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毛泽东诞辰１１０周年之际出版的大批历史文化著述中，张国祥同志的《毛泽东和山西的历史情结》（山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版），是颇有特色的一部史学力作。该书选取伟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生涯中与山西攸关的重大历史因缘，特别是通过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的山西所具有的重要战略地位，既展现了伟人的雄才大略与领袖风采，同时又反映了毛泽东在统筹全盘，指挥若定，领导山西人民争取解放的划时代伟大事业中所建立的不朽历史功勋。这种将伟人革命实践与山西地方革命斗争史相结合、相融汇的史著特色，本身就提供了一种具有创新性的史书体例。可以肯定地说，这部著述在众多的有关革命领袖的史传和地方革命史研究中堪称是罕见的首创之作。作为三晋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这部书无疑又是当前弘扬优良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进行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可贵教材和读本。
　　张国祥同志这部《毛泽东和山西的历史情结》是得来不易的。这是国祥同志长年累月，埋首大批历史文献，辛勤搜集、梳理、研究、撰写的心血结晶。我们深知，国祥同志积２０年之功，曾经撰写了一批精心结构的有关山西革命史的论著，他不仅推出了具有断代史意义的《山西抗日战争史》这一宏篇巨制，而且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罗荣桓、贺龙、关向应、徐向前、彭真、薄一波等在山西的革命活动以及抗战以来山西的重大历史事件，均有深入的了解与研究。由于多年主持山西党史、革命史的编研工作和著述撰写，其所积累的经验十分丰富，掌握的材料又十分详瞻，所以下笔之际对研究的对象了然于心，道来如数家珍。也正因为有这样深厚的学素和工力，他撰写的这部新著能够融汇贯通，左右逢源，纵横自如，别具一格。如在红军东征决策上，书中不仅突出了毛泽东英明睿智的洞察力和判断力，而且旁及当时华北与山西的形势与中共内部不同见解的比较论证。特别在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节，书中首先全面剖析当时民族矛盾激化时期阎锡山内部的政见分歧及其倾向抗战的要求，从而利于毛泽东把握全局，调整策略，为拯救民族危亡采取灵活的方针；进而论述了在日军进逼，寇祸日亟，阎锡山又倾向倒退的严重局势中，毛泽东以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原则，利用矛盾，全力争取扭转颓势的大智大勇，突出了伟人的伟大谋略和高超斗争艺术以及山西在抗战全局中特殊重要的战略支点地位。这些精彩论述，显示了作者对抗战时期历史特点的准确定位和全面把握以及对第一手材料的精熟程度，从而使得行文紧凑概括，纲目井然，主题鲜明而又生动具体。对此，倘没有多年的积学磨练，是不可能达到这一水准的。
　　能够使丰富史实宏观把握和微观调研相结合，使著述在具备时代通识基础上写得有血有肉、丰满扎实，是作者此书的又一特色。这一特色充分地体现在全书关于从１９３６年至１９６６年历史巨变的大跨度论述之中，比如在综述革命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时期的不同历史矛盾和发展趋势中，作者特别插写了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对聂荣臻、彭真、邓小平的称赞，与薄一波、续范亭、开明士绅、基层干部、劳动模范等具体历史人物的交往、交谈等生动情节，刻划出伟人与战友同志、人民群众情同骨肉的感人场景，突显了毛泽东倾听群众呼声，汲取群众智慧，进而使之升华为重大战略决策和英明指示的领袖风采。读了这些篇章，使人不能不为伟人的山西情结中所包含的“他为人民谋幸福”的抱负和风范所深深感动。以此借鉴历史，实有助于我们更加理解中共领导人一贯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深远历史传统，激发我们今天振兴中华、兴晋富民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可以说，这本著述不仅是一部对历史进程的实录，它本质上还是一部具有时代精神和重大现实意义的力作，给人的启益和教育是多方面的。
　　正如作者所说：“历史是一座宝库。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领袖对山西的情、对山西的爱，浓密地播撒在三晋大地；一代伟人对山西的指点，对山西的教诲，深重地刻印在三晋人民的心中。”这段情深意长的话，也正反映出作者在下笔之际胸中翻滚着对领袖强烈的崇敬之情。人们往往误以为历史学家只是以冷眼旁观历史风云，纯客观地记述往事为要务。其实真正的历史学家从来不是冷血动物，而是深刻关注时代发展和国计民生，忧国忧民的忠贞之士。这个传统从伟大史著《史记》诞生以来，流传千古。但是，这种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澎湃激情必须旁溢于文字之外，不可扭曲历史人事的本真面貌。唯物史观告诉我们，无论对杰出人物倾注多少感情，都必须懂得杰出人物并不是神仙和造物主，而是在历史上的群众活动中自然涌现的，他客观上仍是历史的工具。从国祥同志这部著述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诚然毛泽东是顶天立地的一代伟人，但他的革命实践一刻也离不开群众革命运动的大地，他是人民之子。因此，对毛泽东的崇敬与歌颂，不是写一些廉价的赞词即可了事，而是要通过毛泽东与人民群众积极的双向互动的具体事迹加以如实的反映，这样描写的伟人才是有血有肉、光彩照人而又亲切可信的，这样表现的人民才是伟大而又淳朴可爱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史学家就必须善于运用唯物史观对伟人与群众的关系准确把握分寸，把握适度；通读国祥同志这部著述，我们深感他是用力做到了这一点的，既没有滥情使历史失真，又杜绝了“无人身”叙述的刻板与枯燥。这种使党性、人民性与历史客观性的完美统一所达到的史学境界，为所有的历史科学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典范。我们以为，这应当是我们认真学习和努力追求的。正可谓：满腔心血铸丰碑，民族英魂照汗青，千秋史笔千钧重，化作春雨励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