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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温州困境的原因，既有长期的金融体制方面的制度性残缺，也有金融资源配置的制度性失衡，更有投机浮躁之风导致的实业萎靡。
10月9日晚上19时30分许，一架从美国出发的航班徐徐降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备受公众关注的“跑路”老板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回来了。次日，胡福林从上海折回温州。
胡福林飞往美国的当天，市场传言：信泰集团由于所欠高利贷无法清偿，资金链断裂，债务总额可能高达20亿元，民间债务月利息就高达2000多万，胡福林不得不选择“跑路”来逃避债务。
他的出走也將温州老板的“跑路”现象推上顶峰。自今年4月开始，温州企业主“跑路”、自杀的报道已开始见诸报端，之后呈现出蔓延和扩散的趋势。据统计，温州市至少已有80多家企业老板出现逃跑、企业倒闭。其中，9月份就发生26起。9月22日以来，温州市发生3起因债务危机后老板被逼上绝路而跳楼自杀事件，造成2死1伤恶果。人们开始聚焦温州，探寻其背后的因果。
民间借贷变“高利贷”
这些温州“跑路”的企业老板所牵涉到的资金大都达到几千万、数亿元的规模，有的规模甚至在10亿元以上，由此可见温州民间高利贷之疯狂。
曾经“跑路”的奥米流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福财向媒体倾诉，前几年，企业因生意红火向银行和民间分别借贷数千万元用于扩大生产规模。不料今年以来国家银根收紧，他要续贷的数千万元资金过了一个月还迟迟放不下来。与此同时，他却有数千万元的民间借贷无法归还，利息越滚越高，逼债人越来越多，以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后来连设备也被债权人搬走了。“我的资金链彻底断裂，人也被债务逼傻了，最终被逼得出走”。
此前，孙福财曾安排员工集体去雁荡山旅游，应该只有一天的旅游日程被安排成了二天一夜，连看守厂房的保安也不例外，当这些心存诧异的员工回到公司时，厂房内的设备都被搬空了。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当时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已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是2分－6分，有的甚至高达1角5分，年利率达180％。然而，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实业毛利润不会超过10％，一般在3％～5％，高利率的民间借贷很容易就把企业逼上绝路。
资深经济评论家邱林认为，民间借贷天生就是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它的这种革根作用，谁也无法否认。中小企业的持续发展，显然不能只依靠几个官办的金融机构来支撑，它需要更多、更广泛的“草根金融”来为它们提供资金支持。
但是，去年央行银根收紧之后，企业对资金的巨大需求缺口拉高了民间金融利率，使得借贷转变为“高利贷”。有数据显示，2008年温州民间借贷向公众吸储的平均月息为8厘，2009年涨到1.5分，2010年上涨至3分(年息36％)，逐年翻番。浙江民间资本的利息率平均水平实际为借款月息3％(年息36％)，贷出月息10％(年息120％)。
中小企业银行贷款难
疯狂的民间高利贷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小企业生存的艰难，人民币升值、成本的升高等问题，犹如高山压在中小企业身上，亦反映出我国金融体制的偏颇，使得中小企业剑走偏锋。
跑路回来的胡福林说，自己并非传言的“跑路”，而是去美国寻求朋友的帮助。他买的往返机票就是证明。
胡福林在美国曾与温州政府官员有联系，说明自己并非出逃，并且与信泰高层管理人员保持联系，了解企业情况。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次美国之行最终经过网络的传播和媒体的放大，成为整个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典型案件。
事实上，2010年信泰集团的信用资质已经遭遇了危机。今年4月初，温州第一波“逃跑老板”出现，一个月里出现了三家企业老板因资金链断裂而跑路，也正是此时，信泰公司财务明显出现紧张。胡福林四处筹钱，除借来两三分利息以上不等的民间资金外，5月份又向内部员工筹集了部分资金。
当时，银行让胡福林先借钱还了一期的贷款，允诺过几天再发放新的贷款。于是，胡福林不得不转向民间高利贷，可银行在旧款还回去后，新款就再也贷不出来了。在银行和高利贷的双重还款压力下，信泰资金链出现了断裂。
胡福林“出走”的当天，厂区门口聚满了前来讨债的人，当晚8点，瓯海区政府机构介入，不仅保全了企业资产，而且垫付了1600多名工人8月和9月的工资，金额为数百万元。“信泰是瓯海区域内名企，一旦倒掉，这个影响太大了。”一政府人士透露了不得不出手救助的原因。一个企业的倒下，不仅会导致与其相关的企业受牵连，甚至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暴利讨债。
柳暗花明又一村?
如温州这样的状况，其它地区也存在，比如鄂尔多斯。经济学家马光远分析说，导致温州这种局面的原因，既有长期的金融体制方面的制度性残缺，也有金融资源配置的制度性失衡，更有投机浮躁之风导致的实业萎靡。我国向来采取的是金融抑制的政策，导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40％的国有部门，贷款却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80％；非国有部门的经济增长贡献率约为60％，贷款占比却不到20％。为此，马光远认为，在我国金融机构总体仍然处于短缺状态的情况下，应该下决心将民间借贷纳入主流的金融体系，成为我国企业资金的合法供应者。
而此次温州的老板“跑路”风波已引起国家政府的关注，先是国庆期间温家宝总理前往浙江调研民间借贷及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以增强市场信心并明确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又于10月12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金融支持小企业的九项举措，包括加大信贷支持，拓宽债券融资等融资渠道，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以及减免企业所得税等。
这一系列措施虽然解了燃眉之急，温州老板“跑路”现象得到有效缓解。但是亦不要期望太高。
瑞穗证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从近期政府颁布的中小企业措施来看，增加信贷和不良贷款容忍度只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短期措施。沈建光说，拓宽融资渠道，发展小金融机构以及减免税负才是真正从长期改变小企业融资渠道不畅，发展瓶颈增多等问题。但政府的政策如何真正落实，如何在地方政府财政问题突出情况下扶持中小企业，如何解决拯救投机企业带来的道德风险，都是下一步政府亟待细化解决的问题。
10月9日晚上19时30分许，一架从美国出发的航班徐徐降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备受公众关注的“跑路”老板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回来了。次日，胡福林从上海折回温州。
胡福林飞往美国的当天，市场传言：信泰集团由于所欠高利贷无法清偿，资金链断裂，债务总额可能高达20亿元，民间债务月利息就高达2000多万，胡福林不得不选择“跑路”来逃避债务。
他的出走也將温州老板的“跑路”现象推上顶峰。自今年4月开始，温州企业主“跑路”、自杀的报道已开始见诸报端，之后呈现出蔓延和扩散的趋势。据统计，温州市至少已有80多家企业老板出现逃跑、企业倒闭。其中，9月份就发生26起。9月22日以来，温州市发生3起因债务危机后老板被逼上绝路而跳楼自杀事件，造成2死1伤恶果。人们开始聚焦温州，探寻其背后的因果。
民间借贷变“高利贷”
这些温州“跑路”的企业老板所牵涉到的资金大都达到几千万、数亿元的规模，有的规模甚至在10亿元以上，由此可见温州民间高利贷之疯狂。
曾经“跑路”的奥米流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福财向媒体倾诉，前几年，企业因生意红火向银行和民间分别借贷数千万元用于扩大生产规模。不料今年以来国家银根收紧，他要续贷的数千万元资金过了一个月还迟迟放不下来。与此同时，他却有数千万元的民间借贷无法归还，利息越滚越高，逼债人越来越多，以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后来连设备也被债权人搬走了。“我的资金链彻底断裂，人也被债务逼傻了，最终被逼得出走”。
此前，孙福财曾安排员工集体去雁荡山旅游，应该只有一天的旅游日程被安排成了二天一夜，连看守厂房的保安也不例外，当这些心存诧异的员工回到公司时，厂房内的设备都被搬空了。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当时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已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是2分－6分，有的甚至高达1角5分，年利率达180％。然而，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实业毛利润不会超过10％，一般在3％～5％，高利率的民间借贷很容易就把企业逼上绝路。
资深经济评论家邱林认为，民间借贷天生就是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它的这种革根作用，谁也无法否认。中小企业的持续发展，显然不能只依靠几个官办的金融机构来支撑，它需要更多、更广泛的“草根金融”来为它们提供资金支持。
但是，去年央行银根收紧之后，企业对资金的巨大需求缺口拉高了民间金融利率，使得借贷转变为“高利贷”。有数据显示，2008年温州民间借贷向公众吸储的平均月息为8厘，2009年涨到1.5分，2010年上涨至3分(年息36％)，逐年翻番。浙江民间资本的利息率平均水平实际为借款月息3％(年息36％)，贷出月息10％(年息120％)。
中小企业银行贷款难
疯狂的民间高利贷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小企业生存的艰难，人民币升值、成本的升高等问题，犹如高山压在中小企业身上，亦反映出我国金融体制的偏颇，使得中小企业剑走偏锋。
跑路回来的胡福林说，自己并非传言的“跑路”，而是去美国寻求朋友的帮助。他买的往返机票就是证明。
胡福林在美国曾与温州政府官员有联系，说明自己并非出逃，并且与信泰高层管理人员保持联系，了解企业情况。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次美国之行最终经过网络的传播和媒体的放大，成为整个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典型案件。
事实上，2010年信泰集团的信用资质已经遭遇了危机。今年4月初，温州第一波“逃跑老板”出现，一个月里出现了三家企业老板因资金链断裂而跑路，也正是此时，信泰公司财务明显出现紧张。胡福林四处筹钱，除借来两三分利息以上不等的民间资金外，5月份又向内部员工筹集了部分资金。
当时，银行让胡福林先借钱还了一期的贷款，允诺过几天再发放新的贷款。于是，胡福林不得不转向民间高利贷，可银行在旧款还回去后，新款就再也贷不出来了。在银行和高利贷的双重还款压力下，信泰资金链出现了断裂。
胡福林“出走”的当天，厂区门口聚满了前来讨债的人，当晚8点，瓯海区政府机构介入，不仅保全了企业资产，而且垫付了1600多名工人8月和9月的工资，金额为数百万元。“信泰是瓯海区域内名企，一旦倒掉，这个影响太大了。”一政府人士透露了不得不出手救助的原因。一个企业的倒下，不仅会导致与其相关的企业受牵连，甚至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暴利讨债。
柳暗花明又一村?
如温州这样的状况，其它地区也存在，比如鄂尔多斯。经济学家马光远分析说，导致温州这种局面的原因，既有长期的金融体制方面的制度性残缺，也有金融资源配置的制度性失衡，更有投机浮躁之风导致的实业萎靡。我国向来采取的是金融抑制的政策，导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40％的国有部门，贷款却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80％；非国有部门的经济增长贡献率约为60％，贷款占比却不到20％。为此，马光远认为，在我国金融机构总体仍然处于短缺状态的情况下，应该下决心将民间借贷纳入主流的金融体系，成为我国企业资金的合法供应者。
而此次温州的老板“跑路”风波已引起国家政府的关注，先是国庆期间温家宝总理前往浙江调研民间借贷及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以增强市场信心并明确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又于10月12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金融支持小企业的九项举措，包括加大信贷支持，拓宽债券融资等融资渠道，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以及减免企业所得税等。
这一系列措施虽然解了燃眉之急，温州老板“跑路”现象得到有效缓解。但是亦不要期望太高。
瑞穗证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从近期政府颁布的中小企业措施来看，增加信贷和不良贷款容忍度只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短期措施。沈建光说，拓宽融资渠道，发展小金融机构以及减免税负才是真正从长期改变小企业融资渠道不畅，发展瓶颈增多等问题。但政府的政策如何真正落实，如何在地方政府财政问题突出情况下扶持中小企业，如何解决拯救投机企业带来的道德风险，都是下一步政府亟待细化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