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武老的交往
　　我知道武健华同志的名字是在1979年3月，当时我由中央党校借调到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知道办公室有三位同志来自中央警卫团，其中职务最高的是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武健华，另两位同志任办公室党委常委。
　　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是在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的当晚，在华国锋同志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成立的。中央政治局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这项工作由中共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华国锋主席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副主席任编委会副主任。下设编委会办公室，是具体负责整理、编辑和出版事务的办事机构；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担任编委会办公室主任，有中央警卫团的同志参加编委会办公室的工作就不奇怪了。
　　听说武健华同志曾参与实施拘押“四人帮”的行动。粉碎“四人帮”是弭大祸于未发、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奉命执行这一行动并圆满完成任务，当然是为人民立功的英雄，令人仰慕，但我当时未曾与武健华同志谋面。1980年5月，在《周恩来选集》出版之际，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更名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不久，听说他已调往兰州军区陕西省军区工作。
　　武老离休后定居部队干休所。1999年春节，我到上海探亲，和沈飞德同志一道前往干休所拜访武健华同志。武老已是古稀之年，身板笔直、硬朗干练，一看就是军人，不减当年英武。在会客室落座后，我先自我介绍：“我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研究员，负责《中共党史研究》《中共党史资料》两刊的编辑工作。”随后介绍沈飞德同志在中央文史馆和上海市文史馆合办的《世纪》杂志担任副主编。之后我说道：“武老多年在中央警卫部门工作，了解和经历过很多史事，这些历史都应该保留下来；你们都在上海，约稿、联系也方便。”交谈之间，武老始终神情严肃，不多说话。我想，这应是他多年警卫工作养成的习惯。
　　谈话结束，我和沈飞德起身告辞，武老忽然问我：“你来上海做什么？”我如实回答：“探亲，来看公婆。”武老又问：“你公公是谁？”我说：“严佑民。”武老听罢朗声笑言：“哈，那是我们的老（副）部长！”他见我们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忙解释道：“中央警卫局既是军委总参警卫局，也是国家公安部第九局；我和你公公很熟悉，来上海后我常去看他（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原本有些凝重的气氛似乎变得轻松流畅起来。后来，我常在《世纪》杂志上看到他的文章，沈飞德也常请他参加《世纪》组织的各种社会活动。后来又看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原局长周启才发表的三篇很有分量的文章。沈飞德告诉我，是武老动员周老撰写的。
　　从警卫视角讲述高层人和事
　　2001年严佑民病逝，武老前来参加遗体告别。会后，他来家里看望我们，给我们讲述了当时执拿“四人帮”的情景。因为当时社会上传闻王洪文在怀仁堂被擒时，曾扑向华国锋、叶剑英。武老笑着说：“我们怎能让他扑到领导人面前？他一进来，马上就被四名行動队员牢牢控制住，其中一个同志从背后抓住他的腰带。王洪文是想扑，但他两脚悬空扑腾着，怎能向前扑呢？”他说着站起来，学着王洪文当年的样子，弯腰双臂向后伸、两脚不停地倒着步。大家津津有味地听着，见状不禁笑起来。
　　武老多年前写就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文章，约我帮助发表。我说：“你脱稿后寄我。”几个月后收到他的稿件，我先找了一家杂志社，不敢登。后联系杨筱怀，在《中华儿女》杂志2001年10月、11月连载。文章一经发表立时轰动，各报刊纷纷转载，不少人加以引用。该文后来收入由我主编的《中共重大事件亲历记》一书，这套书籍又成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联盟文库中的一本。香港凤凰卫视也就此对武老做了专题访谈，这段历史由此广为人知，武老的文章填补了中国共产党重大历史事件的空白，功不可没。
　　在交往中，我渐渐了解了武老的经历。他是山东省荣成县人，1944年17岁时，从我党领导的荣（成）、文（登）、威（海）联合中学入伍参加八路军；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八路军胶东军区学兵团学习，抗战后期任胶东军区中海军分区特务大队书记，锄奸科干事，华东军区昌潍支队司令部侦察参谋。解放战争时期，他参加了潍坊、济南、上海等战役，先后任济南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股长、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科长。
　　1953年夏，由赴沪中央工作组遴选，武健华同志奉调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历任局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副局长（副军职）；中央警卫团副政委、政委。1976年10月任中共中央清查“四人帮”专案组办公室成员。1977年3月兼任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同年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获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中央军委授予他独立功勋荣誉章。
　　从1953年至1979年，他一直在汪东兴领导下工作。1960年至1963年间还一度兼职汪东兴的秘书工作，由于工作认真负责，成绩斐然，深得汪东兴信任。武老因身处中央警卫部门领导岗位，亲身参与保卫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具体工作，得以长期近距离接触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徐向前、叶剑英、邓小平、华国锋、汪东兴等老一代革命家。毛泽东关心警卫战士学文化并委派他们回乡做社情调查，他在场；毛泽东安排身边工作人员小整风，他参与其事；周恩来出访亚非国家，华国锋前往朝鲜、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伊朗访问，他随团前往；他还在文中忆述了毛泽东在中南海202住地最后的时日和周恩来入住305医院的前前后后。书中真实反映了这些领导人的感人事迹和伟人风范。
　　此外，武老在工作中还经历了若干重大事件。1965年夏天，他因参加筹备第二次亚非国家首脑会议中方代表团的保卫工作，提前赶赴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虽然那次会议没有开成，但他将前因后果写得很清楚，特别是将阿尔及尔局势急剧变化的情况做了生动详尽的叙述，极大丰富了研究第二次亚非会议的资料。1972年初，他参与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晚年从警卫工作的视角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武老长期在中央警卫部门工作，多年来耳闻目睹了江青在政治局、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种种“表演”，了解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与之长期不懈的斗争。特别是在对待身边工作人员的态度上，当江青诬指护士、卫士和秘书要谋害她、蛮横地要摘下他们的帽徽领章时（工作人员也着军装），周恩来厉声喝止了江青的无理做法。此外，1968年初，他参与逮捕戚本禹；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他奉命前往北戴河和毛家湾，清查处理林彪驻地；1978年底，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他担任大会会务简报组组长，形成一批重要的党史资料。
　　在武健华同志的工作经历中，粉碎“四人帮”无疑最具历史意义。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当年武老受命参与制定行动方案，继以现场布控、协调组织实施。在先后拘押王洪文、张春桥和江青后，又奉命向姚文元宣读中共中央对其隔离审查的决定。1977年4月，经缜密安排，“四人帮”被解送北京秦城监狱，移交公安部收押。
　　同样，由于工作中的便利，武老也常能听到汪东兴讲述的诸多史事。如1947年毛泽东率“昆仑纵队”转战陕北期间发生的王家湾阻击战；再如，叶剑英就“四人幫”问题先期与汪东兴的四次谈话；亲历在毛主席家中吃饭；汪东兴在江西省农垦领域工作的业绩等等，都是独家史料，填补了相应空白。
　　离而不休忙笔耕
　　1983年武老离休，实则离而未休、笔耕不辍。他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一丝不苟地写作。每篇文章都是先收集资料，订正史实，写毕再征求各方意见，从善如流。无论冬夏春秋、寒来暑往，他都一笔一画认真书写，积多年之功成文数十篇，一经刊载即不同凡响。这些篇章，文字朴实、直白简捷，但是字字千钧。书中所载均为他所亲历、亲见，都是他人无可替代的珍贵史料。现由出版社结集出版、存史，流传于世。作为一名历史工作者，我认为此事可喜可贺，预祝出版顺利。
　　2017年4月24日于北京毛家湾
　　（武健华先生是《世纪》的老作者，他晚年重要的回忆文章都发表在《世纪》。2019年7月31日，武老不幸在上海病逝。本文是李海文研究员为武老的回忆录《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里》一书所做的序，为深切缅怀武老，本刊特予发表。大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文字略做改动——编者）
　　（作者为党史研究专家）
　　责任编辑 王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