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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17日，秋光明媚硕果累累的喻家山下，由湖北省作家协会和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2013年秋讲·喻家山第四次文学论坛”隆重举行。湖北省作家协会、长江文艺出版社、省内外高校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和媒体记者们齐聚一堂。本次论坛沿袭2012年春秋讲学的模式，旨在切合当代文坛的学术走向和研究动态，诚邀著名作家、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毕飞宇和著名评论家、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吴义勤先生以及省内外的学术专家共议学术问题，创造一种纪实性与学术性相融的研究模式。
喻家山论坛自成立之初至今，一直致力于对产生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驳杂丰富的当代文学现象进行探索寻找，思考如何建构和形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自我中国话语。第一期以“经验与原创”为题，邀请了张炜先生和张新颖先生作为驻校嘉宾；第二期是以“革命与游戏”为题，邀请了格非先生和韩少功先生，持续进入“经典化”的研究；第三期以“边缘与颓废”为核心词，试图多途径地寻找进入当代文学三十年的研究发展与创作的规律性的某种理念、路径、问题与主题词。历次“喻家山文学论坛”由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写作中心副主任李俊国担任论坛的总主持，华中师范大学王先霈教授、武汉大学陈美兰教授、於可训教授与华中科技大学何锡章教授担任分场专题的主持人，同与会者围绕“故事与经典”这一当代文学创作亟待展开和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展开了多维度、高视角、创新性的研究和交流。
一、文学“经典化”——当代文学的研究核心
童庆炳教授曾经提出影响经典建构的六个因素：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文学作品的可阐释性空间；特定读者的期待视野；文学经典的发现人；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利的变动；文学理论和批评观念。处于全民阅读危机的当今时代，众多具有价值的思考和体验已经被资本主义、物质主义、技术主义和物态化的生存方式和所遮蔽。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而言，文学“经典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亟需建立一种经典化的文学批评，研究发现确立当代文学的时代精神价值。
1、如何认识文学经典？
华莱士·马丁说“经典永远是经过重新解释获得更新的”。博尔赫斯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经典，当我们在看各个民族经典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民族的经典却并不是和这个民族的民族性非常吻合的。”蒂姆·洛特提出，经典必须“讲出一些永恒的东西，不局限于这个时代”。卡尔维诺认为“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他们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布鲁姆在《文学正典》中竭力赞扬经典的原创性，“经典永远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拒绝相互重复带来的审美疲劳，给人以永久的新鲜感。”由此可见，经典的特征具有极大相似性：原创性，超越性，距离性和阐释的多义性等。
武汉大学的陈美兰教授和樊星教授强调文学经典必须具备精神的超越性，要贴近生活，同时又要超越现实。超越时代产生的强大的精神冲击力，是一部文学作品的终极力量所在，也是文学在世俗化时代中保持自身独立性的根基所在。华中科技大学王乾坤教授以“经典化研究在现当代文学史中的定位”为视角，从八十年代黄子平三人对文学政治性的理性质疑，提出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论题，到吴炫进行的“文学性”讨论，再到今时以确立经典作为标尺来进行文学评论。王乾坤认为经典关系着中国文学的自我认同和整合性。经典要具备共通性的维度：在价值内容上要具备共通性的创作母题，以独异的个体叙事，承诺人类不变的天命；在形式上也要具备共通性，敬畏语言，遵守语言规则，在简约、恒定的形式中寻求变化。湖北工程学院周水涛教授以二元对立叙事为切入点，将经典定义为文学史和主流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经典。而华科王均江副教授则持相反观点，他认为诗意和哲思的水乳交融才是经典的标志，经典既是历史概念又是对生活的动人体验。华中师范大学王又平教授则将普世价值作为经典的判断标准。他认为包含普世价值未必就是文学经典，但回避和排斥普世价值势必不可能成为经典之作。湖北大学的蔚蓝教授、江汉大学的吴艳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胡德才教授不约而同地注意到经典的历史积淀性和阐释意义的多维性。
评论家吴义勤先生认为在“不读书的今日”，对经典的呼吁和重视是对物欲时代有效有力地抗争。经典需要超越时代的思想价值同时也要具备同时代的精神影响力。当代作家的写作必须具备影响当代人群的辐射力，经典要更多地以当代读者的判断为中心，绝不能仅以后世传承为标准。作家毕飞宇则认为经典如同幽深地窖中的美酒，需要“发酵”。文学经典要既要拥有文化品质又要经得起“课堂化”的考验。他将“态度”置于经典之前，认为文学创作必须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之上，尊重作家的身份，尊重文字，尊重未来“课堂化”的可能性。
2、当代文学能否经典化？
文学研究中对经典的解释丰富多样，大体上有两种考察方式，它们构成了文学经典理论阐说的共性。一是本质主义的考察，是对什么是文学经典的回答。比如黄曼君先生强调原创性、典范性、历史穿透性。二是动态考察，可以将其理解为发展论的考察，是对经典何以为经典的回答，就像美国批评家史密斯所说的：经典是指特别出色的，为某一主体群体发挥某些渴望和被指望功名的事物和人工秩序。经典具有文化再生产性。
王又平教授指出，当代的经典匮乏虽然原因涉及政治干预、思想禁锢、视野的限制、功力不足等等，但根源在于缺乏普世价值的关照。他十分肯定毕飞宇在《推拿》后附的访谈录中提到的中国有意识回避普世价值的观点。王又平认为毕飞宇的思考是极具力度和技术性的，是站在质疑和批判的立场对普世价值的当下性言说。文学经典化的意义在于经典不间断的重新解释，而解释就意味着提升，提升的向度正是普世价值。可以说，普世价值是文学经典化构建不可缺少的因素。樊星教授在2000年上海作协举办的九十年代文学经典评选活动中收获了关于文学经典化的启示。他认为在世俗时代中文学经典是最具精神品味的，包孕着超越时代的精神爆发力。经典化既要贴近生活，同时又要超越现实。樊星和王又平都认为在文学经典化中需要一种感染人心的“正能量”的传递，这也是新世纪文学区别于九十年代世俗文学的关键点。王乾坤教授指出这种“能量”其实就是经典化中的共通性价值。他倡导研究者以吴炫先生提出的“经典为龙头”的文学史研究模式作为研究的指导方向，提倡以文学性为标准，以共通性为维度构筑经典化。他认为经典化研究深刻之处在于按照文学性对当代文学进行具体分析研究，研究对象不应局限于“好”的作品，还应重视对“不好”作品的语言及艺术形式的分析。王均江副教授则以哲学视角从海德格尔的实际生活经验为切入点审视经典。提出经典化需要进入实际生活经验探索真理，这种探索正是理解当下生活的基础。蔡家园副编审提醒研究者们如何在泛经典化的时代建构经典，并指出评论者应以独立批判的姿态作为创作者的参照，不可将文学过度地去政治化。 吴义勤先生对经典化的的看法是：首先，他和陈美兰教授都提出经典化研究应以同时代的读者及研究者为主体，不可依赖后代读者，以免时代流逝造成经典的断档。他以现代文学研究为例，指出文学史经典化秩序的建立，倘若一昧地交由后代必然存在着对阅读兴趣和理解的质疑和缺陷。第二，吴义勤指出经典的绝对化、神圣化和乌托邦化势必遮蔽了当代文学丰富性、复杂性、多元性。经典化的重要性在于对作品价值不断发现生成的过程，关键在于差异性的读者对作品价值的自我履新和自我衍生。若反其道行之，必将悖离经典化的初衷。第三，他以现当代文学比较研究为例，阐明具体研究对经典化的实践意义。最后，吴义勤指出了当代文学史缺乏个人史学观点和见解的弊端。他认为文学批评应是具有人性的审美活动，强调要以理性和善意注重对作家及作品的正面价值进行客观地批判和阐释。
二、故事与审美——毕飞宇创作个案的再解读
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说：“讲故事者有回溯整个人生的禀赋。他的天资是能叙述他的一生，他的独特之处是能铺陈他的整个生命。讲故事者是一个让其生命之灯芯由他的故事的柔和烛光徐徐燃尽的人。”
李俊国教授以本雅明对故事及其言传的研究作为论题的开启，提出在工业时代以来，人类叙事学上的主要问题：叙事如何成为审美？在此基础上，以毕飞宇的创作为个案探讨故事如何进入书写者的自我经验、背景、创化、符号以及情感及其感觉。
1、故事如何成为审美？
武汉大学昌切教授将毕飞宇划分为“理性派“作家，认为他尤为擅长以知性化的分析式叙述控制小说的叙事向度。他将毕飞宇创作的核心词划定为“性别和权力”，以 “典型的中国传统性别权力观”为视角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出发，揭示权力的内外之别，主次之分。他通过对王连方因权得性和玉米仗势反抗等情节的细读解析，揭示了毕飞宇创作中“男性依附权力，女性依附男性”的权力观并指出女性扭曲的生存状态源于“天道”的延续。黄冈师范学院沈嘉达教授将《推拿》的文本与同名电视剧本进行比较，提出毕飞宇的创作已经由心灵叙事转为故事叙事。他从小说的主题“尊严”出发，提出毕飞宇创作的独到之处就是以向内转的方式用小格局、小叙事表达宏大的普世价值。江汉大学的吴艳教授也以《推拿》作为个案，从自我阅读的“颤抖感”出发，对毕飞宇的另一个创作主题“疼痛”进行阐释。她将“心疼”作为《推拿》叙事出发点，以都红放弃音乐，盲人与前台的微妙关系为例，指出毕飞宇对受害者与伤害他人这个文学话题持续性的关注和创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胡德才教授认为故事是小说中最基本，最高的要素，而小说的经典则根植与人性之中。他以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为例，指出小说的经典化的意蕴在于对人性的哲学解读。胡德才指出由特殊时代及特定环境引发的对异化的思考和批判是经典作品的特征，毕飞宇本色地以平凡却意味深长的故事展现人性的异化和扭曲。
华中科技大学的蒋济永教授以“两个秘密”研析毕飞宇的小说创作。他将毕飞宇的小说叙事定义为三个“自我构成”：“现实的自我”（“经验的自我”）；“虚构的自我”（“想象的自我”）； “智性的自我”。蒋济永将毕飞宇的自传《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作为他的创作原型，以手电筒的故事为例，层层深入地解析毕飞宇如何将童年往事虚构提升为文本中的智性语言。他将智性自我和智性叙事作为毕飞宇创作的第一个秘密——叙述的秘密。蒋济永认为智性语言是毕飞宇创作中最具光辉和色彩之处，也是其个性化和区别性的特征。第二个秘密就是毕飞宇的小说创作回归文学性。毕飞宇的创作伏贴于现实的大地之上，在《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中他将自己创作的生活基础全面清楚地展现出来。每段真实的生活经历和每个可感存在的实物都在他的小说文本中找到相应情节。蒋济永还提出毕飞宇存在着一些瑕疵。他将瑕疵存在的原因定义为三个主体转换的失误，但在整体上不影响毕飞宇创作的拓展性和审美的精巧性。蒋济永同蔚蓝教授都对毕飞宇在贴近生活的基础上以精致主义的审美不断地提升想象的空间维度和叙述的哲学逻辑力度的创作方式表示高度的赞扬和肯定。
2、故事如何成为文学性讲述？
中南民族大学杨彬教授首先提出八十年代的先锋作家以消解故事的方式反抗小说题材化，故事政治化，以示对小说传统性的集体反抗。她指出先锋作家集体回归现实叙事，意味着小说的基本要素依旧是故事。其次，她对毕飞宇的创作进行溯源式研究，认为毕飞宇虽然曾受先锋派影响，但是极快地回转到故事性。同时，她对昌切在性别上“天人合一”观点持相反意见。她认为权力不是天人合一的和谐，而是彻底地颠覆了平和的两性关系。最后，她认为毕飞宇的创作注重故事却超越故事，极具卡尔维诺强调的“轻与重”的叙事特点。华中科技大学的谭杉杉认为好的小说家必定有自己独特的讲述方式。她以故事是讲述而非阐释、以故事还原生活的经验、重述与故事的延异、故事与意义同审美这四个方面结合毕飞宇的不同阶段的具体创作详细地阐释了“互文性写作”如何建构出毕飞宇独特的审美体系。她认为这种审美体系既体现在结构形态，话语形态和语义形态上，使叙事不再拘泥于单纯的语言形式，使得文本在多层语义上展开，充分体现了作家的主体性和文学的本体性。
湖北大学的蔚蓝教授提出毕飞宇创作的特殊之处在于其精致主义审美气质和小格局日常化的叙事风度。毕飞宇的创作不论体裁如何，叙事形式如何变换，都以精致主义贯穿始终。蔚蓝认为当今文学过于浮躁，欠缺精致主义叙事审美，从而造成经典化的匮乏。正因如此，毕飞宇的创作显得难能可贵。他的作品同莫言一样展现日常化、庸常性、民间化，但文人审美的趣味使他的叙事在虚实之间显示出一种传统文化的精气和丰沛的艺术形象力，突破了叙事习惯的快意。蔚蓝还充分肯定了毕飞宇的小叙事策略。小叙事关注日常生活，将关注视点落在人身上。情节舒缓，平中见奇，打破了多年来宏大叙事独霸文坛的惯性。最后，她从语言的意象化境界和语言可敢当化对毕飞宇的语言进行了精准的剖析，将毕飞宇的语言定义为最漂亮的语言。毕飞宇的语言中带有思考的张力和个人的原创力，内里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毕飞宇在自由发言中盛赞这次文学论坛，戏称为“他乡遇新知”。首先，他坦承在实际创作中，不会将“经典”放入文字之中，并认为期许自我作品的经典化是种不健康的想法。第二，他借用鲁迅的“文学是为生的，不是为死的”来诠释自己的写作目的。他说写作是为了让自己的作品比自己更好地、更久地活下去。第三，他充分肯定学院派评论，强调小说价值化，文化化对自我创作的重要性。毕飞宇认为作家的能力包括才华，理性能力，感性能力。但在具体创作中他将态度永远放第一位的。作为小说家，他时刻提醒自己尊重文字，尊重自己的身份以及尊重未来“课堂化”的可能性。最后，毕飞宇就昌切教授的“理性派作家”的观点，阐述了创作中的真实的自我内心组合。他提到在创作初期就已为自己制定了理性写作的目标。作为中文系的毕业生，他是带着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坐标上路创作的。他强调即便是理性化的创作也不存在排斥自身基本的感知能力的情况。每次创作都是将自己内心最准确的感受汇报给读者。他再次以牧羊犬和羊群为例对自己的写作状态进行解释，羊和牧羊犬在草地上共同选择一个方向是具有互文性的，选定的过程是彼此商讨的过程。他认为强有力的理性必须要与无限生动的感知形成互文性的交汇，才能协作完成作品的创作。
三、学术结语
李俊国教授的学术总结强调：“故事与经典”作为论坛的主题，既涵盖了作家和评论者的实际创作成果，同时也是对当代文坛的主要问题的深入探讨和多维辨析。作为主题“故事与经典”实际上涵盖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试图以“叙事与审美”为研究路径进入具体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结合第三期喻家山论坛“边缘叙事和颓废审美”的话题以毕飞宇先生的创作作为个案分析，但又不仅仅着眼于毕飞宇的创作。第二层面是文学与经典的问题，在物态化的当今时代呼唤经典化、探索实践如何实现经典化、寻找经典化的意义以及如何从事当代文学研究。
故事与文学的关系，早在八十年前，本雅明就已在《讲故事的人》中进行了考古学式说理。对应当今的物质主义和技术主义，物态化的生存方式及其文学的存在方式，文学不应只简单地提供资讯，更应强化自身的审美性和独立性。文学需要改变前工业时代或农业文化时代的审美惯性，重归审美的不可复制性、原创性，更需要坚持具有文人审美趣味的精致主义。小说回归文学性，绝不是仅要求技术性，关键在于对文学自身的本体性、规律性、常识性的思考和探寻。这就涉及到了在技术主义时代、商业主义时代、物质主义时代，文学的“魅”的消失及其“复魅”的问题。文学何以为文学？文学又何以区别于其它的一些相邻的学科，核心在于文学的“魅”，文学的丰富性。故事与审美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就是对作家主体创作状态的深入和融汇，这里面涉及到了对当代小说的创作状态的关注和研析空间。喻家山论坛自成立之初就坚定着以 “当代文学经典化”为核心论题，因为当代的文学创作以及当代的文学研究的势态在考验着、检验着也在昭示着我们的文学创作者、文学研究者对自己文学研究的勇气、探索路径。
本次论坛肯定还存在着许多未能解决的问题，例如，王先霈教授提出的“为什么许多经过现代主义洗礼的，代表性的作家重归现实主义，而这种现实主义与五十年代的有何不同”；王又平教授反思为何当今时代要回避抗拒普世价值；樊星教授思考着我们新世纪文学到底跟以世俗化为标签的九十年代文学有何区别；蔡家园副编审提出反思“纯文学”观念等等。这些都留待于下次的喻家山文学论坛继续探讨商议。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喻家山论坛自成立之初至今，一直致力于对产生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驳杂丰富的当代文学现象进行探索寻找，思考如何建构和形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自我中国话语。第一期以“经验与原创”为题，邀请了张炜先生和张新颖先生作为驻校嘉宾；第二期是以“革命与游戏”为题，邀请了格非先生和韩少功先生，持续进入“经典化”的研究；第三期以“边缘与颓废”为核心词，试图多途径地寻找进入当代文学三十年的研究发展与创作的规律性的某种理念、路径、问题与主题词。历次“喻家山文学论坛”由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写作中心副主任李俊国担任论坛的总主持，华中师范大学王先霈教授、武汉大学陈美兰教授、於可训教授与华中科技大学何锡章教授担任分场专题的主持人，同与会者围绕“故事与经典”这一当代文学创作亟待展开和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展开了多维度、高视角、创新性的研究和交流。
一、文学“经典化”——当代文学的研究核心
童庆炳教授曾经提出影响经典建构的六个因素：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文学作品的可阐释性空间；特定读者的期待视野；文学经典的发现人；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利的变动；文学理论和批评观念。处于全民阅读危机的当今时代，众多具有价值的思考和体验已经被资本主义、物质主义、技术主义和物态化的生存方式和所遮蔽。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而言，文学“经典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亟需建立一种经典化的文学批评，研究发现确立当代文学的时代精神价值。
1、如何认识文学经典？
华莱士·马丁说“经典永远是经过重新解释获得更新的”。博尔赫斯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经典，当我们在看各个民族经典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民族的经典却并不是和这个民族的民族性非常吻合的。”蒂姆·洛特提出，经典必须“讲出一些永恒的东西，不局限于这个时代”。卡尔维诺认为“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他们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布鲁姆在《文学正典》中竭力赞扬经典的原创性，“经典永远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拒绝相互重复带来的审美疲劳，给人以永久的新鲜感。”由此可见，经典的特征具有极大相似性：原创性，超越性，距离性和阐释的多义性等。
武汉大学的陈美兰教授和樊星教授强调文学经典必须具备精神的超越性，要贴近生活，同时又要超越现实。超越时代产生的强大的精神冲击力，是一部文学作品的终极力量所在，也是文学在世俗化时代中保持自身独立性的根基所在。华中科技大学王乾坤教授以“经典化研究在现当代文学史中的定位”为视角，从八十年代黄子平三人对文学政治性的理性质疑，提出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论题，到吴炫进行的“文学性”讨论，再到今时以确立经典作为标尺来进行文学评论。王乾坤认为经典关系着中国文学的自我认同和整合性。经典要具备共通性的维度：在价值内容上要具备共通性的创作母题，以独异的个体叙事，承诺人类不变的天命；在形式上也要具备共通性，敬畏语言，遵守语言规则，在简约、恒定的形式中寻求变化。湖北工程学院周水涛教授以二元对立叙事为切入点，将经典定义为文学史和主流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经典。而华科王均江副教授则持相反观点，他认为诗意和哲思的水乳交融才是经典的标志，经典既是历史概念又是对生活的动人体验。华中师范大学王又平教授则将普世价值作为经典的判断标准。他认为包含普世价值未必就是文学经典，但回避和排斥普世价值势必不可能成为经典之作。湖北大学的蔚蓝教授、江汉大学的吴艳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胡德才教授不约而同地注意到经典的历史积淀性和阐释意义的多维性。
评论家吴义勤先生认为在“不读书的今日”，对经典的呼吁和重视是对物欲时代有效有力地抗争。经典需要超越时代的思想价值同时也要具备同时代的精神影响力。当代作家的写作必须具备影响当代人群的辐射力，经典要更多地以当代读者的判断为中心，绝不能仅以后世传承为标准。作家毕飞宇则认为经典如同幽深地窖中的美酒，需要“发酵”。文学经典要既要拥有文化品质又要经得起“课堂化”的考验。他将“态度”置于经典之前，认为文学创作必须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之上，尊重作家的身份，尊重文字，尊重未来“课堂化”的可能性。
2、当代文学能否经典化？
文学研究中对经典的解释丰富多样，大体上有两种考察方式，它们构成了文学经典理论阐说的共性。一是本质主义的考察，是对什么是文学经典的回答。比如黄曼君先生强调原创性、典范性、历史穿透性。二是动态考察，可以将其理解为发展论的考察，是对经典何以为经典的回答，就像美国批评家史密斯所说的：经典是指特别出色的，为某一主体群体发挥某些渴望和被指望功名的事物和人工秩序。经典具有文化再生产性。
王又平教授指出，当代的经典匮乏虽然原因涉及政治干预、思想禁锢、视野的限制、功力不足等等，但根源在于缺乏普世价值的关照。他十分肯定毕飞宇在《推拿》后附的访谈录中提到的中国有意识回避普世价值的观点。王又平认为毕飞宇的思考是极具力度和技术性的，是站在质疑和批判的立场对普世价值的当下性言说。文学经典化的意义在于经典不间断的重新解释，而解释就意味着提升，提升的向度正是普世价值。可以说，普世价值是文学经典化构建不可缺少的因素。樊星教授在2000年上海作协举办的九十年代文学经典评选活动中收获了关于文学经典化的启示。他认为在世俗时代中文学经典是最具精神品味的，包孕着超越时代的精神爆发力。经典化既要贴近生活，同时又要超越现实。樊星和王又平都认为在文学经典化中需要一种感染人心的“正能量”的传递，这也是新世纪文学区别于九十年代世俗文学的关键点。王乾坤教授指出这种“能量”其实就是经典化中的共通性价值。他倡导研究者以吴炫先生提出的“经典为龙头”的文学史研究模式作为研究的指导方向，提倡以文学性为标准，以共通性为维度构筑经典化。他认为经典化研究深刻之处在于按照文学性对当代文学进行具体分析研究，研究对象不应局限于“好”的作品，还应重视对“不好”作品的语言及艺术形式的分析。王均江副教授则以哲学视角从海德格尔的实际生活经验为切入点审视经典。提出经典化需要进入实际生活经验探索真理，这种探索正是理解当下生活的基础。蔡家园副编审提醒研究者们如何在泛经典化的时代建构经典，并指出评论者应以独立批判的姿态作为创作者的参照，不可将文学过度地去政治化。 吴义勤先生对经典化的的看法是：首先，他和陈美兰教授都提出经典化研究应以同时代的读者及研究者为主体，不可依赖后代读者，以免时代流逝造成经典的断档。他以现代文学研究为例，指出文学史经典化秩序的建立，倘若一昧地交由后代必然存在着对阅读兴趣和理解的质疑和缺陷。第二，吴义勤指出经典的绝对化、神圣化和乌托邦化势必遮蔽了当代文学丰富性、复杂性、多元性。经典化的重要性在于对作品价值不断发现生成的过程，关键在于差异性的读者对作品价值的自我履新和自我衍生。若反其道行之，必将悖离经典化的初衷。第三，他以现当代文学比较研究为例，阐明具体研究对经典化的实践意义。最后，吴义勤指出了当代文学史缺乏个人史学观点和见解的弊端。他认为文学批评应是具有人性的审美活动，强调要以理性和善意注重对作家及作品的正面价值进行客观地批判和阐释。
二、故事与审美——毕飞宇创作个案的再解读
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说：“讲故事者有回溯整个人生的禀赋。他的天资是能叙述他的一生，他的独特之处是能铺陈他的整个生命。讲故事者是一个让其生命之灯芯由他的故事的柔和烛光徐徐燃尽的人。”
李俊国教授以本雅明对故事及其言传的研究作为论题的开启，提出在工业时代以来，人类叙事学上的主要问题：叙事如何成为审美？在此基础上，以毕飞宇的创作为个案探讨故事如何进入书写者的自我经验、背景、创化、符号以及情感及其感觉。
1、故事如何成为审美？
武汉大学昌切教授将毕飞宇划分为“理性派“作家，认为他尤为擅长以知性化的分析式叙述控制小说的叙事向度。他将毕飞宇创作的核心词划定为“性别和权力”，以 “典型的中国传统性别权力观”为视角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出发，揭示权力的内外之别，主次之分。他通过对王连方因权得性和玉米仗势反抗等情节的细读解析，揭示了毕飞宇创作中“男性依附权力，女性依附男性”的权力观并指出女性扭曲的生存状态源于“天道”的延续。黄冈师范学院沈嘉达教授将《推拿》的文本与同名电视剧本进行比较，提出毕飞宇的创作已经由心灵叙事转为故事叙事。他从小说的主题“尊严”出发，提出毕飞宇创作的独到之处就是以向内转的方式用小格局、小叙事表达宏大的普世价值。江汉大学的吴艳教授也以《推拿》作为个案，从自我阅读的“颤抖感”出发，对毕飞宇的另一个创作主题“疼痛”进行阐释。她将“心疼”作为《推拿》叙事出发点，以都红放弃音乐，盲人与前台的微妙关系为例，指出毕飞宇对受害者与伤害他人这个文学话题持续性的关注和创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胡德才教授认为故事是小说中最基本，最高的要素，而小说的经典则根植与人性之中。他以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为例，指出小说的经典化的意蕴在于对人性的哲学解读。胡德才指出由特殊时代及特定环境引发的对异化的思考和批判是经典作品的特征，毕飞宇本色地以平凡却意味深长的故事展现人性的异化和扭曲。
华中科技大学的蒋济永教授以“两个秘密”研析毕飞宇的小说创作。他将毕飞宇的小说叙事定义为三个“自我构成”：“现实的自我”（“经验的自我”）；“虚构的自我”（“想象的自我”）； “智性的自我”。蒋济永将毕飞宇的自传《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作为他的创作原型，以手电筒的故事为例，层层深入地解析毕飞宇如何将童年往事虚构提升为文本中的智性语言。他将智性自我和智性叙事作为毕飞宇创作的第一个秘密——叙述的秘密。蒋济永认为智性语言是毕飞宇创作中最具光辉和色彩之处，也是其个性化和区别性的特征。第二个秘密就是毕飞宇的小说创作回归文学性。毕飞宇的创作伏贴于现实的大地之上，在《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中他将自己创作的生活基础全面清楚地展现出来。每段真实的生活经历和每个可感存在的实物都在他的小说文本中找到相应情节。蒋济永还提出毕飞宇存在着一些瑕疵。他将瑕疵存在的原因定义为三个主体转换的失误，但在整体上不影响毕飞宇创作的拓展性和审美的精巧性。蒋济永同蔚蓝教授都对毕飞宇在贴近生活的基础上以精致主义的审美不断地提升想象的空间维度和叙述的哲学逻辑力度的创作方式表示高度的赞扬和肯定。
2、故事如何成为文学性讲述？
中南民族大学杨彬教授首先提出八十年代的先锋作家以消解故事的方式反抗小说题材化，故事政治化，以示对小说传统性的集体反抗。她指出先锋作家集体回归现实叙事，意味着小说的基本要素依旧是故事。其次，她对毕飞宇的创作进行溯源式研究，认为毕飞宇虽然曾受先锋派影响，但是极快地回转到故事性。同时，她对昌切在性别上“天人合一”观点持相反意见。她认为权力不是天人合一的和谐，而是彻底地颠覆了平和的两性关系。最后，她认为毕飞宇的创作注重故事却超越故事，极具卡尔维诺强调的“轻与重”的叙事特点。华中科技大学的谭杉杉认为好的小说家必定有自己独特的讲述方式。她以故事是讲述而非阐释、以故事还原生活的经验、重述与故事的延异、故事与意义同审美这四个方面结合毕飞宇的不同阶段的具体创作详细地阐释了“互文性写作”如何建构出毕飞宇独特的审美体系。她认为这种审美体系既体现在结构形态，话语形态和语义形态上，使叙事不再拘泥于单纯的语言形式，使得文本在多层语义上展开，充分体现了作家的主体性和文学的本体性。
湖北大学的蔚蓝教授提出毕飞宇创作的特殊之处在于其精致主义审美气质和小格局日常化的叙事风度。毕飞宇的创作不论体裁如何，叙事形式如何变换，都以精致主义贯穿始终。蔚蓝认为当今文学过于浮躁，欠缺精致主义叙事审美，从而造成经典化的匮乏。正因如此，毕飞宇的创作显得难能可贵。他的作品同莫言一样展现日常化、庸常性、民间化，但文人审美的趣味使他的叙事在虚实之间显示出一种传统文化的精气和丰沛的艺术形象力，突破了叙事习惯的快意。蔚蓝还充分肯定了毕飞宇的小叙事策略。小叙事关注日常生活，将关注视点落在人身上。情节舒缓，平中见奇，打破了多年来宏大叙事独霸文坛的惯性。最后，她从语言的意象化境界和语言可敢当化对毕飞宇的语言进行了精准的剖析，将毕飞宇的语言定义为最漂亮的语言。毕飞宇的语言中带有思考的张力和个人的原创力，内里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毕飞宇在自由发言中盛赞这次文学论坛，戏称为“他乡遇新知”。首先，他坦承在实际创作中，不会将“经典”放入文字之中，并认为期许自我作品的经典化是种不健康的想法。第二，他借用鲁迅的“文学是为生的，不是为死的”来诠释自己的写作目的。他说写作是为了让自己的作品比自己更好地、更久地活下去。第三，他充分肯定学院派评论，强调小说价值化，文化化对自我创作的重要性。毕飞宇认为作家的能力包括才华，理性能力，感性能力。但在具体创作中他将态度永远放第一位的。作为小说家，他时刻提醒自己尊重文字，尊重自己的身份以及尊重未来“课堂化”的可能性。最后，毕飞宇就昌切教授的“理性派作家”的观点，阐述了创作中的真实的自我内心组合。他提到在创作初期就已为自己制定了理性写作的目标。作为中文系的毕业生，他是带着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坐标上路创作的。他强调即便是理性化的创作也不存在排斥自身基本的感知能力的情况。每次创作都是将自己内心最准确的感受汇报给读者。他再次以牧羊犬和羊群为例对自己的写作状态进行解释，羊和牧羊犬在草地上共同选择一个方向是具有互文性的，选定的过程是彼此商讨的过程。他认为强有力的理性必须要与无限生动的感知形成互文性的交汇，才能协作完成作品的创作。
三、学术结语
李俊国教授的学术总结强调：“故事与经典”作为论坛的主题，既涵盖了作家和评论者的实际创作成果，同时也是对当代文坛的主要问题的深入探讨和多维辨析。作为主题“故事与经典”实际上涵盖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试图以“叙事与审美”为研究路径进入具体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结合第三期喻家山论坛“边缘叙事和颓废审美”的话题以毕飞宇先生的创作作为个案分析，但又不仅仅着眼于毕飞宇的创作。第二层面是文学与经典的问题，在物态化的当今时代呼唤经典化、探索实践如何实现经典化、寻找经典化的意义以及如何从事当代文学研究。
故事与文学的关系，早在八十年前，本雅明就已在《讲故事的人》中进行了考古学式说理。对应当今的物质主义和技术主义，物态化的生存方式及其文学的存在方式，文学不应只简单地提供资讯，更应强化自身的审美性和独立性。文学需要改变前工业时代或农业文化时代的审美惯性，重归审美的不可复制性、原创性，更需要坚持具有文人审美趣味的精致主义。小说回归文学性，绝不是仅要求技术性，关键在于对文学自身的本体性、规律性、常识性的思考和探寻。这就涉及到了在技术主义时代、商业主义时代、物质主义时代，文学的“魅”的消失及其“复魅”的问题。文学何以为文学？文学又何以区别于其它的一些相邻的学科，核心在于文学的“魅”，文学的丰富性。故事与审美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就是对作家主体创作状态的深入和融汇，这里面涉及到了对当代小说的创作状态的关注和研析空间。喻家山论坛自成立之初就坚定着以 “当代文学经典化”为核心论题，因为当代的文学创作以及当代的文学研究的势态在考验着、检验着也在昭示着我们的文学创作者、文学研究者对自己文学研究的勇气、探索路径。
本次论坛肯定还存在着许多未能解决的问题，例如，王先霈教授提出的“为什么许多经过现代主义洗礼的，代表性的作家重归现实主义，而这种现实主义与五十年代的有何不同”；王又平教授反思为何当今时代要回避抗拒普世价值；樊星教授思考着我们新世纪文学到底跟以世俗化为标签的九十年代文学有何区别；蔡家园副编审提出反思“纯文学”观念等等。这些都留待于下次的喻家山文学论坛继续探讨商议。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