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阿玛蒂亚·森曾经比较过中国和印度的现代化，他的结论是，中国之所以比印度成功，就因为中国有大量海外资本的注入，这些资本是海外华人带进来的。印度人就跟中国不同，移民出了国就不回家了，也不怎么想印度。这种特点在古代历史中也可以看到，那些印度僧侣，像鸠摩罗什这些人到中国来传教，最后都死在中国；可是中国和尚西去求法，只要还活着都要回来，像法显、玄奘，历尽艰险都要回国，这就是中国人和印度人的不同。所以阿玛蒂亚·森说，中国天然的海外资本就是华人。
“那些老华侨，再不关注他们，就来不及了！”
今年1月份，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老师来北京开会，此前在去年第11期杂志中周老师刚刚参与了我们“合作作者计划”欧洲选题中的波兰、希腊部分，编辑部几个同事请他吃饭答谢。说到高兴之处，周宁有些激动地谈起了他一直关注的东南亚华人问题。
福建本就是侨乡，厦门大学更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由华侨创办的大学。周老师作为一个祖籍山东的北方人，自1990年代初到厦大开始，就对东南亚有着特别的兴趣。身为人文学院院长，他社会活动的很大一部分恰好也和东南亚的华侨有关。后来东南亚华博文学研究会成立，周宁担任会长—不同于暨南大学的海外华人研究，厦大完全专注于东南亚华人。
周宁的激动也是有感而发。去年12月份，马来西亚老华侨陈雪峰来中国，周宁陪他转完厦门，还去了一趟绍兴参观鲁迅故居。老先生激动得不得了，可是回到吉隆坡的第二天早晨，他就坐在椅子上去世了。
“我说他很圆满。但是可惜了，这个人太有意思了，要是活着的话你们去马来西亚一定要采访他。这些老人一生经商，老了还特别拼，像陈雪峰，血压180到处跑，我一直提醒他注意；菲律宾的柯清淡先生70多岁了，晚上9点坐夜车大巴，从厦门去深圳谈生意。我跟他们说，你们这些人是‘亡命之徒’！”
中国现在有5000万到7000万华人身居海外，其中一半住在东南亚。东南亚华人对祖籍国的影响，其实远不只阿玛蒂亚·森说的“天然的海外资本”这么简单，中国现代化历史中两次重大变革都与东南亚华人密切相关。一次是政治上的，孙中山发动的辛亥革命；一次是经济上的，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这两次变革的成功都借助于南洋华人。
辛亥革命时期有一句话叫广东人革命，福建人出钱，湖南人打仗，浙江人做官。为什么福建人出钱呢？南洋华侨很多都是福建人，像陈嘉庚，就是孙中山的好朋友，给孙中山很多钱。所以辛亥革命成功，东南亚华人的贡献非常大。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成立经济特区，厦门、深圳、汕头、珠海这4个特区都是针对海外华人的。“你们想想这几个特区什么概念？”周宁说：“深圳是对香港人的，厦门对台湾，珠海对澳门，为什么还要搞出个汕头呢？汕头是对潮州人的。潮州人在海外资产最多，你去泰国就知道，泰国是潮州人的天下。所以邓小平那一代人很明白中国的资源在哪里，建几个特区搞改革开放，然后华人的资本就进来了。可以这样说，最早就是海外华人资本帮助中国启动了30年的改革开放。”
但是，一直和东南亚华人接触的周宁发现，这些老先生近些年心里有点不舒服。他们有种感受，中国改革开放成功了，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美国、欧洲，看不上他们这些东南亚华人了，因为他们大多是小资本。本来，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出手相助，之后那段日子是中国与东南亚迄今最好的时光，海外华人也从中受益。可惜这种局面没有延续下来，很快中国的兴趣就被“中美国”吸引走了，近两年反而出现了日益严峻的南海问题。
这里面虽然有美国暗中挑唆的因素，但究其根本，还是中国没有真正理解东南亚的战略意义，因而也就没能很好发挥海外华人与祖籍国天然的亲缘关系在区域影响力中的作用。2008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Joshua Kurlantzick写的一本书《魅力攻势（Charm Offensive）》，其中提到中国真正的文化软实力只在东南亚有影响，因为东南亚的华人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源泉。那个时候美国还没有提出“重返亚洲”的口号，但他们对这个区域的战略关键点已经看得很清楚。相反，中国对此反而没有警觉和认识。“放弃这几千万人不闻不问，太可惜了。”
这些年，通过研究东南亚自殖民时代以来的历史，周宁感触最深的一个问题就是“新帝国”的扩张方式。“古代帝国是占有土地，拥有主权；现代帝国是控制经济通道，制定和维护规则。英国、荷兰、美国的扩张都不是领土的概念，而是建立平台、控制规则。中国对西方的这种扩张方式还缺乏理解。”
除了与海外华人天然的亲缘联系，从更大的地缘结构和优势来看，周宁认为中国应该从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看待东南亚的重要性。“中国有巨大的市场，也有资源，而且地理位置也很好。中亚五国盛产石油和各种特产，它往哪里卖呢？最好的买家就是中国，他不能卖给俄罗斯，因为俄罗斯自己也有。另外这些国家没有出海口，中国有；中国又是一个庞大的生产基地，不仅自己有市场可以消费，同时生产能力又可以供应世界。那么我们就背靠中亚面向东南，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把中国的市场盘活以后，东南亚也来了，中亚也来了。就本国市场而言，中国不像英国、荷兰这些国家，更像美国，只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平台就‘万邦来朝’了。可惜我们从来没有在这个方向着力！现在总有人说，中国就要成为像美国那样的大国，美国人也提‘中美国’的概念，可是你想，有哪个大国，是在自己所在的区域内没有影响，凭空就成为世界性大国的？”
而当前最严峻的问题是，所谓海外华人与中国天然的亲缘联系，也正在随着这一代老华侨的纷纷离世而发生变化。
“我觉得中国实在对不起他们，从历史上就对不起，到现在还对不起，如果真要把他们都得罪了，在海外就没有人支持中国了。”周宁说。
一直以来，东南亚华人都很好地保存了中国文化，尤其是南方闽粤地区的民间文化，小传统尤其保存得好。像马来西亚的槟城，是全世界保留闽南文化最完整的地方，他们每年农历七月还会过盂兰盆节，演目连戏，这些在国内都见不到了。但同时这些华人非常可怜，经常处在一个文化断裂带上。荷兰人占领巴达维亚，在红溪惨案里一次杀了两万华人。杀过两三次，每一次都上万华人，在历史上很惨的。荷兰人红溪惨案杀完华人以后出使北京见顺治皇帝，来的时候心里还犯嘀咕，顺治皇帝要问起来怎么办。结果没想到，到了北京说起这件事，顺治皇帝说他们本来就是些不法贱民，跑到外面去被杀了活该；到了现代他们也不好过，一方面从情感上跟中国是扯不断的，另一方面二战以后的民族独立运动让他们的身份非常尴尬。马来人建马来国，华人就是外来人。新加坡在马来西亚眼皮底下，得看马来人的脸色，必须以马来语为国语，英语为通用语言。所以李光耀尽管是华人，但实际上他压制华人；接下来的冷战期间，华人夹在两大阵营的缝隙里头，又天生很多“左派”，处境更是艰难至极。
所以最近这半个多世纪，华侨都非常努力地融入当地：在马来西亚他就说我是马来西亚公民，跟马来人一样；在新加坡他就说我的祖国是新加坡；菲律宾也是如此。现在七八十岁的这一批老华人可能是最后一代对中国存有深厚情感的华侨，他们的离去对中国今后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将是一种重大损失。
有一种生活情境可以代表这种变化：两代人看体育比赛，如果是中国对本国，父亲可能会有某种纠结错乱的感受，但父子大体都会希望本国赢；如果中国对美国，父亲毫不犹豫希望中国赢，儿子则无所谓。
“你们赶紧来找我吧，等我们死了你们就找不到我们了。”这是柯清淡对周宁的学生讲过的话，周宁又把它转述给我们。
“再不去也许就太晚了！”现在听周老师讲这句话，好像也不必专指我们的采访。
“那些老华侨，再不关注他们，就来不及了！”
今年1月份，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老师来北京开会，此前在去年第11期杂志中周老师刚刚参与了我们“合作作者计划”欧洲选题中的波兰、希腊部分，编辑部几个同事请他吃饭答谢。说到高兴之处，周宁有些激动地谈起了他一直关注的东南亚华人问题。
福建本就是侨乡，厦门大学更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由华侨创办的大学。周老师作为一个祖籍山东的北方人，自1990年代初到厦大开始，就对东南亚有着特别的兴趣。身为人文学院院长，他社会活动的很大一部分恰好也和东南亚的华侨有关。后来东南亚华博文学研究会成立，周宁担任会长—不同于暨南大学的海外华人研究，厦大完全专注于东南亚华人。
周宁的激动也是有感而发。去年12月份，马来西亚老华侨陈雪峰来中国，周宁陪他转完厦门，还去了一趟绍兴参观鲁迅故居。老先生激动得不得了，可是回到吉隆坡的第二天早晨，他就坐在椅子上去世了。
“我说他很圆满。但是可惜了，这个人太有意思了，要是活着的话你们去马来西亚一定要采访他。这些老人一生经商，老了还特别拼，像陈雪峰，血压180到处跑，我一直提醒他注意；菲律宾的柯清淡先生70多岁了，晚上9点坐夜车大巴，从厦门去深圳谈生意。我跟他们说，你们这些人是‘亡命之徒’！”
中国现在有5000万到7000万华人身居海外，其中一半住在东南亚。东南亚华人对祖籍国的影响，其实远不只阿玛蒂亚·森说的“天然的海外资本”这么简单，中国现代化历史中两次重大变革都与东南亚华人密切相关。一次是政治上的，孙中山发动的辛亥革命；一次是经济上的，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这两次变革的成功都借助于南洋华人。
辛亥革命时期有一句话叫广东人革命，福建人出钱，湖南人打仗，浙江人做官。为什么福建人出钱呢？南洋华侨很多都是福建人，像陈嘉庚，就是孙中山的好朋友，给孙中山很多钱。所以辛亥革命成功，东南亚华人的贡献非常大。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成立经济特区，厦门、深圳、汕头、珠海这4个特区都是针对海外华人的。“你们想想这几个特区什么概念？”周宁说：“深圳是对香港人的，厦门对台湾，珠海对澳门，为什么还要搞出个汕头呢？汕头是对潮州人的。潮州人在海外资产最多，你去泰国就知道，泰国是潮州人的天下。所以邓小平那一代人很明白中国的资源在哪里，建几个特区搞改革开放，然后华人的资本就进来了。可以这样说，最早就是海外华人资本帮助中国启动了30年的改革开放。”
但是，一直和东南亚华人接触的周宁发现，这些老先生近些年心里有点不舒服。他们有种感受，中国改革开放成功了，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美国、欧洲，看不上他们这些东南亚华人了，因为他们大多是小资本。本来，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出手相助，之后那段日子是中国与东南亚迄今最好的时光，海外华人也从中受益。可惜这种局面没有延续下来，很快中国的兴趣就被“中美国”吸引走了，近两年反而出现了日益严峻的南海问题。
这里面虽然有美国暗中挑唆的因素，但究其根本，还是中国没有真正理解东南亚的战略意义，因而也就没能很好发挥海外华人与祖籍国天然的亲缘关系在区域影响力中的作用。2008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Joshua Kurlantzick写的一本书《魅力攻势（Charm Offensive）》，其中提到中国真正的文化软实力只在东南亚有影响，因为东南亚的华人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源泉。那个时候美国还没有提出“重返亚洲”的口号，但他们对这个区域的战略关键点已经看得很清楚。相反，中国对此反而没有警觉和认识。“放弃这几千万人不闻不问，太可惜了。”
这些年，通过研究东南亚自殖民时代以来的历史，周宁感触最深的一个问题就是“新帝国”的扩张方式。“古代帝国是占有土地，拥有主权；现代帝国是控制经济通道，制定和维护规则。英国、荷兰、美国的扩张都不是领土的概念，而是建立平台、控制规则。中国对西方的这种扩张方式还缺乏理解。”
除了与海外华人天然的亲缘联系，从更大的地缘结构和优势来看，周宁认为中国应该从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看待东南亚的重要性。“中国有巨大的市场，也有资源，而且地理位置也很好。中亚五国盛产石油和各种特产，它往哪里卖呢？最好的买家就是中国，他不能卖给俄罗斯，因为俄罗斯自己也有。另外这些国家没有出海口，中国有；中国又是一个庞大的生产基地，不仅自己有市场可以消费，同时生产能力又可以供应世界。那么我们就背靠中亚面向东南，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把中国的市场盘活以后，东南亚也来了，中亚也来了。就本国市场而言，中国不像英国、荷兰这些国家，更像美国，只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平台就‘万邦来朝’了。可惜我们从来没有在这个方向着力！现在总有人说，中国就要成为像美国那样的大国，美国人也提‘中美国’的概念，可是你想，有哪个大国，是在自己所在的区域内没有影响，凭空就成为世界性大国的？”
而当前最严峻的问题是，所谓海外华人与中国天然的亲缘联系，也正在随着这一代老华侨的纷纷离世而发生变化。
“我觉得中国实在对不起他们，从历史上就对不起，到现在还对不起，如果真要把他们都得罪了，在海外就没有人支持中国了。”周宁说。
一直以来，东南亚华人都很好地保存了中国文化，尤其是南方闽粤地区的民间文化，小传统尤其保存得好。像马来西亚的槟城，是全世界保留闽南文化最完整的地方，他们每年农历七月还会过盂兰盆节，演目连戏，这些在国内都见不到了。但同时这些华人非常可怜，经常处在一个文化断裂带上。荷兰人占领巴达维亚，在红溪惨案里一次杀了两万华人。杀过两三次，每一次都上万华人，在历史上很惨的。荷兰人红溪惨案杀完华人以后出使北京见顺治皇帝，来的时候心里还犯嘀咕，顺治皇帝要问起来怎么办。结果没想到，到了北京说起这件事，顺治皇帝说他们本来就是些不法贱民，跑到外面去被杀了活该；到了现代他们也不好过，一方面从情感上跟中国是扯不断的，另一方面二战以后的民族独立运动让他们的身份非常尴尬。马来人建马来国，华人就是外来人。新加坡在马来西亚眼皮底下，得看马来人的脸色，必须以马来语为国语，英语为通用语言。所以李光耀尽管是华人，但实际上他压制华人；接下来的冷战期间，华人夹在两大阵营的缝隙里头，又天生很多“左派”，处境更是艰难至极。
所以最近这半个多世纪，华侨都非常努力地融入当地：在马来西亚他就说我是马来西亚公民，跟马来人一样；在新加坡他就说我的祖国是新加坡；菲律宾也是如此。现在七八十岁的这一批老华人可能是最后一代对中国存有深厚情感的华侨，他们的离去对中国今后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将是一种重大损失。
有一种生活情境可以代表这种变化：两代人看体育比赛，如果是中国对本国，父亲可能会有某种纠结错乱的感受，但父子大体都会希望本国赢；如果中国对美国，父亲毫不犹豫希望中国赢，儿子则无所谓。
“你们赶紧来找我吧，等我们死了你们就找不到我们了。”这是柯清淡对周宁的学生讲过的话，周宁又把它转述给我们。
“再不去也许就太晚了！”现在听周老师讲这句话，好像也不必专指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