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年自称六一居士，是文学史上的一代宗师。他年幼家穷，靠母亲启蒙，抄书求学。天圣九年中进士，赴洛阳担任西京留守推官。他的顶头上司钱惟演是知名文人，对青年才俊格外宽厚，欧阳修在洛阳，与梅尧臣、尹洙、谢绛等人结为好友，衡文论道，“为歌诗相唱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宋史·欧阳修传》）。
　　欧阳修出仕之时，刘太后结束垂帘，仁宗亲政，天下翘望。因得罪太后被贬的范仲淹也被召回中枢担任司谏。欧阳修在《上范司谏书》中，表达了他对范仲淹的殷切期望。他指出，司谏虽然只有七品，却是政务关键，“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按宋代体制，庙堂之上，宰相与天子相可否；殿陛之前，谏官与天子争是非。欧阳修自己，也很快进入了谏官行列。
　　西京留守推官任满后，欧阳修经枢密使王曙推荐，召试学士院，任职馆阁校勘，进入宋朝的“第三梯队”。此时的欧阳修，锐气十足，先是高调批评御史中丞杜衍，指责他对石介得罪仁宗被贬一事默不作声；后又痛斥司谏高若讷，指责他对范仲淹得罪吕夷简被贬一事落井下石。范仲淹这次被贬，朝廷谏官多为范仲淹说话，惟有右司谏高若讷认为范仲淹是自取其辱，罪有应得。欧阳修在《与高司谏书》中，层层铺排对比，认定高若讷绝非君子，其操守还不如一个无才庸人，在其他谏官为范鸣冤被贬之后，“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如此直言不讳，好脾气的仁宗也发了火，以“恣陈讪上之言，显露朋比之迹”的罪名，把欧阳修贬到夷陵。
　　在夷陵，使欧阳修见识到基层官府的实际运作状况。据《能改斋漫录》记载，欧阳修以文章出名，见人却多谈吏事，张舜民不知其故，欧阳修对他道：“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贬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壮年未厌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也。无以遣日，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亲害义，无所不有。且以夷陵荒远偏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当时仰天誓心，自尔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余年，出入中外，忝尘三事，以此自将。今日以人望我，必为翰墨致身；以我自观，亮是当年一言之报也。”由此，奠定了他的管理思想基础。
　　经过夷陵的磨炼，欧阳修调移到乾德，官复旧职后，实任武成军（滑州）节度判官。其时，范仲淹出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奏请欧阳修为掌书记，而欧阳修坚辞，笑称“同其退不同其进”。后来他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庆历新政期间，欧阳修知谏院，对新政中的用人、按察、考核、磨勘多次上奏，以论事切直而著名。欧阳修认为，不材之人，为害深于赃吏，应当切实整顿吏治，淘汰年老、病患、赃污、不材四种冗官。朝廷的新政要形成雷霆之势，“使者四出而天下怵然，知朝廷有赏善罚恶之意，然后按文责实，甚恶者黜，有善者升，中材之人尽使警励”（《再论按察官吏状》）。欧阳修的敢言，得到仁宗的赞赏，说：“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在新政期间，他被提拔为右正言、知制诰、赐三品服，而且特旨免除选取知制诰的考试，“知公之文，有旨不试”。
　　就在新政推进之际，看不惯范仲淹改革的人抓住滕宗谅使用公使钱违规大做文章，罗织罪名，将其贬官岳州。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未能保全滕宗谅，新政受挫。关于新政人士结党的说法，使仁宗也不大放心。他曾经问范仲淹：“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回答说：在战场上，勇敢者自为一党，而怯敌者自为一党，在朝廷，邪正之党也一样，“惟圣心所察耳”。如果结党为善，又有何害？欧阳修为此，专门写了《朋党论》，公然承认君子也有朋党，要害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他说，“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进一步推论，则是小人无朋，君子有党。因为小人所好是利禄，所贪是财货，朋党不过是谋利工具，一旦利益关系发生变化，兄弟亲戚也不能相保。君子则不然，他们守的是道义，行的是忠信，看重的是名节。修身求同道相益，事国求同心共济。君主应该用君子的真朋党，去小人的伪朋党。尽管欧阳修说得理直气壮，然而，这种道理并不能完全说服仁宗皇帝。内侍蓝元震借机推波助澜，递上《论范仲淹等结党奏》，指斥范仲淹、欧阳修等“四贤”门下党羽已有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递相提挈，不过三二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挟恨报仇，何施不可？九重至深，万几至重，何由察知？”（《长编》庆历四年四月）虽然史书称“上终不之信也”，但毫无疑问，庆历新政失败的病根就在于此。随着范仲淹、富弼离开中枢，欧阳修也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出任河北都转运使，到苏舜钦奏邸案发，新政告一段落。
　　欧阳修不避同党之嫌，在范仲淹等人被排挤出中枢后，毅然上《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为他们辩诬。欧阳修反复说明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四人“可谓天下至公之贤”。他指出，这四位大臣都以忠直见称，绝不好权贪位，小人谗言，实为诬陷。正邪不两立，正人君子在朝则小人所忌，此数人罢免则群邪相贺。欧阳修以“士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谏”的态度，对宋仁宗毫不退让，做好了再次被贬的准备。但这次他没意料到，对手采取以个人品行抹黑的方法，抓住欧阳修妹妹的家庭变故和欧阳一个族侄的婚姻问题，攻击欧阳修不该抚养出非己族的外甥女并把这个外甥女嫁给自己一个远房侄子，处处影射欧阳修的人品有问题。天章阁待制赵概，为欧阳修鸣屈，上奏章称“不可以闺房暧昧之事”污蔑欧阳，并特别指出欧阳修待他“至薄”，素无往来，之所以为欧阳修说话，是“可惜朝廷大体”。尽管如此，欧阳修还是不明不白地受到牵连，降职为滁州知州。
　　经过滁州、扬州、颍州、应天府等地方任职，十年后欧阳修又回到汴京，判流内铨，即主管选人（宋代称非京官的地方九品以上官员为选人）的考核选调，决定选人能否进入京官行列。在群小攻击下，仁宗欲将欧阳修外放又止，最终让其担任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在错综复杂的官场纠纷中，让其主持重修《唐书》。
　　欧阳修喜欢向朝廷推荐人才，这段时间，他推荐过包拯、吕公著、王安石等人。但是，他也推荐过吕惠卿、章惇等人，还死守严防武人掌权的祖制，坚决反对提拔功劳卓著的武将狄青为枢密使，致使狄青郁郁不得志而终。 　　不过，真正考验欧阳修的管理难题，是嘉祐二年的科举主考。从宋初到仁宗时期，科举制度经过不断完善，已经有了一套较为严密的考试规则和防范制度，然而，应试者追求虚名的毛病一直存在。欧阳修作为主考，除继续细化防范作弊的各种规则外，重点在于如何选拔真正的人才。当时科举改革的焦点是怎样才能考出真实学问，戒绝轻浮浅薄之风。北宋流行的“太学体”，往往追求文章的险怪奇涩，而与人品修养无关。欧阳修对此极为痛恨，在他的主持下，虚名在外的士子均被淘汰，而录取的人物中包括曾巩、苏轼、苏辙等。史载：“先是，进士益相习为奇僻，钩章棘句，寖失浑淳，修深疾之，遂痛加裁抑，仍严禁挟书者。及试榜出，时所推誉，皆不在选。”（《长编》卷185，嘉祐二年正月）落榜的嚣薄之士，对欧阳修恨之入骨，乘欧阳修上朝之时围攻寻衅，巡逻街丁都制止不了。甚至有人匿名写《祭欧阳修文》诅咒，抛掷到他家。然而，欧阳修不为所动，坚持改革。从此以后，科举增加时务策成为定制。两年后欧阳修又任殿试详定官，继续“痛斥轻薄子，以除文章之害”。经过不断努力，“场屋之习，从此遂变”，科举指挥棒改变了社会上的学风。
　　嘉祐三年，欧阳修接替包拯，以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不久又转任提举在京诸司库务、充群牧使等多种官职，但此后他的主要精力放在重修《唐书》上面。到嘉祐五年，欧阳修拜枢密副使，转参知政事，进入宰执行列。在台谏弹劾宰执的官场纠纷中，欧阳修递札子向仁宗阐明自己的态度，主张尽早召回被贬的谏官，“斥逐谏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为国家之利”。他还特意告诫仁宗：“凡言拙而直，逆耳违意，初闻若可恶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顺，希旨合意，初闻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凡明言于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凡阴有奏陈而畏人知者，皆挟私之说也”（《论台谏官唐介等宜早牵复札子》）。在确立太子、仁宗去世后扶持英宗等方面，欧阳修发挥了重要作用。
　　英宗为仁宗之侄，生父是濮安懿王，他继承皇位后，如何称呼已经去世的生父，成为当时朝廷争论的重大问题，史称“濮议”。宰执代表韩琦和欧阳修认为，按照礼制，出继之子于所继、所生之父母都要尊崇，所以可尊濮王为皇考；而台谏代表司马光等人认为，按照礼制，国无二君，家无二尊，英宗皇位得自仁宗，不可尊濮王为皇考。最后取了一个折中方案，英宗对濮王称亲而不受尊号。台谏以所论不见听用而抗命，“缴纳御史敕告，家居待罪”。枢密使富弼则站在台谏一边。最后，这场争论以台谏被逐出朝廷而告终。司马光在这场争论中，又充当了当年范仲淹、欧阳修的角色。
　　在这种情况下，物议以台谏不胜为耻，欧阳修也数次上奏求退。恰逢欧阳修妻子薛氏的堂弟举人不当被罢免，抱怨欧阳修不施援手，传出“欧阳公有帏薄之丑”的谣言，称欧阳修与长媳关系暧昧。御史中丞彭思永及其属下蒋之奇据此弹劾欧阳修，即位不久的神宗先批评御史“大事不言，而抉人闺门之私”，后又发到枢密院查处，导致欧阳修一月内九次递札子请求查明真相，以正视听。最后，尽管贬黜了诬告者，但对欧阳修造成了巨大伤害，而且风言风语无法绝迹。在这种打击下，欧阳修坚辞朝职，以观文殿学士出知亳州，后又改知青州、蔡州。由于他不停上递辞呈，反复请求，最终于熙宁四年致仕，次年去世，谥文忠。著作有《欧阳文忠公文集》，经学著作《诗本义》，史学著作《新五代史》和《新唐书》的纪与志。
　　苏轼评价欧阳修说：“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宋史·欧阳修传》）他的文学地位无可置疑，然而他的从政经历却值得人们反思。以欧阳修的刚烈正直，以宋朝的政治宽松，却陷入了朋党之争和人事纠纷不能脱身，由此反映出儒家管理思想的某些缺陷，值得今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