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文件包坐上出租车，好事的司机会问：“老先生还没退休啊？”于是我立即语塞，感到一种窘态，反正再问“老人家多少岁啊”时我决不回答。其实老人忌讳讲年龄，我是从母亲那里懂得的。母亲因此从来不过生日，主要不是怕“折寿”，而是怕“露穷”，但是忌讳讲年龄则是到了老年以后。
　　相信这并非“国粹”，而是一种国际现象。10年前回莫斯科大学到当年的俄文老师家里拜访，老太太兴高采烈地回顾四十多年前的往事，接着也抱怨随着岁月而来的疾病，但当我顺着她的话讲了句俄国谚语“老年不是福分”时，老太太几乎要跟我翻脸。
　　恭维老年人的诀窍，恰恰是要“避老就轻”。“七十多啊？你骗谁去，哪像啊！顶多六十。”那就对了。但是再怎么恭维，千万不要设年龄上限，那又是忌讳。传说胡适先生说话向来谨慎，但有一回恭维齐如山身体好，说“您老一定可以活到九十岁”。不料齐老大发雷霆：“我又不吃你的饭，凭什么规定我活多少岁？”其实后来他在台湾去世时，离九十岁还差3年。
　　大凡叹息“余生也晚”的人，都是上了岁数的。可不，甭说孔夫子，连孙中山也没见上，当然“晚”了。在历史的长河里，活着的都是年轻人。
　　其实历史上“老年”的标准也是变的：苏东坡说“老夫聊发少年狂”，陶渊明“策扶老以流憩”“聊乘化以归尽”的时候，都不过四十上下，摆在今天还可以申报“杰出青年”，而在宋、晋朝代已经属“老”年范畴。今天的标准全变了，上海人说“九十弗希奇，八十多来西，七十小弟弟”。
　　但是长寿也有长寿的问题。路上碰到一位退休老同事，问他：“近来做些什么？”“等死！”他虎着脸回答说。退了休干什么，成了当前一个社会问题。我们这一代的老人，年轻时候忙工作，没有养成什么留到退休以后从事的“爱好”，社会上又缺乏相互交往的社团之类；没有家庭负担的老人，除了“太极拳”“大妈舞”，还真的没什么事干。这种现象在知识分子中尤其突出，退了还能再返聘几年、“软着陆”的人，终究是少数。
　　尤其是做科研的，有人干了一辈子，到退休时才弄明白应该怎样研究。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同，智慧和年龄的相关系数并不清楚，成果和上班也没有固定的关系，达尔文就一辈子没上过班——当然今天不是19世纪，但是能不能开辟一些渠道，比如设个“夕阳基金”提供小额研究经费，让退休的科学家把题目做完？更多的人可以用其他的途径发挥余热、退而不休，比如已经出现的各种志愿者讲解员、辅导员，但是这些也需要在社会上提倡，制造舆论、创造条件。
　　当前中国的退休一族，尤其是最可能读我这篇文字的老人，是非常特殊的——放在古今中外，都是特殊的。他们经历得实在太多了，很少有一代人，能亲身经历过如此不同的时代；很少有一个国家，会在人的一生期间发生如此频繁的价值观念翻盘。
　　这里每一个人的经历，都够得上一部小说，留给嫌生活太平淡的后人看，或者留给对这一片世界无法理解的外国人看。可惜没有那么多的出版社，但是我奉劝各位学计算机上网的人，你没有明星的人气和财气，出不了“回忆录”，但你也着实憋了一肚子的“才气”或者什么气，不妨通过“博客”之类在网络世界里“出气”。
　　（汪品先/文，摘自《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