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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倡“又好又快发展”的社会热潮中，发展与就业、赚钱、买房、买车、理财、炒股等话题一样，是中国人日常交流的话语磁场所在。然而，在大众的视阈和意蕴中，传统的“增长”发展模式主要有两大特征：一是以经济学为立论基础，将视野集中在经济发展上，并刻板地借“经济增长”来说明“经济发展”。这里的“增长”，实际上只是指某一单位相对于居民人数的国民生产总值的规模，其考察的指标是收入与财富的单纯累积。二是把科技视为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惟一因素，注意力不是集中于人的完善，而是放在以科学和技术为代表的理性的不断进步以及相应的经济增长和物质繁荣。
支持这种发展模式的人总是抱有这样的“观念”：经济增长是没有限度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天然合理的，人类“能够做”有能力做的就是“应当做”的。事实上，这种发展模式不但没有给人类带来“完整的解放”，反而使人类不断遭受了重重奴役和价值颠覆。正如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分别以“异化”、“失序”、“工具理性的铁笼”等概念所揭示的那样，人类在追求“增长”发展过程中付出了沉重代价，陷入了严重的伦理困境。而在“发展伦理学之父”德尼·古莱(Denis Goulet，1931-2006)看来，这种发展模式更是“使手段绝对化，使价值物质化，并产生结构决定论”，于是他以其丰富的阅历和客观的学术研究为发展经济学带来了一本超越国界、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发展理论著作——《残酷的选择》。在不断更新、不断变化的背景下，本书从“发展伦理学”的独特角度来看待发展的核心问题，把“发展”视为界定美好生活、公正社会以及人类群体与大自然关系的问题，并提供给读者一个特定答案：发展目标是改善人类生活和社会安排，以便为人们提供日益广泛的选择来寻求共同的和个人的福祉。
对“发展伦理学”感兴趣但尚不了解其脉络的中国读者，有望在这本书所展示的领域的横坐标和时间的纵坐标中，把握“发展伦理学”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当然，古莱也力图通过运用一种超越“常规伦理”的“发展伦理学”的价值体系规范发展的目标、性质以及实施战略等多层面的问题，以消解传统增长发展模式给人们带来的伦理困境，将发展导向最具有人性的方向，促进入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如何追求发展与获得什么惠益同样重要。虽然发展可以作为经济的、政治的、技术的或社会的现象来进行有效研究，但其最终目标则是存在本身：为全人类提供充实美好的人类生活的机会。这样来理解的话，发展就是提升一切个人和一切社会的全面人性。”很明显，古莱是从广义的价值维度来看待发展的，并从“人性”的高度阐述了发展的视阈和意蕴绝不仅局限于增长，更不是直接等同于经济增长。
“存在理性”与“脆弱性”是古莱在本书中从事发展伦理分析的两项要素。前者特指一个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得不努力求发展，依此而有的理性，诸如“优先发展重工业”、“进口替代”、“出口导向”、“市场化”等政策；与此相对或可被视为“发展之代价”的，是因发展而有的“脆弱性”，当一个社会缺乏适当的防护措施，以应付将它推人变化过程的那些力量时，它是脆弱的。弱势文明及弱势群体是脆弱的，因为他们“无力抵抗”物质文明的“诱惑”，强势文明及强势群体同样也有脆弱性，因为他们“无力化解”发展带来的“冲突”。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前者造成了生态失衡、人口暴涨、环境污染和自然家园的破坏；后者则让人之本真存在状态遭到了破坏，整个世界充满了暴力、不道德、丧失理性的现象，人们普遍产生了“被疏远”、“被遗弃”、“无归宿”等感觉，精神危机和心理恐慌与日俱增。正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指认的“无家可归成了世界的命运”。这并非危言耸听，从某种意义而言，人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与发展的双重危机。
综观全书，从头至尾还回荡着辩证法的旋律：“强国必须变得脆弱以求得与弱小伙伴相平等；只有在富入也同意节俭的情况下才能使穷人接受节俭政策。”当然，古莱没有说的是，让包括他在内的第一世界国家居民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这绝非易事。不过，绝望之中也有希望，当下很多学者提出了“要从单纯强调国民生产总值GNP的狭义发展观向注重人类发展指数HDI(人类发展指数HDI主要由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人均GDP的对数三个指标构成，它分别反映了人的长寿水平、知识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广义发展观演变”的理念。显然，古莱对于发展目标的科学诠释：“发展伦理学不能仅仅靠对增长、现代化或社会变革等重大发展事务添加些人道的希望或价值观，就算尽了自己的职能”与学者们现在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有一种殊途同归的关系，这尤其难能可贵，
事实上，在发展的过程中，往往是一方不愿放弃梦想；另一方不愿牺牲现状。于是就在道德价值领域掀起了一场有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辩论，正如古莱所言：“无论是发达社会还是发展中社会，其最基本的问题既不是经济或政治性质的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关于道德的问题。”其实，如果不能提供共同的行动纲领，任何发展道德都毫无用处。老实讲，在今天全世界浩浩荡荡追求快速发展、追求生活的消费品质、崇尚享乐的浮躁社会中处理好“选择”、“生存”、“发展”、“伦理”、“价值”、“道德”的内在关系，无异于蛇头揩痒、抑或是虎口撩须，而以“残酷的选择”为书名恐怕正是古莱对“蛇头们”、“老虎们”晓之以“理”和动之以“情”的尝试与冒险吧?
支持这种发展模式的人总是抱有这样的“观念”：经济增长是没有限度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天然合理的，人类“能够做”有能力做的就是“应当做”的。事实上，这种发展模式不但没有给人类带来“完整的解放”，反而使人类不断遭受了重重奴役和价值颠覆。正如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分别以“异化”、“失序”、“工具理性的铁笼”等概念所揭示的那样，人类在追求“增长”发展过程中付出了沉重代价，陷入了严重的伦理困境。而在“发展伦理学之父”德尼·古莱(Denis Goulet，1931-2006)看来，这种发展模式更是“使手段绝对化，使价值物质化，并产生结构决定论”，于是他以其丰富的阅历和客观的学术研究为发展经济学带来了一本超越国界、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发展理论著作——《残酷的选择》。在不断更新、不断变化的背景下，本书从“发展伦理学”的独特角度来看待发展的核心问题，把“发展”视为界定美好生活、公正社会以及人类群体与大自然关系的问题，并提供给读者一个特定答案：发展目标是改善人类生活和社会安排，以便为人们提供日益广泛的选择来寻求共同的和个人的福祉。
对“发展伦理学”感兴趣但尚不了解其脉络的中国读者，有望在这本书所展示的领域的横坐标和时间的纵坐标中，把握“发展伦理学”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当然，古莱也力图通过运用一种超越“常规伦理”的“发展伦理学”的价值体系规范发展的目标、性质以及实施战略等多层面的问题，以消解传统增长发展模式给人们带来的伦理困境，将发展导向最具有人性的方向，促进入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如何追求发展与获得什么惠益同样重要。虽然发展可以作为经济的、政治的、技术的或社会的现象来进行有效研究，但其最终目标则是存在本身：为全人类提供充实美好的人类生活的机会。这样来理解的话，发展就是提升一切个人和一切社会的全面人性。”很明显，古莱是从广义的价值维度来看待发展的，并从“人性”的高度阐述了发展的视阈和意蕴绝不仅局限于增长，更不是直接等同于经济增长。
“存在理性”与“脆弱性”是古莱在本书中从事发展伦理分析的两项要素。前者特指一个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得不努力求发展，依此而有的理性，诸如“优先发展重工业”、“进口替代”、“出口导向”、“市场化”等政策；与此相对或可被视为“发展之代价”的，是因发展而有的“脆弱性”，当一个社会缺乏适当的防护措施，以应付将它推人变化过程的那些力量时，它是脆弱的。弱势文明及弱势群体是脆弱的，因为他们“无力抵抗”物质文明的“诱惑”，强势文明及强势群体同样也有脆弱性，因为他们“无力化解”发展带来的“冲突”。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前者造成了生态失衡、人口暴涨、环境污染和自然家园的破坏；后者则让人之本真存在状态遭到了破坏，整个世界充满了暴力、不道德、丧失理性的现象，人们普遍产生了“被疏远”、“被遗弃”、“无归宿”等感觉，精神危机和心理恐慌与日俱增。正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指认的“无家可归成了世界的命运”。这并非危言耸听，从某种意义而言，人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与发展的双重危机。
综观全书，从头至尾还回荡着辩证法的旋律：“强国必须变得脆弱以求得与弱小伙伴相平等；只有在富入也同意节俭的情况下才能使穷人接受节俭政策。”当然，古莱没有说的是，让包括他在内的第一世界国家居民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这绝非易事。不过，绝望之中也有希望，当下很多学者提出了“要从单纯强调国民生产总值GNP的狭义发展观向注重人类发展指数HDI(人类发展指数HDI主要由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人均GDP的对数三个指标构成，它分别反映了人的长寿水平、知识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广义发展观演变”的理念。显然，古莱对于发展目标的科学诠释：“发展伦理学不能仅仅靠对增长、现代化或社会变革等重大发展事务添加些人道的希望或价值观，就算尽了自己的职能”与学者们现在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有一种殊途同归的关系，这尤其难能可贵，
事实上，在发展的过程中，往往是一方不愿放弃梦想；另一方不愿牺牲现状。于是就在道德价值领域掀起了一场有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辩论，正如古莱所言：“无论是发达社会还是发展中社会，其最基本的问题既不是经济或政治性质的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关于道德的问题。”其实，如果不能提供共同的行动纲领，任何发展道德都毫无用处。老实讲，在今天全世界浩浩荡荡追求快速发展、追求生活的消费品质、崇尚享乐的浮躁社会中处理好“选择”、“生存”、“发展”、“伦理”、“价值”、“道德”的内在关系，无异于蛇头揩痒、抑或是虎口撩须，而以“残酷的选择”为书名恐怕正是古莱对“蛇头们”、“老虎们”晓之以“理”和动之以“情”的尝试与冒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