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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1905年12月3日—2003年11月19日），原名施德普，字蛰存，常用笔名施青萍、安华等，浙江杭州人。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 1952年调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1993年被授予“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 2003年11月19日，施蛰存在上海逝世，享年99岁。
我既是施先生的学生又有幸成为他的同事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很幸运地成为施蛰存先生亲自授业的唯一一届本科学生之一（他给我们讲授“古代文学作品选”课），80年代初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留校后，又有幸成为他的中文系同事。但80年代他毕竟年事已高，且又动过大手术，很少来学校了。80年代末，我终于有机会去他家，与他面对面交谈，聆听他的教诲。先是陪同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杜国清教授去拜访他，从“现代主义”到弗洛伊德，从“新感觉派”到现实主义，无拘无束，宾客谈得眉飞色舞，毫无陌生与违和感。接着是90年代初我从香港返沪后，受《香港文学》主编刘以鬯先生嘱托去采访他，那次拜访，谈到了香港、刘以鬯和戴望舒等往事，事后我写了一篇《近访施蛰存教授》，经刘以鬯先生之手发表在1991年《香港文学》2月号上。说实话，在我所认识的那些德高望重的文学前辈中，除了导师钱谷融先生外，我最喜欢跟施老这位乐观、机敏、充满生命活力和生活情趣的老师用方言交谈。他操一口乡音很重的普通话，无论说话还是聊天，风趣生动，睿智幽默，无拘无束，妙语如珠，让人如沐春风。
晚年的他，耳聋得越来越厉害。他的右耳是抗战时期在厦门大学教书时，被日军炸弹震聋的，当时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因为另一只左耳是好的。一直到60年代中期突然觉得听人讲话很吃力，一检查，才发现右耳的鼓膜早就震破了。左耳到了80年代末也开始走下坡路，戴着在美国的妹妹带给他的“进口”助听器，他也说声音太轻，要客人大点声说话。“现在我需要一种强力的并带有扩音器的助听器，能够把人家说话的声音放大，这样才能解决问题。”施老笑着对我说。我当时不知道他所说的这种助听器何处有售，正想对他说要不要托国外的朋友设法打听一下是否有卖，他却又插一句：“其实耳聋比眼瞎要好得多，耳聋不影响看书，我平时看书，特别是写文章时，就把助听器拔掉。什么也听不见，倒也清净得很。”说这话时，他简直像个顽童般露出不无得意的神情。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听之不闻”“恬淡虚无”的道家哲学现实版。在施老身上，你会感受到什么叫“大巧若拙”，什么叫“宁静致远”。到了90年代中期，他的耳朵完全失聪，再先进的助听器也无济于事了。我去看他时，他笑着说：“我的耳朵报废了，但眼睛还可以看书看报，你以后有什么问题，用笔写下来给我看。”从此，我就只能跟他“笔谈”了。确切地说，是我用笔提问，他看后响亮作答。一直到2002年，他去世的前一年，我每次都是这样跟他交谈的。
晚年的施老，耳朵虽然不灵，但中气十足，声音洪亮，才思敏捷，笔耕不辍。做不到耳听六路，他却能眼观八方（每天看书看报），脑筋清爽，比如他患直肠癌之所以发现得早，是因为他看到报纸上登出有关肠道癌症状的科普文章，然后主动去医院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切除了肿瘤，装了人造肛门，安然无恙地活到百岁。他告诉我：“生癌其实没什么好怕的，人勿适意（不舒服）不能拖延。发现得早开刀切掉就没关系。你看我现在除了出门不太方便外，其余一切如常，照样看书写文章。”施老的豁达乐观、睿智明理，于此可见一斑。
施蛰存先生被誉为学界泰斗与文学大师，他一生同时开启4扇窗户：现代派小说创作的“东窗”、西方文学翻译的“西窗”、古典文学研究的“南窗”、金石碑版考据的“北窗”，被称为是“百科全书式的专家”。1993年，由于施先生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的突出贡献，他被授予“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和“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敬慰奖”。
听施先生讲述二三十年代的故人旧事
我跟施老的“笔谈”内容广泛，东拉西扯中有许多真言。比如，有一次提到女作家丁玲，他说：她复出后写信给我称我“蛰存同学”，我回复她“丁玲同学”，20年代我们都是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学生。1923年，上海大学还在青云路时，我和戴望舒与丁玲同班，当时同班的女同学有五六名，丁玲是其中之一。不过那时男女同学之间不怎么交谈，一般上课之前都是男同学先进课堂，坐在后面几排座位，把前面两排座位空出来留给女生坐。我和戴望舒一般坐在第三排，所以看到的丁玲多是她的背影。只有教师发讲义让前排的女生往后传，才看到丁玲回头。下课就各自走散。她从湖南到上海来求学，就住在教室的楼上，和湖南同乡王剑虹一起。王剑虹比我们高一届，但有时她也和丁玲一起来我们班上听课。她是瞿秋白的妻子，结婚不久因肺病去世。1928年以后，丁玲和胡也频来到上海，当时她发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记》，名气比胡也频大，这个时候我和戴望舒跟他们接触较多。胡也频看上去是个十足的小布尔乔亚文学青年，写诗，写小说，拿到稿费就买些好吃的，好玩的，没想到1931年2月7日他竟会被国民党杀害，成为“左联五烈士”之一。他牺牲后丁玲做了左联的党组书记，编左联的《北斗》杂志。1933年她与冯达、潘梓年被国民党秘密逮捕，押往南京软禁。當时我们都不知道，还在上海的报纸上发表了“悼念丁玲”的文章。
我提及曾与丁玲在上海办《红黑》杂志的沈从文去世后，巴金写了《怀念从文》，这是巴老晚年写的一篇很感人的散文，问他是否看过。他点头道：巴金复出以来，一直说要说真话，我不相信，他很久以来说了很多假话，这个没办法的，人在场面上，形势所迫，直到看了他写的《怀念从文》，我才相信了，他说的是真话。施老与巴老年龄相仿，巴金30年代还向施先生主编的刊物投稿。他们都是30年代成名的著名作家，彼此心有灵犀。施老直到晚年，几乎足不出户，但洞若观火、明察秋毫的思想判断力仍一如既往。敏感直率，实话实说，施老从来没变过。 和鲁迅的一场误会使他蒙冤数十年
我本科毕业后师从钱谷融先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对研究现代文学兴趣倍增。跟施先生熟稔了，曾经很冒昧地问起当年他与鲁迅交恶，因此而大半生受尽人生磨难的原委。他说这其实是彼此误会造成的。“我一直很尊敬鲁迅先生，20年代末就与他时有往来。我主持出版《科学的艺术论丛》，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鲁迅先生曾全力支持。丛书出了12本，鲁迅一人就承担了4本。我1932年主编《现代》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他的散文名篇《为了忘却的纪念》，在当时还是冒一点风险的。”据说：胡乔木先生曾说过：“施先生在《现代》上发表这篇文章，比在党的刊物上发表，它的作用要大得多。”至于后来与鲁迅发生论争，是他完全始料不及的。
1933年9月，施先生收到上海《大晚报》编辑寄来的一份类似问卷调查的表格，要求收件人填写：（1）目前正在读什么书；（2）什么书可以介绍推荐给青年。他在答复第2项时，填了《庄子》和《文选》，还加了一行说明：“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寄出去后，他也没特别留意。10月6日《申报·自由谈》上，鲁迅以“丰之余”为笔名发表了杂文《感旧》，文中虽未点名，但语气激烈：指出这是“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有“遗少群的风气”，“且又证实了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罗。”施先生看了此文，因为当时并不知道作者是鲁迅，当即写了《〈庄子〉与〈文选〉》一文，做出申辩和说明。在此文中他还举鲁迅为例，说：“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鲁迅先生误会了，以为施先生带有揶揄嘲讽之意。于是他接连写了《“感旧”以后》上篇和下篇，再度提出批评。年少气盛的施先生又发表《我与文言文》等几篇文章，对此进行答辩，说：“我以为每一个文学者必须要有所借助于他上代的文学”，当然也“并不是主张完全摹仿古文学，或因袭古文学”。 施先生说，直到今天他也不明白推荐青年读《庄子》《文选》错在哪里。不过，当他得知“丰之余”是鲁迅先生时，曾经去过鲁迅家，想跟他当面解释，可是那天鲁迅先生出门未遇，谁知这以后施老竟因此顶着“洋场恶少”的骂名蒙冤遭难数十年。谈及此冤，施老说“不值一提，我比鲁迅先生活得长”。他还说，鲁迅虽然脾性刚硬，但还是有雅量的，在出版《准风月谈》时，他把《〈庄子〉与〈文选〉》作为附文收在里面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来龙去脉即是如此。施老若不说，旁人也缠不清。
慶幸自由自在，看书写作
2002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我最后一次去施老家。他即将迈过98岁门槛，按照中国人做九不做十的习俗，我捧着一束鲜花，提前祝贺他老人家百年生辰。进门后见他躺在床上，刚睡醒。师母已于前些年离他而去，家中请了个小保姆照顾他的饮食起居。他看到我手上的鲜花，却想不起我是谁，他叫小保姆拿来纸笔，让我写下名字。我写了，拿给他看，他说：“哦，钱虹，认得的，不过我不欢喜做生日的。”
他吩咐小保姆扶他坐起来，斜靠在床头枕垫上。他说：“我如今日夜颠倒，晚上不想困觉，白天倦了就补困。”他问起我最近是否去过香港，见到刘以鬯先生，我答：去年（2001年）8月去过一次，出席“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暨黄世仲作品研讨会”。因会议地点在尖沙咀的香港历史博物馆，时间紧迫，只打了电话给刘以鬯先生。他不编《香港文学》了。我还告诉他去开会提交了一篇《洪朝往事，虚实相间——兼谈黄世仲历史小说的“演事”特性》的论文。他说：“黄世仲原本名字是黄小配，是近代很高产的小说家，写过中长篇小说《洪秀全演义》《廿载繁华梦》《宦海升沉录》《黄粱梦》《宦海潮》等10余部作品，达到了近代历史小说所能企及的较高水平。章太炎给他的小说写过序。”我连连点头，由衷地佩服施老超凡脱俗的记忆力。
聊了些闲话。我见他眼睛依旧明亮，讲话口齿也清楚，中气仍然很足，但消瘦了不少，头颈处皮肤松弛，朝下耷拉着。以前看到报上曾说施老的养生秘诀是每天早上吃8粒红枣，就在纸上写：您似乎营养不良，要多吃点，补补营养。他笑着点头：“我欢喜吃红烧肉。”我写：肉类不易消化，多吃点鱼虾。他反应相当快：“我最欢喜吃大黄鱼，味道鲜来，骨刺又少，不过现在市场上只有小黄鱼，舟山大黄鱼唔没唻（没有了）。”他像个孩子一样把手一摊。我又写：肯德基的土豆泥，味道好又好消化。他答：“我欢喜吃肯德基原味鸡块。”聊着聊着，不知怎么又提到了巴金先生。他也听说了巴老住在华东医院，身上插了许多管子，他说：“我比他幸运，我还能自由活动，看书写文章。”
又聊了些闲话，我告别施老，从他家黑黢黢的木楼梯走下来，心里却升起了一盏亮晃晃的明灯。活到老，读到老，写到老，自在到老。这或许正是施蛰存先生长寿的原因所在。
2020/02/20写于上海
（作者为文学博士，同济大学教授、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王 岚
我既是施先生的学生又有幸成为他的同事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很幸运地成为施蛰存先生亲自授业的唯一一届本科学生之一（他给我们讲授“古代文学作品选”课），80年代初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留校后，又有幸成为他的中文系同事。但80年代他毕竟年事已高，且又动过大手术，很少来学校了。80年代末，我终于有机会去他家，与他面对面交谈，聆听他的教诲。先是陪同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杜国清教授去拜访他，从“现代主义”到弗洛伊德，从“新感觉派”到现实主义，无拘无束，宾客谈得眉飞色舞，毫无陌生与违和感。接着是90年代初我从香港返沪后，受《香港文学》主编刘以鬯先生嘱托去采访他，那次拜访，谈到了香港、刘以鬯和戴望舒等往事，事后我写了一篇《近访施蛰存教授》，经刘以鬯先生之手发表在1991年《香港文学》2月号上。说实话，在我所认识的那些德高望重的文学前辈中，除了导师钱谷融先生外，我最喜欢跟施老这位乐观、机敏、充满生命活力和生活情趣的老师用方言交谈。他操一口乡音很重的普通话，无论说话还是聊天，风趣生动，睿智幽默，无拘无束，妙语如珠，让人如沐春风。
晚年的他，耳聋得越来越厉害。他的右耳是抗战时期在厦门大学教书时，被日军炸弹震聋的，当时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因为另一只左耳是好的。一直到60年代中期突然觉得听人讲话很吃力，一检查，才发现右耳的鼓膜早就震破了。左耳到了80年代末也开始走下坡路，戴着在美国的妹妹带给他的“进口”助听器，他也说声音太轻，要客人大点声说话。“现在我需要一种强力的并带有扩音器的助听器，能够把人家说话的声音放大，这样才能解决问题。”施老笑着对我说。我当时不知道他所说的这种助听器何处有售，正想对他说要不要托国外的朋友设法打听一下是否有卖，他却又插一句：“其实耳聋比眼瞎要好得多，耳聋不影响看书，我平时看书，特别是写文章时，就把助听器拔掉。什么也听不见，倒也清净得很。”说这话时，他简直像个顽童般露出不无得意的神情。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听之不闻”“恬淡虚无”的道家哲学现实版。在施老身上，你会感受到什么叫“大巧若拙”，什么叫“宁静致远”。到了90年代中期，他的耳朵完全失聪，再先进的助听器也无济于事了。我去看他时，他笑着说：“我的耳朵报废了，但眼睛还可以看书看报，你以后有什么问题，用笔写下来给我看。”从此，我就只能跟他“笔谈”了。确切地说，是我用笔提问，他看后响亮作答。一直到2002年，他去世的前一年，我每次都是这样跟他交谈的。
晚年的施老，耳朵虽然不灵，但中气十足，声音洪亮，才思敏捷，笔耕不辍。做不到耳听六路，他却能眼观八方（每天看书看报），脑筋清爽，比如他患直肠癌之所以发现得早，是因为他看到报纸上登出有关肠道癌症状的科普文章，然后主动去医院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切除了肿瘤，装了人造肛门，安然无恙地活到百岁。他告诉我：“生癌其实没什么好怕的，人勿适意（不舒服）不能拖延。发现得早开刀切掉就没关系。你看我现在除了出门不太方便外，其余一切如常，照样看书写文章。”施老的豁达乐观、睿智明理，于此可见一斑。
施蛰存先生被誉为学界泰斗与文学大师，他一生同时开启4扇窗户：现代派小说创作的“东窗”、西方文学翻译的“西窗”、古典文学研究的“南窗”、金石碑版考据的“北窗”，被称为是“百科全书式的专家”。1993年，由于施先生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的突出贡献，他被授予“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和“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敬慰奖”。
听施先生讲述二三十年代的故人旧事
我跟施老的“笔谈”内容广泛，东拉西扯中有许多真言。比如，有一次提到女作家丁玲，他说：她复出后写信给我称我“蛰存同学”，我回复她“丁玲同学”，20年代我们都是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学生。1923年，上海大学还在青云路时，我和戴望舒与丁玲同班，当时同班的女同学有五六名，丁玲是其中之一。不过那时男女同学之间不怎么交谈，一般上课之前都是男同学先进课堂，坐在后面几排座位，把前面两排座位空出来留给女生坐。我和戴望舒一般坐在第三排，所以看到的丁玲多是她的背影。只有教师发讲义让前排的女生往后传，才看到丁玲回头。下课就各自走散。她从湖南到上海来求学，就住在教室的楼上，和湖南同乡王剑虹一起。王剑虹比我们高一届，但有时她也和丁玲一起来我们班上听课。她是瞿秋白的妻子，结婚不久因肺病去世。1928年以后，丁玲和胡也频来到上海，当时她发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记》，名气比胡也频大，这个时候我和戴望舒跟他们接触较多。胡也频看上去是个十足的小布尔乔亚文学青年，写诗，写小说，拿到稿费就买些好吃的，好玩的，没想到1931年2月7日他竟会被国民党杀害，成为“左联五烈士”之一。他牺牲后丁玲做了左联的党组书记，编左联的《北斗》杂志。1933年她与冯达、潘梓年被国民党秘密逮捕，押往南京软禁。當时我们都不知道，还在上海的报纸上发表了“悼念丁玲”的文章。
我提及曾与丁玲在上海办《红黑》杂志的沈从文去世后，巴金写了《怀念从文》，这是巴老晚年写的一篇很感人的散文，问他是否看过。他点头道：巴金复出以来，一直说要说真话，我不相信，他很久以来说了很多假话，这个没办法的，人在场面上，形势所迫，直到看了他写的《怀念从文》，我才相信了，他说的是真话。施老与巴老年龄相仿，巴金30年代还向施先生主编的刊物投稿。他们都是30年代成名的著名作家，彼此心有灵犀。施老直到晚年，几乎足不出户，但洞若观火、明察秋毫的思想判断力仍一如既往。敏感直率，实话实说，施老从来没变过。 和鲁迅的一场误会使他蒙冤数十年
我本科毕业后师从钱谷融先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对研究现代文学兴趣倍增。跟施先生熟稔了，曾经很冒昧地问起当年他与鲁迅交恶，因此而大半生受尽人生磨难的原委。他说这其实是彼此误会造成的。“我一直很尊敬鲁迅先生，20年代末就与他时有往来。我主持出版《科学的艺术论丛》，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鲁迅先生曾全力支持。丛书出了12本，鲁迅一人就承担了4本。我1932年主编《现代》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他的散文名篇《为了忘却的纪念》，在当时还是冒一点风险的。”据说：胡乔木先生曾说过：“施先生在《现代》上发表这篇文章，比在党的刊物上发表，它的作用要大得多。”至于后来与鲁迅发生论争，是他完全始料不及的。
1933年9月，施先生收到上海《大晚报》编辑寄来的一份类似问卷调查的表格，要求收件人填写：（1）目前正在读什么书；（2）什么书可以介绍推荐给青年。他在答复第2项时，填了《庄子》和《文选》，还加了一行说明：“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寄出去后，他也没特别留意。10月6日《申报·自由谈》上，鲁迅以“丰之余”为笔名发表了杂文《感旧》，文中虽未点名，但语气激烈：指出这是“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有“遗少群的风气”，“且又证实了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罗。”施先生看了此文，因为当时并不知道作者是鲁迅，当即写了《〈庄子〉与〈文选〉》一文，做出申辩和说明。在此文中他还举鲁迅为例，说：“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鲁迅先生误会了，以为施先生带有揶揄嘲讽之意。于是他接连写了《“感旧”以后》上篇和下篇，再度提出批评。年少气盛的施先生又发表《我与文言文》等几篇文章，对此进行答辩，说：“我以为每一个文学者必须要有所借助于他上代的文学”，当然也“并不是主张完全摹仿古文学，或因袭古文学”。 施先生说，直到今天他也不明白推荐青年读《庄子》《文选》错在哪里。不过，当他得知“丰之余”是鲁迅先生时，曾经去过鲁迅家，想跟他当面解释，可是那天鲁迅先生出门未遇，谁知这以后施老竟因此顶着“洋场恶少”的骂名蒙冤遭难数十年。谈及此冤，施老说“不值一提，我比鲁迅先生活得长”。他还说，鲁迅虽然脾性刚硬，但还是有雅量的，在出版《准风月谈》时，他把《〈庄子〉与〈文选〉》作为附文收在里面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来龙去脉即是如此。施老若不说，旁人也缠不清。
慶幸自由自在，看书写作
2002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我最后一次去施老家。他即将迈过98岁门槛，按照中国人做九不做十的习俗，我捧着一束鲜花，提前祝贺他老人家百年生辰。进门后见他躺在床上，刚睡醒。师母已于前些年离他而去，家中请了个小保姆照顾他的饮食起居。他看到我手上的鲜花，却想不起我是谁，他叫小保姆拿来纸笔，让我写下名字。我写了，拿给他看，他说：“哦，钱虹，认得的，不过我不欢喜做生日的。”
他吩咐小保姆扶他坐起来，斜靠在床头枕垫上。他说：“我如今日夜颠倒，晚上不想困觉，白天倦了就补困。”他问起我最近是否去过香港，见到刘以鬯先生，我答：去年（2001年）8月去过一次，出席“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暨黄世仲作品研讨会”。因会议地点在尖沙咀的香港历史博物馆，时间紧迫，只打了电话给刘以鬯先生。他不编《香港文学》了。我还告诉他去开会提交了一篇《洪朝往事，虚实相间——兼谈黄世仲历史小说的“演事”特性》的论文。他说：“黄世仲原本名字是黄小配，是近代很高产的小说家，写过中长篇小说《洪秀全演义》《廿载繁华梦》《宦海升沉录》《黄粱梦》《宦海潮》等10余部作品，达到了近代历史小说所能企及的较高水平。章太炎给他的小说写过序。”我连连点头，由衷地佩服施老超凡脱俗的记忆力。
聊了些闲话。我见他眼睛依旧明亮，讲话口齿也清楚，中气仍然很足，但消瘦了不少，头颈处皮肤松弛，朝下耷拉着。以前看到报上曾说施老的养生秘诀是每天早上吃8粒红枣，就在纸上写：您似乎营养不良，要多吃点，补补营养。他笑着点头：“我欢喜吃红烧肉。”我写：肉类不易消化，多吃点鱼虾。他反应相当快：“我最欢喜吃大黄鱼，味道鲜来，骨刺又少，不过现在市场上只有小黄鱼，舟山大黄鱼唔没唻（没有了）。”他像个孩子一样把手一摊。我又写：肯德基的土豆泥，味道好又好消化。他答：“我欢喜吃肯德基原味鸡块。”聊着聊着，不知怎么又提到了巴金先生。他也听说了巴老住在华东医院，身上插了许多管子，他说：“我比他幸运，我还能自由活动，看书写文章。”
又聊了些闲话，我告别施老，从他家黑黢黢的木楼梯走下来，心里却升起了一盏亮晃晃的明灯。活到老，读到老，写到老，自在到老。这或许正是施蛰存先生长寿的原因所在。
2020/02/20写于上海
（作者为文学博士，同济大学教授、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王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