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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季《中国好声音》7月14日重磅归来，第一期中萎靡不振而被认为是节目软肋的汪峰从第二期开始踏上“逆袭”之路。
汪峰是一个摇滚歌手，即使他身边站着多么有名的流行歌手。但在那些原教旨主义摇滚歌迷看来，汪峰是一个叛徒，一个摇滚叛徒，因为他写的歌听上去太流行了，因为他与流行歌手同台演出，并且因此获得很多商业回报。
摇滚“叛徒”的“逆袭”之路
第二季《中国好声音》7月14日重磅归来，摇滚歌手汪峰从第二期开始踏上“逆袭”之路。
第一期《好声音》中其他三位导师都有爱将，唯独汪峰未开张，成为零学员导师。当期节目结束后，汪峰笑答记者问：“大家不要着急，往下看，我还是很猛的。”果不其然，在第二期《好声音》中，汪峰开始反击，果断拿下两员大将，成为该期节目的最大看点。
有人说，好声音学员，越来越摇滚了，导师汪峰却愈发成为众人眼中的摇滚“叛徒”。
两年前的春节晚会上“旭日阳刚”组合翻唱他的《春天里》走红，连带着他自己也成为了娱乐版的头条对象。之后，汪峰代言了通用汽车公司旗下的雪佛兰科帕奇，对于中国的摇滚歌手来说，这，还是第一次。
对于得到这个代言，汪峰本人无疑是高兴的。不同于别的艺术家，汪峰从来不避讳谈钱，甚至，对于钱和艺术的关系，他有种“使命感”。他曾经说过，“我希望有一天，我的演唱会、我的出场费是全中国最高的。因为我觉得值。我说这话一点都不惭愧，我要争气。长期以来摇滚乐一直都不是最高的，甚至只是第三等、第四等。如果我可以做到，就从我身上开始。”
对于汪峰等到这个代言机会，评论家郝舫认为，这是中国摇滚音乐界的一件大事：“这体现了中国的摇滚乐手在当下这个社会中的商业价值。”
2006年贺兰山摇滚音乐节，主办方曾有人觉得汪峰耍大牌。据说那次音乐节，18支乐队中，只有他主动“要高价演出费，要求坐头等舱”。
汪峰却并不觉得自己的要求很过分——“在那之前不知道多少年，我一直是这个价钱和这个待遇。每次参加音乐节，我已经把我所带的乐队的价钱压到了原来价格的60%或者70%。但是他们还是觉得多。”令他愤怒的是，“很多音乐节，为什么80%的乐队都没有钱，到那里住帐篷。回去买火车票，跟流浪汉一样。”
汪峰是一个摇滚歌手，即使他身边站着多么有名的流行歌手。但在那些原教旨主义摇滚歌迷看来，汪峰是一个叛徒，一个摇滚叛徒。因为他写的歌听上去太流行了，因为他与流行歌手同台演出，并且因此获得很多商业回报。
如今年过不惑的汪峰变得沉稳，内敛，但他说自己并不会变得温和，而是随着年龄增长，对于自己要表达的东西会更清晰更明确。 “我是否反叛，是否像某些人所说的媚俗，曲线救国——语言是无力的，我要用作品来说话。”
摇滚“失语期”里的“穷摇”小子
不同于许多人的想象，汪峰并非没有过过苦日子。他家境好，有机会接受正规的音乐教育。5岁开始学习小提琴，从中央音乐学院附小、附中到中央音乐学院一路读下来，顺理成章地进入中央芭蕾舞团担任小提琴手。
1996年，汪峰放弃铁饭碗组建了“鲍家街43号”乐队，就像当初很多刚刚露头的乐队一样，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当时人们关注的是崔健、“唐朝”、“黑豹”、窦唯、张楚、何勇甚至当时刚刚出专辑的郑钧。那些年，他带着“鲍家街43号”乐队，在大冬天骑着自行车出门，到处找人听歌曲小样。青春和理想并不能当饭吃。他交不起房租，最穷的时候只能回家找父母写欠条要钱。
2009年，《春天里》的歌词，汪峰写“没有信用卡，没有她，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那正是他1996年写《晚安，北京》时，自己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
汪峰所处的，甚至不是中国摇滚“黄金时代”。1994年是中国摇滚辉煌的一年，那一年，摇滚乐突然繁荣了。这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那批摇滚歌手赶上了一个好的商业机会，作品也相对成熟，所以出现了摇滚乐的春天。而1996年的中国摇滚正处于“轰动的尾声”，开始进入漫长的“失语期”——“摇滚音乐人再也说不出震动整个社会的话语，当摇滚音乐人试图揭露新时代的新现实，大众却已经失去了响应能力。”
事情到了1997年似乎出现了转机，“鲍家街43号”乐队签约了京文唱片，终于正式发行了一张专辑《鲍家街43号Ⅰ》。可汪峰并没有因此和富裕、主流扯上关系，整个乐队连同经纪人，他们只能平分12000元的收入。
那状况，一直持续到1999年签约华纳——华纳总裁许晓峰决定签约汪峰，但条件是，不签乐队，只签他一个人。汪峰签了约，在以“义气”为人际交往准则的摇滚圈子里，他的这一行为被视为“背叛”。后来汪峰说，那是个“很没办法，很孙子”的事。
2004年，汪峰的《飞得更高》蝉联music radio排行榜8周冠军。2005年“神六”上天，《飞得更高》借势再火，却也让汪峰在行里背上了“投机”“主旋律”的骂名。汪峰真正火了，但那却是他最痛苦的时期。许多人说他是“扛着摇滚音乐大旗的骗子”。与那段时期相比，汪峰甚至觉得之前那些没钱的日子，都不算什么。
名利场上的“表演者”：“70岁还在唱歌”
“这就是个名利场。”现在的汪峰觉得别人对他的看法不再重要。 “可是音乐，一个乐队的作品可以随着时间留下来，跨越语言的障碍。”
2009年的《信仰在空中飘扬》中，汪峰写了一首叫《名利场》的歌：要装就要装得象样，明星和乞丐不一样，要控制好你的表情，要表现出你的善良……其实每一个人都看到，你演得比电影还精彩，其实我们大家都明白，这不过是不过是不过是一个名利场。
汪峰清楚地知道，自己身处娱乐圈大名利场之中。“我也是其中一份子。但是至少我知道，我在这里面能保持清醒，它有让我觉得特别丑恶的一面。永远会有无奈，需要暂时适应的时候，为了全局，为了别人，需要配合，这个我会，但我没有觉得别扭到哪儿去。”
汪峰喜欢在歌曲中提到“信仰”这样的字眼。如今他有名有利了，和当初“穷摇”时候的信仰没有任何变化。“信仰是永远不会因为生活的经历、命运、贫富的改变而改变的一个事物。比如一包烟、一棵树、一个房子、一个主义、一个形象，世间万物都是。对我而言就是音乐。”
他对演出的效果要求非常精细。那一年在张北草原音乐节上，演出结束后，已经是凌晨1点多，汪峰回到休息室，继续和乐队成员讨论这次演出声效音响方面的细微不足。2010年演唱会，为了满足他对演出效果的精细要求，主办方亏了近200万元。
据说有这么个故事：郑钧说汪峰对演出太紧张、太在乎了。而汪峰对此的回答是：“我只能说，老郑对自己在音乐方面的事儿太放松了。如果他指的是我每一张专辑都有这么多作品，那我承认，这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
他的前女友葛荟婕在博客里写道：“你是歌手，是诗人，是表演者。”但是汪峰坚决不承认：“我可以非常坦率地说，我没有演过。”
也是在张北草原音乐节上的演出，恰逢“7·23”甬温动车追尾事故遇难者的头七，演出中段，汪峰号召现场观众一同手指天空，为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中的遇难者默哀30秒。
那一刻的老汪很摇滚。
“如果说我现在还有什么焦虑和纠结的，那就是我作品里有太多缺点和漏洞了。”汪峰说。
他希望能像鲍勃·迪伦——他的偶像一样“70岁还在唱歌”。
汪峰曾写过一首歌叫作《笑着哭》。在歌词中，他这样写道：“经过那些变幻的岁月/经过那些屈辱和荣耀/你看着这个繁华世界/面对微笑你轻声哭泣/突然间我感到如此快乐的心酸/付出所有只为找寻我的梦。”
他的歌和词里，一直有着非常深的情感浓度。
汪峰希望，有一天他的歌能够成为中国喜欢音乐的年轻人的必需品。他觉得那已经是太大的野心了，“必需品的意思就是TheBEATLES（披头士乐队）那样的音乐。”也有人说他就是中国的邦·乔维。
汪峰是一个摇滚歌手，即使他身边站着多么有名的流行歌手。但在那些原教旨主义摇滚歌迷看来，汪峰是一个叛徒，一个摇滚叛徒，因为他写的歌听上去太流行了，因为他与流行歌手同台演出，并且因此获得很多商业回报。
摇滚“叛徒”的“逆袭”之路
第二季《中国好声音》7月14日重磅归来，摇滚歌手汪峰从第二期开始踏上“逆袭”之路。
第一期《好声音》中其他三位导师都有爱将，唯独汪峰未开张，成为零学员导师。当期节目结束后，汪峰笑答记者问：“大家不要着急，往下看，我还是很猛的。”果不其然，在第二期《好声音》中，汪峰开始反击，果断拿下两员大将，成为该期节目的最大看点。
有人说，好声音学员，越来越摇滚了，导师汪峰却愈发成为众人眼中的摇滚“叛徒”。
两年前的春节晚会上“旭日阳刚”组合翻唱他的《春天里》走红，连带着他自己也成为了娱乐版的头条对象。之后，汪峰代言了通用汽车公司旗下的雪佛兰科帕奇，对于中国的摇滚歌手来说，这，还是第一次。
对于得到这个代言，汪峰本人无疑是高兴的。不同于别的艺术家，汪峰从来不避讳谈钱，甚至，对于钱和艺术的关系，他有种“使命感”。他曾经说过，“我希望有一天，我的演唱会、我的出场费是全中国最高的。因为我觉得值。我说这话一点都不惭愧，我要争气。长期以来摇滚乐一直都不是最高的，甚至只是第三等、第四等。如果我可以做到，就从我身上开始。”
对于汪峰等到这个代言机会，评论家郝舫认为，这是中国摇滚音乐界的一件大事：“这体现了中国的摇滚乐手在当下这个社会中的商业价值。”
2006年贺兰山摇滚音乐节，主办方曾有人觉得汪峰耍大牌。据说那次音乐节，18支乐队中，只有他主动“要高价演出费，要求坐头等舱”。
汪峰却并不觉得自己的要求很过分——“在那之前不知道多少年，我一直是这个价钱和这个待遇。每次参加音乐节，我已经把我所带的乐队的价钱压到了原来价格的60%或者70%。但是他们还是觉得多。”令他愤怒的是，“很多音乐节，为什么80%的乐队都没有钱，到那里住帐篷。回去买火车票，跟流浪汉一样。”
汪峰是一个摇滚歌手，即使他身边站着多么有名的流行歌手。但在那些原教旨主义摇滚歌迷看来，汪峰是一个叛徒，一个摇滚叛徒。因为他写的歌听上去太流行了，因为他与流行歌手同台演出，并且因此获得很多商业回报。
如今年过不惑的汪峰变得沉稳，内敛，但他说自己并不会变得温和，而是随着年龄增长，对于自己要表达的东西会更清晰更明确。 “我是否反叛，是否像某些人所说的媚俗，曲线救国——语言是无力的，我要用作品来说话。”
摇滚“失语期”里的“穷摇”小子
不同于许多人的想象，汪峰并非没有过过苦日子。他家境好，有机会接受正规的音乐教育。5岁开始学习小提琴，从中央音乐学院附小、附中到中央音乐学院一路读下来，顺理成章地进入中央芭蕾舞团担任小提琴手。
1996年，汪峰放弃铁饭碗组建了“鲍家街43号”乐队，就像当初很多刚刚露头的乐队一样，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当时人们关注的是崔健、“唐朝”、“黑豹”、窦唯、张楚、何勇甚至当时刚刚出专辑的郑钧。那些年，他带着“鲍家街43号”乐队，在大冬天骑着自行车出门，到处找人听歌曲小样。青春和理想并不能当饭吃。他交不起房租，最穷的时候只能回家找父母写欠条要钱。
2009年，《春天里》的歌词，汪峰写“没有信用卡，没有她，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那正是他1996年写《晚安，北京》时，自己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
汪峰所处的，甚至不是中国摇滚“黄金时代”。1994年是中国摇滚辉煌的一年，那一年，摇滚乐突然繁荣了。这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那批摇滚歌手赶上了一个好的商业机会，作品也相对成熟，所以出现了摇滚乐的春天。而1996年的中国摇滚正处于“轰动的尾声”，开始进入漫长的“失语期”——“摇滚音乐人再也说不出震动整个社会的话语，当摇滚音乐人试图揭露新时代的新现实，大众却已经失去了响应能力。”
事情到了1997年似乎出现了转机，“鲍家街43号”乐队签约了京文唱片，终于正式发行了一张专辑《鲍家街43号Ⅰ》。可汪峰并没有因此和富裕、主流扯上关系，整个乐队连同经纪人，他们只能平分12000元的收入。
那状况，一直持续到1999年签约华纳——华纳总裁许晓峰决定签约汪峰，但条件是，不签乐队，只签他一个人。汪峰签了约，在以“义气”为人际交往准则的摇滚圈子里，他的这一行为被视为“背叛”。后来汪峰说，那是个“很没办法，很孙子”的事。
2004年，汪峰的《飞得更高》蝉联music radio排行榜8周冠军。2005年“神六”上天，《飞得更高》借势再火，却也让汪峰在行里背上了“投机”“主旋律”的骂名。汪峰真正火了，但那却是他最痛苦的时期。许多人说他是“扛着摇滚音乐大旗的骗子”。与那段时期相比，汪峰甚至觉得之前那些没钱的日子，都不算什么。
名利场上的“表演者”：“70岁还在唱歌”
“这就是个名利场。”现在的汪峰觉得别人对他的看法不再重要。 “可是音乐，一个乐队的作品可以随着时间留下来，跨越语言的障碍。”
2009年的《信仰在空中飘扬》中，汪峰写了一首叫《名利场》的歌：要装就要装得象样，明星和乞丐不一样，要控制好你的表情，要表现出你的善良……其实每一个人都看到，你演得比电影还精彩，其实我们大家都明白，这不过是不过是不过是一个名利场。
汪峰清楚地知道，自己身处娱乐圈大名利场之中。“我也是其中一份子。但是至少我知道，我在这里面能保持清醒，它有让我觉得特别丑恶的一面。永远会有无奈，需要暂时适应的时候，为了全局，为了别人，需要配合，这个我会，但我没有觉得别扭到哪儿去。”
汪峰喜欢在歌曲中提到“信仰”这样的字眼。如今他有名有利了，和当初“穷摇”时候的信仰没有任何变化。“信仰是永远不会因为生活的经历、命运、贫富的改变而改变的一个事物。比如一包烟、一棵树、一个房子、一个主义、一个形象，世间万物都是。对我而言就是音乐。”
他对演出的效果要求非常精细。那一年在张北草原音乐节上，演出结束后，已经是凌晨1点多，汪峰回到休息室，继续和乐队成员讨论这次演出声效音响方面的细微不足。2010年演唱会，为了满足他对演出效果的精细要求，主办方亏了近200万元。
据说有这么个故事：郑钧说汪峰对演出太紧张、太在乎了。而汪峰对此的回答是：“我只能说，老郑对自己在音乐方面的事儿太放松了。如果他指的是我每一张专辑都有这么多作品，那我承认，这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
他的前女友葛荟婕在博客里写道：“你是歌手，是诗人，是表演者。”但是汪峰坚决不承认：“我可以非常坦率地说，我没有演过。”
也是在张北草原音乐节上的演出，恰逢“7·23”甬温动车追尾事故遇难者的头七，演出中段，汪峰号召现场观众一同手指天空，为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中的遇难者默哀30秒。
那一刻的老汪很摇滚。
“如果说我现在还有什么焦虑和纠结的，那就是我作品里有太多缺点和漏洞了。”汪峰说。
他希望能像鲍勃·迪伦——他的偶像一样“70岁还在唱歌”。
汪峰曾写过一首歌叫作《笑着哭》。在歌词中，他这样写道：“经过那些变幻的岁月/经过那些屈辱和荣耀/你看着这个繁华世界/面对微笑你轻声哭泣/突然间我感到如此快乐的心酸/付出所有只为找寻我的梦。”
他的歌和词里，一直有着非常深的情感浓度。
汪峰希望，有一天他的歌能够成为中国喜欢音乐的年轻人的必需品。他觉得那已经是太大的野心了，“必需品的意思就是TheBEATLES（披头士乐队）那样的音乐。”也有人说他就是中国的邦·乔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