
从比较的视野来看，这种焦虑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独有的。发达社会，比如美国在镀金时代，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以前、整个六七十年代，韩国在80年代的时候，都经历过这个阶段。在社会经历巨大变化的时候，会产生对于未来大的不确定性。个体只能寄希望于实实在在能够抓得住的东西：从精神层面来说，是宗教;从实现社会流动的层面来说，那就是教育。因为其他的东西他都无法控制，只有这两样东西是可以控制的。
第二，文化方面。中国儒家文化中，或者整个东亚文化圈，在传统上就对于教育比较重视。社会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而是以一个家庭为单位。在这种情况下，代际之间各种文化资源、经济资源的传输，都是在家庭内部完成，并且在家庭之间展开竞争。所以父母辈有很强的动力来推动自己的孩子获得更多、更好的教育，这跟欧美社会有很大的区别。
第三个方面，现在的社会结构是独生子女或者少子化，造成了这一代父母能够集中几个人的优势资源到下一代人身上。
但这些焦虑并非所有社会阶层共享，而只是发生在社会中层或者中上层。它只占到中国家庭里的一小部分而已。中国有一个更广大的底层，他们的声音没办法在媒介中得到很多反映，但我认为他们的现实处境可能更值得关注。而中产家庭的这个现象，虽然是事实，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媒体和社交网络放大了，变成了好像是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中产焦虑的产生除了结构性因素之外，还有经验性的来源。其中一部分来自于在现实中和教育体制发生了碰撞之后，产生的各种不满、无力感，有时候甚至是愤怒的感觉。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体系不能适应我的孩子？为什么从那么小就要让孩子进行残酷的竞争？所以他们希望能够在现行教育体系之外，找到其他的一条路。如果把应试教育比喻为一个游戏竞赛的话，他们不惜通过出国留学或者是移民，来彻底避开这个游戏，去玩其他的游戏。
这种对现有教育体制的不信任感不是完全空穴来风。
我们的这套教育体制，从国家的层面来说，是非常理性而且有效率的。这个筛选人才的考试制度，也是植根于我国延续了上千年的考试文化。通过这套制度的甄别，有能力的孩子可以排除家庭因素的影响，通过层层考试获得上升的通道。
但是这个制度对于个人来说，难免有很多矛盾之处：它希望能筛选出优秀的人才，不管这个人才从什么地方来，有什么样的家庭背景，把这个人才输送到国家需要的崗位上，但不问这个岗位是不是适应于个人。这个政策的大背景和中产阶层持有的价值观是矛盾的，对中产家庭来说，他们希望学校能提供更有个性化的教育和适应他们兴趣的教育方式，可这些要求并不是公立学校主要要满足的诉求。
因此，中产的个体教育诉求和国家的教育体系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更早前的八九十年代，因为获取教育的途径在公立学校之外没有其他道路，所有孩子都需要走这条路，这个时候就无焦虑可言，所有人面临的机会都是一样的。但现在不一样了。在国际化的环境下，中产家庭已有能力跳出教育体系。对于这些家长来说，他当然想这么做，也有冲动这么做，一旦在体制内遇到一些问题，一旦出国留学变成一种同侪压力，他马上就想，我能不能从这个体制之外寻求一个解决的方式？
而中产家庭焦虑的释放或者说对于这种释放的某种理想化表达是因为，是因为他们对接国外的那些教育（不管是私立学校、教会学校、寄宿制精英学校），也是同样适用于该国的中产或中上产，如果让他们去面对国外的最底层的教育，他们肯定不会愿意的。而付出相同努力，得到的回报可能大得多。
国外面对中产阶层的优质教育资源较多，个性化，评价机制更多元，更能适应孩子的个性。如果有足够的家庭资本，就可以去过国外的中上阶层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出现了“小别离”现象。
教育制度改革能缓解焦虑吗？
中国的教育体系没有办法完全转向精英家长。精英家长的个性化诉求在宏观层面上是没有效率的，也可能是不甚公平的——对这个阶层好的事情也许是对另一个阶层的不公平。阶层之间在教育目标和诉求上的博弈，在整个社会结构没有大变动的背景下，我们叫零和博弈，有人受益就有人受损。国家不予以回应也是有道理的。
如果教育制度调整，标准更公平一点，大学招生偏向弱势家庭更自主一点，从小升初到高中每个阶段学生的选拔能够更多元化一点，政府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更公开透明，相对来说能够缓解他们的部分焦虑。
还有普及优质教育资源，不要将优质资源限定在某些区域，把教育资源均等化，这些做得好些的话，也会带来不错的结果。这些是教育部门都认识到并正在做的。 但我认为，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并不能够从根本上缓解中产的这种焦虑。中产家庭家长的目的，是希望孩子能够进入到社会的上层，或者是比他们所在阶层更好的社会体系里。那意味着，他们要进入全球性的教育流动的博弈里面，他们的孩子要进入和全世界其他的孩子竞争的游戏里。如果他们去的是北美，他们就是和北美中上层的孩子去竞争。这个游戏竞争的惨烈程度，或许会比在国内要好一点，但是也好不到哪去。
也就是说竞争仍然还在。只不过竞争的范畴不大一样了，竞争的内容，获胜或失败的条件和国内不一样了，它评判的标准多元化了一些，参与的途径也多元化一些，对家长来说，能缓解一部分焦虑，但并不能根本上缓解他们的焦虑。从大的背景上看，发达国家中产们的生活在过去30年是越来越不好的，所以中产阶级的焦虑是全球性的一个通病，是这个阶层特有的现象。他处在社会阶层的中间，很容易往下走而往上之路又非常之难，所以，在现有的社会结构里，因为富裕阶层获取越来越多的全球财富，中产的位置在不断被挤压。社会大背景很难在根本上缓解他们的焦虑。
教育不过是他们焦虑的一个集中出口。
民办教育是好的选择吗？
现在国家所采取的方式，就是打开民办教育和私立教育这条路。对公立学校不满的，可以去走这条路;甚至不需要参加国家的高考，可以直接出国读书。但是对于国内绝大部分的社会中下层来说，公办教育是一条好的路，一条公平的路，也是一条他们能够选择的路。毕竟有能力去国外留学的家庭，还是非常少数，它大概不到中国人口的5%。
对国家来说，也希望在公立教育体系之外，出现一些另类的高质量的教育模式。我也访谈过一些教育机构的负责领导，他们也认为，毕竟从办教育的角度来说，公办教育的思路是比较窄的，能够有一些竞争让一些民办的元素加入进来，也有利于整个教育体系的多元化发展。
现在，国家对于人才的观念也在慢慢發生改变，以前只要求考试成绩好，现在开始接受全面发展、多元化发展新的观念和理论。他们也希望能够利用观察这些知名国际学校、民办学校的办学方式，来促进自己的发展。
所以这种安排，也是一种双赢。对于家长来说，多了一个上学渠道;对于国家来说，它也能够让整个教育气息更多元化。
但增加多元化教育同时，关键是社会向上流通的管道和评价的方式，能不能也变得多元化？如果教育成为社会流动的唯一通道，所有的参与者都被逼迫加码以求比别人更胜一筹。这意味着必然有更多的、更惨烈的竞争。
如何做一个理性的家长？
作为家长，面临一个严峻的现实，就是你要不要妥协。也就是说，在现行的教育体系里，可能没有办法缓解你的焦虑。同事之间朋友之间的对比，孩子的压力都很大，你如果不随大流，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和做法，其实是非常难的。
对于家长来说，如果孩子有学习能力的话，公立学校还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从经济角度来说，不需要花费太多的金钱，但前提是，这孩子愿意学习考试成绩也很好，还能够适应学校文化。但是现在我们见到更多的家长，是像电视剧里面所讲的，他不喜欢国内公立学校的文化，觉得太拘束、太约束孩子的性格，从而选择走民办这条路。民办学校现在已不少，选择的余地更大一点，但这势必带来经济上的投入，以及另一种形式的焦虑：比如说大部分民办学校都会在入学时就进行家长和孩子的面试。
还有一种就是出国读书。完全和国内的教育体系脱离关系，加入到另外一种游戏中去。这个做法，家长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大的，经济上的和情感上的代价都非常大，毕竟是对完整家庭结构的破坏，家长一方甚至双方在抚育过程中的缺位是这些孩子的常态。也许孩子最终考上了一个名校获得一个好的文凭，但可能付出代价比带来的成果要更高一些。
作为家长，总是希望给孩子最好的东西。虽然从理性的角度看，家长要去了解，孩子是不是值得你为了他的教育付出这个代价？但往往这个时候，理性只能够把你带这么远，它允许你进行理性思考的空间太小了。现在家庭一般只有一到两个孩子，家长对教育这件事容错的余地是很低的;而且对于所有人，未来都有非常强的不可预见性，社会的变化速度太快了，没有人能够预见，今天拿了个什么样的文凭明天到底有没有用？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迫使每个家庭去拼命追求它能够达到最高的教育水准。
作为社会和政府，如何安抚这种不确定性？第一，把社会变得相对稳定一点。社会结构的调整能不能不这么剧烈，不这么动荡？要给人创造出合理的预期，让人能了解“我以后会成为什么样子？”第二，就是提升社会整体的公正和公平。这是消除社会焦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元素或者基础工程。
当然社会公平不应该脱离教育单独来谈，教育本身也能够促进或者影响社会公平。
社会基础确实很难短时间内改变，这是绝大部分的家庭需要接受的一个现实。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最好的教育，教育是没有底的，你想让孩子进哈佛，但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进哈佛，还有很多和哈佛质量上很接近的学校，也许没有那么难进。也就是说，家长需要了解，社会流动不是只有一种方式，它可以有很多的方式。很多中国家庭让孩子到了国外，逼孩子念一个精英学校，以为进精英的高中和大学就是唯一向上流动的方式，这个是不对的。
对有一定社会资源的家庭来说，他的路其实挺宽。他要拥抱价值观的多元性，包括社会流动的多元性。不是只有做律师医生，才能够完成社会流动，做艺术家，做一个技术人员，同样也可以完成社会流动。既然有这么多资源，为什么要让孩子限定在一个固定的模式里。家长需要花精力去了解，我的孩子，他的禀赋是什么，最好要开发他的天份，让他做些不一样的事情。
不管是欧洲或者美国，在不同的教育模式上，孩子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选择，有不同的出路。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出国读书不是一种赌博，它让你有更多选择余地。
最后我觉得要厘清一个问题，社会流动本身不是教育的目的。教育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帮助人了解自己。你到底想要干什么，什么事情是适合你做的，什么事情你能够做？在大家对于中产教育焦虑的讨论里，这个常常被忽视了。我们不是去问孩子到底想要什么，想要干些什么？作为家长该怎么去指导他？只是说，我给孩子提供钱，我让他念书给他做饭，这远远不够，这只是教育的一部分而已。
同时，作为家长要意识到，孩子不是我们生活的延续。孩子的生活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最重要的，要教会他们如何自己选择生活，要学会承担因选择带来相应的责任。不要把自己的生活和孩子生活过多地捆绑在一起，这不会带来很多的幸福。在传统观念里，母凭子贵，孩子好父母就会觉得很开心，但从根本上来说那是他自己的人生，他想要变成一个什么人，想要进入什么样的阶层，家长可以提供条件，给他一些指导，最终由他做选择决定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如果能想通这一点，家长的焦虑会好很多。还有，尽量多生孩子，要是家里不止一个孩子，不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也就不至于这么焦虑了。
（作者系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