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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黄土高原自西向东缓缓轻垂， 高耸的崤山灵巧地托起了高原的余脉。崤山高山绝谷，峻坂迂回，形势险要，是陕西关中至河南中原的天然屏障。满是褶皱的断块山脉自西南向东北逐渐低缓，将蜿蜒在黄河、洛河之间的崤山整齐地切割为东崤、西崤。
东西二崤巍峨耸峙，中间一泓清澈，便是渑池。
1921年4月18 日， 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从渑池县城徒步来到仰韶村， 在村南约一公里的地方， 他发现了一些被流水冲刷露出地面的陶片和石器， 还有夹杂着灰烬和遗物的地层， 其中就有引人注目的彩陶片。他想起了西方的安诺文化中的彩陶，产生了比较研究的兴趣。
这一年的10月27日， 他和中国的地质学家袁复礼、奥地利的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一道，再次来到仰韶村，在这里一待就是数月，他们发现了大量精美彩陶，而且还在一块陶片上发现了水稻粒的印痕。
正是安特生、袁复礼、师丹斯基的这些发现，结束了“中国无石器时代文化”的历史，揭开了中国田野考古第一页、中国新石器考古第一页、中国考古学研究第一页、中国原始社会研究第一页。
安特生将他在仰韶村发现的华夏文明沧桑遗存———距今七千至五千年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明形态，命名为“仰韶文化”。
时光倥偬， 我们的祖先究竟怀着何种情感和心绪在这里生活、劳作？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我們的祖先———那些身着褐衣的劳作者，他们用粗糙的双手搅拌着泥浆，将泥浆做成半干半湿的泥坯， 再将半干半湿的泥坯做成各式各样的陶罐———这或许就是人类最原始、最朴素的生产生活器具。
仰韶村南部的缓坡台地上， 被各种符号和数据整齐标记的遗址， 像是一个巨大舞台的巨大后台，纷纭复杂中，一场大戏刚刚结束，另一场大戏正要拉开帷幕。仰韶村北依韶山，东、西、南三面环水。仰韶村遗址由北而南，地势由高向低，缓坡下降。半岛形状的遗址地面， 已被当地农民因势造形地整修成梯田。在梯田的地堰，留下了很多裸露在外的文化层断面。遗址长约九百米，宽约三百米， 面积仅仅三十万平方米的遗址区，文化层堆积竟然厚达五米。
被发源于韶山的两条自然冲沟不断下切，遗址两边形成了东西两条深沟。这两条沟在遗址南部相交， 汇成小寨沟向下直达南部的涧河，使遗址呈半岛状。两条沟从两侧到沟底，形成了乔、灌、草结合的自然立体形生态植被地貌。亲切的场景让人顿生好奇：七千到五千年前的祖先们，怎样用满是老茧的双手， 建设了一个繁衍生息温暖如斯的家园？ 如果说对天堂的渴盼是从神道开始的，石碑、石柱、石人、石虎、石马、石牛、石羊、石椁、石棺、石阙、石祠……笨重的石雕，紧贴大地的煌煌匠心，那么对人间的诉说则是从彩陶出发的，陶罐、陶瓶、陶碗、陶盘、陶盒、陶瓮、陶灯、陶枕、陶篮、陶俑、陶马、陶豆、陶鼎、陶鬲……笨拙的花纹， 展示着中华民族先祖平凡生活的浪漫热烈与恣肆汪洋。
二十世纪初， 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石器时代。这也是安特生发现仰韶遗址时感慨万端的原因。他以欧洲著名的丹麦遗址为例，“长为一百至三百公尺， 其广五十至一百五十公尺，厚一至三公尺”，而仰韶南北为九百六十公尺，东西四百八十公尺，灰土层厚一至五公尺不等，“则可知在石器时代其地当为一大村落无疑矣”。1923年，安特生的《中华远古之文化》正式发表，把仰韶文化确立为中国史前文化， 这不仅破除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论调， 也让仰韶文化走向了世界。同时，安特生也因此而获得了一个赫赫有名的称号———“仰韶文化之父”。
二
仰韶村遗址是将中国历史与文明的基础和源头追寻到文献与传说边界之外的实证。
在仰韶村， 安特生和他的团队挖掘了大量精美的彩陶。但是，在考古发掘几乎为零的百年前的中国， 安特生找不到可资对比研究的其他参照物，他由此得出结论：这些彩陶不可能原发于中国本土， 而是受西方的安诺文化的彩陶影响而产生的。他依据仰韶彩陶与西亚、东欧彩陶的某些相似性，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余意以为仰韶纪土层属于石器及金属器时代之过渡期， 与地中海左右之所谓石铜时代者相吻合。”（《中华远古之文化》）
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在相当一段时间影响了世界考古学界， 让中国考古学家很受打击。他们努力开展更多考古工作， 寻找仰韶文化的来源与去向。1926年， 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一处仰韶文化遗址。1931 年，考古学家梁思永发现了著名的后岗三叠层， 其下层是以红陶和少量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遗存，中层是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遗存，上层是以灰陶和绳纹陶为代表的商代晚期文化遗存。这个三叠层证明了文化的连续性，华夏文明终于从仰韶文化中得以实证。
1949年以后，中国考古学家对多个仰韶文化遗址———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河南淅川下王岗、洛阳王湾、郑州大河村———进行了考古发掘。 结果证实这些遗址大多在距今七千至五千年间，前后延续约两千年， 从而进一步印证了中华文明史前重要的发展阶段———仰韶时代。从仰
从仰韶文化的不同遗址中， 考古学家逐步了解了仰韶时期人们的生存环境、居住模式、村落形态、经济手段、日常生活，乃至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婚姻关系、丧葬习俗等内容，将这些内容叠加起来，几乎可以完整再现母系氏族社会的生活方式。
仰韶文化早期工具以发达的磨制石器为主，常见有刀、斧、锛、凿、箭头及纺织用的石纺轮等， 动物骨制作的骨器也相当精致。各种水器，甑、灶等日用陶器以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主要呈现红色，红陶器上常彩绘有几何形图案或动物形花纹，或浪漫恣肆、奇异诡谲，或厚重质朴、憨态可掬。
仰韶文化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文化，是刀耕火种的代表， 那些带着泥土的石器———石斧、石铲、磨盘———标记着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典型特征。据之可以想象，除农耕外， 仰韶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已经掌握了渔猎的技巧。出土文物中有骨制的渔钩、渔叉、箭头等，以及陶器上大量的与鱼相关的图案，诉说着时间的秘密。从这些图案中不难看出， 先民们已过上了比较安稳的定居生活。这些具有一定规模和布局的村落或大或小， 村落外散布着墓地和制陶的窑场，房屋的墙壁由泥筑成的，零零碎碎的草茎混在里面， 有些已经开始用木头制作骨架，墙的外部多被裹草后燃烧过，以加强其坚固度和耐水性。 仰韶文化极其丰富多样， 不同地区的仰韶文化来源不同，去向也不一样，因而被学者命名为不同的文化———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西王村文化、大河村文化、下王岗文化、后冈一期文化和大司空文化，等等。一百年来，随着考古学界认识的深入，原来单一命名的仰韶文化， 现在成了彼此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仰韶文化群。这些不同的仰韶文化大致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半坡是早期的代表;中期则以庙底沟文化为代表; 晚期的仰韶文化以山西芮城县西王村遗址上层为代表， 彩陶数量已经减少，带状网格纹成为基本图案。
中期的庙底沟文化是其时中华文化圈中最强势的存在。它不仅遍布整个黄河中游地区，在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文化和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中，其因素都有发现;它的影响，向西远抵青海， 西南则深入川西北， 向北越过河套，东南则进入苏北，几乎覆盖半个中华，为任何其他中华史前文化所不及。庙底沟的彩陶是其标志性器物， 在传播中携带了文化传统， 将广大区域居民的精神聚集到一起，标志着华夏历史上的文化大融合。
1999 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和河南省文物局先后七次对河南灵宝西坡进行考古发掘。在2004年至2006年的发掘中，更是发现了我国史前规模最大、建筑面积达五百一十六平方米的超大型房屋，说明聚落内部结构已由仰韶早期的向心式布局转变为开放式布局， 大型公共建筑和公共场所的出现， 昭示着仰韶文化晚期社会更趋复杂化。
虽然有数以千百计的仰韶文化遗址被发现发掘，但从总体看，不同地区的仰韶文化，在距今五千年以后，大致都演变成龙山文化， 而龙山文化正是夏商文明或曰华夏文明形成的基础。有一段时期，部分学者将仰韶文化认定为夏文化， 不过随着二里头等与夏文化更为贴近的遗址的发现， 这一观点就被放弃了。
关于仰韶文化的源头和中华文明的起源的考古研究， 经过西方学者的西来说到举世公认的本土说，从安志敏、夏鼐的中原中心说，到苏秉琦的满天星斗说和严文明、张光直的多元一体说， 一直与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息息相关。
三
一百年过去了， 对于仰韶文化———大约距今七千至五千年左右、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中心、吸收广阔地域的早期文化因素融合形成、自身演变脉络相当复杂、辐射广泛甚至可以说是同时期东亚地区规模最大人口最众的一支史前农业文化体系， 中国考古学界的新发现不断刷新世人对中华早期文明的认识。
仰韶初、早期农业稳步发展，推动了仰韶文化厚积薄发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它是黄河流域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结果。进入仰韶中晚期， 仰韶文化开始丰富化、复杂化。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淀下来的务实重农、兼收包容、尊重世俗等中原文化的基本品质，在这个时期得以完成。
仰韶文化社会复杂化的特点、发展模式，符合中原地区的生存条件、文化传统、社会背景， 其分布区域正是中原龙山文化和夏商周三代的地域舞台。可以说，是仰韶文化开启了中国早期文明化进程， 其文化特质被其后漫长的文明史继承和发展。
一条黄河，串联起仰韶文化———河南、陕西、山西、河北、甘肃、青海、湖北、宁夏。黄河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 全长五千四百六十五公里。时而温柔时而强悍的黄河，在历史中下游决口达千次之多，上古时期大禹治水，将高山劈开疏通河道，形成人门、鬼门和神門，三门峡即因此而得名，仰韶文化便位于三门峡的渑池县。
文化便位于三门峡的渑池县。西看黄河卷沙而来， 东送黄河水平稳入海。黄河沿岸，特别是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史前文化，遗址数量众多，仅河南就多达三千余处， 它们充分吸收了黄河上下游及南北邻近地区的文化因素。湖北枣阳雕龙碑、河南邓州八里岗、淅川龙山岗、南阳黄山遗址， 都发现了仰韶中晚期带先进木质推拉门的套间房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陕西高陵杨官寨仰韶中晚期聚落面积八十余万平方米，大型环壕、大片墓地、制陶作坊区规划显著， 中部发现大型池苑遗迹， 可为附近的排水设施提供一千立方米的储水空间。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晚期中心聚落的一座特大型复合体建筑，具有“前堂后室、东西厢房”独特结构，占地两百九十多平方米， 主室地面抗压强度相当于100号水泥， 出土重要公共用器， 显系殿堂。各地、各时期的仰韶文化，或正壮大，或已形成文化体系， 共同丰富着仰韶文化的社会历史内涵。
仰韶文化， 作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有着强大的辐射力、影响力。没有黄河文明的海纳百川，就不会有那些特色鲜明、线条流畅、色泽艳丽的彩陶的大范围传播;没有仰韶文化的吞吐八荒，就不会有华夏文明史的第一波艺术浪潮、第一次艺术高峰。
中华史前文化有多个文化圈， 仰韶文化圈与其他文化圈的互动从未停止， 而中华文明正是在这样的互动中逐渐出现的。
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明， 与长江文明一样， 与其他文明间隔着其时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与距离相对最近的印度文明之间， 也隔着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戈壁荒漠、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脉、印度洋和南中国海， 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都迢远艰难。这样的地理环境，使中华文明在大航海和工业化之前， 一直没有受到西方其他文明的入侵或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压力：波斯帝国只到达帕米尔高原，亚历山大止步于开伯尔山口， 阿拉伯帝国与唐朝也仅仅是在中亚偶然遭遇一次交战，帖木儿还来不及入侵明朝便已灭亡。伊斯兰的东扩止于西北， 基督教只在唐朝有过小范围的传播， 十字军东征则从未以中国为目标……中华文明并未因外来因素干扰而中断，始终保持着独立的延续和发展。
仰韶，在这部激越雄浑的乐章中，仿佛还能听到远古的呼喊，看到健疾的奔跑。仰韶，它打开了一径神秘幽深的隧道，隧道深处，是先祖们雄健的肌肤、刚硬的骨骼。
黄土高原自西向东缓缓轻垂， 高耸的崤山灵巧地托起了高原的余脉。崤山高山绝谷，峻坂迂回，形势险要，是陕西关中至河南中原的天然屏障。满是褶皱的断块山脉自西南向东北逐渐低缓，将蜿蜒在黄河、洛河之间的崤山整齐地切割为东崤、西崤。
东西二崤巍峨耸峙，中间一泓清澈，便是渑池。
1921年4月18 日， 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从渑池县城徒步来到仰韶村， 在村南约一公里的地方， 他发现了一些被流水冲刷露出地面的陶片和石器， 还有夹杂着灰烬和遗物的地层， 其中就有引人注目的彩陶片。他想起了西方的安诺文化中的彩陶，产生了比较研究的兴趣。
这一年的10月27日， 他和中国的地质学家袁复礼、奥地利的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一道，再次来到仰韶村，在这里一待就是数月，他们发现了大量精美彩陶，而且还在一块陶片上发现了水稻粒的印痕。
正是安特生、袁复礼、师丹斯基的这些发现，结束了“中国无石器时代文化”的历史，揭开了中国田野考古第一页、中国新石器考古第一页、中国考古学研究第一页、中国原始社会研究第一页。
安特生将他在仰韶村发现的华夏文明沧桑遗存———距今七千至五千年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明形态，命名为“仰韶文化”。
时光倥偬， 我们的祖先究竟怀着何种情感和心绪在这里生活、劳作？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我們的祖先———那些身着褐衣的劳作者，他们用粗糙的双手搅拌着泥浆，将泥浆做成半干半湿的泥坯， 再将半干半湿的泥坯做成各式各样的陶罐———这或许就是人类最原始、最朴素的生产生活器具。
仰韶村南部的缓坡台地上， 被各种符号和数据整齐标记的遗址， 像是一个巨大舞台的巨大后台，纷纭复杂中，一场大戏刚刚结束，另一场大戏正要拉开帷幕。仰韶村北依韶山，东、西、南三面环水。仰韶村遗址由北而南，地势由高向低，缓坡下降。半岛形状的遗址地面， 已被当地农民因势造形地整修成梯田。在梯田的地堰，留下了很多裸露在外的文化层断面。遗址长约九百米，宽约三百米， 面积仅仅三十万平方米的遗址区，文化层堆积竟然厚达五米。
被发源于韶山的两条自然冲沟不断下切，遗址两边形成了东西两条深沟。这两条沟在遗址南部相交， 汇成小寨沟向下直达南部的涧河，使遗址呈半岛状。两条沟从两侧到沟底，形成了乔、灌、草结合的自然立体形生态植被地貌。亲切的场景让人顿生好奇：七千到五千年前的祖先们，怎样用满是老茧的双手， 建设了一个繁衍生息温暖如斯的家园？ 如果说对天堂的渴盼是从神道开始的，石碑、石柱、石人、石虎、石马、石牛、石羊、石椁、石棺、石阙、石祠……笨重的石雕，紧贴大地的煌煌匠心，那么对人间的诉说则是从彩陶出发的，陶罐、陶瓶、陶碗、陶盘、陶盒、陶瓮、陶灯、陶枕、陶篮、陶俑、陶马、陶豆、陶鼎、陶鬲……笨拙的花纹， 展示着中华民族先祖平凡生活的浪漫热烈与恣肆汪洋。
二十世纪初， 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石器时代。这也是安特生发现仰韶遗址时感慨万端的原因。他以欧洲著名的丹麦遗址为例，“长为一百至三百公尺， 其广五十至一百五十公尺，厚一至三公尺”，而仰韶南北为九百六十公尺，东西四百八十公尺，灰土层厚一至五公尺不等，“则可知在石器时代其地当为一大村落无疑矣”。1923年，安特生的《中华远古之文化》正式发表，把仰韶文化确立为中国史前文化， 这不仅破除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论调， 也让仰韶文化走向了世界。同时，安特生也因此而获得了一个赫赫有名的称号———“仰韶文化之父”。
二
仰韶村遗址是将中国历史与文明的基础和源头追寻到文献与传说边界之外的实证。
在仰韶村， 安特生和他的团队挖掘了大量精美的彩陶。但是，在考古发掘几乎为零的百年前的中国， 安特生找不到可资对比研究的其他参照物，他由此得出结论：这些彩陶不可能原发于中国本土， 而是受西方的安诺文化的彩陶影响而产生的。他依据仰韶彩陶与西亚、东欧彩陶的某些相似性，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余意以为仰韶纪土层属于石器及金属器时代之过渡期， 与地中海左右之所谓石铜时代者相吻合。”（《中华远古之文化》）
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在相当一段时间影响了世界考古学界， 让中国考古学家很受打击。他们努力开展更多考古工作， 寻找仰韶文化的来源与去向。1926年， 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一处仰韶文化遗址。1931 年，考古学家梁思永发现了著名的后岗三叠层， 其下层是以红陶和少量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遗存，中层是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遗存，上层是以灰陶和绳纹陶为代表的商代晚期文化遗存。这个三叠层证明了文化的连续性，华夏文明终于从仰韶文化中得以实证。
1949年以后，中国考古学家对多个仰韶文化遗址———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河南淅川下王岗、洛阳王湾、郑州大河村———进行了考古发掘。 结果证实这些遗址大多在距今七千至五千年间，前后延续约两千年， 从而进一步印证了中华文明史前重要的发展阶段———仰韶时代。从仰
从仰韶文化的不同遗址中， 考古学家逐步了解了仰韶时期人们的生存环境、居住模式、村落形态、经济手段、日常生活，乃至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婚姻关系、丧葬习俗等内容，将这些内容叠加起来，几乎可以完整再现母系氏族社会的生活方式。
仰韶文化早期工具以发达的磨制石器为主，常见有刀、斧、锛、凿、箭头及纺织用的石纺轮等， 动物骨制作的骨器也相当精致。各种水器，甑、灶等日用陶器以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主要呈现红色，红陶器上常彩绘有几何形图案或动物形花纹，或浪漫恣肆、奇异诡谲，或厚重质朴、憨态可掬。
仰韶文化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文化，是刀耕火种的代表， 那些带着泥土的石器———石斧、石铲、磨盘———标记着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典型特征。据之可以想象，除农耕外， 仰韶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已经掌握了渔猎的技巧。出土文物中有骨制的渔钩、渔叉、箭头等，以及陶器上大量的与鱼相关的图案，诉说着时间的秘密。从这些图案中不难看出， 先民们已过上了比较安稳的定居生活。这些具有一定规模和布局的村落或大或小， 村落外散布着墓地和制陶的窑场，房屋的墙壁由泥筑成的，零零碎碎的草茎混在里面， 有些已经开始用木头制作骨架，墙的外部多被裹草后燃烧过，以加强其坚固度和耐水性。 仰韶文化极其丰富多样， 不同地区的仰韶文化来源不同，去向也不一样，因而被学者命名为不同的文化———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西王村文化、大河村文化、下王岗文化、后冈一期文化和大司空文化，等等。一百年来，随着考古学界认识的深入，原来单一命名的仰韶文化， 现在成了彼此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仰韶文化群。这些不同的仰韶文化大致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半坡是早期的代表;中期则以庙底沟文化为代表; 晚期的仰韶文化以山西芮城县西王村遗址上层为代表， 彩陶数量已经减少，带状网格纹成为基本图案。
中期的庙底沟文化是其时中华文化圈中最强势的存在。它不仅遍布整个黄河中游地区，在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文化和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中，其因素都有发现;它的影响，向西远抵青海， 西南则深入川西北， 向北越过河套，东南则进入苏北，几乎覆盖半个中华，为任何其他中华史前文化所不及。庙底沟的彩陶是其标志性器物， 在传播中携带了文化传统， 将广大区域居民的精神聚集到一起，标志着华夏历史上的文化大融合。
1999 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和河南省文物局先后七次对河南灵宝西坡进行考古发掘。在2004年至2006年的发掘中，更是发现了我国史前规模最大、建筑面积达五百一十六平方米的超大型房屋，说明聚落内部结构已由仰韶早期的向心式布局转变为开放式布局， 大型公共建筑和公共场所的出现， 昭示着仰韶文化晚期社会更趋复杂化。
虽然有数以千百计的仰韶文化遗址被发现发掘，但从总体看，不同地区的仰韶文化，在距今五千年以后，大致都演变成龙山文化， 而龙山文化正是夏商文明或曰华夏文明形成的基础。有一段时期，部分学者将仰韶文化认定为夏文化， 不过随着二里头等与夏文化更为贴近的遗址的发现， 这一观点就被放弃了。
关于仰韶文化的源头和中华文明的起源的考古研究， 经过西方学者的西来说到举世公认的本土说，从安志敏、夏鼐的中原中心说，到苏秉琦的满天星斗说和严文明、张光直的多元一体说， 一直与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息息相关。
三
一百年过去了， 对于仰韶文化———大约距今七千至五千年左右、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中心、吸收广阔地域的早期文化因素融合形成、自身演变脉络相当复杂、辐射广泛甚至可以说是同时期东亚地区规模最大人口最众的一支史前农业文化体系， 中国考古学界的新发现不断刷新世人对中华早期文明的认识。
仰韶初、早期农业稳步发展，推动了仰韶文化厚积薄发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它是黄河流域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结果。进入仰韶中晚期， 仰韶文化开始丰富化、复杂化。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淀下来的务实重农、兼收包容、尊重世俗等中原文化的基本品质，在这个时期得以完成。
仰韶文化社会复杂化的特点、发展模式，符合中原地区的生存条件、文化传统、社会背景， 其分布区域正是中原龙山文化和夏商周三代的地域舞台。可以说，是仰韶文化开启了中国早期文明化进程， 其文化特质被其后漫长的文明史继承和发展。
一条黄河，串联起仰韶文化———河南、陕西、山西、河北、甘肃、青海、湖北、宁夏。黄河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 全长五千四百六十五公里。时而温柔时而强悍的黄河，在历史中下游决口达千次之多，上古时期大禹治水，将高山劈开疏通河道，形成人门、鬼门和神門，三门峡即因此而得名，仰韶文化便位于三门峡的渑池县。
文化便位于三门峡的渑池县。西看黄河卷沙而来， 东送黄河水平稳入海。黄河沿岸，特别是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史前文化，遗址数量众多，仅河南就多达三千余处， 它们充分吸收了黄河上下游及南北邻近地区的文化因素。湖北枣阳雕龙碑、河南邓州八里岗、淅川龙山岗、南阳黄山遗址， 都发现了仰韶中晚期带先进木质推拉门的套间房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陕西高陵杨官寨仰韶中晚期聚落面积八十余万平方米，大型环壕、大片墓地、制陶作坊区规划显著， 中部发现大型池苑遗迹， 可为附近的排水设施提供一千立方米的储水空间。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晚期中心聚落的一座特大型复合体建筑，具有“前堂后室、东西厢房”独特结构，占地两百九十多平方米， 主室地面抗压强度相当于100号水泥， 出土重要公共用器， 显系殿堂。各地、各时期的仰韶文化，或正壮大，或已形成文化体系， 共同丰富着仰韶文化的社会历史内涵。
仰韶文化， 作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有着强大的辐射力、影响力。没有黄河文明的海纳百川，就不会有那些特色鲜明、线条流畅、色泽艳丽的彩陶的大范围传播;没有仰韶文化的吞吐八荒，就不会有华夏文明史的第一波艺术浪潮、第一次艺术高峰。
中华史前文化有多个文化圈， 仰韶文化圈与其他文化圈的互动从未停止， 而中华文明正是在这样的互动中逐渐出现的。
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明， 与长江文明一样， 与其他文明间隔着其时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与距离相对最近的印度文明之间， 也隔着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戈壁荒漠、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脉、印度洋和南中国海， 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都迢远艰难。这样的地理环境，使中华文明在大航海和工业化之前， 一直没有受到西方其他文明的入侵或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压力：波斯帝国只到达帕米尔高原，亚历山大止步于开伯尔山口， 阿拉伯帝国与唐朝也仅仅是在中亚偶然遭遇一次交战，帖木儿还来不及入侵明朝便已灭亡。伊斯兰的东扩止于西北， 基督教只在唐朝有过小范围的传播， 十字军东征则从未以中国为目标……中华文明并未因外来因素干扰而中断，始终保持着独立的延续和发展。
仰韶，在这部激越雄浑的乐章中，仿佛还能听到远古的呼喊，看到健疾的奔跑。仰韶，它打开了一径神秘幽深的隧道，隧道深处，是先祖们雄健的肌肤、刚硬的骨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