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气风发的冒险青年，到见证中国社会变革的外国人，再到享誉华人世界的中国翻译家，沙博理这一生的精彩和传奇程度绝不输任何一部他翻译过的小说。如果说沙博理是主角，那么他的朋友们都是最佳配角。他的中国朋友让他在中国、在中国文化里找到了归属感，而对于美国朋友和生之养之的第一故乡美国，沙博理的深情爱意也从未消减。他希望中美能够相互了解，为此他一生致力于中美交流，以著书立说的国际行动为中国和世界的交流做出了莫大的贡献。在沙博理诞辰105年的今天，他的爱国情怀、正直崇高的人格，以及他和朋友们之间的友谊仍珍藏在我们的记忆中，未曾褪色。
　　一、一块儿冒险的发小
　　1971年，沙博理第一次以一个中国公民的身份回到美国，并在加利福尼亚与自己的老友一起度过了两个星期。1979年，沙博理与凤子一起访美，接待他们的仍是这位老友，沙博理更是给他当了一次牵线媒人。1987年，沙博理再次访美，他们的后代也一见如故，亲如姐妹。这位热诚的老友叫作杰里·曼，是美国知名运动服装制造商。他们真挚的友情是如何开始的呢？这还要从一次年少的冒险说起。
　　时钟拨回1934年，19岁的沙博理已在圣约翰大学读了两年法律预科，父亲的律师事务所也早为他预留了位置，只要他想，一毕业就能有份前途光明的体面工作，吃穿不愁。但青年沙博理不甘囿于办公室做起草文件的枯燥活计。他有着青年人的凌云之志与勃发意气，向往冒险，渴望探索未知。而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就是他眼中的机遇之土，能让他为自己谋一份远大前程。冒险之旅怎能没有志同道合的旅伴？沙博理在圣约翰的同班同学杰里·曼同样跃跃欲试，想去远方闯荡一番，两人一拍即合。
　　当年6月下旬的一天早上，两个年轻人从纽约家中出发，去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西部传奇。他们“出师”顺利，一路搭便车“蹭吃蹭喝”，来到正在召开世界博览会的芝加哥。饿了就去提供免费餐食的展会摊位大快朵颐，既填了肚子又省了票子。但接下来的旅途远没有这么惬意。由于有杀人犯在逃，搭便车越来越难，两人也遭遇了“经济危机”，只能打零工换饭吃，冒险扒乘货运火车继续加州之旅。一路西行，他们感受了生活的不易，见识了人情的冷暖。对比纽约律所里光鲜亮丽的有钱人，旅途中遇到的贫苦农民总是让沙博理感受到珍贵的善意与温情。
　　扒火车可不是件容易事儿，每到夜晚，两人只能“轮流小睡，醒着的那个要一手拉着睡觉的那个，一手紧抓狭窄的过道”。尽管如此小心，沙博理还是在得克萨斯扒乘一列火车时失了手，只能跳车保命。而他落地时双手受伤，无法再扒乘火车，无奈只得放弃了前往加州的计划。命运是多么难以捉摸啊，它没能让沙博理抓住那列驰往加州的火车，却在多年后让他登上了一艘驶向上海的货轮，去完成一次更伟大的冒险。在这段更伟大的冒险历程中，沙博理选择翻译《新儿女英雄传》《水浒传》等歌颂英雄气概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是年少时就深藏内心的冒险精神和英雄情结起了作用。
　　二、“垃圾馆子”里的foreigners
　　“垃圾馆子”是北京一家酒吧兼小餐館，这是沙博理和他朋友们的叫法，因为这里年久失修，环境不尽如人意。但 “啤酒可随时取用，还供应牛排和炸土豆”。沙博理和他的朋友马海德、路易·艾黎是这间“垃圾馆子”的常客，每周或隔周就会在这里聚会。
　　马海德和路易·艾黎是沙博理在中国最为亲密的“外国”朋友。沙博理1947年刚来中国不久就认识了艾黎，那时他是中国工业合作社的法律顾问，艾黎则组织农村手工艺工人加入合作社，生产急需的军用物资。解放后两人同住北京，沙博理每星期天上午都到艾黎家拜访，哪天没去艾黎就打电话询问原因。他也总是把他创作的新诗先读给沙博理听，沙博理说唐代诗人白居易总是把他的新诗词读给不识字的农民听，来了解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人能否听得懂，调侃自己“就相当于那些不识字的农民”。
　　马海德与沙博理相识在1948年冬天。那时，党组织派人到国民党统治区接沙博理和凤子一行人去北平等待解放，接头人竟是一个身穿“八路”军服的美国人。他就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美国医生马海德。两个美国人一见如故，凤子和马海德的爱人苏菲都是话剧演员，更有的聊。1950年代初，马海德在沙博理家附近的医院工作，中午常去蹭饭。1960年代沙博理搬家，两家人住得就更近了，常常一起乘电车到灯市口文联大楼看节目。马海德喜欢烧烤，总以过生日为由请沙博理等西方朋友在什刹海边上吃烤肉，一年下来，能过四五回生日。
　　但沙博理同这两人不是寻常的“酒肉朋友”，他们之间有一种特殊的联结。某种程度上说，他们都是foreigners，语言相通，生活方式和兴趣相近，能在彼此身上“找到自己过去生活的回音”。更为特殊的是，他们在与中国相关的各种问题上是“老前辈”，是沙博理的精神导师，“垃圾馆子”里的聚会也是沙博理了解中国的重要课堂。
　　沙博理还在纽约老家酝酿着加州冒险计划的时候，马海德已经乘船从欧洲来到上海。他在延安救过伤员，做过义诊，胡宗南围攻延安时还负责过药品转运，渐渐从一个同情的旁观者变成了革命的参与者。作为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马海德用一双西方人的眼睛见证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政治、社会有着独到的见解，总能为在中国的外国人答疑解惑。沙博理在自传中也写道：“马海德是全体在华英美移民的领路人和良师益友。”每每遇到理解不了的政治问题，沙博理总是求助马海德，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垃圾馆子”里，他耐心地为沙博理和艾黎解释当时政策方面的错误做法及背后的原因。他的乐观心态、对中国光明前途的坚定信念，以及对中国深沉的爱都感染着沙博理，抚平了他在动荡中困惑茫然的心。沙博理从他那里了解的中国，比从其他任何渠道都要多。波兰裔中国作家爱泼斯坦曾评价马海德与路易·艾黎：“不单是在为人民服务，同时也在以他们的行动启迪那些想为人民服务却又不知从何做起或仍然顾虑重重的人。”在“垃圾馆子”的聚会上，沙博理就是被这两位知交启迪的人。
　　马海德1988年逝世后，沙博理专门为他作传，而对同样有着“国际友人”身份的李敦白却嗤之以鼻，对李在文革期间歪曲事实的做法严厉批评，维护中国的国家形象。此举体现出了沙博理的正义正直，也将他的交友观和爱憎分明的性格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正是在中国生活近七十年所结下的爱国情怀与正义之心，让沙博理赢得了真正的朋友，此后半生，他都对中国充满信心，与这群朋友一起投身于中国的变革，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客厅里的文艺圈朋友
　　沙博理在北京搬家两次，有过三个住处，但不论住在哪，家里总是少不了文艺界朋友的来访。
　　最重要的一次，当属时任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洪深的来访，因为他为沙博理带来了一份工作，聘请他做对外文化联络局的翻译。洪深是凤子在复旦的授业恩师，性格豪爽，聊起天来滔滔不绝。解放后，由于夫人孩子都还在上海，一到假日，他就常去沙博理和凤子家里蹭饭，尤其爱吃红烧肉。1950年1月5日，沙博理和凤子在家中宴请老舍，陪同而来的还有赵树理。凤子写道：“两位老作家在我们家见面，谈兴极佳。”沙博理与两位老作家也相谈甚欢。老舍、赵树理和凤子都是北京市文联的委员，因此沙博理常去文联，与文艺界人士的交往日渐深厚，老舍笑称他是“北京文联的女婿”。沙博理结交了许多优秀的作家，也以此为契机，翻译了他们的优秀作品，包括老舍的《月牙儿》、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端木蕻良的《雪夜》。
　　除了作家，沙博理还有不少影视界的朋友，其中最亲近的是导演司徒慧敏。抗战期间，凤子出演了司徒慧敏执导的影片《白云故乡》，由此结下深厚友情。司徒风趣健谈，做得一手好菜，很快就“征服了”沙博理，成了他“特别喜欢的一个人”。司徒每周日一早就带上两个孩子，手拎一只活鸡或还在打挺的鱼，到沙博理家大展身手。饭后两人畅谈电影、戏剧及世界大事。“抽着烟，喝着茶，有交流，有争论”，聊到孩子们哈欠直打都收不住。
　　沙博理和凤子家的座上宾还有郭沫若、茅盾、阳翰笙、田汉、夏衍、赵清閣、冯亦代等文艺界人士。他们因是凤子的好友，顺理成章也成了沙博理的朋友。他们都是投身革命的进步文艺人士，沙博理早在认识他们之前就已经心生敬佩，为他们所吸引、感动。沙博理与这群文艺界朋友做着同样的事，以文艺的力量打动人心，促进社会变革，把中国带向一个更好的方向。
　　沙博理的夫人凤子曾写到：“能够互相了解、彼此信任、无话不谈的‘知交’是朋友这个词儿的深层含义”，“知交，难;有也不多”。但幸运的是，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沙博理的身边都有这样的知交好友。从他与朋友交往相处的点滴中，我们能够采撷他生命的光斑，重新认识一个更加鲜活的沙博理。沙博理和他的朋友们就像黑暗中明灭幽微的烛灯，闪着信念的光，为人们指引前路，留存希望，而又在万顷天光大盛之时，不彰不显，归隐于澄空。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