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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具理论”是叶芝贯穿创作始终的思考和追求。该理论可以说是叶芝对现代抒情诗的一大贡献,其中展现了诗歌抒情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历程。本文将从叶芝“面具理论”的实践分析入手,阐述其创作与传统的浪漫主义诗歌的区别。
关键词:叶芝 “面具理论” 浪漫主义
中图分类号: I106.2 文献标识码:A
威·巴·叶芝是现代爱尔兰著名诗人兼剧作家,被美国诗人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作为西方文学从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时期的重要作家之一,他一生都在不断追求诗艺的革新,由他提出的“面具理论”,可以说是对现代抒情诗的一大贡献,其中展现了诗歌抒情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历程。
在创作早期,叶芝是一个彻底的浪漫主义者,然而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物质文明的畸形发展,严重的经济危机和人类渐趋异化的倾向已经瓦解了传统的价值观念,淹没了往日的情感世界。诗人如果仍然一味强调个人表现,沉湎于浪漫时代的伤感,就不能深刻反映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和时代,表现错综复杂的内心感受。此时唯有对诗歌抒情作重大的变革,才能走出自我宣泄式的文学表达和个人抒情的死胡同。在这次重大变革中,叶芝的“面具理论”及其实践是一个非常值得人们重视的范例。
叶芝对“面具理论”没有作过系统地阐述,都是散见于其各种著述中。关于“面具”,叶芝有时认为它代表的是虚伪的自我,与代表真诚自我的“脸”相对而言。但更多的时候,“面具”具有着叶芝赋予的特殊含义。面具是“另一个自我,即反自我,或者有人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之为正相对立的自我”;它“是我们所希望成为的意象,或我们所崇敬的意象”,“是出自其内在本质的一切的感情对立面”,是“热情所创造的一种形式”。“面具”是诗人情感的再创造,是想象的个性。“面具理论”的特征是诗人在抒情时隐去自我,淡化诗歌中诗人强烈的情感体验,从而揭示出自我的多重性和深刻性。在自我揭示的过程中,诗人的面目是模糊的,他不直接站出来说话,而是采用各种各样的角色来代言,通过他们的口表达自己的人生体悟和生活哲理。“面具”理论的实践,使叶芝的创作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区别于传统的浪漫主义诗歌。
一 使情感的抒发者与情感之间有了一定的距离
“在用英语写作的现代诗人中,叶芝大约是从他个人富有戏剧性的经历中挖掘得最多、最成功的一个人。”他“主要是个自传性诗人。他的作品基本上就是自我思想和经验的实录”。但叶芝在诗歌中使用了各式各样的面具后,诗歌从第一者的抒情变成了第三者的抒情,灵活多变的抒情视角打破了诗人自我抒情的单一向度,使情感的抒发者与情感之间有了一定的距离。根据英国心理学家布洛的“心理距离说”,人对艺术和现实审美活动的基本原则和特征就看能否保持适当的距离,文艺创作和欣赏的成功与否,也看能否把“距离的矛盾”安排妥当。如果人在审美活动和艺术创作中与对象距离太近,就容易引起实用功利目的,产生实际生活态度的反应,让实用动机压倒美感,失去真正的审美享受。如果距离太远,主体和对象之间建立不起相应的联系,缺乏统一的基础,照样无法产生审美感受。
用“心理距离说”来考察叶芝前后时代的诗歌,可以看到浪漫主义时代的诗歌是主体与对象距离太近的一种诗歌,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有些诗歌则是主体与对象距离过远。叶芝在诗歌中使用了自我的反面即“面具”之后,这些面具让读者在刻意营造的美的背后感觉到有一个真实的、具有日常生活某些特征的人存在。诗人、抒情主人公和所抒发的思想情感及人生哲理之间形成了一定的间离效果,使诗人、抒情主人公、读者三者之间的情感交流被阻隔,使诗人和读者能以清醒的头脑对诗歌所表现的内容进行理性的分析和判断。通过“面具”的非个性化手段,叶芝在诗歌中所创造的不是布景繁复和再现现实的人为世界,而是隔开一段距离的有其内在真实性的艺术世界。在《疯珍妮和主教》等系列诗作中,作为叙事者和抒情者的诗人被隐去,自我被客观化为他我,留下的是代言人对世界所进行的观察和评价。
二 使叶芝从对个人生活的揭示走向了人类整体生存状况的象征
“面具”所抒发的思想和情感有诗人自己的影子,但有时又不能跟诗人完全等同,有些东西超出了诗人的真实想法和想象,揭示了诗人的潜意识甚至触及到了大记忆和世界灵魂。运用各式各样的面具,叶芝展现了自我人格的各个方面,深刻地剖析和展现了多层次的自我。但叶芝很快就意识到:“种族比个人更重要”,“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大众的”。在思考自己如何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来对众人说话时,叶芝这位以艺术为宗教的诗人找到了一个有效的办法,那就是使用爱尔兰的普通民众、爱尔兰的首领与英雄来做自己的“面具”,不仅突显了爱尔兰独特的文化身份,诠释了爱尔兰的民族精神,还把这种精神升华到了一种哲理的高度。
叶芝反对创作中只描绘自己的情感世界,“只有理性能决定读者应在哪儿对一系列象征进行琢磨,如果象征纯粹是情感上的,他便从世界上偶然和必然的事件中来观察;如果象征也是理智的,他自己就成为纯理性的一部分,同这一连串的象征融合在一起。”这些都需要叶芝将个人和民族的经验进一步哲理化。为了实现自己的创作目标,避免对个人情感的过度迷狂和沉醉,叶芝在诗歌中带上了各种各样的“面具”。诗歌中有真实的个人经验和思想情感,在阅读诗歌时感觉到诗人在为自己说话,可以倾听到他最为熟谙的抒情的声音;但面具的相互叠加,产生了众人的形象,表达了众人的情感,形成了超越性的自我观照。诗歌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了面具后的思想和情感,并将这种思想和情感泛化为民族和时代的共同心声甚至推衍为大精神和大记忆,让人感觉到他也是在为整个人类说话。这样叶芝跳出了小我,开拓了视野、由内而外、由片面到全面,个人和民族的具体经验被上升到神话象征的层次。
三 使叶芝抽象的哲理得到了有质感的形象的支撑
浪漫主义的诗歌强调天才、灵感、自我等主观的作用,其中不乏抽象的雄辩、哀诉和教诲,语言模糊繁缛,意境迷离朦胧。深受浪漫主义影响的叶芝在开始他的创作不久,很快就意识到抽象的理论和观念是诗歌的敌人,为了让抽象的哲理有具体的形象作支撑,叶芝长期进行神秘主义试验,期待通过直觉和符号来感知世界。美国意象主义诗人为他的激情和思考寻找承载的具体形象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庞德,他反对把诗作为“情绪喷射器”,主张诗歌是由感性意象组成的人类情绪的方程式,坚持要叶芝把一切抽象的东西从诗里去掉,采用当代的“现实”素材和意象。在庞德的鼓舞下,叶芝进一步发展了他表现手法上的严谨性,采用精确的意象和明晰的语言来创作。
在诗歌里,叶芝将循环的历史理论,人类的个性分析、爱尔兰历史和现状等抽象理论运用面具和象征完美地呈现了出来。在叶芝的诗歌中,“面具”成了他所寻找的“客观对应物”。如《所罗门对示巴》、《贵妇的第一支歌》等,叶芝用所罗门、贵妇等作为“面具”,使其爱情观获得了表达的适当依托,作者得以摒弃浪漫主义的无病呻吟,走向了坚实和硬朗,走出了概念化和抽象化的死胡同。
四 使叶芝的诗歌从静态的抒情走向了动态的抒情
叶芝认为“倘若我们不能把自己想象为不同于我们实际的样子,并试图承担起那第二自我的话,我们就不能将一种准则加于我们自己,尽管我们能够接受来自别人的一种准则。因而积极的美德,与对一种流行规则相区别,就是戏剧性的,有意识地戏剧性的,是戴上面具”。这里的“流行规则”,让我们很容易就想起了浪漫主义的抒情方式。叶芝的创作是一种文本互涉的互文性创作,其戏剧中具有诗歌的韵味和意境,而其诗歌中却有着戏剧的动作和交流。叶芝的创作由于面具的使用,他把自己藏匿在诗句的背后,不断变换面具和语气,这样抒情者大多是戏剧性人物,与直抒胸臆的作者本人已有很大的区别,诗歌有着浓郁的戏剧化色彩。
苏格拉底认为 “一切真理以及人们对于真理的思考都具有对话的本质”,在叶芝的诗歌创作中也能够体会得出来。在叶芝的诗艺探索之中,他认识到“我们在和别人争论时,产生的是雄辩,在和自己争论时,产生的是诗。”这种内心深处的对话与苏格拉底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英雄、姑娘和傻瓜》一诗把英雄和姑娘安排在一场“形而上”的争吵之中,傻瓜则在一旁抒发感想,几个人物的观点似乎都与叶芝有关。运用面具,叶芝在其诗歌中自觉消除了自己作为诗人的优势视野,既避免了欺骗,又使我们能在争辩和动态中获得对人性与世界的深刻洞察。
五 使叶芝一生各种各样的矛盾最后被锤炼统一为一个艺术整体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自古希腊赫拉克利特时代始,处于支配地位的一直是二元对立的思维特征。在二元对立的世界中,浪漫主义具有否定现实、逃避现实、遁入彼岸世界的倾向。这样的尖锐对立和割裂一直困扰着叶芝。叶芝服膺布莱克“没有对立就没有进步”的观点,认为“艺术的高贵存在于对立面的中和”。为了让生活和思想上的矛盾都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叶芝经常写一些具有对照作用的诗篇。如《快乐的牧羊人之歌》与《悲哀的牧人》,《和平的玫瑰》和《战斗的玫瑰》等,运用面具将生活与自我的不同侧面在诗歌中比较完整地表现出来。叶芝艺术理论中始终渗透着真正的辩证法和派生的黑格尔学说,其对立统一被罗森塔尔称之为“人的双重意识原则”。这种双重甚至多重的意识原则使叶芝的个性逐步在走向自我完善。
叶芝所面对的是一个“万物崩散,中心难再维系”的世界。他认为“在我们的诗歌里,对断片式的美感或分裂的思想的吸收,已经剥夺了我们将巨大的材料塑造成型的能力”。叶芝追求统一和秩序,致力于“心灵的重新整合”。在“面具”这一统辖意象的约束下,诗人将传统与现代、艺术与政治、信仰与智慧等各种对立面和世界的破碎在想象的秩序和逻辑中结合成了统一的一个整体,文学形式、哲学思想和民族信念三大兴趣被完美地熔铸入其不朽的诗歌创作中,从而避免了现代社会中人格的分裂和人性的破碎。通过实践“面具理论”,叶芝走向了存在的统一这个人格和人类文明的完美境界。
在人性被极度异化的现代西方文明中,叶芝“用抒情来维系个人内心中残剩的情感和尊严”。所以“国外的批评家常常称他为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一位抒情诗人。”叶芝坚持浪漫主义诗歌的力量,却反对像浪漫主义者一样直接表达。通过运用面具,叶芝在其诗歌创作中完成了对浪漫主义的扬弃,这使叶芝既完善了自我的个性,又维系了与爱尔兰文化和民众的联系,还揭示了世界灵魂的深层内涵,使其诗歌具有了史诗的性质。 “面具理论”可以说是叶芝对现代抒情诗的一大贡献,其中展现了诗歌抒情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历程。
参考文献:
[1] 叶芝,傅浩译:《叶芝诗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2] 叶芝,王家新编选:《叶芝文集》,东方出版社,1996年。
[3] 叶芝,西蒙译:《幻象》,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
[4] 傅浩:《叶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5] 什科洛夫斯基等,方珊等译:《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三联书店,1989年。
[6] 裘小龙:《译本前言》,叶芝,裘小龙译:《丽达与天鹅》,漓江出版社,1987年。
[7] 艾布拉姆斯,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镜与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8] 埃德蒙·威尔逊,黄念欣译:《阿克瑟尔的城堡》,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9] 朱立元、李钧:《20世纪西方文论选》(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10] 叶芝,傅浩译:《叶芝诗集》(中),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11] 林骧华:《外国学术名著精华辞典》(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12] 让·贝西埃等,史忠义译:《诗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
[13]叶芝,裘小龙译:《抒情诗人叶芝诗选》,裘小龙:《译本前言》,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
作者简介:何林,男,1970—,贵州三穗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欧美文学和比较文学,工作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叶芝 “面具理论” 浪漫主义
中图分类号: I106.2 文献标识码:A
威·巴·叶芝是现代爱尔兰著名诗人兼剧作家,被美国诗人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作为西方文学从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时期的重要作家之一,他一生都在不断追求诗艺的革新,由他提出的“面具理论”,可以说是对现代抒情诗的一大贡献,其中展现了诗歌抒情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历程。
在创作早期,叶芝是一个彻底的浪漫主义者,然而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物质文明的畸形发展,严重的经济危机和人类渐趋异化的倾向已经瓦解了传统的价值观念,淹没了往日的情感世界。诗人如果仍然一味强调个人表现,沉湎于浪漫时代的伤感,就不能深刻反映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和时代,表现错综复杂的内心感受。此时唯有对诗歌抒情作重大的变革,才能走出自我宣泄式的文学表达和个人抒情的死胡同。在这次重大变革中,叶芝的“面具理论”及其实践是一个非常值得人们重视的范例。
叶芝对“面具理论”没有作过系统地阐述,都是散见于其各种著述中。关于“面具”,叶芝有时认为它代表的是虚伪的自我,与代表真诚自我的“脸”相对而言。但更多的时候,“面具”具有着叶芝赋予的特殊含义。面具是“另一个自我,即反自我,或者有人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之为正相对立的自我”;它“是我们所希望成为的意象,或我们所崇敬的意象”,“是出自其内在本质的一切的感情对立面”,是“热情所创造的一种形式”。“面具”是诗人情感的再创造,是想象的个性。“面具理论”的特征是诗人在抒情时隐去自我,淡化诗歌中诗人强烈的情感体验,从而揭示出自我的多重性和深刻性。在自我揭示的过程中,诗人的面目是模糊的,他不直接站出来说话,而是采用各种各样的角色来代言,通过他们的口表达自己的人生体悟和生活哲理。“面具”理论的实践,使叶芝的创作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区别于传统的浪漫主义诗歌。
一 使情感的抒发者与情感之间有了一定的距离
“在用英语写作的现代诗人中,叶芝大约是从他个人富有戏剧性的经历中挖掘得最多、最成功的一个人。”他“主要是个自传性诗人。他的作品基本上就是自我思想和经验的实录”。但叶芝在诗歌中使用了各式各样的面具后,诗歌从第一者的抒情变成了第三者的抒情,灵活多变的抒情视角打破了诗人自我抒情的单一向度,使情感的抒发者与情感之间有了一定的距离。根据英国心理学家布洛的“心理距离说”,人对艺术和现实审美活动的基本原则和特征就看能否保持适当的距离,文艺创作和欣赏的成功与否,也看能否把“距离的矛盾”安排妥当。如果人在审美活动和艺术创作中与对象距离太近,就容易引起实用功利目的,产生实际生活态度的反应,让实用动机压倒美感,失去真正的审美享受。如果距离太远,主体和对象之间建立不起相应的联系,缺乏统一的基础,照样无法产生审美感受。
用“心理距离说”来考察叶芝前后时代的诗歌,可以看到浪漫主义时代的诗歌是主体与对象距离太近的一种诗歌,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有些诗歌则是主体与对象距离过远。叶芝在诗歌中使用了自我的反面即“面具”之后,这些面具让读者在刻意营造的美的背后感觉到有一个真实的、具有日常生活某些特征的人存在。诗人、抒情主人公和所抒发的思想情感及人生哲理之间形成了一定的间离效果,使诗人、抒情主人公、读者三者之间的情感交流被阻隔,使诗人和读者能以清醒的头脑对诗歌所表现的内容进行理性的分析和判断。通过“面具”的非个性化手段,叶芝在诗歌中所创造的不是布景繁复和再现现实的人为世界,而是隔开一段距离的有其内在真实性的艺术世界。在《疯珍妮和主教》等系列诗作中,作为叙事者和抒情者的诗人被隐去,自我被客观化为他我,留下的是代言人对世界所进行的观察和评价。
二 使叶芝从对个人生活的揭示走向了人类整体生存状况的象征
“面具”所抒发的思想和情感有诗人自己的影子,但有时又不能跟诗人完全等同,有些东西超出了诗人的真实想法和想象,揭示了诗人的潜意识甚至触及到了大记忆和世界灵魂。运用各式各样的面具,叶芝展现了自我人格的各个方面,深刻地剖析和展现了多层次的自我。但叶芝很快就意识到:“种族比个人更重要”,“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大众的”。在思考自己如何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来对众人说话时,叶芝这位以艺术为宗教的诗人找到了一个有效的办法,那就是使用爱尔兰的普通民众、爱尔兰的首领与英雄来做自己的“面具”,不仅突显了爱尔兰独特的文化身份,诠释了爱尔兰的民族精神,还把这种精神升华到了一种哲理的高度。
叶芝反对创作中只描绘自己的情感世界,“只有理性能决定读者应在哪儿对一系列象征进行琢磨,如果象征纯粹是情感上的,他便从世界上偶然和必然的事件中来观察;如果象征也是理智的,他自己就成为纯理性的一部分,同这一连串的象征融合在一起。”这些都需要叶芝将个人和民族的经验进一步哲理化。为了实现自己的创作目标,避免对个人情感的过度迷狂和沉醉,叶芝在诗歌中带上了各种各样的“面具”。诗歌中有真实的个人经验和思想情感,在阅读诗歌时感觉到诗人在为自己说话,可以倾听到他最为熟谙的抒情的声音;但面具的相互叠加,产生了众人的形象,表达了众人的情感,形成了超越性的自我观照。诗歌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了面具后的思想和情感,并将这种思想和情感泛化为民族和时代的共同心声甚至推衍为大精神和大记忆,让人感觉到他也是在为整个人类说话。这样叶芝跳出了小我,开拓了视野、由内而外、由片面到全面,个人和民族的具体经验被上升到神话象征的层次。
三 使叶芝抽象的哲理得到了有质感的形象的支撑
浪漫主义的诗歌强调天才、灵感、自我等主观的作用,其中不乏抽象的雄辩、哀诉和教诲,语言模糊繁缛,意境迷离朦胧。深受浪漫主义影响的叶芝在开始他的创作不久,很快就意识到抽象的理论和观念是诗歌的敌人,为了让抽象的哲理有具体的形象作支撑,叶芝长期进行神秘主义试验,期待通过直觉和符号来感知世界。美国意象主义诗人为他的激情和思考寻找承载的具体形象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庞德,他反对把诗作为“情绪喷射器”,主张诗歌是由感性意象组成的人类情绪的方程式,坚持要叶芝把一切抽象的东西从诗里去掉,采用当代的“现实”素材和意象。在庞德的鼓舞下,叶芝进一步发展了他表现手法上的严谨性,采用精确的意象和明晰的语言来创作。
在诗歌里,叶芝将循环的历史理论,人类的个性分析、爱尔兰历史和现状等抽象理论运用面具和象征完美地呈现了出来。在叶芝的诗歌中,“面具”成了他所寻找的“客观对应物”。如《所罗门对示巴》、《贵妇的第一支歌》等,叶芝用所罗门、贵妇等作为“面具”,使其爱情观获得了表达的适当依托,作者得以摒弃浪漫主义的无病呻吟,走向了坚实和硬朗,走出了概念化和抽象化的死胡同。
四 使叶芝的诗歌从静态的抒情走向了动态的抒情
叶芝认为“倘若我们不能把自己想象为不同于我们实际的样子,并试图承担起那第二自我的话,我们就不能将一种准则加于我们自己,尽管我们能够接受来自别人的一种准则。因而积极的美德,与对一种流行规则相区别,就是戏剧性的,有意识地戏剧性的,是戴上面具”。这里的“流行规则”,让我们很容易就想起了浪漫主义的抒情方式。叶芝的创作是一种文本互涉的互文性创作,其戏剧中具有诗歌的韵味和意境,而其诗歌中却有着戏剧的动作和交流。叶芝的创作由于面具的使用,他把自己藏匿在诗句的背后,不断变换面具和语气,这样抒情者大多是戏剧性人物,与直抒胸臆的作者本人已有很大的区别,诗歌有着浓郁的戏剧化色彩。
苏格拉底认为 “一切真理以及人们对于真理的思考都具有对话的本质”,在叶芝的诗歌创作中也能够体会得出来。在叶芝的诗艺探索之中,他认识到“我们在和别人争论时,产生的是雄辩,在和自己争论时,产生的是诗。”这种内心深处的对话与苏格拉底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英雄、姑娘和傻瓜》一诗把英雄和姑娘安排在一场“形而上”的争吵之中,傻瓜则在一旁抒发感想,几个人物的观点似乎都与叶芝有关。运用面具,叶芝在其诗歌中自觉消除了自己作为诗人的优势视野,既避免了欺骗,又使我们能在争辩和动态中获得对人性与世界的深刻洞察。
五 使叶芝一生各种各样的矛盾最后被锤炼统一为一个艺术整体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自古希腊赫拉克利特时代始,处于支配地位的一直是二元对立的思维特征。在二元对立的世界中,浪漫主义具有否定现实、逃避现实、遁入彼岸世界的倾向。这样的尖锐对立和割裂一直困扰着叶芝。叶芝服膺布莱克“没有对立就没有进步”的观点,认为“艺术的高贵存在于对立面的中和”。为了让生活和思想上的矛盾都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叶芝经常写一些具有对照作用的诗篇。如《快乐的牧羊人之歌》与《悲哀的牧人》,《和平的玫瑰》和《战斗的玫瑰》等,运用面具将生活与自我的不同侧面在诗歌中比较完整地表现出来。叶芝艺术理论中始终渗透着真正的辩证法和派生的黑格尔学说,其对立统一被罗森塔尔称之为“人的双重意识原则”。这种双重甚至多重的意识原则使叶芝的个性逐步在走向自我完善。
叶芝所面对的是一个“万物崩散,中心难再维系”的世界。他认为“在我们的诗歌里,对断片式的美感或分裂的思想的吸收,已经剥夺了我们将巨大的材料塑造成型的能力”。叶芝追求统一和秩序,致力于“心灵的重新整合”。在“面具”这一统辖意象的约束下,诗人将传统与现代、艺术与政治、信仰与智慧等各种对立面和世界的破碎在想象的秩序和逻辑中结合成了统一的一个整体,文学形式、哲学思想和民族信念三大兴趣被完美地熔铸入其不朽的诗歌创作中,从而避免了现代社会中人格的分裂和人性的破碎。通过实践“面具理论”,叶芝走向了存在的统一这个人格和人类文明的完美境界。
在人性被极度异化的现代西方文明中,叶芝“用抒情来维系个人内心中残剩的情感和尊严”。所以“国外的批评家常常称他为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一位抒情诗人。”叶芝坚持浪漫主义诗歌的力量,却反对像浪漫主义者一样直接表达。通过运用面具,叶芝在其诗歌创作中完成了对浪漫主义的扬弃,这使叶芝既完善了自我的个性,又维系了与爱尔兰文化和民众的联系,还揭示了世界灵魂的深层内涵,使其诗歌具有了史诗的性质。 “面具理论”可以说是叶芝对现代抒情诗的一大贡献,其中展现了诗歌抒情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历程。
参考文献:
[1] 叶芝,傅浩译:《叶芝诗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2] 叶芝,王家新编选:《叶芝文集》,东方出版社,1996年。
[3] 叶芝,西蒙译:《幻象》,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
[4] 傅浩:《叶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5] 什科洛夫斯基等,方珊等译:《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三联书店,1989年。
[6] 裘小龙:《译本前言》,叶芝,裘小龙译:《丽达与天鹅》,漓江出版社,1987年。
[7] 艾布拉姆斯,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镜与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8] 埃德蒙·威尔逊,黄念欣译:《阿克瑟尔的城堡》,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9] 朱立元、李钧:《20世纪西方文论选》(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10] 叶芝,傅浩译:《叶芝诗集》(中),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11] 林骧华:《外国学术名著精华辞典》(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12] 让·贝西埃等,史忠义译:《诗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
[13]叶芝,裘小龙译:《抒情诗人叶芝诗选》,裘小龙:《译本前言》,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
作者简介:何林,男,1970—,贵州三穗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欧美文学和比较文学,工作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