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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张典婉，是在她于厦门下榻的旅馆中。那天她刚从培田（福建省连城县西南部的古村落，保有较为完整的明清时期客家古民居建筑群）风尘仆仆回来，兴奋地描述着一路见闻，丝毫未显路途迢迢所带来的疲惫。后来几天的相处中，我发现只要是关于客家的话题，她的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张典婉是客家人。
再次见到她时，她作为嘉宾出席哈尔滨书市上《萧红印象》的新书发表会，身穿改良式旗袍搭配牛仔裤，在台上娓娓道来自己在台湾阅读萧红作品的经验。也就在那天，我看到了她的《太平轮一九四九》大陆增订版。
从2000年起意寻找太平轮的故事，到2009年《太平轮一九四九》繁体版出版，这本书她可说准备了近十年，而书中的人物，却等了它六十年。
苗栗乡下的上海生活
张典婉成长于台湾苗栗头份客家村，自她懂事后的记忆里，家里的生活就是上海式的：每天早餐吃蛋和面包，下午茶吃蛋糕；即使再困顿，家中少不了红茶、咖啡与奶油，以及妈妈用自家果园里的水果做成的葡萄酱、橘子酱等；妈妈只要出门就都穿旗袍，周六或周日会拉着张典婉的小手去看电影。张典婉的母亲，曾是一位“出门逛先施百货，都有司机提货”的上海富家女，在1948年局势动荡时，与家人坐“太平轮”到台湾，跟着丈夫回苗栗老家定居，学种水果、剪枝、锄草，从此当上客家媳妇。
“太平轮”是张家餐桌上的固定话题。母亲每次摆下刀叉，都会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是坐太平轮带过来的哟。”“那时候，要上船了，我拎了一个随身箱，抱两条狗，我喜欢狗，不能把它丢下海呀！”母亲说着当年的故事，“太平轮沉了！还好我没坐那班船，我才能坐在这里！”在张典婉的身边，也不时有人提起太平轮：朋友、采访对象；坐太平轮的，有太平轮经验的；知道她的母亲是坐太平轮到台湾的，都会跟她聊起太平轮的故事。
2000年母亲离世后，张典婉在整理遗物时，在一个上锁的抽屉里，发现了父母的上海身份证，一张上海地契，一本记满了上海时光与上海朋友联络方式的记事本。早已把籍贯从“江苏镇江”改为“台湾苗栗”的母亲，一生从未忘情上海旧事。张典婉发觉，自己从小所过的极度多元、混搭的生活，原来都是母亲怀念上海的方式。
“那一刻，所有感觉都涌上来了，我决定要写家族史，写客家父亲和上海母亲的故事，故事里有一艘太平轮。”
钩沉一阙时代悲歌
2004年底，正在美国陪伴儿子读书的张典婉被“客委会”老同事杨长镇的一通电话唤回了台湾，投入与凤凰卫视合作的太平轮纪录片的采访工作。杨长镇显然没有忘记一同离开“客委会”时她说的“我要写太平轮的故事”这句话。
其实张典婉早已找过太平轮的资料，发现在台湾仅有几则旧报纸上的报道。随着纪录片的宣布开拍，线索开始逐渐浮现。首先在基隆找到了当年由于右任题字的“太平轮旅客遇难纪念碑”（当年的港边，60年来物换星移，变成军营里不为人知的所在），之后网络社群开张，报纸开始登载工作小组联络方式，热心的长者们一一提供了相关人物的电话、线索。
2005年1月，张典婉与制作人洪慧真前往上海采访，在上海档案馆，她们掀开了一页页被尘封56年的历史：生还者的证词、脱险自述，罹难者名册，太平轮全船构造图，船难失事经纬度手绘地图，太平轮事件起诉书……
纪录片定名为《寻找太平轮》，透过历史档案的呈现和一段段访谈，重建了生离死别的历史现场：
1949年1月27日，年关前最后一班往台湾的太平轮，原本有效卖出船票508张，但实际上船旅客，远超过千人。因为赶着要运更多货物上船，原定上午启航的航班，改到下午二时，可是直到开航前，仍在进货，当天午后四时半才开航。为了在戒严期间赶着出吴淞口，太平轮在黄浦江头加足马力，快速前进。冬日天暗得早，大船出港本应点灯，但时局紧张，行驶在吴淞口的大小船只都不鸣笛、不开灯。这天晚上海象极佳，无风、无雨，也无雾。
晚上约十一点三刻，船行至浙江舟山群岛的白节山附近，与迎面而来的满载木材与煤炭的货轮建元轮呈丁字形碰撞，建元轮在五分钟后灭顶，太平轮随即下沉。不到几分钟，一片惨叫声、呼救声、哭声，飘荡在漆黑的海面上。大量旅客在寒冷的冬夜海上凭靠木桶、木板等载浮载沉，熬不住冰冷的，逐渐失去体温而松手、沉没。天亮以后，一艘途经的澳大利亚军舰才将漂散在海面上的生还者一一救起。据官方说法，当时被救起的生还者仅36名。
在农历年前，上千人的死难惨剧，为年节团圆或为闪躲战火流窜的家族，多是一家蒙难，或仅存孤儿寡妇，生活顿失依靠。轰动台海两地的“世纪大惨案”，却随着两岸政治局势的变化，湮没于历史洪流中，受难者家属的悲痛，从此缄默一甲子。
等待被治愈的伤痛
纪录片只是一个开始，2005年播出后，更多沉没在底层的记忆被翻搅了上来，更多线索和人物时有出现。
2005年5月下旬，张典婉在香港见到了生还者之一叶伦明，当时他已84岁高龄。太平轮船东的第三代通过部落格（博客）与她联系。船长的子女分别于纽约和澳大利亚在部落格留言说，他们仍旧相信父亲只是失踪了。受难者家属后代在家族企业的网站上撰文纪念未谋面的祖父。……
张典婉形容《太平轮一九四九》是一本等出来的书，等待深埋心底的伤痛愿意被抒发、被释放。有些人提供了线索，再联络，却像断线的风筝。有些人勃然大怒，用力甩上大门，或在电话那头，冷冷地挂上话筒，两不相应。“有一位杨先生，我们打电话过去，他只说，‘不要再谈了！我儿子叫我不要接受你们访问！’啪一声电话挂掉，去到他家又被他骂出来。后来他愿意讲很多故事，讲他怎么找他太太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难过。像王兆兰女士（当年最年轻的生还者），打电话给我的时候说她要整理情绪，整理好再告诉我。后来等了一两个月才接受采访，情绪还是一发不可收拾，我们跟她哭了一个早上。还有澳门的黄似兰女士，我在澳门跟她一起生活了三天，从早上到晚上，一起喝茶、逛街，沿路聊天，她的情绪也是很久都没办法平复。”
虽然有着万分不忍与不舍，但张典婉认为，“逝者受苦的魂魄需要祈祷安息，幸存者及后代的暗夜哭泣需要被聆听”，“即使过去很久，很多人在聊起这些事情时还是很激动。他们知道有人要讲出他们的故事。这是一种集体记忆，就像战争遗迹一样，一方面凭吊历史，另一方面具有集体治疗的功能。后来这本书也成为台湾一些宗教界和生命治疗团体的教材。这些集体记忆，那么多的悲伤和每一个人活着的故事，它帮助一个人对生命记忆作阶段性整理，或者提供别人活下去的勇气。这是很意外的结果。”
2010年1月，太平轮纪念协会成立，并于5月份组织受难者家属在舟山群岛失事现场举行了61年来的第一次海祭。随着海祭消息的发布，更多失散的篇章涌现。张典婉把这些都增补到简体版中。
寻找太平轮，一直在等待和进行中。
为小人物书写历史
追寻太平轮故事的过程，犹如拼图，拼出那一夜的伤痛，也拼出一幅1949年前两岸密切往来的图像。据早年基隆港务资料记载，当年每天有近50个定期航班从上海、舟山群岛、广州、福州、厦门等地，往返基隆港。太平轮上，除了迁徙人潮，也有日常来往两岸进货、经商的台湾本省人。《寻找太平轮》播出后，很多有着强烈省籍意识的人才终于了解到：原来另一些人有着那么多的命运变幻和悲欢离合。
围绕太平轮，张典婉也展开了一幅幅关于流离失散、安身立命的人生图景。太平轮由于乘载了太多的名人富贾，船难在当年轰动两岸。但上千人的受难者，大多都没有名字地存在于“太平轮事件”之下，是张典婉让他们还原为具体的个人。她说，采访时最关心的，除了当时的处理状况，就是受难者家属日后的生活。“这个事件造成多少的家庭妻离子散，改变了很多人的一生。台中‘宝岛熏樟’的吴能达，父亲遇难时他才十一二岁，一下子从顶端掉到底层，小小年纪就担负起家计。他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一直哭、不愿意见面，第二次才愿意讲，后来在新书发表会现场哭到不行。他曾经偷偷跑去基隆想要看太平轮纪念碑，他女儿都不知道。他们真的就是小人物，是躲在黑暗角落中哭泣的人。我觉得我的笔是为他们服务，让他们讲出自己要讲的话，这是让我努力下去的力量。”
作为转述者，即使无法完全感同身受当事人的悲喜，但在别人的人生际遇中载浮载沉，其中的领受与感悟，却有着旁人难以了解的沉重。2009年春天，张典婉在美国西雅图，跪在满地的资料前，一点一点完成了《太平轮一九四九》。她笑着说，当时是高中生的女儿反过来照顾她，每天买菜、做饭，提醒着“要吃饭啊！怎么没有吃？”。“写书的时候情绪很糟糕，一直沉浸在悲哀中。2009年写完以后，我所有朋友都跟我说暂时不要再提笔。后来我就很理解张纯如写《南京大屠杀》后为什么要自杀。当年我在美国听到她自杀的消息时，很讶异，但这几年我就很能够体会，因为那个情绪蛮悲伤的。只是我的性格比较开朗，情绪的转换比较快。宗教的力量也有一定帮助，我在写作的时候都念大悲咒，不然那个情绪压力太大了。”
顺势而为，把握当下
世界知名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说：“如果不是太平轮事件，父亲过世，我后来就不会去念警校，也不会走上刑事鉴识这条路，也许就与父亲一样选择当一名商人吧！”因为换了船票而逃过一劫的刘费阿祥，搭乘早一班太平轮抵达台湾，原本不识字、在上海帮佣的她，经过数十年打拼，成为台湾的钟表女王。……这些都是航向台湾的故事，太平轮只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交织成历史事件的，都是一个一个的个人命运，身不由己，颠沛流离，而后落地生根。
“你现在怎么看待命运？”我问张典婉。
“命运就是无形的手，自己一步一步走下去，也常常有很多巧合，你只能顺势而为。我自己也碰过很多生离死别，父母亲去世，好朋友突然过世。过去我比较不能理解，但现在明白到中国人所讲的‘把握当下’，就是努力地生活。每个人都有他安身立命的命运。我从小一直听我妈妈讲太平轮，可是小时候怎么想都不会想到我长大后要完成的一个使命，就是写一本太平轮的书。我想这也是命运吧。”
身为客家人的张典婉，曾居住于美国，现在经常往返两岸，血脉中流淌的迁徙因子，似乎让她能更开放地定义“家乡”。“你到哪里，那个地方就会是你的家乡。现在已经是地球村的世界，人对家乡的记忆，甚至生活的记忆，其实划分为很多的人生阶段。无论在哪里，只要好好过那一段人生的生活，那都会是你另外一个家乡。”
太平轮事件发生后，船东中联公司无力为千条人命赔偿，也无法继续营运。一位来自杭州的贸易商，买下了中联在台湾的房子，在原址开设“安平百货公司”，欲为太平轮受难家属提供工作机会。有的家属则到附近的中华路摆摊子维持生计。
1960年代，台北市政府在中华路沿纵贯线铁路兴建了八幢三层的“中华商场”，来自各省的新移民及台湾各地进城谋生的人们纷纷在此聚居、经商。1992年，商场随着中华路改造计划而遭拆除，铁路也实现了地下化。此处，正是现在台北消费、休闲、娱乐的重要商圈“西门町”的所在。
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都有着人们挣扎求存、安身立命的痕迹，在时光流转的缝隙中，有的湮没无踪影，有的等待被挖掘。今日的繁华，拖曳着不为后来者所知却让亲历者念念不忘的往昔光景。
诚如裕隆集团执行长严凯泰为《太平轮一九四九》作的序中所说，“我们的幸福，只因为比那些带着心痛记忆的人更多一点福气”。书写或了解别人的历史，或许就是为了明白今时今地每一个存在的之所从来。
再次见到她时，她作为嘉宾出席哈尔滨书市上《萧红印象》的新书发表会，身穿改良式旗袍搭配牛仔裤，在台上娓娓道来自己在台湾阅读萧红作品的经验。也就在那天，我看到了她的《太平轮一九四九》大陆增订版。
从2000年起意寻找太平轮的故事，到2009年《太平轮一九四九》繁体版出版，这本书她可说准备了近十年，而书中的人物，却等了它六十年。
苗栗乡下的上海生活
张典婉成长于台湾苗栗头份客家村，自她懂事后的记忆里，家里的生活就是上海式的：每天早餐吃蛋和面包，下午茶吃蛋糕；即使再困顿，家中少不了红茶、咖啡与奶油，以及妈妈用自家果园里的水果做成的葡萄酱、橘子酱等；妈妈只要出门就都穿旗袍，周六或周日会拉着张典婉的小手去看电影。张典婉的母亲，曾是一位“出门逛先施百货，都有司机提货”的上海富家女，在1948年局势动荡时，与家人坐“太平轮”到台湾，跟着丈夫回苗栗老家定居，学种水果、剪枝、锄草，从此当上客家媳妇。
“太平轮”是张家餐桌上的固定话题。母亲每次摆下刀叉，都会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是坐太平轮带过来的哟。”“那时候，要上船了，我拎了一个随身箱，抱两条狗，我喜欢狗，不能把它丢下海呀！”母亲说着当年的故事，“太平轮沉了！还好我没坐那班船，我才能坐在这里！”在张典婉的身边，也不时有人提起太平轮：朋友、采访对象；坐太平轮的，有太平轮经验的；知道她的母亲是坐太平轮到台湾的，都会跟她聊起太平轮的故事。
2000年母亲离世后，张典婉在整理遗物时，在一个上锁的抽屉里，发现了父母的上海身份证，一张上海地契，一本记满了上海时光与上海朋友联络方式的记事本。早已把籍贯从“江苏镇江”改为“台湾苗栗”的母亲，一生从未忘情上海旧事。张典婉发觉，自己从小所过的极度多元、混搭的生活，原来都是母亲怀念上海的方式。
“那一刻，所有感觉都涌上来了，我决定要写家族史，写客家父亲和上海母亲的故事，故事里有一艘太平轮。”
钩沉一阙时代悲歌
2004年底，正在美国陪伴儿子读书的张典婉被“客委会”老同事杨长镇的一通电话唤回了台湾，投入与凤凰卫视合作的太平轮纪录片的采访工作。杨长镇显然没有忘记一同离开“客委会”时她说的“我要写太平轮的故事”这句话。
其实张典婉早已找过太平轮的资料，发现在台湾仅有几则旧报纸上的报道。随着纪录片的宣布开拍，线索开始逐渐浮现。首先在基隆找到了当年由于右任题字的“太平轮旅客遇难纪念碑”（当年的港边，60年来物换星移，变成军营里不为人知的所在），之后网络社群开张，报纸开始登载工作小组联络方式，热心的长者们一一提供了相关人物的电话、线索。
2005年1月，张典婉与制作人洪慧真前往上海采访，在上海档案馆，她们掀开了一页页被尘封56年的历史：生还者的证词、脱险自述，罹难者名册，太平轮全船构造图，船难失事经纬度手绘地图，太平轮事件起诉书……
纪录片定名为《寻找太平轮》，透过历史档案的呈现和一段段访谈，重建了生离死别的历史现场：
1949年1月27日，年关前最后一班往台湾的太平轮，原本有效卖出船票508张，但实际上船旅客，远超过千人。因为赶着要运更多货物上船，原定上午启航的航班，改到下午二时，可是直到开航前，仍在进货，当天午后四时半才开航。为了在戒严期间赶着出吴淞口，太平轮在黄浦江头加足马力，快速前进。冬日天暗得早，大船出港本应点灯，但时局紧张，行驶在吴淞口的大小船只都不鸣笛、不开灯。这天晚上海象极佳，无风、无雨，也无雾。
晚上约十一点三刻，船行至浙江舟山群岛的白节山附近，与迎面而来的满载木材与煤炭的货轮建元轮呈丁字形碰撞，建元轮在五分钟后灭顶，太平轮随即下沉。不到几分钟，一片惨叫声、呼救声、哭声，飘荡在漆黑的海面上。大量旅客在寒冷的冬夜海上凭靠木桶、木板等载浮载沉，熬不住冰冷的，逐渐失去体温而松手、沉没。天亮以后，一艘途经的澳大利亚军舰才将漂散在海面上的生还者一一救起。据官方说法，当时被救起的生还者仅36名。
在农历年前，上千人的死难惨剧，为年节团圆或为闪躲战火流窜的家族，多是一家蒙难，或仅存孤儿寡妇，生活顿失依靠。轰动台海两地的“世纪大惨案”，却随着两岸政治局势的变化，湮没于历史洪流中，受难者家属的悲痛，从此缄默一甲子。
等待被治愈的伤痛
纪录片只是一个开始，2005年播出后，更多沉没在底层的记忆被翻搅了上来，更多线索和人物时有出现。
2005年5月下旬，张典婉在香港见到了生还者之一叶伦明，当时他已84岁高龄。太平轮船东的第三代通过部落格（博客）与她联系。船长的子女分别于纽约和澳大利亚在部落格留言说，他们仍旧相信父亲只是失踪了。受难者家属后代在家族企业的网站上撰文纪念未谋面的祖父。……
张典婉形容《太平轮一九四九》是一本等出来的书，等待深埋心底的伤痛愿意被抒发、被释放。有些人提供了线索，再联络，却像断线的风筝。有些人勃然大怒，用力甩上大门，或在电话那头，冷冷地挂上话筒，两不相应。“有一位杨先生，我们打电话过去，他只说，‘不要再谈了！我儿子叫我不要接受你们访问！’啪一声电话挂掉，去到他家又被他骂出来。后来他愿意讲很多故事，讲他怎么找他太太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难过。像王兆兰女士（当年最年轻的生还者），打电话给我的时候说她要整理情绪，整理好再告诉我。后来等了一两个月才接受采访，情绪还是一发不可收拾，我们跟她哭了一个早上。还有澳门的黄似兰女士，我在澳门跟她一起生活了三天，从早上到晚上，一起喝茶、逛街，沿路聊天，她的情绪也是很久都没办法平复。”
虽然有着万分不忍与不舍，但张典婉认为，“逝者受苦的魂魄需要祈祷安息，幸存者及后代的暗夜哭泣需要被聆听”，“即使过去很久，很多人在聊起这些事情时还是很激动。他们知道有人要讲出他们的故事。这是一种集体记忆，就像战争遗迹一样，一方面凭吊历史，另一方面具有集体治疗的功能。后来这本书也成为台湾一些宗教界和生命治疗团体的教材。这些集体记忆，那么多的悲伤和每一个人活着的故事，它帮助一个人对生命记忆作阶段性整理，或者提供别人活下去的勇气。这是很意外的结果。”
2010年1月，太平轮纪念协会成立，并于5月份组织受难者家属在舟山群岛失事现场举行了61年来的第一次海祭。随着海祭消息的发布，更多失散的篇章涌现。张典婉把这些都增补到简体版中。
寻找太平轮，一直在等待和进行中。
为小人物书写历史
追寻太平轮故事的过程，犹如拼图，拼出那一夜的伤痛，也拼出一幅1949年前两岸密切往来的图像。据早年基隆港务资料记载，当年每天有近50个定期航班从上海、舟山群岛、广州、福州、厦门等地，往返基隆港。太平轮上，除了迁徙人潮，也有日常来往两岸进货、经商的台湾本省人。《寻找太平轮》播出后，很多有着强烈省籍意识的人才终于了解到：原来另一些人有着那么多的命运变幻和悲欢离合。
围绕太平轮，张典婉也展开了一幅幅关于流离失散、安身立命的人生图景。太平轮由于乘载了太多的名人富贾，船难在当年轰动两岸。但上千人的受难者，大多都没有名字地存在于“太平轮事件”之下，是张典婉让他们还原为具体的个人。她说，采访时最关心的，除了当时的处理状况，就是受难者家属日后的生活。“这个事件造成多少的家庭妻离子散，改变了很多人的一生。台中‘宝岛熏樟’的吴能达，父亲遇难时他才十一二岁，一下子从顶端掉到底层，小小年纪就担负起家计。他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一直哭、不愿意见面，第二次才愿意讲，后来在新书发表会现场哭到不行。他曾经偷偷跑去基隆想要看太平轮纪念碑，他女儿都不知道。他们真的就是小人物，是躲在黑暗角落中哭泣的人。我觉得我的笔是为他们服务，让他们讲出自己要讲的话，这是让我努力下去的力量。”
作为转述者，即使无法完全感同身受当事人的悲喜，但在别人的人生际遇中载浮载沉，其中的领受与感悟，却有着旁人难以了解的沉重。2009年春天，张典婉在美国西雅图，跪在满地的资料前，一点一点完成了《太平轮一九四九》。她笑着说，当时是高中生的女儿反过来照顾她，每天买菜、做饭，提醒着“要吃饭啊！怎么没有吃？”。“写书的时候情绪很糟糕，一直沉浸在悲哀中。2009年写完以后，我所有朋友都跟我说暂时不要再提笔。后来我就很理解张纯如写《南京大屠杀》后为什么要自杀。当年我在美国听到她自杀的消息时，很讶异，但这几年我就很能够体会，因为那个情绪蛮悲伤的。只是我的性格比较开朗，情绪的转换比较快。宗教的力量也有一定帮助，我在写作的时候都念大悲咒，不然那个情绪压力太大了。”
顺势而为，把握当下
世界知名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说：“如果不是太平轮事件，父亲过世，我后来就不会去念警校，也不会走上刑事鉴识这条路，也许就与父亲一样选择当一名商人吧！”因为换了船票而逃过一劫的刘费阿祥，搭乘早一班太平轮抵达台湾，原本不识字、在上海帮佣的她，经过数十年打拼，成为台湾的钟表女王。……这些都是航向台湾的故事，太平轮只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交织成历史事件的，都是一个一个的个人命运，身不由己，颠沛流离，而后落地生根。
“你现在怎么看待命运？”我问张典婉。
“命运就是无形的手，自己一步一步走下去，也常常有很多巧合，你只能顺势而为。我自己也碰过很多生离死别，父母亲去世，好朋友突然过世。过去我比较不能理解，但现在明白到中国人所讲的‘把握当下’，就是努力地生活。每个人都有他安身立命的命运。我从小一直听我妈妈讲太平轮，可是小时候怎么想都不会想到我长大后要完成的一个使命，就是写一本太平轮的书。我想这也是命运吧。”
身为客家人的张典婉，曾居住于美国，现在经常往返两岸，血脉中流淌的迁徙因子，似乎让她能更开放地定义“家乡”。“你到哪里，那个地方就会是你的家乡。现在已经是地球村的世界，人对家乡的记忆，甚至生活的记忆，其实划分为很多的人生阶段。无论在哪里，只要好好过那一段人生的生活，那都会是你另外一个家乡。”
太平轮事件发生后，船东中联公司无力为千条人命赔偿，也无法继续营运。一位来自杭州的贸易商，买下了中联在台湾的房子，在原址开设“安平百货公司”，欲为太平轮受难家属提供工作机会。有的家属则到附近的中华路摆摊子维持生计。
1960年代，台北市政府在中华路沿纵贯线铁路兴建了八幢三层的“中华商场”，来自各省的新移民及台湾各地进城谋生的人们纷纷在此聚居、经商。1992年，商场随着中华路改造计划而遭拆除，铁路也实现了地下化。此处，正是现在台北消费、休闲、娱乐的重要商圈“西门町”的所在。
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都有着人们挣扎求存、安身立命的痕迹，在时光流转的缝隙中，有的湮没无踪影，有的等待被挖掘。今日的繁华，拖曳着不为后来者所知却让亲历者念念不忘的往昔光景。
诚如裕隆集团执行长严凯泰为《太平轮一九四九》作的序中所说，“我们的幸福，只因为比那些带着心痛记忆的人更多一点福气”。书写或了解别人的历史，或许就是为了明白今时今地每一个存在的之所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