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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西欧那些拥有资产的男性与受过教育的贵族，经受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在咖啡馆、酒吧等场所，自由论政，畅所欲言。如中国古语说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君子动口不动手”，自由地探讨学术，评议时政。这就是当代思想家哈贝马斯所推崇的布尔乔亚（资产阶级）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与“透明开放、兼容并包”的精神相联系，其精髓正在于超越狭隘的一己之私，通过相互的沟通达成共识，通过广泛的融合形成舆论，从而潜移默化地促进社会认同，也因此充当着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试想如果咖啡馆和酒吧里总是民怨沸腾，则改朝换代恐怕为期不远了。另一方面，如果国家和个人之间没有一个公共空间存在的话，那么民众为了发泄怨气就只能去外面闹革命。让市民与国家直接碰头，必将导致社会的动乱。公共空间提供了一种缓冲，因而也是民主政治的温床。
哈贝马斯所向往的，也许是一种小国寡民的理想。布尔乔亚公共空间的流风余韵，固然令人回味无穷，不过近代以降，随着教育的日益普及，特别是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日益发达，公共空间的外延无形中大为扩张。
由于“印刷资本主义”的兴起，有效地超越了人与人以及群体和群体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的局限，小至一个民族，大到全球，都已浑然一体。一个“地球村”的时代来临了。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电子技术的发展之后，我们已在全球范围延伸了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
互联网带来的革命
互联网的异军突起，可望为哈贝马斯式的公共空间困境带来转机。按照美国学者的标准，一种媒体覆盖的人口占到全国的20%以上，才能称为大众传媒。在美国达到5000万人这一标准的大众传媒，广播用了38年，电视用了13年，有线电视用了10年，而互联网络只用了5年。网络传媒的革命意义，不仅在于其日益大众化的前景，更在于其高度的个性化特征。
因为网络能实现低成本的大范围信息传递，一个普通网民，不受其财产、身份、地位、职业的限制，尽可以随意充当信息的发布者，虽然大多不免如泥牛入海，却也不排除引起互动乃至轩然大波的可能。著名的麦特·德拉杰（Matt Drudge）现象即为一例，他所最先提供的关于克林顿绯闻案的消息，就是被《时代》周刊等大报大刊拒之门外，而后在网上首次发布的。类似的例子在中国也开始屡见不鲜，如前不久的“远华案”中的“某歌星”身份，最近的吴征杨澜学历风波，就已经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而一些地方的灾难事件和腐败丑闻也是率先在网上冲破新闻封锁的。
在重塑公共空间的基础上，可望重建民主。《亚洲杂志》1998年8月9日的一篇文章认为，互联网是一种民主工具，使得大众获得了20世纪最重要的武器—信息。信息何以重要？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早就说过，信息是民主的流通货币，他甚至极而言之，在政府与报纸之间，宁可没有政府却不可以没有报纸。
互联网络公共空间之与民主政治的联姻，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互联网络的发源地美国， 1996年和2000年两次大选中，当时主要的总统候选人都开辟了网站，大多数议会和州一级的候选人也不甘落后，纷纷“触网”。在网站上甚至还可以举行“现场”新闻发布会。几年前，在俄亥俄州的哥伦比亚市还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电子市政厅”，通过一个双向的通讯系统，使居民可以经由电子设备切身参与地方计划委员会的会议，在家中按一下鼠标就马上能对地方分区、建设高速公路等议题进行投票，还可以参与讨论。美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中，一个更为健全的“电子公所”将是未来“电子化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使“一个国家能灵活自如，其政府高效、节俭，并由识广、明达的社会舆论所引导；能创造优质职位并造就出相应人才去担当此等职务；能促进终身学习、社会生活以及社区文化生活”。
随着网络的普及，虚拟社区日益繁荣和活跃。在不同的主题下，人群进一步细化，并通过电子方式相互链接。网民们甚至可以自己进行民意测验，围绕各种争论组成“电子政党”或“电子院外集团”，举办各种“讲坛”，选举产生自己的“电子活动家”。政治活动似乎“变得如此轻而易举，以致再没有什么规模太小、或太涣散的事业”。
重塑中国的公共空间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百家争鸣”的昙花一现，更多的时候则是万马齐喑的死气沉沉。虽也不乏士大夫的“谏诤”、在野名流的“清议”和地方缙绅的“公论”，但从“处士横议”到“庶人不议”这两个极端之间缺乏一种有效的张力，远难企及哈贝马斯所称的“理想的发言状态”，并不具备平等、理性的讨论规则和对话机制。而“文革”的“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实践更证明了一个缺乏市民社会基础的“公共空间”是何等的不堪信赖。
吾国上下5000年，现在值得追忆的“公共空间”雏型，首推清末民初。处此世纪之初，回想百年以前，彼时激进知识分子仓促发起的百日维新已告失败，戊戌六君子喋血街头痕迹尚存，而义和团围攻使馆的怒吼声犹在耳，八国联军炮口下的辛丑条约墨迹未干。民国初起，军阀混战，内乱不止，外患日深，也终于在一场大规模抗战中丧尽元气。但是，在上述前后数十年政局风云变幻的背后，并非乏善可陈。恰因为传统专制集权的削弱，地方绅权相应扩张，同时外国租界在许多城市出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局面有所打破，民间焕发出空前未有的活力，一些至少具有局部意义的市民社会应运而生、蹒跚前行，而公共空间亦从中脱颖而出。
特别是在1895年甲午战后大约二三十年的时间内，报刊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大量涌现，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渐具轮廓。从康（有为）梁（启超）到胡（适）陈（独秀）李（大钊），以及鲁迅等人，英杰辈出，不可胜数，书生意气，激扬文字，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政党政治的初步试验，也在进行。那是一个公共空间狂飙突进的黄金时代。
与之遥相呼应，20世纪80年代亦曾经盛况一时，各种文化沙龙、读书会、同仁刊物在北京、上海乃至全国各地纷纷出现，交相呼应，蔚为大观。然而这场“新启蒙运动”，很快归于沉寂。
上述两个历史时期中国公共空间的流产，或可归因于市民社会的不够强大。而今改革开放20年，在经济结构深刻变化的基础之上，大致可以说，我们正在形成一个初步的市民社会。但是，市民社会只能产生一种“消极的自由”，如“英国不想掌权的中产阶级”要求的不过是政治最少地干预他们的经济领域活动，而非建立一种民主的政治制度。顾准分析了历史上一些市民社会如何未能达致现代制度，比如威尼斯、佛罗伦萨，商业繁荣，鼎盛一时，后来反而返回了小农经济；汉堡、不来梅，这些最早的商业市民社会，也未能自发扩张出现代制度。
从根本上说，如果公共空间不彰，就只会有半吊子的市民社会，贪污、腐化、走后门、拉关系，东南亚和拉美的一些国家就是例证，徒具民主政治的外壳。而在严重的情况下，初生的市民社会甚至有可能演变为某种扭曲的“隐形社会”，如意大利南部的黑手党势力，而这种趋势，在我国一些濒于失控的偏远地区，也已崭露苗头。
在一个并未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彻底洗礼的中国，在一个器物层面上已经直追欧美的中国，重塑公共空间的努力因而肩负着双重使命:既要迎头赶上互联网络时代的信息化潮流，也有必要从头积累新公民的气质修养。近年来，以烧钱的方式堆砌“高科技”，以大炼钢铁的热情追捧“新经济”，恐已难以为继，焉知在“新经济”迟迟难产的同时，“新政治”已然不期而来。从舆论一律的“同而不和”到公共空间的“和而不同”，这就是我们的方向。
公共空间与“透明开放、兼容并包”的精神相联系，其精髓正在于超越狭隘的一己之私，通过相互的沟通达成共识，通过广泛的融合形成舆论，从而潜移默化地促进社会认同，也因此充当着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试想如果咖啡馆和酒吧里总是民怨沸腾，则改朝换代恐怕为期不远了。另一方面，如果国家和个人之间没有一个公共空间存在的话，那么民众为了发泄怨气就只能去外面闹革命。让市民与国家直接碰头，必将导致社会的动乱。公共空间提供了一种缓冲，因而也是民主政治的温床。
哈贝马斯所向往的，也许是一种小国寡民的理想。布尔乔亚公共空间的流风余韵，固然令人回味无穷，不过近代以降，随着教育的日益普及，特别是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日益发达，公共空间的外延无形中大为扩张。
由于“印刷资本主义”的兴起，有效地超越了人与人以及群体和群体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的局限，小至一个民族，大到全球，都已浑然一体。一个“地球村”的时代来临了。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电子技术的发展之后，我们已在全球范围延伸了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
互联网带来的革命
互联网的异军突起，可望为哈贝马斯式的公共空间困境带来转机。按照美国学者的标准，一种媒体覆盖的人口占到全国的20%以上，才能称为大众传媒。在美国达到5000万人这一标准的大众传媒，广播用了38年，电视用了13年，有线电视用了10年，而互联网络只用了5年。网络传媒的革命意义，不仅在于其日益大众化的前景，更在于其高度的个性化特征。
因为网络能实现低成本的大范围信息传递，一个普通网民，不受其财产、身份、地位、职业的限制，尽可以随意充当信息的发布者，虽然大多不免如泥牛入海，却也不排除引起互动乃至轩然大波的可能。著名的麦特·德拉杰（Matt Drudge）现象即为一例，他所最先提供的关于克林顿绯闻案的消息，就是被《时代》周刊等大报大刊拒之门外，而后在网上首次发布的。类似的例子在中国也开始屡见不鲜，如前不久的“远华案”中的“某歌星”身份，最近的吴征杨澜学历风波，就已经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而一些地方的灾难事件和腐败丑闻也是率先在网上冲破新闻封锁的。
在重塑公共空间的基础上，可望重建民主。《亚洲杂志》1998年8月9日的一篇文章认为，互联网是一种民主工具，使得大众获得了20世纪最重要的武器—信息。信息何以重要？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早就说过，信息是民主的流通货币，他甚至极而言之，在政府与报纸之间，宁可没有政府却不可以没有报纸。
互联网络公共空间之与民主政治的联姻，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互联网络的发源地美国， 1996年和2000年两次大选中，当时主要的总统候选人都开辟了网站，大多数议会和州一级的候选人也不甘落后，纷纷“触网”。在网站上甚至还可以举行“现场”新闻发布会。几年前，在俄亥俄州的哥伦比亚市还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电子市政厅”，通过一个双向的通讯系统，使居民可以经由电子设备切身参与地方计划委员会的会议，在家中按一下鼠标就马上能对地方分区、建设高速公路等议题进行投票，还可以参与讨论。美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中，一个更为健全的“电子公所”将是未来“电子化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使“一个国家能灵活自如，其政府高效、节俭，并由识广、明达的社会舆论所引导；能创造优质职位并造就出相应人才去担当此等职务；能促进终身学习、社会生活以及社区文化生活”。
随着网络的普及，虚拟社区日益繁荣和活跃。在不同的主题下，人群进一步细化，并通过电子方式相互链接。网民们甚至可以自己进行民意测验，围绕各种争论组成“电子政党”或“电子院外集团”，举办各种“讲坛”，选举产生自己的“电子活动家”。政治活动似乎“变得如此轻而易举，以致再没有什么规模太小、或太涣散的事业”。
重塑中国的公共空间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百家争鸣”的昙花一现，更多的时候则是万马齐喑的死气沉沉。虽也不乏士大夫的“谏诤”、在野名流的“清议”和地方缙绅的“公论”，但从“处士横议”到“庶人不议”这两个极端之间缺乏一种有效的张力，远难企及哈贝马斯所称的“理想的发言状态”，并不具备平等、理性的讨论规则和对话机制。而“文革”的“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实践更证明了一个缺乏市民社会基础的“公共空间”是何等的不堪信赖。
吾国上下5000年，现在值得追忆的“公共空间”雏型，首推清末民初。处此世纪之初，回想百年以前，彼时激进知识分子仓促发起的百日维新已告失败，戊戌六君子喋血街头痕迹尚存，而义和团围攻使馆的怒吼声犹在耳，八国联军炮口下的辛丑条约墨迹未干。民国初起，军阀混战，内乱不止，外患日深，也终于在一场大规模抗战中丧尽元气。但是，在上述前后数十年政局风云变幻的背后，并非乏善可陈。恰因为传统专制集权的削弱，地方绅权相应扩张，同时外国租界在许多城市出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局面有所打破，民间焕发出空前未有的活力，一些至少具有局部意义的市民社会应运而生、蹒跚前行，而公共空间亦从中脱颖而出。
特别是在1895年甲午战后大约二三十年的时间内，报刊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大量涌现，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渐具轮廓。从康（有为）梁（启超）到胡（适）陈（独秀）李（大钊），以及鲁迅等人，英杰辈出，不可胜数，书生意气，激扬文字，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政党政治的初步试验，也在进行。那是一个公共空间狂飙突进的黄金时代。
与之遥相呼应，20世纪80年代亦曾经盛况一时，各种文化沙龙、读书会、同仁刊物在北京、上海乃至全国各地纷纷出现，交相呼应，蔚为大观。然而这场“新启蒙运动”，很快归于沉寂。
上述两个历史时期中国公共空间的流产，或可归因于市民社会的不够强大。而今改革开放20年，在经济结构深刻变化的基础之上，大致可以说，我们正在形成一个初步的市民社会。但是，市民社会只能产生一种“消极的自由”，如“英国不想掌权的中产阶级”要求的不过是政治最少地干预他们的经济领域活动，而非建立一种民主的政治制度。顾准分析了历史上一些市民社会如何未能达致现代制度，比如威尼斯、佛罗伦萨，商业繁荣，鼎盛一时，后来反而返回了小农经济；汉堡、不来梅，这些最早的商业市民社会，也未能自发扩张出现代制度。
从根本上说，如果公共空间不彰，就只会有半吊子的市民社会，贪污、腐化、走后门、拉关系，东南亚和拉美的一些国家就是例证，徒具民主政治的外壳。而在严重的情况下，初生的市民社会甚至有可能演变为某种扭曲的“隐形社会”，如意大利南部的黑手党势力，而这种趋势，在我国一些濒于失控的偏远地区，也已崭露苗头。
在一个并未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彻底洗礼的中国，在一个器物层面上已经直追欧美的中国，重塑公共空间的努力因而肩负着双重使命:既要迎头赶上互联网络时代的信息化潮流，也有必要从头积累新公民的气质修养。近年来，以烧钱的方式堆砌“高科技”，以大炼钢铁的热情追捧“新经济”，恐已难以为继，焉知在“新经济”迟迟难产的同时，“新政治”已然不期而来。从舆论一律的“同而不和”到公共空间的“和而不同”，这就是我们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