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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张典婉,是在她于厦门下榻的旅馆中。那天她刚从培田(福建省连城县西南部的古村落,保有较为完整的明清时期客家古民居建筑群)风尘仆仆回来,兴奋地描述着一路见闻,丝毫未显路途迢迢所带来的疲惫。后来几天的相处中,我发现只要是关于客家的话题,她的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张典婉是客家人。
再次见到她时,她作为嘉宾出席哈尔滨书市上《萧红印象》的新书发表会,身穿改良式旗袍搭配牛仔裤,在台上娓娓道来自己在台湾阅读萧红作品的经验。也就在那天,我看到了她的《太平轮一九四九》大陆增订版。
从2000年起意寻找太平轮的故事,到2009年《太平轮一九四九》繁体版出版,这本书她可说准备了近十年,而书中的人物,却等了它六十年。
苗栗乡下的上海生活
张典婉成长于台湾苗栗头份客家村,自她懂事后的记忆里,家里的生活就是上海式的:每天早餐吃蛋和面包,下午茶吃蛋糕;即使再困顿,家中少不了红茶、咖啡与奶油,以及妈妈用自家果园里的水果做成的葡萄酱、橘子酱等;妈妈只要出门就都穿旗袍,周六或周日会拉着张典婉的小手去看电影。张典婉的母亲,曾是一位“出门逛先施百货,都有司机提货”的上海富家女,在1948年局势动荡时,与家人坐“太平轮”到台湾,跟着丈夫回苗栗老家定居,学种水果、剪枝、锄草,从此当上客家媳妇。
“太平轮”是张家餐桌上的固定话题。母亲每次摆下刀叉,都会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是坐太平轮带过来的哟。”“那时候,要上船了,我拎了一个随身箱,抱两条狗,我喜欢狗,不能把它丢下海呀!”母亲说着当年的故事,“太平轮沉了!还好我没坐那班船,我才能坐在这里!”在张典婉的身边,也不时有人提起太平轮:朋友、采访对象;坐太平轮的,有太平轮经验的;知道她的母亲是坐太平轮到台湾的,都会跟她聊起太平轮的故事。
2000年母亲离世后,张典婉在整理遗物时,在一个上锁的抽屉里,发现了父母的上海身份证,一张上海地契,一本记满了上海时光与上海朋友联络方式的记事本。早已把籍贯从“江苏镇江”改为“台湾苗栗”的母亲,一生从未忘情上海旧事。张典婉发觉,自己从小所过的极度多元、混搭的生活,原来都是母亲怀念上海的方式。
“那一刻,所有感觉都涌上来了,我决定要写家族史,写客家父亲和上海母亲的故事,故事里有一艘太平轮。”
钩沉一阙时代悲歌
2004年底,正在美国陪伴儿子读书的张典婉被“客委会”老同事杨长镇的一通电话唤回了台湾,投入与凤凰卫视合作的太平轮纪录片的采访工作。杨长镇显然没有忘记一同离开“客委会”时她说的“我要写太平轮的故事”这句话。
其实张典婉早已找过太平轮的资料,发现在台湾仅有几则旧报纸上的报道。随着纪录片的宣布开拍,线索开始逐渐浮现。首先在基隆找到了当年由于右任题字的“太平轮旅客遇难纪念碑”(当年的港边,60年来物换星移,变成军营里不为人知的所在),之后网络社群开张,报纸开始登载工作小组联络方式,热心的长者们一一提供了相关人物的电话、线索。
2005年1月,张典婉与制作人洪慧真前往上海采访,在上海档案馆,她们掀开了一页页被尘封56年的历史:生还者的证词、脱险自述,罹难者名册,太平轮全船构造图,船难失事经纬度手绘地图,太平轮事件起诉书……
纪录片定名为《寻找太平轮》,透过历史档案的呈现和一段段访谈,重建了生离死别的历史现场:
1949年1月27日,年关前最后一班往台湾的太平轮,原本有效卖出船票508张,但实际上船旅客,远超过千人。因为赶着要运更多货物上船,原定上午启航的航班,改到下午二时,可是直到开航前,仍在进货,当天午后四时半才开航。为了在戒严期间赶着出吴淞口,太平轮在黄浦江头加足马力,快速前进。冬日天暗得早,大船出港本应点灯,但时局紧张,行驶在吴淞口的大小船只都不鸣笛、不开灯。这天晚上海象极佳,无风、无雨,也无雾。
晚上约十一点三刻,船行至浙江舟山群岛的白节山附近,与迎面而来的满载木材与煤炭的货轮建元轮呈丁字形碰撞,建元轮在五分钟后灭顶,太平轮随即下沉。不到几分钟,一片惨叫声、呼救声、哭声,飘荡在漆黑的海面上。大量旅客在寒冷的冬夜海上凭靠木桶、木板等载浮载沉,熬不住冰冷的,逐渐失去体温而松手、沉没。天亮以后,一艘途经的澳大利亚军舰才将漂散在海面上的生还者一一救起。据官方说法,当时被救起的生还者仅36名。
在农历年前,上千人的死难惨剧,为年节团圆或为闪躲战火流窜的家族,多是一家蒙难,或仅存孤儿寡妇,生活顿失依靠。轰动台海两地的“世纪大惨案”,却随着两岸政治局势的变化,湮没于历史洪流中,受难者家属的悲痛,从此缄默一甲子。
等待被治愈的伤痛
纪录片只是一个开始,2005年播出后,更多沉没在底层的记忆被翻搅了上来,更多线索和人物时有出现。
2005年5月下旬,张典婉在香港见到了生还者之一叶伦明,当时他已84岁高龄。太平轮船东的第三代通过部落格(博客)与她联系。船长的子女分别于纽约和澳大利亚在部落格留言说,他们仍旧相信父亲只是失踪了。受难者家属后代在家族企业的网站上撰文纪念未谋面的祖父。……
张典婉形容《太平轮一九四九》是一本等出来的书,等待深埋心底的伤痛愿意被抒发、被释放。有些人提供了线索,再联络,却像断线的风筝。有些人勃然大怒,用力甩上大门,或在电话那头,冷冷地挂上话筒,两不相应。“有一位杨先生,我们打电话过去,他只说,‘不要再谈了!我儿子叫我不要接受你们访问!’啪一声电话挂掉,去到他家又被他骂出来。后来他愿意讲很多故事,讲他怎么找他太太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难过。像王兆兰女士(当年最年轻的生还者),打电话给我的时候说她要整理情绪,整理好再告诉我。后来等了一两个月才接受采访,情绪还是一发不可收拾,我们跟她哭了一个早上。还有澳门的黄似兰女士,我在澳门跟她一起生活了三天,从早上到晚上,一起喝茶、逛街,沿路聊天,她的情绪也是很久都没办法平复。”
虽然有着万分不忍与不舍,但张典婉认为,“逝者受苦的魂魄需要祈祷安息,幸存者及后代的暗夜哭泣需要被聆听”,“即使过去很久,很多人在聊起这些事情时还是很激动。他们知道有人要讲出他们的故事。这是一种集体记忆,就像战争遗迹一样,一方面凭吊历史,另一方面具有集体治疗的功能。后来这本书也成为台湾一些宗教界和生命治疗团体的教材。这些集体记忆,那么多的悲伤和每一个人活着的故事,它帮助一个人对生命记忆作阶段性整理,或者提供别人活下去的勇气。这是很意外的结果。”
2010年1月,太平轮纪念协会成立,并于5月份组织受难者家属在舟山群岛失事现场举行了61年来的第一次海祭。随着海祭消息的发布,更多失散的篇章涌现。张典婉把这些都增补到简体版中。
寻找太平轮,一直在等待和进行中。
为小人物书写历史
追寻太平轮故事的过程,犹如拼图,拼出那一夜的伤痛,也拼出一幅1949年前两岸密切往来的图像。据早年基隆港务资料记载,当年每天有近50个定期航班从上海、舟山群岛、广州、福州、厦门等地,往返基隆港。太平轮上,除了迁徙人潮,也有日常来往两岸进货、经商的台湾本省人。《寻找太平轮》播出后,很多有着强烈省籍意识的人才终于了解到:原来另一些人有着那么多的命运变幻和悲欢离合。
围绕太平轮,张典婉也展开了一幅幅关于流离失散、安身立命的人生图景。太平轮由于乘载了太多的名人富贾,船难在当年轰动两岸。但上千人的受难者,大多都没有名字地存在于“太平轮事件”之下,是张典婉让他们还原为具体的个人。她说,采访时最关心的,除了当时的处理状况,就是受难者家属日后的生活。“这个事件造成多少的家庭妻离子散,改变了很多人的一生。台中‘宝岛熏樟’的吴能达,父亲遇难时他才十一二岁,一下子从顶端掉到底层,小小年纪就担负起家计。他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一直哭、不愿意见面,第二次才愿意讲,后来在新书发表会现场哭到不行。他曾经偷偷跑去基隆想要看太平轮纪念碑,他女儿都不知道。他们真的就是小人物,是躲在黑暗角落中哭泣的人。我觉得我的笔是为他们服务,让他们讲出自己要讲的话,这是让我努力下去的力量。”
作为转述者,即使无法完全感同身受当事人的悲喜,但在别人的人生际遇中载浮载沉,其中的领受与感悟,却有着旁人难以了解的沉重。2009年春天,张典婉在美国西雅图,跪在满地的资料前,一点一点完成了《太平轮一九四九》。她笑着说,当时是高中生的女儿反过来照顾她,每天买菜、做饭,提醒着“要吃饭啊!怎么没有吃?”。“写书的时候情绪很糟糕,一直沉浸在悲哀中。2009年写完以后,我所有朋友都跟我说暂时不要再提笔。后来我就很理解张纯如写《南京大屠杀》后为什么要自杀。当年我在美国听到她自杀的消息时,很讶异,但这几年我就很能够体会,因为那个情绪蛮悲伤的。只是我的性格比较开朗,情绪的转换比较快。宗教的力量也有一定帮助,我在写作的时候都念大悲咒,不然那个情绪压力太大了。”
顺势而为,把握当下
世界知名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说:“如果不是太平轮事件,父亲过世,我后来就不会去念警校,也不会走上刑事鉴识这条路,也许就与父亲一样选择当一名商人吧!”因为换了船票而逃过一劫的刘费阿祥,搭乘早一班太平轮抵达台湾,原本不识字、在上海帮佣的她,经过数十年打拼,成为台湾的钟表女王。……这些都是航向台湾的故事,太平轮只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交织成历史事件的,都是一个一个的个人命运,身不由己,颠沛流离,而后落地生根。
“你现在怎么看待命运?”我问张典婉。
“命运就是无形的手,自己一步一步走下去,也常常有很多巧合,你只能顺势而为。我自己也碰过很多生离死别,父母亲去世,好朋友突然过世。过去我比较不能理解,但现在明白到中国人所讲的‘把握当下’,就是努力地生活。每个人都有他安身立命的命运。我从小一直听我妈妈讲太平轮,可是小时候怎么想都不会想到我长大后要完成的一个使命,就是写一本太平轮的书。我想这也是命运吧。”
身为客家人的张典婉,曾居住于美国,现在经常往返两岸,血脉中流淌的迁徙因子,似乎让她能更开放地定义“家乡”。“你到哪里,那个地方就会是你的家乡。现在已经是地球村的世界,人对家乡的记忆,甚至生活的记忆,其实划分为很多的人生阶段。无论在哪里,只要好好过那一段人生的生活,那都会是你另外一个家乡。”
太平轮事件发生后,船东中联公司无力为千条人命赔偿,也无法继续营运。一位来自杭州的贸易商,买下了中联在台湾的房子,在原址开设“安平百货公司”,欲为太平轮受难家属提供工作机会。有的家属则到附近的中华路摆摊子维持生计。
1960年代,台北市政府在中华路沿纵贯线铁路兴建了八幢三层的“中华商场”,来自各省的新移民及台湾各地进城谋生的人们纷纷在此聚居、经商。1992年,商场随着中华路改造计划而遭拆除,铁路也实现了地下化。此处,正是现在台北消费、休闲、娱乐的重要商圈“西门町”的所在。
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都有着人们挣扎求存、安身立命的痕迹,在时光流转的缝隙中,有的湮没无踪影,有的等待被挖掘。今日的繁华,拖曳着不为后来者所知却让亲历者念念不忘的往昔光景。
诚如裕隆集团执行长严凯泰为《太平轮一九四九》作的序中所说,“我们的幸福,只因为比那些带着心痛记忆的人更多一点福气”。书写或了解别人的历史,或许就是为了明白今时今地每一个存在的之所从来。
再次见到她时,她作为嘉宾出席哈尔滨书市上《萧红印象》的新书发表会,身穿改良式旗袍搭配牛仔裤,在台上娓娓道来自己在台湾阅读萧红作品的经验。也就在那天,我看到了她的《太平轮一九四九》大陆增订版。
从2000年起意寻找太平轮的故事,到2009年《太平轮一九四九》繁体版出版,这本书她可说准备了近十年,而书中的人物,却等了它六十年。
苗栗乡下的上海生活
张典婉成长于台湾苗栗头份客家村,自她懂事后的记忆里,家里的生活就是上海式的:每天早餐吃蛋和面包,下午茶吃蛋糕;即使再困顿,家中少不了红茶、咖啡与奶油,以及妈妈用自家果园里的水果做成的葡萄酱、橘子酱等;妈妈只要出门就都穿旗袍,周六或周日会拉着张典婉的小手去看电影。张典婉的母亲,曾是一位“出门逛先施百货,都有司机提货”的上海富家女,在1948年局势动荡时,与家人坐“太平轮”到台湾,跟着丈夫回苗栗老家定居,学种水果、剪枝、锄草,从此当上客家媳妇。
“太平轮”是张家餐桌上的固定话题。母亲每次摆下刀叉,都会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是坐太平轮带过来的哟。”“那时候,要上船了,我拎了一个随身箱,抱两条狗,我喜欢狗,不能把它丢下海呀!”母亲说着当年的故事,“太平轮沉了!还好我没坐那班船,我才能坐在这里!”在张典婉的身边,也不时有人提起太平轮:朋友、采访对象;坐太平轮的,有太平轮经验的;知道她的母亲是坐太平轮到台湾的,都会跟她聊起太平轮的故事。
2000年母亲离世后,张典婉在整理遗物时,在一个上锁的抽屉里,发现了父母的上海身份证,一张上海地契,一本记满了上海时光与上海朋友联络方式的记事本。早已把籍贯从“江苏镇江”改为“台湾苗栗”的母亲,一生从未忘情上海旧事。张典婉发觉,自己从小所过的极度多元、混搭的生活,原来都是母亲怀念上海的方式。
“那一刻,所有感觉都涌上来了,我决定要写家族史,写客家父亲和上海母亲的故事,故事里有一艘太平轮。”
钩沉一阙时代悲歌
2004年底,正在美国陪伴儿子读书的张典婉被“客委会”老同事杨长镇的一通电话唤回了台湾,投入与凤凰卫视合作的太平轮纪录片的采访工作。杨长镇显然没有忘记一同离开“客委会”时她说的“我要写太平轮的故事”这句话。
其实张典婉早已找过太平轮的资料,发现在台湾仅有几则旧报纸上的报道。随着纪录片的宣布开拍,线索开始逐渐浮现。首先在基隆找到了当年由于右任题字的“太平轮旅客遇难纪念碑”(当年的港边,60年来物换星移,变成军营里不为人知的所在),之后网络社群开张,报纸开始登载工作小组联络方式,热心的长者们一一提供了相关人物的电话、线索。
2005年1月,张典婉与制作人洪慧真前往上海采访,在上海档案馆,她们掀开了一页页被尘封56年的历史:生还者的证词、脱险自述,罹难者名册,太平轮全船构造图,船难失事经纬度手绘地图,太平轮事件起诉书……
纪录片定名为《寻找太平轮》,透过历史档案的呈现和一段段访谈,重建了生离死别的历史现场:
1949年1月27日,年关前最后一班往台湾的太平轮,原本有效卖出船票508张,但实际上船旅客,远超过千人。因为赶着要运更多货物上船,原定上午启航的航班,改到下午二时,可是直到开航前,仍在进货,当天午后四时半才开航。为了在戒严期间赶着出吴淞口,太平轮在黄浦江头加足马力,快速前进。冬日天暗得早,大船出港本应点灯,但时局紧张,行驶在吴淞口的大小船只都不鸣笛、不开灯。这天晚上海象极佳,无风、无雨,也无雾。
晚上约十一点三刻,船行至浙江舟山群岛的白节山附近,与迎面而来的满载木材与煤炭的货轮建元轮呈丁字形碰撞,建元轮在五分钟后灭顶,太平轮随即下沉。不到几分钟,一片惨叫声、呼救声、哭声,飘荡在漆黑的海面上。大量旅客在寒冷的冬夜海上凭靠木桶、木板等载浮载沉,熬不住冰冷的,逐渐失去体温而松手、沉没。天亮以后,一艘途经的澳大利亚军舰才将漂散在海面上的生还者一一救起。据官方说法,当时被救起的生还者仅36名。
在农历年前,上千人的死难惨剧,为年节团圆或为闪躲战火流窜的家族,多是一家蒙难,或仅存孤儿寡妇,生活顿失依靠。轰动台海两地的“世纪大惨案”,却随着两岸政治局势的变化,湮没于历史洪流中,受难者家属的悲痛,从此缄默一甲子。
等待被治愈的伤痛
纪录片只是一个开始,2005年播出后,更多沉没在底层的记忆被翻搅了上来,更多线索和人物时有出现。
2005年5月下旬,张典婉在香港见到了生还者之一叶伦明,当时他已84岁高龄。太平轮船东的第三代通过部落格(博客)与她联系。船长的子女分别于纽约和澳大利亚在部落格留言说,他们仍旧相信父亲只是失踪了。受难者家属后代在家族企业的网站上撰文纪念未谋面的祖父。……
张典婉形容《太平轮一九四九》是一本等出来的书,等待深埋心底的伤痛愿意被抒发、被释放。有些人提供了线索,再联络,却像断线的风筝。有些人勃然大怒,用力甩上大门,或在电话那头,冷冷地挂上话筒,两不相应。“有一位杨先生,我们打电话过去,他只说,‘不要再谈了!我儿子叫我不要接受你们访问!’啪一声电话挂掉,去到他家又被他骂出来。后来他愿意讲很多故事,讲他怎么找他太太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难过。像王兆兰女士(当年最年轻的生还者),打电话给我的时候说她要整理情绪,整理好再告诉我。后来等了一两个月才接受采访,情绪还是一发不可收拾,我们跟她哭了一个早上。还有澳门的黄似兰女士,我在澳门跟她一起生活了三天,从早上到晚上,一起喝茶、逛街,沿路聊天,她的情绪也是很久都没办法平复。”
虽然有着万分不忍与不舍,但张典婉认为,“逝者受苦的魂魄需要祈祷安息,幸存者及后代的暗夜哭泣需要被聆听”,“即使过去很久,很多人在聊起这些事情时还是很激动。他们知道有人要讲出他们的故事。这是一种集体记忆,就像战争遗迹一样,一方面凭吊历史,另一方面具有集体治疗的功能。后来这本书也成为台湾一些宗教界和生命治疗团体的教材。这些集体记忆,那么多的悲伤和每一个人活着的故事,它帮助一个人对生命记忆作阶段性整理,或者提供别人活下去的勇气。这是很意外的结果。”
2010年1月,太平轮纪念协会成立,并于5月份组织受难者家属在舟山群岛失事现场举行了61年来的第一次海祭。随着海祭消息的发布,更多失散的篇章涌现。张典婉把这些都增补到简体版中。
寻找太平轮,一直在等待和进行中。
为小人物书写历史
追寻太平轮故事的过程,犹如拼图,拼出那一夜的伤痛,也拼出一幅1949年前两岸密切往来的图像。据早年基隆港务资料记载,当年每天有近50个定期航班从上海、舟山群岛、广州、福州、厦门等地,往返基隆港。太平轮上,除了迁徙人潮,也有日常来往两岸进货、经商的台湾本省人。《寻找太平轮》播出后,很多有着强烈省籍意识的人才终于了解到:原来另一些人有着那么多的命运变幻和悲欢离合。
围绕太平轮,张典婉也展开了一幅幅关于流离失散、安身立命的人生图景。太平轮由于乘载了太多的名人富贾,船难在当年轰动两岸。但上千人的受难者,大多都没有名字地存在于“太平轮事件”之下,是张典婉让他们还原为具体的个人。她说,采访时最关心的,除了当时的处理状况,就是受难者家属日后的生活。“这个事件造成多少的家庭妻离子散,改变了很多人的一生。台中‘宝岛熏樟’的吴能达,父亲遇难时他才十一二岁,一下子从顶端掉到底层,小小年纪就担负起家计。他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一直哭、不愿意见面,第二次才愿意讲,后来在新书发表会现场哭到不行。他曾经偷偷跑去基隆想要看太平轮纪念碑,他女儿都不知道。他们真的就是小人物,是躲在黑暗角落中哭泣的人。我觉得我的笔是为他们服务,让他们讲出自己要讲的话,这是让我努力下去的力量。”
作为转述者,即使无法完全感同身受当事人的悲喜,但在别人的人生际遇中载浮载沉,其中的领受与感悟,却有着旁人难以了解的沉重。2009年春天,张典婉在美国西雅图,跪在满地的资料前,一点一点完成了《太平轮一九四九》。她笑着说,当时是高中生的女儿反过来照顾她,每天买菜、做饭,提醒着“要吃饭啊!怎么没有吃?”。“写书的时候情绪很糟糕,一直沉浸在悲哀中。2009年写完以后,我所有朋友都跟我说暂时不要再提笔。后来我就很理解张纯如写《南京大屠杀》后为什么要自杀。当年我在美国听到她自杀的消息时,很讶异,但这几年我就很能够体会,因为那个情绪蛮悲伤的。只是我的性格比较开朗,情绪的转换比较快。宗教的力量也有一定帮助,我在写作的时候都念大悲咒,不然那个情绪压力太大了。”
顺势而为,把握当下
世界知名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说:“如果不是太平轮事件,父亲过世,我后来就不会去念警校,也不会走上刑事鉴识这条路,也许就与父亲一样选择当一名商人吧!”因为换了船票而逃过一劫的刘费阿祥,搭乘早一班太平轮抵达台湾,原本不识字、在上海帮佣的她,经过数十年打拼,成为台湾的钟表女王。……这些都是航向台湾的故事,太平轮只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交织成历史事件的,都是一个一个的个人命运,身不由己,颠沛流离,而后落地生根。
“你现在怎么看待命运?”我问张典婉。
“命运就是无形的手,自己一步一步走下去,也常常有很多巧合,你只能顺势而为。我自己也碰过很多生离死别,父母亲去世,好朋友突然过世。过去我比较不能理解,但现在明白到中国人所讲的‘把握当下’,就是努力地生活。每个人都有他安身立命的命运。我从小一直听我妈妈讲太平轮,可是小时候怎么想都不会想到我长大后要完成的一个使命,就是写一本太平轮的书。我想这也是命运吧。”
身为客家人的张典婉,曾居住于美国,现在经常往返两岸,血脉中流淌的迁徙因子,似乎让她能更开放地定义“家乡”。“你到哪里,那个地方就会是你的家乡。现在已经是地球村的世界,人对家乡的记忆,甚至生活的记忆,其实划分为很多的人生阶段。无论在哪里,只要好好过那一段人生的生活,那都会是你另外一个家乡。”
太平轮事件发生后,船东中联公司无力为千条人命赔偿,也无法继续营运。一位来自杭州的贸易商,买下了中联在台湾的房子,在原址开设“安平百货公司”,欲为太平轮受难家属提供工作机会。有的家属则到附近的中华路摆摊子维持生计。
1960年代,台北市政府在中华路沿纵贯线铁路兴建了八幢三层的“中华商场”,来自各省的新移民及台湾各地进城谋生的人们纷纷在此聚居、经商。1992年,商场随着中华路改造计划而遭拆除,铁路也实现了地下化。此处,正是现在台北消费、休闲、娱乐的重要商圈“西门町”的所在。
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都有着人们挣扎求存、安身立命的痕迹,在时光流转的缝隙中,有的湮没无踪影,有的等待被挖掘。今日的繁华,拖曳着不为后来者所知却让亲历者念念不忘的往昔光景。
诚如裕隆集团执行长严凯泰为《太平轮一九四九》作的序中所说,“我们的幸福,只因为比那些带着心痛记忆的人更多一点福气”。书写或了解别人的历史,或许就是为了明白今时今地每一个存在的之所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