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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需要放下点东西
当年，一部《疯狂的石头》让郭涛走入观众的视野，似乎也为他定了性。郭涛说自己骨子里挺愤青的，有想法、有艺术追求，是一个正八经儿的文艺青年，演喜剧当笑星，是歪打正着。“其实我也挺喜欢演喜剧的，过去那种愤青状态把自己整得特累，排练喜剧有种释放、解脱的感觉，把沉重的东西放下，人生需要放下点东西，不然会把自己弄得很辛苦。”
BQ：《白鹿原》马上上映了，怎么看鹿兆鹏这个角色？
G：对于《白鹿原》，我有种责任，从一开始知道作品要搬上银幕的时候，很多导演都考虑要拍摄，最终是王全安导演拍了。我跟他是很多年的好朋友，我跟他说不管让我演什么，让我来就行。作为一个陕西籍的演员，出演陕西籍作家的作品，我觉得我义不容辞。当年贾平凹老师的《高兴》我也出演了。
鹿兆鹏是个很有色彩性的人物，在白鹿原所有人里是惟一与众不同的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是村子里第一个想走出去的人，想真正去感受新文化的状态，想去了解世界。后来他学到一些新文化的东西，他希望用文化、教育来改变村子的现状，所以他回来办学，最后他跑了，去做了一个革命者。在这个戏里鹿兆鹏有两三次出逃，第一次结完婚他跑了，也给黑娃的跑埋下了种子；第二次跑是审时度势，有人来抓他，他在给孩子教学过程中从窗子偷偷出去，这一跑就一去不回，去干革命了。我觉得这个人物在戏里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如果说白鹿原每个人物都有他的性格局限性，决定了他只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那鹿兆鹏这个人可以说相对比较完美。这次虽然我没按喜剧的套路演但他们觉得还是有喜剧的色彩，可能是带点政治讽刺意味吧。
BQ：演电影和演话剧对你来说各意味着什么？
G：我举过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戏剧就像是亲人，我从小在话剧团长大，父母也是干这行的，戏剧溶在我的血液里，不可分割；电影就像是情人，总会给我刺激和诱惑。而我过去对电视剧嗤之以鼻，当年跟孟京辉调侃电视剧是“庸现”（庸俗现实主义），但我现在在渐渐改变观念。要让我感受这三个不同的概念，我还是更喜欢话剧，不过电影对我来说很有意思，电视剧太辛苦，但是很锻炼人。
不是说好演员都是疯子吗
前一段，《恋爱的犀牛》在保利剧院举行了千场纪念演出，后三场中，郭涛作为神秘嘉宾登台客
BQ：前几天在《恋爱的犀牛》舞台上还看见你了。
G：我是后三场加入的，他们一开始想让我像郝蕾那样都演下来，但要排练半个月，我实在没时间。
BQ：歌唱得不错。
G：谢谢。我歌唱得挺好的，1999年演《恋爱的犀牛》的时候我唱了三四首歌呢。这次新排版本演唱部分减少了，那会儿我可是自弹自唱。
BQ：你是第一个马路的扮演者，当年怎么跟孟京辉一拍即合的？
G：我和孟京辉上学时候是同届同学，我们一帮人做戏剧志同道合，大家关系很好，毕业后又分到一个单位，原来叫中央实验话剧院，现在叫国家话剧院。搞话剧嘛，需要“臭气相投”的人。上世纪末的时候，我们想干点什么，算是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演完《恋爱的犀牛》我觉得挺爽的，似乎给自己证明了点什么。而且那个时候，心里觉得该轮到我们这批人去展示自己了。最初观众不了解我们，而现在我们被接受成为主流文化，我挺欣慰的，自己是其中一分子，也算是旗手、战士吧。
BQ：那些年你成为了孟京辉的御用男主角。
G：对，可以这么说。《等待戈多》、《恋爱的犀牛》、《沃伊采克》、《思凡》、《我爱XXX》……很多戏，几乎就是孟京辉的御用，后来我不演了，陈建斌就上了，他不演了，段奕宏就上了，反正就是这帮人。
BQ：你和孟京辉都是很疯狂的人吧？
G：差不多吧，属于骨子里狂野的。所以我的角色都带点癫狂，就像马路、唐吉诃德，很偏执。其实并不是我本人很偏执，而是我们想展现和表达的戏剧精神很疯狂。我们也可以温文尔雅、不痛不痒，或者说附庸风雅。但我觉得戏剧本身是有感染力的，不像电影，电影是冷漠的，银幕下的理性交流，而戏剧是一种真实的面对面的交流，能让你在当中去肆意发挥，就像演《恋爱的犀牛》的时候，台底下哭得一片一片的，后来我想这哪是哭我们的戏啊，是在哭他们自己的感情经历呢。戏剧就是这样的，带有情感的宣泄和共鸣。
2012年，郭涛很忙。上半年两部电影，9月王全安的《白鹿原》，郭涛在里面扮演鹿兆鹏，而在年底之前，可能还会有两部他演的电影上映。不久前，他还再次登上了孟京辉的舞台，在《恋爱的犀牛》千场演出时客串了一把。在电影《百万巨鳄》中，郭涛第一次尝试了惊悚片，拍之前可把郭涛激动坏了，以为真可以跟鳄鱼真枪实弹肉搏，结果整个戏拍下来，鳄鱼一眼没见到，完全是凭空想象，和空气搏斗，没想到后期加上特效还真挺像那么回事。和宁浩再次合作，郭涛为了《黄金大劫案》中的“疯爹”下足了工夫，三四个月间每天化着四个小时的妆，穿得跟棉袄似的在高温下拍摄，宁浩说“疯爹”是特别给郭涛写的，特别适合他演。在刚刚结束的第11届长春电影节上，因为“疯爹”这个角色，郭涛将最佳男配角奖收入囊中。
BQ：很多人说这些年《恋爱的犀牛》舞美越来越现代，却没有你们第一届演的那种感觉了。
G：毕竟我们是头版的演员，对这个戏精神层面的理解可能更深一些，过去不像现在信息量这么大，表现手段也没有这么多样，于是我们用相对原始的方法，回归戏剧的本源，可能反而感染力更强。就像这回《恋爱的犀牛》千场时候登台演出完了以后，我晚上还在想，好像缺点什么，后来我也跟孟京辉探讨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我想起来《恋爱的犀牛》最后马路说，“这是我能给你的最后的东西，犀牛图拉的心和我自己，你愿意收留我们吗？”在我当年演出的版本里，我唱了首歌，是我写给明明的诗。（唱）“一切白的东西和你相比都成了黑墨水而自惭形秽，一切无知的鸟兽因为不能说出你的名字而绝望万分……”旁边还有乐队，最后“我的爱人，我的爱人……”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唱。我演的那版中那首诗是我唱出来的，我觉得这是人物的升华，为什么说马路是个诗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可能这种东西给观众的情感表达会更强，一下就升华了。而现在这首诗只是背景音乐了，削弱了很多戏剧本身带来的冲击力。 BQ：这次千场再去演马路和1999年第一次演马路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G：紧张。我原来不紧张，因为心里有底啊，就是要把他们（观众）都给震晕了。现在因为好久不演了，突然让我上去我得找找最开始的感觉。最重要的是马路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意义非比寻常，我在乎他，我害怕对他有损害，所以哪怕舞台上只有一两分钟的表现时间我也很在乎。孟京辉跟我说“你回来吧，郝蕾和我都邀请你”，我说演可以，得给我排练时间啊。他说你这么牛B，肯定能行。我说我害怕，真让我演得给我半年时间，三个月锻炼身体，一个月排练，一个月演出，最起码得半年，我才敢演。
BQ：马路的激情现在还能点燃你吗？
G：还是一样。这次千场我第一天登台那天，在舞台上我有点胃痉挛，因为紧张激动。记得当年《恋爱的犀牛》第二版时，他们让我过去看，我担心我过去不好，因为怕自己之前的演出对人家再创作有影响，直到最后彩排的时候我才去看的，他们让我提点意见，其实我哪有什么意见啊，我都把自己感动得不行了。就在舞台底下看他们演出，激动得我也胃痉挛了，绞痛得不行。
做出点儿叮当响的事儿来
朋友们给郭涛起了个外号叫作“郭骚骚”，这个西北汉子性格粗中带细，虽然演的戏大多都是“疯爹”这样的角色，但其实在生活中却是个一丝不苟、很讲究的人。在家里头他要求有些地方必须一尘不染，地上有根头发丝也要捡起来扔到垃圾桶里，儿子五岁，正在淘气的时候，郭涛就跟在儿子屁股后头收拾。对于着装和外形，郭涛对自己的要求也蛮高，接受采访的当天上午，郭涛光着膀子出门跑步，希望晒黑点，结果没想到赶上阴天，还有点小郁闷。
BQ：你本人是理想主义者吗？
G：是，非常理想。所有人都认为唐吉德是个疯子，但其实他是个战士。现在这个社会审时度势的人太多了，需要一些理想主义者给他们当头一棒或者挠挠痒痒。
BQ：话剧也好，电影也好，你所扮演的所有的角色里面哪一个释放了你最大的能量？
G：不一样。比方说马路，《恋爱的犀牛》我演了90场3个多月，那个时候我觉得是一种释放，一种雄性的释放，一种对自己生活状态的释放，对新世纪的发泄。再比方说《万有引力》，其实我自己对于情感的东西有些莫名其妙的想法，可能是演员的共性吧，我又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不可能在生活当中表达出那么多的东西来，演《万有引力》的时候，我就想一个有胸毛的性感的数学家，他能表达出什么样的情感，生活中有怎么样的情调。而《疯狂的石头》里面的包志宏，是小人物在底层的压抑，最后释放。我觉得这跟我个人的性格有一定关系，这个时代没有什么大师，在小人物的人生状态中怎么找到闪光点，我不会在暗处在微博上随便发一段骂人宣泄的话，太小家子气了，我觉得应该做出点儿能够叮当响的事儿，干这个工作正好有这个权益，有这种合理性可以去释放，特别在40岁以后，有了孩子，人生进入到另一个状态，不能再过那种到处乱撞的愤青生活，想问题开始理智一点了。
BQ：都说男人不只有一面，你最欣赏自己身上的哪一面？
G：不服输，我很坚强，很能吃苦，这个工作其实是一个民工一样的工作，需要演员工作时候像民工一样，在路边吃点盒饭，没日没夜去打工挣钱，你必须有这个体力，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有些人在这个过程中不太用心，他的作品就缺少一种劲儿，我是一个认真的人，又是科班出身，总觉得要对得起这些事儿。
BQ：如果没去干演员，你会干什么？
G：不敢想象，我很多次想过这个事儿，我原来做梦没有考上戏剧学院，考大学我报什么科啊，就很害怕。我爸妈就是干这一行的，一开始我很排斥做演员，后来到了考学的年龄，选择自己未来职业的时候，爸妈教给我怎么唱歌怎么演小品，稍微一点拨我就明白了，看来我就只能干这行也就适合干这行。
BQ：七匹狼的口号是提倡“品格名士”，你觉得什么样的男人可以称得上“品格名士”？
G：有生活品位，懂得生活的男人。
当年，一部《疯狂的石头》让郭涛走入观众的视野，似乎也为他定了性。郭涛说自己骨子里挺愤青的，有想法、有艺术追求，是一个正八经儿的文艺青年，演喜剧当笑星，是歪打正着。“其实我也挺喜欢演喜剧的，过去那种愤青状态把自己整得特累，排练喜剧有种释放、解脱的感觉，把沉重的东西放下，人生需要放下点东西，不然会把自己弄得很辛苦。”
BQ：《白鹿原》马上上映了，怎么看鹿兆鹏这个角色？
G：对于《白鹿原》，我有种责任，从一开始知道作品要搬上银幕的时候，很多导演都考虑要拍摄，最终是王全安导演拍了。我跟他是很多年的好朋友，我跟他说不管让我演什么，让我来就行。作为一个陕西籍的演员，出演陕西籍作家的作品，我觉得我义不容辞。当年贾平凹老师的《高兴》我也出演了。
鹿兆鹏是个很有色彩性的人物，在白鹿原所有人里是惟一与众不同的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是村子里第一个想走出去的人，想真正去感受新文化的状态，想去了解世界。后来他学到一些新文化的东西，他希望用文化、教育来改变村子的现状，所以他回来办学，最后他跑了，去做了一个革命者。在这个戏里鹿兆鹏有两三次出逃，第一次结完婚他跑了，也给黑娃的跑埋下了种子；第二次跑是审时度势，有人来抓他，他在给孩子教学过程中从窗子偷偷出去，这一跑就一去不回，去干革命了。我觉得这个人物在戏里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如果说白鹿原每个人物都有他的性格局限性，决定了他只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那鹿兆鹏这个人可以说相对比较完美。这次虽然我没按喜剧的套路演但他们觉得还是有喜剧的色彩，可能是带点政治讽刺意味吧。
BQ：演电影和演话剧对你来说各意味着什么？
G：我举过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戏剧就像是亲人，我从小在话剧团长大，父母也是干这行的，戏剧溶在我的血液里，不可分割；电影就像是情人，总会给我刺激和诱惑。而我过去对电视剧嗤之以鼻，当年跟孟京辉调侃电视剧是“庸现”（庸俗现实主义），但我现在在渐渐改变观念。要让我感受这三个不同的概念，我还是更喜欢话剧，不过电影对我来说很有意思，电视剧太辛苦，但是很锻炼人。
不是说好演员都是疯子吗
前一段，《恋爱的犀牛》在保利剧院举行了千场纪念演出，后三场中，郭涛作为神秘嘉宾登台客
BQ：前几天在《恋爱的犀牛》舞台上还看见你了。
G：我是后三场加入的，他们一开始想让我像郝蕾那样都演下来，但要排练半个月，我实在没时间。
BQ：歌唱得不错。
G：谢谢。我歌唱得挺好的，1999年演《恋爱的犀牛》的时候我唱了三四首歌呢。这次新排版本演唱部分减少了，那会儿我可是自弹自唱。
BQ：你是第一个马路的扮演者，当年怎么跟孟京辉一拍即合的？
G：我和孟京辉上学时候是同届同学，我们一帮人做戏剧志同道合，大家关系很好，毕业后又分到一个单位，原来叫中央实验话剧院，现在叫国家话剧院。搞话剧嘛，需要“臭气相投”的人。上世纪末的时候，我们想干点什么，算是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演完《恋爱的犀牛》我觉得挺爽的，似乎给自己证明了点什么。而且那个时候，心里觉得该轮到我们这批人去展示自己了。最初观众不了解我们，而现在我们被接受成为主流文化，我挺欣慰的，自己是其中一分子，也算是旗手、战士吧。
BQ：那些年你成为了孟京辉的御用男主角。
G：对，可以这么说。《等待戈多》、《恋爱的犀牛》、《沃伊采克》、《思凡》、《我爱XXX》……很多戏，几乎就是孟京辉的御用，后来我不演了，陈建斌就上了，他不演了，段奕宏就上了，反正就是这帮人。
BQ：你和孟京辉都是很疯狂的人吧？
G：差不多吧，属于骨子里狂野的。所以我的角色都带点癫狂，就像马路、唐吉诃德，很偏执。其实并不是我本人很偏执，而是我们想展现和表达的戏剧精神很疯狂。我们也可以温文尔雅、不痛不痒，或者说附庸风雅。但我觉得戏剧本身是有感染力的，不像电影，电影是冷漠的，银幕下的理性交流，而戏剧是一种真实的面对面的交流，能让你在当中去肆意发挥，就像演《恋爱的犀牛》的时候，台底下哭得一片一片的，后来我想这哪是哭我们的戏啊，是在哭他们自己的感情经历呢。戏剧就是这样的，带有情感的宣泄和共鸣。
2012年，郭涛很忙。上半年两部电影，9月王全安的《白鹿原》，郭涛在里面扮演鹿兆鹏，而在年底之前，可能还会有两部他演的电影上映。不久前，他还再次登上了孟京辉的舞台，在《恋爱的犀牛》千场演出时客串了一把。在电影《百万巨鳄》中，郭涛第一次尝试了惊悚片，拍之前可把郭涛激动坏了，以为真可以跟鳄鱼真枪实弹肉搏，结果整个戏拍下来，鳄鱼一眼没见到，完全是凭空想象，和空气搏斗，没想到后期加上特效还真挺像那么回事。和宁浩再次合作，郭涛为了《黄金大劫案》中的“疯爹”下足了工夫，三四个月间每天化着四个小时的妆，穿得跟棉袄似的在高温下拍摄，宁浩说“疯爹”是特别给郭涛写的，特别适合他演。在刚刚结束的第11届长春电影节上，因为“疯爹”这个角色，郭涛将最佳男配角奖收入囊中。
BQ：很多人说这些年《恋爱的犀牛》舞美越来越现代，却没有你们第一届演的那种感觉了。
G：毕竟我们是头版的演员，对这个戏精神层面的理解可能更深一些，过去不像现在信息量这么大，表现手段也没有这么多样，于是我们用相对原始的方法，回归戏剧的本源，可能反而感染力更强。就像这回《恋爱的犀牛》千场时候登台演出完了以后，我晚上还在想，好像缺点什么，后来我也跟孟京辉探讨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我想起来《恋爱的犀牛》最后马路说，“这是我能给你的最后的东西，犀牛图拉的心和我自己，你愿意收留我们吗？”在我当年演出的版本里，我唱了首歌，是我写给明明的诗。（唱）“一切白的东西和你相比都成了黑墨水而自惭形秽，一切无知的鸟兽因为不能说出你的名字而绝望万分……”旁边还有乐队，最后“我的爱人，我的爱人……”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唱。我演的那版中那首诗是我唱出来的，我觉得这是人物的升华，为什么说马路是个诗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可能这种东西给观众的情感表达会更强，一下就升华了。而现在这首诗只是背景音乐了，削弱了很多戏剧本身带来的冲击力。 BQ：这次千场再去演马路和1999年第一次演马路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G：紧张。我原来不紧张，因为心里有底啊，就是要把他们（观众）都给震晕了。现在因为好久不演了，突然让我上去我得找找最开始的感觉。最重要的是马路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意义非比寻常，我在乎他，我害怕对他有损害，所以哪怕舞台上只有一两分钟的表现时间我也很在乎。孟京辉跟我说“你回来吧，郝蕾和我都邀请你”，我说演可以，得给我排练时间啊。他说你这么牛B，肯定能行。我说我害怕，真让我演得给我半年时间，三个月锻炼身体，一个月排练，一个月演出，最起码得半年，我才敢演。
BQ：马路的激情现在还能点燃你吗？
G：还是一样。这次千场我第一天登台那天，在舞台上我有点胃痉挛，因为紧张激动。记得当年《恋爱的犀牛》第二版时，他们让我过去看，我担心我过去不好，因为怕自己之前的演出对人家再创作有影响，直到最后彩排的时候我才去看的，他们让我提点意见，其实我哪有什么意见啊，我都把自己感动得不行了。就在舞台底下看他们演出，激动得我也胃痉挛了，绞痛得不行。
做出点儿叮当响的事儿来
朋友们给郭涛起了个外号叫作“郭骚骚”，这个西北汉子性格粗中带细，虽然演的戏大多都是“疯爹”这样的角色，但其实在生活中却是个一丝不苟、很讲究的人。在家里头他要求有些地方必须一尘不染，地上有根头发丝也要捡起来扔到垃圾桶里，儿子五岁，正在淘气的时候，郭涛就跟在儿子屁股后头收拾。对于着装和外形，郭涛对自己的要求也蛮高，接受采访的当天上午，郭涛光着膀子出门跑步，希望晒黑点，结果没想到赶上阴天，还有点小郁闷。
BQ：你本人是理想主义者吗？
G：是，非常理想。所有人都认为唐吉德是个疯子，但其实他是个战士。现在这个社会审时度势的人太多了，需要一些理想主义者给他们当头一棒或者挠挠痒痒。
BQ：话剧也好，电影也好，你所扮演的所有的角色里面哪一个释放了你最大的能量？
G：不一样。比方说马路，《恋爱的犀牛》我演了90场3个多月，那个时候我觉得是一种释放，一种雄性的释放，一种对自己生活状态的释放，对新世纪的发泄。再比方说《万有引力》，其实我自己对于情感的东西有些莫名其妙的想法，可能是演员的共性吧，我又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不可能在生活当中表达出那么多的东西来，演《万有引力》的时候，我就想一个有胸毛的性感的数学家，他能表达出什么样的情感，生活中有怎么样的情调。而《疯狂的石头》里面的包志宏，是小人物在底层的压抑，最后释放。我觉得这跟我个人的性格有一定关系，这个时代没有什么大师，在小人物的人生状态中怎么找到闪光点，我不会在暗处在微博上随便发一段骂人宣泄的话，太小家子气了，我觉得应该做出点儿能够叮当响的事儿，干这个工作正好有这个权益，有这种合理性可以去释放，特别在40岁以后，有了孩子，人生进入到另一个状态，不能再过那种到处乱撞的愤青生活，想问题开始理智一点了。
BQ：都说男人不只有一面，你最欣赏自己身上的哪一面？
G：不服输，我很坚强，很能吃苦，这个工作其实是一个民工一样的工作，需要演员工作时候像民工一样，在路边吃点盒饭，没日没夜去打工挣钱，你必须有这个体力，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有些人在这个过程中不太用心，他的作品就缺少一种劲儿，我是一个认真的人，又是科班出身，总觉得要对得起这些事儿。
BQ：如果没去干演员，你会干什么？
G：不敢想象，我很多次想过这个事儿，我原来做梦没有考上戏剧学院，考大学我报什么科啊，就很害怕。我爸妈就是干这一行的，一开始我很排斥做演员，后来到了考学的年龄，选择自己未来职业的时候，爸妈教给我怎么唱歌怎么演小品，稍微一点拨我就明白了，看来我就只能干这行也就适合干这行。
BQ：七匹狼的口号是提倡“品格名士”，你觉得什么样的男人可以称得上“品格名士”？
G：有生活品位，懂得生活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