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又从之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康每叹息。将别，谓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识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识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愤诗》曰：“昔惭柳下，今愧孙登。”
　　——《晋书.孙登列传》
　　魏晋，是一个遥想起来自带仙乐与林露的时代。陶公的南山，贤者的竹林与嵇康的广陵散隐逸其间，那时候的袍子也宽大，主人纵藏身于雾瘴，仍能露出半个袖子以供后世遥望。
　　但更有诸多抱道而藏之士，藏山于山，藏天下于天下，不止后世不知，当时人亦不识。前文提到的孙登便是其中的一位，《神仙录》的开篇便是“孙登，不知何许人也。”越是踪迹不可寻，后人越是要按图索骥一番，《晋书》里就提到过两段。第一段是：孙登原为汲郡共县（今河南）人，常住山中，以土窑为宅，夏则编草为裳，冬则披发为服，人们赠之以衣食，皆辞而不受。孙登好读《易》，善弹琴。当时有作炭人知其不凡，欲与之交谈，孙登未应。文帝司马昭派遣阮籍亲见他，与之相谈，孙登亦未应。这才有了本开头所引的与嵇康这番交集——
　　嵇康从游三年，以其不可解之一问。在临别时孙登与之言说“才识”——才识已是显相，其背后另有本宗所在。如柴火之于有光，循真之于有才。保耀全年者，不在光，不在才，而是背后本真不失。
　　那一次的分别，是他们今生的最后一次相见。孙登知友人之弊，故在于点醒其循本知大。嵇康果不能受用，数年后因得佞臣遭其诬陷，而被司马氏处死。嵇康之才，耀烁古今，却不能保身全年，悔不听孙登之言，抚广陵而辞世。
　　盖因，才识具足者用行舍藏，不会时时锋芒在外;才不足者，用之不行，终身庸碌;识不足者，舍之不藏，反被其伤。
　　今之世界，众人察察，以有用为方，人生的规划多线性简单。于是另有孤愤者，毅然跳出，以“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自励。几十年的沉闷之后，迎来一波以“无用”为求的风潮，写字、弹琴、水墨、工笔，有一则内能自娱，外能获誉。才子、才女之多，再也没有胜过这个时代的了。
　　众人以一艺为事，终日苦修，再也不能听闻孙登之教，不知孟夫子说盆成括“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智者所言，不是茶余饭后的闲话，善听者，休然为戒;轻过者，风拂耳畔。然而，众生谁人不是嵇康，谁人不是盆成括？
　　民国才女张爱玲曾言：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后世人以为这是她的谦辞，但因才情而来的痛苦缠绕她时，能清晰看到与经过的也只是她自己。她写了那么多璀璨的小说，却始终写不好自己的人生剧本。她母亲说：早知你今日如此，不如小时候得猩热病时不仔细看管，也许那样走完一生也好。
　　人若不能明理，有才、无才都是自戕。更为危险的是，虚弱地才气往往会掩盖住生命真实的缺口。
　　同一时期的唐伯虎与王阳明，都是自小有才子之名，文思、行为皆不同于常人。少年气盛的年纪里双双遭遇科举落地，但他们的人生也是自此分野的，前者一蹶不振，自此潦倒于姑苏城南，鬻画饮酒，癫狂终日;王阳明则是人以不及第为耻，我以不及第动心为耻，自此b無旁鹜只为生命的明德而学。一些岁月后，当唐伯虎佯疯才逃出宁王府时，阳明先生却已部署好了擒王业。
　　无独有偶，唐宋之际，朱淑真与宋若昭，虽是女才人，亦是唐王二人的翻版。前者因才情而英年早夭，后者循光源而柴立中央。
　　都说旧时一句“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对女子的轻慢与踩压，岂不闻这幅联子最早的出处，便是宋若昭她们，她说：男子有德便是才，此语尤是;女子无才便是德，此语殊非。宵小之人，断章取义了一半，又拿来栽赃于她们。
　　越是有才者，越需进德，越是要敦厚博识，温柔通达。恃才者，无一不被才所伤。况有才者，必定有人为才所趋，拥护效仿，其根不正，其害远矣。
　　近世，道术两裂。知识分子反而更易陷人抑郁与躁狂的状态之中，皆因背后的宽博不在，只剩下孤零零的才气。才气之剑，若无鞘收之，其锋对外伤人，对内伤己。光芒耀眼，其薪火无多。
　　若无大的事件来临，薪火兀自烧尽，才华也就暗自萎谢了。一旦中途，风波起，将无立锥之处，将生命一并掩熄了去。却未必能奏一曲广陵散，言一声愧孙登。
　　人间久不闻真才子，流传的只是一种叫做才子/才女的病症。
　　编辑/徐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