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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古代城市的城市规划与建设理论和艺术不仅对中国城市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也对日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本的平城京在模仿隋唐長安城进行建设，吸收中华民族文化的同时，能够因地制宜，形成自己的一些特色，这反过来也丰富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与建设的艺术，同时对我国当代城市规划有一定的启发。
【关键词】：隋唐长安城;日本平城京;城市规划;建筑
一、关于隋唐长安城和日本平成京
隋唐长安城作为当时的世界性大都市，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城市之一。当时建设这座城市时，正值全国统一、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时期。到了唐朝，更加快了长安的建设和发展。唐长安南北长8561米，东西宽9721米，加上后建的大明宫，面积达8400多公顷，人口多达100万。城市布局严整，宫城居中偏北，其南为皇城，皇城宫城的东、南、西三面布置着108个里坊。道路为方格网状，南北11条，东西14条。
平城京是日本奈良时期（710-794年）的首都，位于日本列岛的本州岛中部近畿地区，当今奈良县县厅所在地奈良市的西部近郊。江户时代末，北浦定政于1852年绘成一份《平城大内里迹坪割之图》，着重考证了平城京的位置、面积、城池、宫室及市井的情况。1907年关野贞写成《平成京及大内里考》，从建筑学出发详细地考证了平城京的一切。平城京位于奈良盆地北部，地势平坦，全城东西约5.9公里，南北约4.8公里，皇宫平城宫位于都城的北部，由皇宫一直通向南边，有条长3.8公里，宽72米的大路，称为“朱雀大路”。路西称“右京”，路东称“左京”，与朱雀大路平行的由北向南有八条大路，分别称一、二、三、四坊大路，左边冠以“左”称，右边冠以“右”称。与朱雀大路交叉的有九条大路，分别以一至九的数字称呼。平城京北部东面有一个外城，叫做“外东”。[1]
二、日本平成京模仿原型是隋唐长安城
1907年，日本建筑学者关野贞先生在他所著《平城京及大内里考》一文中，对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与日本平城京的建制问题进行了比较，认为平城京和长安城相似之处颇多，平城京应是参考长安城的制度来建造的。
日本的平城京是模仿唐长安城建造的，这一观点学术界曾经有过争论。已故日本都城研究学者岸俊男先生认为，“平城京的直接原型是日本的藤原京，藤原京是模仿北魏洛阳城或者说是东魏邺南城而不是模仿唐长安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仲殊先生对岸先生的观点基本上给予了全盘否定，他认为：“日本藤原京与中国北魏洛阳城相比，在形制上有许多重大的差异，由于这许多重大差异的存在，我们不能认为藤原京是模仿北魏的洛阳城”，而且“唐长安城与日本的藤原京相比，两者虽有差别，但相同之处是主要的”。[2]
日本在建造平城京时，唐代正值“开元盛世”前夜，这时候的唐代政治稳定，经济高速发展，文化繁荣，国际交往日益扩大，城市建设日新月异。这样的盛况吸引着众多外国使者，他们蜂拥而来，学习唐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宫室等制度。在这些外国人中，尤以日本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的人数最多。这些人对于唐代文化、典章制度、长安城总体布局是十分了解的，平城京模仿长安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三、长安城和平安京的相似之处
1、选址及都城布局
不论是隋唐长安城，还是平城京，人们对于都城地理位置的选择，都是十分重视的，尤其是重视地理位置与中国阴阳五行思想的关系。地理位置的选择上，长安城和平城京都是以天象来设计都城的布局。
宇文恺在设计长安城总体布局时，充分利用了所谓“帝城东西，横亘六岗（即六坡）”的自然地理条件来进行设计。[3]平冈武夫先生对长安城的地理进行了有意义的研究，他认为宇文恺对“横亘六岗”的处理，是模拟了《周易》中的乾卦六爻，并指出从北向南依次排列，应分别称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4]隋唐长安城的布局体现了阴阳五行的思想。
再看平城京的选址，也深深地印刻着阴阳五行思想的烙印。元明天皇和铜元年（710年）2月15日下达的迁都诏令中指出：“方今，平城之地，四禽叶图，三山作镇，龟筮并从，宜建都邑”。可见，平城京在城址的选择上是遵循了阴阳五行思想的。
据逸人先生研究：“唐朝的京城长安，北枕龙首原，南跨重岗，由北向南，依次为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重，用同一道北城垣。这种布局的设计，改变了前代的都城建筑设计思想。虽然仍旧秉承前代的天象思想理论，但是它把宫城的位置由汉代的西南隅改到了正北，这种‘面市后朝’的形式，一反秦汉以来‘面朝后市’的布局，在我国古代城市建筑设计思想方面是一个很大的改进。宇文恺以天象设计，宫城象紫微垣，位于正北;皇城象地平线以上，以北极星为圆心范围以内的天象;外郭城象周天之内。形象地反映了春秋战国以来的北极为天中而众星拱之的思想”[5]。而平城京的宫城位置同隋唐长安城的宫城位置完全相同。
隋唐长安城的北部是宫城与皇城的所在地。长安城的北部中间部分为宫城，皇帝处理日常事务和嫔妃太子居住的地方，包括太极宫、东宫和掖庭宫;皇城位于宫城之南，是中央衙署机关所在地。平城京跟长安城这里的布局惊人的相似，它包括了内里、大极殿和朝堂院。王维坤先生对比了两者的名称、位置、功能并认为“如果说隋唐长安城的宫城和皇城属于二位一体的建制，那么平城京的内里、大极殿与朝堂院也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建制。从后者的所在位置和社会功能上来比较，谁也否认不了这是日本平城京对隋唐长安城宫城与皇城的模仿”。[6]
除此之外，唐太宗在贞观八年为其父李渊建造大明宫，位于东北龙首原。长安城形成“东城区”、“西城区”和“大明宫区”三大区，而平城京也是以朱雀大路为中轴线，将全城分为“左京区”、“右京区”和“外京区”三大区。王仲殊先生认为“唐长安城在北面东头增建大明宫，规模宏大。受此影响，平城京全体的平面形状不拘泥于左右对称的格局，其在左京东侧增设外京，便是一例”。[7] 2、里坊制度的模仿
长安城的里坊是南北十三条、东西十行。据文献记载：“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率无第宅，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8]平城京的南北里坊为九排里坊，或许是有意识地舍去了兴善寺以南的四坊。而两者东西里坊数都为十行里坊。而且朱雀大陆左右两侧的四排里坊都是全城最小里坊。
长安城共有108个不同大小的里坊，分属万年、长安县管辖。里坊的规模除了朱雀大街两侧的四列坊较小之外，其余里坊的规模较大。而且朱雀大街两侧的这四列坊较为特殊，由于这些里坊处在“宫城直南，不欲开北街，泄气以冲城阙”，因而“毎坊但开东西二门”。[9]
其余里坊的内部规划，宿白先生首次将毎坊之内划分成十六区，即“东北隅”、“东门之北”、“北门之东”、“十字街东之北”、“东门之南”、“东南隅”、“十字街东之南”、“南门之东”、“北门之西”、“十字街西之北”、“西北隅”、“西门之北”、“十字街西之南”、“南门之西”、“西门之南”、“西南隅”。[10]而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城工作队也对长安城永宁坊的遗迹进行了考古调查 和发掘，证实了永宁坊的内部是十六区，十字街的宽度是15米，井字巷的宽度约2米有余。[11]而平城京实行的是条坊制，内部区划也是十六区，日本将此称为十六町（或十六坪）。
3、朱雀大街和朱雀门
在平城京中轴线上，有一条全城最宽、最直的主干大道“朱雀大路”，应该是模仿隋唐长安城的“朱雀大街”。而且，隋唐长安城皇城的南正门“朱雀门”也与相当于唐长安城宫城和皇城总体的平城京内裏、太极殿和朝堂院所在的南正门“朱雀门”一字不差。
四、平城京在模仿长安城的同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隋唐长安城应是平成京的模仿原型，这一点现在已成定论。但是如果只是对比两者相同之处的话，只是会强调隋唐文化对日本的影响，而看不到模仿之外的创新。其实，日本平成京也不只是长安城的简单缩小。平成京的建设也立足了本国国情，有自己的改造和独创之处。
1、道路网的改进
长安城内共有南北向街道十一条，东西向街道十四条。通向南面三门和贯穿于东西六门的六条街道，称为“六街”。其中朱雀大街的宽度达到了150至155米，位于全城之首，而“六街”的宽度大部分也都在100米以上。里坊内部的道路系统则呈“树枝形道路系统”。除了15米的十字街外，其余的巷子只有2米宽。这种树枝形道路系统更多地给监管统治提供了方便，但却难以满足城市生活和交通服务的需求。
再看平成京的道路。平成京共有东西向大路十条，南北向大路十四条，一般宽24米左右，朱雀大街宽度超过了70米。坊内由纵横各三条10米左右的道路构成方格网道路体系。而且无坊墙，相邻街区的内部道路是贯通的。
在《日本建筑文化发展中的灵活性和独创性》一文中，作者认为长安城是“大街坊、宽路幅、稀路网的道路系统”，平成京与长安正好相反，是“小街坊、窄路幅、密路网的道路系统”。[12]平成京在保证主干大道——朱雀大道拥有一定宽度来显示天皇的威严和权力时，又保证了城市道路的通达和交通的便利，这对于带动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也是有利的。
2、条坊制相较于里坊制更加开放
长安城里坊四面都建有坊墙，唐政府十分重视坊墙。唐代后期，政府曾三次颁布命令，严禁任何人突破坊墙侵街造屋，坊墙因此得以长期保持平直，使街道显得整齐。但是，这种封闭式的坊墙不仅使坊内居民生活极其不方便，而且使得坊外四面的大街显得空旷和单调。
而在北村优季的《都城——唐和日本》中，他认为里坊在中国和日本的构建有很大的区别，那就是日本的里坊可能没有坊墙。即便是有坊墙，可能也只是在面向朱雀大街的一面有。平成京的条坊制可被认为是开放式的。这样的话，坊内交通就更为便利，对于居民生活有好处，而且有利于形成较为热闹的商业气氛。对于多雨潮湿的日本来说，不建坊墙对于通风透气是有好处的。
3、从城墙看中日文化差异
据考古勘测，长安城外郭城垣为版筑夯土城墙，墙基宽度一般为9-12米，城垣高一丈八尺。而平成京则没有建造这种高大且完整的城墙，而且日本从藤原京开始，就不在四周全面筑城墙。
为什么几乎照搬了长安城的平成京，在城墙这方面又没有完全模仿呢？这当然是考虑了本国国情以后的结果。目前，学界在这个疑问上也基本上有了相似的认识。中国在历史上战乱颇多，当时的人们已经有了对社会的危机感，表现在城市规划和建筑住宅中，就要筑起坚固的城墙，既可抵御外敌，又巩固了内部统治。而在日本，由于独处岛上，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民族斗争和外来侵略，得以在较温和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不需要用坚固的城墙来把家园围起来。加以日本经常会有地震、台风和火灾等自然灾害，为了保证逃生路线的畅通，就要求不能有太多繁复高大的城墙。
日本在吸取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灿烂文化，积极学习长安城的都城制和建筑都城的先进技术的同时，还能立足本国国情，结合实际，使其发扬光大，并形成了本民族的风格与特色。对于平成京的模仿，我们不能只看到相同的一面，也要看到不一样的地方，同时研究其原因，这对于中日两国学者研讨古代文化交流是有意义的。同时，这对于现在我国的城市建设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现在国内某些建筑和城市规划在学习西方现金技术和理念的同时，只是一味盲目照搬照抄，没有立足于中国国情，没有考虑到当地的城市自然、历史、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借鉴一下日本的古都建设，或许会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 李绍明，日本平城京的发掘与研究[J]，四川文物，1987（1）
[2] 王仲殊，关于日本古代都城制度的源流[J]，考古，1983（4）
[3] 王维坤，日本平成京模仿隋唐长安城原型初探[J]，文博，1992（3）
[4] 平冈武夫，唐长安[J]，历史教育，1966
[5] 逸人，漢唐长安城建筑设计思想初探[M]，陕西省文物管理局，1981
[6] 王维坤，20世纪的中日古代都城研究[J]，文史哲，2002（4）
[7] 王仲殊，论日本古代都城宫内大极殿龙尾道[J]，考古，1999（3）
[8]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5
[9]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10] 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J]，考古，1978（6）
[11] 马得志，唐代长安与洛阳[J]，考古，1982（6）
[12] 施梦嘉，日本建筑文化发展中的灵活性和独创性——以中日两国古都规划和布局的相异之处为例[J]，浙江社会科学，2005（2）
【关键词】：隋唐长安城;日本平城京;城市规划;建筑
一、关于隋唐长安城和日本平成京
隋唐长安城作为当时的世界性大都市，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城市之一。当时建设这座城市时，正值全国统一、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时期。到了唐朝，更加快了长安的建设和发展。唐长安南北长8561米，东西宽9721米，加上后建的大明宫，面积达8400多公顷，人口多达100万。城市布局严整，宫城居中偏北，其南为皇城，皇城宫城的东、南、西三面布置着108个里坊。道路为方格网状，南北11条，东西14条。
平城京是日本奈良时期（710-794年）的首都，位于日本列岛的本州岛中部近畿地区，当今奈良县县厅所在地奈良市的西部近郊。江户时代末，北浦定政于1852年绘成一份《平城大内里迹坪割之图》，着重考证了平城京的位置、面积、城池、宫室及市井的情况。1907年关野贞写成《平成京及大内里考》，从建筑学出发详细地考证了平城京的一切。平城京位于奈良盆地北部，地势平坦，全城东西约5.9公里，南北约4.8公里，皇宫平城宫位于都城的北部，由皇宫一直通向南边，有条长3.8公里，宽72米的大路，称为“朱雀大路”。路西称“右京”，路东称“左京”，与朱雀大路平行的由北向南有八条大路，分别称一、二、三、四坊大路，左边冠以“左”称，右边冠以“右”称。与朱雀大路交叉的有九条大路，分别以一至九的数字称呼。平城京北部东面有一个外城，叫做“外东”。[1]
二、日本平成京模仿原型是隋唐长安城
1907年，日本建筑学者关野贞先生在他所著《平城京及大内里考》一文中，对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与日本平城京的建制问题进行了比较，认为平城京和长安城相似之处颇多，平城京应是参考长安城的制度来建造的。
日本的平城京是模仿唐长安城建造的，这一观点学术界曾经有过争论。已故日本都城研究学者岸俊男先生认为，“平城京的直接原型是日本的藤原京，藤原京是模仿北魏洛阳城或者说是东魏邺南城而不是模仿唐长安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仲殊先生对岸先生的观点基本上给予了全盘否定，他认为：“日本藤原京与中国北魏洛阳城相比，在形制上有许多重大的差异，由于这许多重大差异的存在，我们不能认为藤原京是模仿北魏的洛阳城”，而且“唐长安城与日本的藤原京相比，两者虽有差别，但相同之处是主要的”。[2]
日本在建造平城京时，唐代正值“开元盛世”前夜，这时候的唐代政治稳定，经济高速发展，文化繁荣，国际交往日益扩大，城市建设日新月异。这样的盛况吸引着众多外国使者，他们蜂拥而来，学习唐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宫室等制度。在这些外国人中，尤以日本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的人数最多。这些人对于唐代文化、典章制度、长安城总体布局是十分了解的，平城京模仿长安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三、长安城和平安京的相似之处
1、选址及都城布局
不论是隋唐长安城，还是平城京，人们对于都城地理位置的选择，都是十分重视的，尤其是重视地理位置与中国阴阳五行思想的关系。地理位置的选择上，长安城和平城京都是以天象来设计都城的布局。
宇文恺在设计长安城总体布局时，充分利用了所谓“帝城东西，横亘六岗（即六坡）”的自然地理条件来进行设计。[3]平冈武夫先生对长安城的地理进行了有意义的研究，他认为宇文恺对“横亘六岗”的处理，是模拟了《周易》中的乾卦六爻，并指出从北向南依次排列，应分别称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4]隋唐长安城的布局体现了阴阳五行的思想。
再看平城京的选址，也深深地印刻着阴阳五行思想的烙印。元明天皇和铜元年（710年）2月15日下达的迁都诏令中指出：“方今，平城之地，四禽叶图，三山作镇，龟筮并从，宜建都邑”。可见，平城京在城址的选择上是遵循了阴阳五行思想的。
据逸人先生研究：“唐朝的京城长安，北枕龙首原，南跨重岗，由北向南，依次为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重，用同一道北城垣。这种布局的设计，改变了前代的都城建筑设计思想。虽然仍旧秉承前代的天象思想理论，但是它把宫城的位置由汉代的西南隅改到了正北，这种‘面市后朝’的形式，一反秦汉以来‘面朝后市’的布局，在我国古代城市建筑设计思想方面是一个很大的改进。宇文恺以天象设计，宫城象紫微垣，位于正北;皇城象地平线以上，以北极星为圆心范围以内的天象;外郭城象周天之内。形象地反映了春秋战国以来的北极为天中而众星拱之的思想”[5]。而平城京的宫城位置同隋唐长安城的宫城位置完全相同。
隋唐长安城的北部是宫城与皇城的所在地。长安城的北部中间部分为宫城，皇帝处理日常事务和嫔妃太子居住的地方，包括太极宫、东宫和掖庭宫;皇城位于宫城之南，是中央衙署机关所在地。平城京跟长安城这里的布局惊人的相似，它包括了内里、大极殿和朝堂院。王维坤先生对比了两者的名称、位置、功能并认为“如果说隋唐长安城的宫城和皇城属于二位一体的建制，那么平城京的内里、大极殿与朝堂院也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建制。从后者的所在位置和社会功能上来比较，谁也否认不了这是日本平城京对隋唐长安城宫城与皇城的模仿”。[6]
除此之外，唐太宗在贞观八年为其父李渊建造大明宫，位于东北龙首原。长安城形成“东城区”、“西城区”和“大明宫区”三大区，而平城京也是以朱雀大路为中轴线，将全城分为“左京区”、“右京区”和“外京区”三大区。王仲殊先生认为“唐长安城在北面东头增建大明宫，规模宏大。受此影响，平城京全体的平面形状不拘泥于左右对称的格局，其在左京东侧增设外京，便是一例”。[7] 2、里坊制度的模仿
长安城的里坊是南北十三条、东西十行。据文献记载：“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率无第宅，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8]平城京的南北里坊为九排里坊，或许是有意识地舍去了兴善寺以南的四坊。而两者东西里坊数都为十行里坊。而且朱雀大陆左右两侧的四排里坊都是全城最小里坊。
长安城共有108个不同大小的里坊，分属万年、长安县管辖。里坊的规模除了朱雀大街两侧的四列坊较小之外，其余里坊的规模较大。而且朱雀大街两侧的这四列坊较为特殊，由于这些里坊处在“宫城直南，不欲开北街，泄气以冲城阙”，因而“毎坊但开东西二门”。[9]
其余里坊的内部规划，宿白先生首次将毎坊之内划分成十六区，即“东北隅”、“东门之北”、“北门之东”、“十字街东之北”、“东门之南”、“东南隅”、“十字街东之南”、“南门之东”、“北门之西”、“十字街西之北”、“西北隅”、“西门之北”、“十字街西之南”、“南门之西”、“西门之南”、“西南隅”。[10]而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城工作队也对长安城永宁坊的遗迹进行了考古调查 和发掘，证实了永宁坊的内部是十六区，十字街的宽度是15米，井字巷的宽度约2米有余。[11]而平城京实行的是条坊制，内部区划也是十六区，日本将此称为十六町（或十六坪）。
3、朱雀大街和朱雀门
在平城京中轴线上，有一条全城最宽、最直的主干大道“朱雀大路”，应该是模仿隋唐长安城的“朱雀大街”。而且，隋唐长安城皇城的南正门“朱雀门”也与相当于唐长安城宫城和皇城总体的平城京内裏、太极殿和朝堂院所在的南正门“朱雀门”一字不差。
四、平城京在模仿长安城的同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隋唐长安城应是平成京的模仿原型，这一点现在已成定论。但是如果只是对比两者相同之处的话，只是会强调隋唐文化对日本的影响，而看不到模仿之外的创新。其实，日本平成京也不只是长安城的简单缩小。平成京的建设也立足了本国国情，有自己的改造和独创之处。
1、道路网的改进
长安城内共有南北向街道十一条，东西向街道十四条。通向南面三门和贯穿于东西六门的六条街道，称为“六街”。其中朱雀大街的宽度达到了150至155米，位于全城之首，而“六街”的宽度大部分也都在100米以上。里坊内部的道路系统则呈“树枝形道路系统”。除了15米的十字街外，其余的巷子只有2米宽。这种树枝形道路系统更多地给监管统治提供了方便，但却难以满足城市生活和交通服务的需求。
再看平成京的道路。平成京共有东西向大路十条，南北向大路十四条，一般宽24米左右，朱雀大街宽度超过了70米。坊内由纵横各三条10米左右的道路构成方格网道路体系。而且无坊墙，相邻街区的内部道路是贯通的。
在《日本建筑文化发展中的灵活性和独创性》一文中，作者认为长安城是“大街坊、宽路幅、稀路网的道路系统”，平成京与长安正好相反，是“小街坊、窄路幅、密路网的道路系统”。[12]平成京在保证主干大道——朱雀大道拥有一定宽度来显示天皇的威严和权力时，又保证了城市道路的通达和交通的便利，这对于带动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也是有利的。
2、条坊制相较于里坊制更加开放
长安城里坊四面都建有坊墙，唐政府十分重视坊墙。唐代后期，政府曾三次颁布命令，严禁任何人突破坊墙侵街造屋，坊墙因此得以长期保持平直，使街道显得整齐。但是，这种封闭式的坊墙不仅使坊内居民生活极其不方便，而且使得坊外四面的大街显得空旷和单调。
而在北村优季的《都城——唐和日本》中，他认为里坊在中国和日本的构建有很大的区别，那就是日本的里坊可能没有坊墙。即便是有坊墙，可能也只是在面向朱雀大街的一面有。平成京的条坊制可被认为是开放式的。这样的话，坊内交通就更为便利，对于居民生活有好处，而且有利于形成较为热闹的商业气氛。对于多雨潮湿的日本来说，不建坊墙对于通风透气是有好处的。
3、从城墙看中日文化差异
据考古勘测，长安城外郭城垣为版筑夯土城墙，墙基宽度一般为9-12米，城垣高一丈八尺。而平成京则没有建造这种高大且完整的城墙，而且日本从藤原京开始，就不在四周全面筑城墙。
为什么几乎照搬了长安城的平成京，在城墙这方面又没有完全模仿呢？这当然是考虑了本国国情以后的结果。目前，学界在这个疑问上也基本上有了相似的认识。中国在历史上战乱颇多，当时的人们已经有了对社会的危机感，表现在城市规划和建筑住宅中，就要筑起坚固的城墙，既可抵御外敌，又巩固了内部统治。而在日本，由于独处岛上，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民族斗争和外来侵略，得以在较温和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不需要用坚固的城墙来把家园围起来。加以日本经常会有地震、台风和火灾等自然灾害，为了保证逃生路线的畅通，就要求不能有太多繁复高大的城墙。
日本在吸取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灿烂文化，积极学习长安城的都城制和建筑都城的先进技术的同时，还能立足本国国情，结合实际，使其发扬光大，并形成了本民族的风格与特色。对于平成京的模仿，我们不能只看到相同的一面，也要看到不一样的地方，同时研究其原因，这对于中日两国学者研讨古代文化交流是有意义的。同时，这对于现在我国的城市建设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现在国内某些建筑和城市规划在学习西方现金技术和理念的同时，只是一味盲目照搬照抄，没有立足于中国国情，没有考虑到当地的城市自然、历史、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借鉴一下日本的古都建设，或许会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 李绍明，日本平城京的发掘与研究[J]，四川文物，1987（1）
[2] 王仲殊，关于日本古代都城制度的源流[J]，考古，1983（4）
[3] 王维坤，日本平成京模仿隋唐长安城原型初探[J]，文博，1992（3）
[4] 平冈武夫，唐长安[J]，历史教育，1966
[5] 逸人，漢唐长安城建筑设计思想初探[M]，陕西省文物管理局，1981
[6] 王维坤，20世纪的中日古代都城研究[J]，文史哲，2002（4）
[7] 王仲殊，论日本古代都城宫内大极殿龙尾道[J]，考古，1999（3）
[8]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5
[9]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10] 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J]，考古，1978（6）
[11] 马得志，唐代长安与洛阳[J]，考古，1982（6）
[12] 施梦嘉，日本建筑文化发展中的灵活性和独创性——以中日两国古都规划和布局的相异之处为例[J]，浙江社会科学，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