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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的档案解密，这对关心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来说，是走出迷雾，是云散日出，是历史的天空豁然开朗了。
面对档案的印象
这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选的文献档案。编者说：这些材料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其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脉络，而且还可以了解其领导人对中国各军事、政治集团和重要人物的态度和策略……
编者说：积极开发和利用这些档案材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面对数量浩瀚的解密材料，我首先打开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这一部分的第6卷。这只是冰山的一角，仅涉《1927年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计605页(其中正文与附录约各占一半；正文除小部分已披露，有将近200页的内容是第一次公诸于世)。
1927年是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转折点，国际共运领导层也特别关注。当年在莫斯科的政治舞台上，中国革命成了中心议题。档案反映了以斯大林、布哈林为首的主流派与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反对派之间的论争。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是这场论争的焦点人物。
档案记录的主要是这四五个人的报告、发言稿、文稿以及会议记录，从中我得出这样一些印象：
一、他们都对中国革命非常关注，都表现出了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不论他们的观点是否正确，这种精神都是一致的。如斯大林草拟的发给全国宣传员的宣传提纲，题目就是《中国革命问题》。布哈林4月19日给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所作的报告，也是《中国革命问题》。其第七部分是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临时补充写的。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所作的主题报告，全部谈中国问题。托洛茨基在会上作了45分钟的大会发言，兴犹未尽，全部是讲中国问题。总之，共产国际对推进世界革命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是极为明确的。
二、这些领导人个个长篇大论，甲乙丙丁，ABCD。对这样重要的政治文献，译者直译，句式长，是力求不伤原意吧。行文是大政治家的语言，高屋建瓴，而又力求鞭辟入里，可见他们对研究中国问题是花了大功夫的。
三、彼此之间坦诚相对，各抒己见。有相互的责难，甚至讽刺挖苦，大有剑拔弩张之势，这说明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年代苏联还有民主的空气。这时虽已有整肃的端倪，毕竟血腥的大清洗尚未到来，所以还没有出现赫鲁晓夫后来称斯大林是“生身的父亲”那种奴隶主义的政治氛围。
论争的实质和结论
1927年4月12日对中国革命是一个血腥的日子，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口号声中倒在血泊中。这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当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大的事件。
从档案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斯大林在4月21日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发出的宣传提纲中，对中国政治形势、各阶级的力量和关系有极详细的分析，提纲的最后他写道：“大家知道，联共(布)中央认为必须执行把(中国)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部的路线，使左派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和国民政府内密切合作，使国民党的统一巩固起来……同时揭露并孤立国民党右派，使之服从国民党的纪律。”这和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岂不是相距十万八千里!斯大林还写道：“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没有右派的国民党，作为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联盟的国民党手中。”“……由此可见，左派和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部密切合作的政策，在现阶段具有特殊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背叛革命之后，斯大林强调不可反对武汉政府，他说：“因为现时在这个地区内，除了革命的国民党政权而外，并没有其他政权。”形势的发展是宁汉合流，这又立即推翻了他的论断。斯大林以这种右倾思想通过共产国际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可谓一错再错。
斯大林这篇发表在1927年4月21日《真理报》上的文件最后说：“反对派认为共产党最好退出国民党……退出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退出战场……主张共产党在目前退出国民党是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敌人的!”这首先是针对陈独秀讲的。因为陈独秀一直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
中国形势的发展，不是彻底推翻了斯大林的观点吗?可是他们不承认这一点。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大会的总结发言中为之辩解。他说：“这能证明我们党执行错误的方针吗?绝对不能。失败的实际原因是社会力量的构成和这一发展阶段具体的运动。是蒋介石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手段。”陈独秀在后来的公开信中，针锋相对地指出：“我坚决的认为，中国革命过去的失败，客观上的原因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党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即对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政策的错误。”他认为：“正确的政策固然不是胜利的唯一保证，而错误的政策确是失败的主要保证!”
布哈林说：“托洛茨基不理解，一个时期的口号和指示，在一个时期是正确的，但在另一个时期是错误的。”他说：“实际上问题是这样，过去我们向蒋介石提供武器(陈独秀曾向苏联申请以五千支枪武装工农，没有得到同意)，现在有谁还会同意这样做呢!”这难免让人想到，在“四一二”大屠杀中，有多少革命同志是死于斯大林提供的枪弹呢!这叫人不寒而栗。
同时，反对派则提出了针锋相对的看法。托洛茨基针对斯大林的《提纲》在5月7日撰写了《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大纲》，计一万六千言。他一开始就说：“中央对斯大林的《提纲》并未讨论(却以中央的名义发出)。其错误是头脚颠倒，尾巴主义的精神表现得照耀如明，如对此提纲的错误，不指出来实为莫大的罪恶。”他说：“中国革命4月的失败，不仅是机会主义路线的破产，同时也是官僚主义指导方针的失败。”他说：“中国共产党所有的路线出自第三国际，假如这一错误不公开地解释出来，4月事变的一幕将要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重演。”他说：“中国共产党照从前一样，成为服从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作一个无力的陪客，加入资产阶级组成的国民党政府，那就应直截了当地说，在中国现在还不是组织共产党的时期。”他指出：“斯大林在1925年曾称国民党是‘工农政党’!(见《列宁主义问题》第264页)这个定义，可以说和马克思主义完全不符合。这种观察是绝对错误的。”他指出：“关于武汉政府，人们从斯大林处听到的是‘革命中心’，是‘唯一政权’，同时在党的大会上，替冯玉祥大吹大擂，什么‘工人出身’、‘有希望的革命者’、‘稳健可靠的人’等等。重复过去的错误。武汉政府的领袖们，肯定要向右转，而与地主、资产阶级妥协。”“依照这个路线走下去，那于苏联和国际将有莫大危险，对此默而不言，即是共产主义的叛贼。”全文五十小节，不须多引了。
同属反对派的季诺维也夫更早在4月 5日(“四一二”的前七天)上书中央政治局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中指出：“……孙中山是一个正直的民主主义者和被剥削群众的真诚朋友。但是，他自己的学说中仍然赋予工人阶级一个很不重要的地位，早先的美国总统林肯是他的理想，(他结合中国情况，对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有了发展)……到他生命的最后两年，才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越来越注意工人运动，并且确信，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将越来越起巨大作用。”
他在谈到蒋介石时说：“……元帅的权杖作用是非常大的，但是它恰恰是不可靠的。国民军的指挥员大都是资产阶级和地主，相当数量不久前还站在北方(指军阀)那一面，共产党人在军队中人很少，总司令蒋介石是右派，即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分子，已证明是无产阶级的敌人，是背叛中国革命的人。”(这和斯大林的分析相反)“民国政府直到最近都是这些将军手里的工具……蒋介石和其他将军手里的权力是无限的……”
季诺维也夫说：“如果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议会(斯大林强调这一点，甚至说我们不能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丢掉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这个议会里，在政治上、组织上不能享有完全的独立性?”
他提出：“立即宣布和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地和绝对地对国民党的独立性。”要“发表宣言，散发传单，向人民说明其理由”。
揆诸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一争论的是非曲直，早由历史老人公决。只是这些档案，向我们更清晰地说明，右倾机会主义源于何处。
作为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听命于莫斯科的主流派。但是反对派又拥有真理，陈独秀作为中共的总书记，虽然思想不通还是不得不执行国际的指示，居于矛盾漩涡中的他处境困难。
托洛茨基在国际执委会的发言中，点了陈独秀的名，他说：“我们要对中国共产党党员说，陈独秀纲领，是确实的、最迅速的走向毁灭的道路，可这种危险，只有通过消灭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蒋介石来结束它。”对托洛茨基的批评，陈独秀当时是怎么想的呢?后来他在公开信中的第一句就说：“从1920年(党的一大在1921年)创立本党以来，忠实地执行了国际领导者斯大林等的机会主义的政策，使中国革命遭到了可耻的悲惨失败。虽夙夜劳动而功不补过。”他完全接受托洛茨基的批评。他是在服从组织的前提下，率先对斯大林说“不”的，他最终写出《告全党同志书》，既作自我批评，又揭发了国际的问题。后果可想而知：被解除总书记职务，继而被开除党籍。
苏联反对派无立足之地
1927年，对中国来说是历史的转折。由于中国问题，对苏联、对国际也是关键性的一年。档案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信息：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建党原则，已开始向“专制独裁”演变。这在对中国问题的论争中已见端倪。这时共产国际的执委会上，讨论时虽说还可以相互诘难，但是季诺维也夫的文章却未能面世，而且连档案中也没有留下来，而是几十年后从西德发现的。后来陈独秀的公开信也被认为是反党文件，遭遇相似的命运，后来还是从敌档中找到的。
1927年，莫斯科上层对中国问题的争论，不过是国际共运的一个插曲。这时已见端倪的社会逆转，很快到来了。许多革命家(包括季诺维也夫还有布哈林)在1934年前后，一批又一批被杀害，托洛茨基逃往国外，辗转一些国家，最终还是在墨西哥被暗杀。
1927年，对中国问题进行争论的这一出戏剧的苏联主角，得以善终者仅斯大林一人而已。
而论争的中国主角陈独秀则因为他的《告全党同志书》被蒋介石认定为“真共产党”，悬赏3万，重点追捕，而后长期关押。被捕前，他拒绝前往苏联学习(前去的各国党的领导同志多数被杀害)。历史往往充满讽刺意味，南京的老虎桥监狱反而使陈独秀意外地避开了国际共运的腥风血雨，居于风口浪尖的他居然幸存了下来。
面对档案的印象
这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选的文献档案。编者说：这些材料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其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脉络，而且还可以了解其领导人对中国各军事、政治集团和重要人物的态度和策略……
编者说：积极开发和利用这些档案材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面对数量浩瀚的解密材料，我首先打开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这一部分的第6卷。这只是冰山的一角，仅涉《1927年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计605页(其中正文与附录约各占一半；正文除小部分已披露，有将近200页的内容是第一次公诸于世)。
1927年是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转折点，国际共运领导层也特别关注。当年在莫斯科的政治舞台上，中国革命成了中心议题。档案反映了以斯大林、布哈林为首的主流派与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反对派之间的论争。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是这场论争的焦点人物。
档案记录的主要是这四五个人的报告、发言稿、文稿以及会议记录，从中我得出这样一些印象：
一、他们都对中国革命非常关注，都表现出了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不论他们的观点是否正确，这种精神都是一致的。如斯大林草拟的发给全国宣传员的宣传提纲，题目就是《中国革命问题》。布哈林4月19日给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所作的报告，也是《中国革命问题》。其第七部分是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临时补充写的。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所作的主题报告，全部谈中国问题。托洛茨基在会上作了45分钟的大会发言，兴犹未尽，全部是讲中国问题。总之，共产国际对推进世界革命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是极为明确的。
二、这些领导人个个长篇大论，甲乙丙丁，ABCD。对这样重要的政治文献，译者直译，句式长，是力求不伤原意吧。行文是大政治家的语言，高屋建瓴，而又力求鞭辟入里，可见他们对研究中国问题是花了大功夫的。
三、彼此之间坦诚相对，各抒己见。有相互的责难，甚至讽刺挖苦，大有剑拔弩张之势，这说明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年代苏联还有民主的空气。这时虽已有整肃的端倪，毕竟血腥的大清洗尚未到来，所以还没有出现赫鲁晓夫后来称斯大林是“生身的父亲”那种奴隶主义的政治氛围。
论争的实质和结论
1927年4月12日对中国革命是一个血腥的日子，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口号声中倒在血泊中。这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当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大的事件。
从档案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斯大林在4月21日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发出的宣传提纲中，对中国政治形势、各阶级的力量和关系有极详细的分析，提纲的最后他写道：“大家知道，联共(布)中央认为必须执行把(中国)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部的路线，使左派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和国民政府内密切合作，使国民党的统一巩固起来……同时揭露并孤立国民党右派，使之服从国民党的纪律。”这和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岂不是相距十万八千里!斯大林还写道：“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没有右派的国民党，作为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联盟的国民党手中。”“……由此可见，左派和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部密切合作的政策，在现阶段具有特殊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背叛革命之后，斯大林强调不可反对武汉政府，他说：“因为现时在这个地区内，除了革命的国民党政权而外，并没有其他政权。”形势的发展是宁汉合流，这又立即推翻了他的论断。斯大林以这种右倾思想通过共产国际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可谓一错再错。
斯大林这篇发表在1927年4月21日《真理报》上的文件最后说：“反对派认为共产党最好退出国民党……退出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退出战场……主张共产党在目前退出国民党是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敌人的!”这首先是针对陈独秀讲的。因为陈独秀一直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
中国形势的发展，不是彻底推翻了斯大林的观点吗?可是他们不承认这一点。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大会的总结发言中为之辩解。他说：“这能证明我们党执行错误的方针吗?绝对不能。失败的实际原因是社会力量的构成和这一发展阶段具体的运动。是蒋介石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手段。”陈独秀在后来的公开信中，针锋相对地指出：“我坚决的认为，中国革命过去的失败，客观上的原因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党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即对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政策的错误。”他认为：“正确的政策固然不是胜利的唯一保证，而错误的政策确是失败的主要保证!”
布哈林说：“托洛茨基不理解，一个时期的口号和指示，在一个时期是正确的，但在另一个时期是错误的。”他说：“实际上问题是这样，过去我们向蒋介石提供武器(陈独秀曾向苏联申请以五千支枪武装工农，没有得到同意)，现在有谁还会同意这样做呢!”这难免让人想到，在“四一二”大屠杀中，有多少革命同志是死于斯大林提供的枪弹呢!这叫人不寒而栗。
同时，反对派则提出了针锋相对的看法。托洛茨基针对斯大林的《提纲》在5月7日撰写了《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大纲》，计一万六千言。他一开始就说：“中央对斯大林的《提纲》并未讨论(却以中央的名义发出)。其错误是头脚颠倒，尾巴主义的精神表现得照耀如明，如对此提纲的错误，不指出来实为莫大的罪恶。”他说：“中国革命4月的失败，不仅是机会主义路线的破产，同时也是官僚主义指导方针的失败。”他说：“中国共产党所有的路线出自第三国际，假如这一错误不公开地解释出来，4月事变的一幕将要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重演。”他说：“中国共产党照从前一样，成为服从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作一个无力的陪客，加入资产阶级组成的国民党政府，那就应直截了当地说，在中国现在还不是组织共产党的时期。”他指出：“斯大林在1925年曾称国民党是‘工农政党’!(见《列宁主义问题》第264页)这个定义，可以说和马克思主义完全不符合。这种观察是绝对错误的。”他指出：“关于武汉政府，人们从斯大林处听到的是‘革命中心’，是‘唯一政权’，同时在党的大会上，替冯玉祥大吹大擂，什么‘工人出身’、‘有希望的革命者’、‘稳健可靠的人’等等。重复过去的错误。武汉政府的领袖们，肯定要向右转，而与地主、资产阶级妥协。”“依照这个路线走下去，那于苏联和国际将有莫大危险，对此默而不言，即是共产主义的叛贼。”全文五十小节，不须多引了。
同属反对派的季诺维也夫更早在4月 5日(“四一二”的前七天)上书中央政治局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中指出：“……孙中山是一个正直的民主主义者和被剥削群众的真诚朋友。但是，他自己的学说中仍然赋予工人阶级一个很不重要的地位，早先的美国总统林肯是他的理想，(他结合中国情况，对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有了发展)……到他生命的最后两年，才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越来越注意工人运动，并且确信，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将越来越起巨大作用。”
他在谈到蒋介石时说：“……元帅的权杖作用是非常大的，但是它恰恰是不可靠的。国民军的指挥员大都是资产阶级和地主，相当数量不久前还站在北方(指军阀)那一面，共产党人在军队中人很少，总司令蒋介石是右派，即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分子，已证明是无产阶级的敌人，是背叛中国革命的人。”(这和斯大林的分析相反)“民国政府直到最近都是这些将军手里的工具……蒋介石和其他将军手里的权力是无限的……”
季诺维也夫说：“如果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议会(斯大林强调这一点，甚至说我们不能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丢掉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这个议会里，在政治上、组织上不能享有完全的独立性?”
他提出：“立即宣布和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地和绝对地对国民党的独立性。”要“发表宣言，散发传单，向人民说明其理由”。
揆诸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一争论的是非曲直，早由历史老人公决。只是这些档案，向我们更清晰地说明，右倾机会主义源于何处。
作为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听命于莫斯科的主流派。但是反对派又拥有真理，陈独秀作为中共的总书记，虽然思想不通还是不得不执行国际的指示，居于矛盾漩涡中的他处境困难。
托洛茨基在国际执委会的发言中，点了陈独秀的名，他说：“我们要对中国共产党党员说，陈独秀纲领，是确实的、最迅速的走向毁灭的道路，可这种危险，只有通过消灭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蒋介石来结束它。”对托洛茨基的批评，陈独秀当时是怎么想的呢?后来他在公开信中的第一句就说：“从1920年(党的一大在1921年)创立本党以来，忠实地执行了国际领导者斯大林等的机会主义的政策，使中国革命遭到了可耻的悲惨失败。虽夙夜劳动而功不补过。”他完全接受托洛茨基的批评。他是在服从组织的前提下，率先对斯大林说“不”的，他最终写出《告全党同志书》，既作自我批评，又揭发了国际的问题。后果可想而知：被解除总书记职务，继而被开除党籍。
苏联反对派无立足之地
1927年，对中国来说是历史的转折。由于中国问题，对苏联、对国际也是关键性的一年。档案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信息：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建党原则，已开始向“专制独裁”演变。这在对中国问题的论争中已见端倪。这时共产国际的执委会上，讨论时虽说还可以相互诘难，但是季诺维也夫的文章却未能面世，而且连档案中也没有留下来，而是几十年后从西德发现的。后来陈独秀的公开信也被认为是反党文件，遭遇相似的命运，后来还是从敌档中找到的。
1927年，莫斯科上层对中国问题的争论，不过是国际共运的一个插曲。这时已见端倪的社会逆转，很快到来了。许多革命家(包括季诺维也夫还有布哈林)在1934年前后，一批又一批被杀害，托洛茨基逃往国外，辗转一些国家，最终还是在墨西哥被暗杀。
1927年，对中国问题进行争论的这一出戏剧的苏联主角，得以善终者仅斯大林一人而已。
而论争的中国主角陈独秀则因为他的《告全党同志书》被蒋介石认定为“真共产党”，悬赏3万，重点追捕，而后长期关押。被捕前，他拒绝前往苏联学习(前去的各国党的领导同志多数被杀害)。历史往往充满讽刺意味，南京的老虎桥监狱反而使陈独秀意外地避开了国际共运的腥风血雨，居于风口浪尖的他居然幸存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