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以后，上海师范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鲁迅著作注释组的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注释组成员分工南下北上，拜访许多刚刚获得“解放”的文坛前辈，整理了一批口述史料，后以《鲁迅研究资料》为书名编印了一册“内部资料”。其中，巴金、任白戈、艾芜、郑育之、段可情五位老作家的谈话整理稿，又以《访问五位同志的谈话记录》为题发表于1978年10月创刊的《新文学史料》第1辑。
　　当时赴成都访问艾芜的是我的前辈也是我的同事汤逸中老师，他还拜访了任白戈和段可情，时在1978年5月。汤老师将访问艾芜的记录整理稿复写件寄给艾芜之后，艾芜作了仔细的修改补充。访问整理稿复写件书于“上海师范大学（分）”的18行报告纸上，共3页，圆珠笔复写，为汤老师笔迹。艾芜在每页上都用钢笔作了修改，包括删节、重写和补充，尤以第一二页改动最多。不仅如此，他还另用“四川文艺”285字一页的稿纸写下了4条共360余字的补充文字。
　　1978年7月17日，艾芜又给汤老师写了一封信，写满了整整一页“四川文艺”稿纸。信中写到他对访问整理稿的修改和补充，也谈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内部刊物”（即《新文学史料》，1978年创刊的第1辑和1979年出版的第2、第3辑都是“内部刊物”，第4辑起才改为公开发行）拟刊登这份谈话整理稿事。这是艾芜的一通佚简，为《艾芜全集》（2018年3月四川文艺出版社版）所失收，照录如下：
　　逸中同志：
　　你好！我到北京去参加文联委员会扩大会议，又到西安参观半坡村博物馆，回成都后又忙着别的事，现在才回你的信，很是抱歉！
　　你记录的谈话稿，略有错误的地方，我都加以订正。改几个字的，或几句的，我就加以（在）旁边或下面。有的改得长一点的，就另写在一张稿纸上，用①②③等符号，表示应加在什么地方。
　　你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内部刊物，将登载这份稿子，希望通知他们，根据这次我改的，再行披露。他们并没有寄打印的稿子给我修改。我只接到他们的征稿信件。此致
　　敬礼！
　　艾芜
　　1978年7月7日于成都
　　虽然艾芜这篇谈话整理稿早已在《新文学史料》发表，但这份原始的修改补充稿仍然有其不容忽视的研究价值。艾芜当时究竟修改了些什么，调整了些什么，补充了些什么，都值得探究。不妨以他的第4条补充文字为例。先把这段文字照录如下：
　　1932年夏天，我在穆木天家里，参加过几次会，大约参加会的人有穆木天、彭慧、叶以群，有时也有丁玲。有一次，胡风也来参加过（当时不叫胡风，却名为谷非），听说刚从日本回来。他在那次会上，作了专题发言，讲日本左翼的组织和活动情况（只此一次，以后再没有看见胡风参加了）。1932年冬天，在以群家里开会，有丁玲、以群和冯雪峰，叫我临时去列席。那次会上，才知道冯雪峰是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特来出席领导。当时早已知道丁玲是党团书记，以群负责组织。我在那次会上，给冯雪峰提了意見，批评了他。以后丁玲再也没有叫我列席了。同冯雪峰一道开会，就只有这么一次。
　　这段补充文字信息量很大，有不少当初访谈时没有谈到或未能记下的生动的细节。成立于1930年3月2日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文学社团，但左联当时到底是怎么开展活动，怎么具体运作的，相关的回忆一直不很多，艾芜这段回忆就现身说法。文学青年的艾芜，1931年春到上海，先向丁玲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投稿，又与沙汀合作给鲁迅写信（鲁迅的回信《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后收入《二心集》），次年春即参加左联。由于当局的高压，左联当时已无法再举行会员大会而改为小组活动，3人一个小组。艾芜就先后和茅盾与阿英、何家槐与草明、欧阳山与叶紫在一个小组。1932年夏天起，艾芜又数次列席左联领导层会议，相关情形就是上面那段话所回忆的。他先在左联党团成员穆木天（彭慧是其夫人，也是左联党团成员）家开会，后又到另一左联党团成员兼组织部长的叶以群家开会。就在叶以群家这次会上，艾芜得知冯雪峰是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特来出席领导”。但他仍然向冯雪峰提了意见，具体什么意见呢？艾芜没有说，现在也无法考定了。结果是“以后丁玲再也没有叫我列席了”，真是有意思。
　　今年是左联成立90周年，这篇经艾芜多处亲笔修改补充的记录整理稿的重现，或可视为一个小小的纪念，同时也可作为艾芜的一份新发现的手稿，与这通佚简一起，不能不使我们倍感珍视和亲切。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