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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民工身份随着社会分化而形成，这一身份形成之初更多是受社会建构的影响，缺乏身份主体的自我认同。但当大部分农民工群体不再以从事农业劳动为主业，迁居、流动到城市或异地从事非农事业时，农民工群体感受到这一身份带来的边缘化困境，进而开始认知到这一身份带来的差别化境况。农民工在谋求事业发展和进行社会联系的过程中开始身份的自我认同，自我认同的进程实现了农民工身份的自我建构，由此农民工身份在真正意义上被确立。在这一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也激发了农民工群体谋求身份转型发展的思考。
关键词：农民工身份;社会建构;自我认同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0）12-0055-02
身份是关于个体思考“我是谁”的语言符号，对身份的思考表现为“我在做什么”和“我用什么样的方式生存”两个要素。身份也可以理解为个体和他所生存的世界作为文化环境间的被意识到的联系[1]。农民工身份是社会分化催生出的新身份，附带有社会建构的因素，农民工群体对身份特征产生认知和思考后这一身份被真正确立，当自我认同积极适应社会建构，农民工身份开始出现嬗变发展的趋向。
一、社会建构：“农民工”身份的客观确立
（一）农民——打工者身份
社会分工是社会分化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涂尔干认为，社会分工主要是由于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的增加所導致的人们之间生产竞争不断加剧的结果[2]。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逐步实现市场化、灵活化和多样化，使得我国的社会流动状况发生了改变。我国社会流动状况的改变使得一定区域范围内人口数量及关系（社会容量）在不断增加，人们之间的交往频率和程度（社会密度）也在持续提高，达到一定的程度时，原有的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相对来说变得日益匮乏，人们倾向于争夺有限的社会资源和生存发展空间，社会竞争变得日益激烈。社会要求生产者生产出更多的社会产品供人们发展生活，各行业的生产规模在不断地扩大，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劳动力市场需要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来补充。同时，随着城市和农村的界线限制被取消，农民不再被限制在农村，个别家庭中的富余劳动力开始尝试走出农村。而一部分人外出务工使得自身家庭生活状况开始优于其他家庭状况，阶层内格局开始出现分化。受市场逐利思想的影响，那些土地固守者、外出务工的滞后者也开始改变生活观念，积极充当外出“打工者”的角色。这些外出打工农民的身份一开始还没有完全被社会建构为农民工，民间一般称之为“打工者”和“搞副业者”。
（二）打工者——农民工身份
从打工者到农民工身份的转变主要体现为两方面的状况：一是农民群体外出务工呈现出长期性和稳定性;二是家庭成员集体外出务工的现象增多[3]。当“打工”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一种社会潮流——“民工潮”，就会受到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的关注和评论，“农民工”这个身份概念被频繁使用，并且与此身份概念相关的一系列话语特征被社会群体所描述，“农民工”这个身份被正式建构起来，“农民工”成了那些具有农村户籍且外出农村务工农民的“身份”。而这个身份存在之初更多受社会建构的影响，专家体系和大众传媒的话语描述建构了这一身份，使得这一身份在客观现实中得以确立。20世纪90年代初，“农民工”一词被正式列入国家法律，进城务工农民被称为农民合同制工人，简称“农民工”，“农民工”用于区别在城市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中拥有城市户口的工人。至此，从国家层面到社会层面，各种有关“农民工”的法律规章相应出台，使得“农民工”这个所属群体的身份称谓也逐渐被各类社会主体所接受。
二、自我建构：“农民工”身份的自我认同
农民工身份存在之初，该群体并没有深刻的身份感知，他们并没有感觉到这个身份给他们现在及未来生活带来的显著变化。正如吉登斯认为，我们对现实的认知，并非通过察觉现实本来的样子，而是通过观察日常实践中所形成的差异之结果完成的[4]40。农民工身份在社会建构之初，农民工群体对自己和农民、工人以及城市人身份的差别认知并没有那么清晰，他们觉得无非是增加了一种挣钱的方式，乡村归属和土地依靠感依旧深刻影响着他们的思想意识。而农民工产生真正的身份意识，还需要实现从社会建构到自我建构的转变，产生对其身份有差别化感受和区别化特征的自我身份认同，自我身份认同是每个人对其个人经历进行反身性理解而形成的自我概念[4]49-51，这种自我概念进一步建构和固化了农民工身份。
（一）意识到农民工身份的认同困境
伴随着农民工外出务工出现家庭化、常态化、稳定化和长期化的趋势，农民工群体看到了外面世界和家里世界的差异。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他们比老一代农民工有着更多的社会需求，他们不仅想挣钱，而且还想让自己的身份在社会中得到认可。但他们却发现自己处在农村和城市的边缘，自己的农民工身份无法成为真正的城市人，也不再是真正的农民，他们发现并没有与其农民工身份相一致的身份文化和身份制度。特别是那些已经定居在县域城区或者市域城区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深深地感受到了身份认同的困境。
（二）在困境中产生自我身份认同
在连续的生活实践中，农民工群体逐渐具有了新的实践意识，固守心中的乡村归属感和土地依靠意识发生了动摇，他们倾向于去维护新的实践意识。他们在对现实的认知中感受到了差异，进而对其身份开始自我认同，在较长的自我身份认同过程中，他们对自己的实践经历进行了反身性理解，不论是其在认知的过程中产生了困境性思考，还是机遇性思考，这都产生了关乎其身份的自我建构，自我建构对其身份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身份认同过程中农民工产生的想法、行为，以及应对认同困境时所表现的种种社会行动，都是农民工身份自社会被建构产生之后，自我建构发展的特征。从表面上看，已经普遍出现搬出农村在县城或者市级城市购房定居的农民工家庭，城市中相比于公务员群体和企业职工群体，农民工群体越来越多。在城市中生活的农民工群体更倾向于脱离原来农村的生活习惯与方式，融入城市人的生活习惯。从实质上看，其身份的自我建构又推动了社会的再建构。 三、社会建构和自我建构的双重作用：农民工寻求身份的转变
农民工在不断地劳动实践中，开始在工作和生活发展方面对社会产生更多的权益诉求，他们希望获得更多来自社会政策和城市文化的支持，寻求身份转型，希望得到安定且有保障的生活。其次，农民工群体内出现的社会分层现象，也间接促使农民工寻求身份的转型。一些较早外出打工的农民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和打工经验，他们知道哪些行业适合自己，哪些行业能够得到更高的酬劳，他们总是比那些“滞后者”要快走一步，他们积累的物质财富也会更多一点，相比之下成为“富裕者”。同时一些具有经济头脑和运营思想的农民工积极适应国家扶持农民工创业的相关政策，开始尝试着去承包建设工程项目和土地，或者兴办乡镇农产品、畜产品加工生产厂，他们的身份称谓已转变为老板、厂长和经理。同时，随着市场上出现很多的电子信息产业和服务行业，一些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去选择那些较辛苦、危险的工程建设行业，而是将职业选择的目光投向诸如电子组装、物流运输和餐饮服务等行业，他们的身份实际上已经和“农民工”无关，而代之以企业员工之类的称呼。所以在自我建构和社会建构的双重作用下，农民工身份在持续动态演变，部分农民工开始出现脱离农民工身份向其他身份转变的趋势，但到当前仍未发生彻底、普遍性的身份转变。
四、农民工身份的嬗变发展展望
社会建构论认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主观现实能被转化[5]。主体自身的建构是通过顺应实现的，当主体在利用原有的认知结构同化外界时，常常会遇到不符合自身认知结构的情況，此时，主体就会利用自我调节功能对自身的结构进行调节，通过改变原结构、创造新结构，进而去同化外界，这个过程就是顺应[6]。随着农民工身份的持续演变发展，政府会逐渐调整完善社会政策，那些限制农民工身份转变的农村土地承包权问题、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将会得到调整。农民工在身份转型时就要有自我建构积极适应社会建构的意识，从而良好地实现其新身份的建构转型。农民工将会基于三种路径方向发生身份转型：一是农民工向产业工人的转变。这种所谓的产业工人身份是指具有合理合法的固定薪酬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依附的企业职工;二是转变为职业农民。职业农民是指农民工通过外出劳务而获得一定的财富积累后，转而回乡村承包土地，将农业经营作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并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来进行产业化经营，以期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7];三是向第三产业的职业身份转型。老一代农民工由于年老、患病等问题而逐渐退出社会生产的序列，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具有农民工身份的主要群体，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的主要路径是参与第三产业的发展，偏重于低端技术行业和生活服务行业。新生代农民工这种身份转型更多地要依靠自我建构的实现，他们要不断提升自身的劳动素质和城市适应能力，达到“顺应”的状态，从而积极适应社会建构。
参考文献：
[1]项蕴华.身份建构研究综述[J].社会科学研究，2009（5）.
[2]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217-219.
[3]赵树凯.农民的新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39.
[4]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性中的自我与社会[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40.
[5]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28-130.
[6]刘保，肖峰.社会建构主义——一种新的哲学范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46.
[7]宋丽娜，曹广伟.中国式农民工的社会性质——以农民工的身份转换为切入点[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
关键词：农民工身份;社会建构;自我认同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0）12-0055-02
身份是关于个体思考“我是谁”的语言符号，对身份的思考表现为“我在做什么”和“我用什么样的方式生存”两个要素。身份也可以理解为个体和他所生存的世界作为文化环境间的被意识到的联系[1]。农民工身份是社会分化催生出的新身份，附带有社会建构的因素，农民工群体对身份特征产生认知和思考后这一身份被真正确立，当自我认同积极适应社会建构，农民工身份开始出现嬗变发展的趋向。
一、社会建构：“农民工”身份的客观确立
（一）农民——打工者身份
社会分工是社会分化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涂尔干认为，社会分工主要是由于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的增加所導致的人们之间生产竞争不断加剧的结果[2]。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逐步实现市场化、灵活化和多样化，使得我国的社会流动状况发生了改变。我国社会流动状况的改变使得一定区域范围内人口数量及关系（社会容量）在不断增加，人们之间的交往频率和程度（社会密度）也在持续提高，达到一定的程度时，原有的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相对来说变得日益匮乏，人们倾向于争夺有限的社会资源和生存发展空间，社会竞争变得日益激烈。社会要求生产者生产出更多的社会产品供人们发展生活，各行业的生产规模在不断地扩大，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劳动力市场需要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来补充。同时，随着城市和农村的界线限制被取消，农民不再被限制在农村，个别家庭中的富余劳动力开始尝试走出农村。而一部分人外出务工使得自身家庭生活状况开始优于其他家庭状况，阶层内格局开始出现分化。受市场逐利思想的影响，那些土地固守者、外出务工的滞后者也开始改变生活观念，积极充当外出“打工者”的角色。这些外出打工农民的身份一开始还没有完全被社会建构为农民工，民间一般称之为“打工者”和“搞副业者”。
（二）打工者——农民工身份
从打工者到农民工身份的转变主要体现为两方面的状况：一是农民群体外出务工呈现出长期性和稳定性;二是家庭成员集体外出务工的现象增多[3]。当“打工”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一种社会潮流——“民工潮”，就会受到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的关注和评论，“农民工”这个身份概念被频繁使用，并且与此身份概念相关的一系列话语特征被社会群体所描述，“农民工”这个身份被正式建构起来，“农民工”成了那些具有农村户籍且外出农村务工农民的“身份”。而这个身份存在之初更多受社会建构的影响，专家体系和大众传媒的话语描述建构了这一身份，使得这一身份在客观现实中得以确立。20世纪90年代初，“农民工”一词被正式列入国家法律，进城务工农民被称为农民合同制工人，简称“农民工”，“农民工”用于区别在城市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中拥有城市户口的工人。至此，从国家层面到社会层面，各种有关“农民工”的法律规章相应出台，使得“农民工”这个所属群体的身份称谓也逐渐被各类社会主体所接受。
二、自我建构：“农民工”身份的自我认同
农民工身份存在之初，该群体并没有深刻的身份感知，他们并没有感觉到这个身份给他们现在及未来生活带来的显著变化。正如吉登斯认为，我们对现实的认知，并非通过察觉现实本来的样子，而是通过观察日常实践中所形成的差异之结果完成的[4]40。农民工身份在社会建构之初，农民工群体对自己和农民、工人以及城市人身份的差别认知并没有那么清晰，他们觉得无非是增加了一种挣钱的方式，乡村归属和土地依靠感依旧深刻影响着他们的思想意识。而农民工产生真正的身份意识，还需要实现从社会建构到自我建构的转变，产生对其身份有差别化感受和区别化特征的自我身份认同，自我身份认同是每个人对其个人经历进行反身性理解而形成的自我概念[4]49-51，这种自我概念进一步建构和固化了农民工身份。
（一）意识到农民工身份的认同困境
伴随着农民工外出务工出现家庭化、常态化、稳定化和长期化的趋势，农民工群体看到了外面世界和家里世界的差异。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他们比老一代农民工有着更多的社会需求，他们不仅想挣钱，而且还想让自己的身份在社会中得到认可。但他们却发现自己处在农村和城市的边缘，自己的农民工身份无法成为真正的城市人，也不再是真正的农民，他们发现并没有与其农民工身份相一致的身份文化和身份制度。特别是那些已经定居在县域城区或者市域城区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深深地感受到了身份认同的困境。
（二）在困境中产生自我身份认同
在连续的生活实践中，农民工群体逐渐具有了新的实践意识，固守心中的乡村归属感和土地依靠意识发生了动摇，他们倾向于去维护新的实践意识。他们在对现实的认知中感受到了差异，进而对其身份开始自我认同，在较长的自我身份认同过程中，他们对自己的实践经历进行了反身性理解，不论是其在认知的过程中产生了困境性思考，还是机遇性思考，这都产生了关乎其身份的自我建构，自我建构对其身份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身份认同过程中农民工产生的想法、行为，以及应对认同困境时所表现的种种社会行动，都是农民工身份自社会被建构产生之后，自我建构发展的特征。从表面上看，已经普遍出现搬出农村在县城或者市级城市购房定居的农民工家庭，城市中相比于公务员群体和企业职工群体，农民工群体越来越多。在城市中生活的农民工群体更倾向于脱离原来农村的生活习惯与方式，融入城市人的生活习惯。从实质上看，其身份的自我建构又推动了社会的再建构。 三、社会建构和自我建构的双重作用：农民工寻求身份的转变
农民工在不断地劳动实践中，开始在工作和生活发展方面对社会产生更多的权益诉求，他们希望获得更多来自社会政策和城市文化的支持，寻求身份转型，希望得到安定且有保障的生活。其次，农民工群体内出现的社会分层现象，也间接促使农民工寻求身份的转型。一些较早外出打工的农民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和打工经验，他们知道哪些行业适合自己，哪些行业能够得到更高的酬劳，他们总是比那些“滞后者”要快走一步，他们积累的物质财富也会更多一点，相比之下成为“富裕者”。同时一些具有经济头脑和运营思想的农民工积极适应国家扶持农民工创业的相关政策，开始尝试着去承包建设工程项目和土地，或者兴办乡镇农产品、畜产品加工生产厂，他们的身份称谓已转变为老板、厂长和经理。同时，随着市场上出现很多的电子信息产业和服务行业，一些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去选择那些较辛苦、危险的工程建设行业，而是将职业选择的目光投向诸如电子组装、物流运输和餐饮服务等行业，他们的身份实际上已经和“农民工”无关，而代之以企业员工之类的称呼。所以在自我建构和社会建构的双重作用下，农民工身份在持续动态演变，部分农民工开始出现脱离农民工身份向其他身份转变的趋势，但到当前仍未发生彻底、普遍性的身份转变。
四、农民工身份的嬗变发展展望
社会建构论认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主观现实能被转化[5]。主体自身的建构是通过顺应实现的，当主体在利用原有的认知结构同化外界时，常常会遇到不符合自身认知结构的情況，此时，主体就会利用自我调节功能对自身的结构进行调节，通过改变原结构、创造新结构，进而去同化外界，这个过程就是顺应[6]。随着农民工身份的持续演变发展，政府会逐渐调整完善社会政策，那些限制农民工身份转变的农村土地承包权问题、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将会得到调整。农民工在身份转型时就要有自我建构积极适应社会建构的意识，从而良好地实现其新身份的建构转型。农民工将会基于三种路径方向发生身份转型：一是农民工向产业工人的转变。这种所谓的产业工人身份是指具有合理合法的固定薪酬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依附的企业职工;二是转变为职业农民。职业农民是指农民工通过外出劳务而获得一定的财富积累后，转而回乡村承包土地，将农业经营作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并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来进行产业化经营，以期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7];三是向第三产业的职业身份转型。老一代农民工由于年老、患病等问题而逐渐退出社会生产的序列，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具有农民工身份的主要群体，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的主要路径是参与第三产业的发展，偏重于低端技术行业和生活服务行业。新生代农民工这种身份转型更多地要依靠自我建构的实现，他们要不断提升自身的劳动素质和城市适应能力，达到“顺应”的状态，从而积极适应社会建构。
参考文献：
[1]项蕴华.身份建构研究综述[J].社会科学研究，2009（5）.
[2]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217-219.
[3]赵树凯.农民的新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39.
[4]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性中的自我与社会[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40.
[5]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28-130.
[6]刘保，肖峰.社会建构主义——一种新的哲学范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46.
[7]宋丽娜，曹广伟.中国式农民工的社会性质——以农民工的身份转换为切入点[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