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工厂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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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有些事情像是生了根的大树,在我们的脑海里盘桓流连,挥之不去。
  天气一天天暖和起来了,我又想起了去年这个时候的香港之旅。因为印象太深刻了,好些事情还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
  我们的旅行团是文化部港澳台办组织的首都文博机构香港、澳门考察团。参加这个考察团的人来自北京形形色色的15个单位,虽然名字看起来很不相同,但其实性质都是和收藏、展示有关系的博物馆。因此,我们这次考察活动的目标就是香港、澳门的博物馆。去之前,我们对香港的博物馆一无所知。虽然是一无所知,但也知道香港的文物收藏肯定和北京不能相比,因此我们设定的考察主题是博物馆的宣传推广和日常管理。
  但到香港后我们首先感到印象深刻的是香港对抽烟这件日常生活的管理。我们当天到港的第一站是在维多利亚港乘游轮参观夜香港。还在接机的中巴车上,负责接待的香港当地人就开始给我们讲解在香港抽烟的知识:只能在街边标明可以抽烟的顶上有个凹下的圆坑的垃圾桶边上抽烟,其它地方一概不能抽烟。快下车的时候有人问,如果在不能抽烟的地方抽烟会怎么样?汽车司机说:“罚款!”“罚多少呢?”刚才问话的人接着追问。“罚多少?试试你就知道了!总之是不能乱抽。”司机的语气很严重,虽然没说明到底罚多少,看来肯定是很多,多到真的不能随便。这个告诫对我们并不多余,因为下车后我们三四个烟民面临的第一件事情,的确就是这件在北京根本就不是个事儿的在哪儿抽烟的问题。按照司机的指点,几个人沿着便道像探宝一样搜寻那个带圆坑的垃圾桶。走了百来十米,终于找着了。但几个人的打火机都在进机场的时候就被没收了,费了好大劲才从边上的一个饭馆点着了一支烟,其他人像接力一样对火,才总算都点着了。晚上到九龙维景酒店入住,我们几个人首先最关心的还是这个在哪儿抽烟的问题,知道房间肯定是不能抽烟的,因此我们在上楼前就侦察好了酒店大门前能抽烟的垃圾桶的位置。因为每抽一根烟都要很麻烦的跑到楼下,因此,第二天早晨大家见面后一致感慨的说,来香港的第一个收获是抽烟少多了,要是回北京还能保持抽烟到楼下的习惯就好了。
  第二天下午马不停蹄参观了两个博物馆,一个香港科学馆,一个香港文化博物馆。香港科学馆只有地下一层、地上三层,和北京的中国科技馆相比显得很是矮小。展品分类涉及到各个科学门类,诸如生命、地理、气象、数学、声学、交通等等。和国内一样,香港科学馆的参观者也大多是岁数不大的孩子们,那些我们成年人看起来兴趣并不大的项目,孩子们却玩得津津有味。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项目是位于展厅正中央从地下一层一直贯穿到顶层的“能量穿梭机”。一个个像足球大小的圆球沿着形态各异的金属轨道像过山车一样上下穿梭,在不同的地方产生锣、鼓、木琴等赏心悦目的音响效果。从说明牌上可以了解到,这个“能量穿梭机”高22米,是全世界同类展品中最大的一个。除了“能量穿梭机”这个巨型展品和架设在半空中的一架DC-3型客机,其他的展品设计和大陆大多数地方的科技馆其实差不多。
  这些年,我们的很多城市都建设了硬件设施堪称一流的科技馆,但缺乏的是把这些投资很大的硬件转变成科学知识和科学兴趣的“软件”。香港科学馆特别的地方正是它的“软件”。20多年以来,香港科学馆每年都举办“活的科学”活动,每年的活动都针对当年的社会热点和大事件,邀请科学界顶尖科学家来馆主持各种各样的有趣活动,促进大众对科学的认识和兴趣。如2012年7月在伦敦举办奥运会,科学馆就举办了《从科学看极限运动》《运动实验室》《蓄势待发》等讲座、表演,带领学生从生理学和运动工程学的层面探究运动背后蕴涵的科学原理。除了每年一次的“活的科学”活动,科学馆长年开展各种各样的讲座、科学示范、比赛等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很多活动设计都和学生的课堂学习紧密相连。如“科学示范:飞行的梦想”活动的“联系课程”是“新高中组合科学‘力和运动’”。我们的科技馆常常变成年轻的父母亲在业余时间带着孩子娱乐的游戏场,但香港科学馆却是孩子们接受科学熏陶和科学教育的殿堂。我们在香港科学馆和太空馆外都能看到一队队有老师带队的小学生,显然,他们是来这里完成一次课程教学而不是在周末找个好玩的地方。这才是我们的科技馆与香港科学馆的区别。
  文化博物馆是我们访问的第二个博物馆。文化博物馆的主要使命是展示和传播香港本地文化,如一年前曾经展出的《林家生艺术人生》《狮子山下掌声响起——罗文》和即将于2014年推出的《李小龙展》就都是我很感兴趣的题目。但这些展览或者是已经结束了,或者是还没有开始。我们去的时候,这里正在举办的大展是从俄罗斯引进的《法贝热——俄罗斯宫廷遗珍》。法贝热是19世纪俄罗斯皇室的御用珠宝设计师,这次展出的就大多是法贝热的工艺作品,其中包括举世著名的俄罗斯复活蛋。这些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皇室用品包括戒指、别针、鼻烟盒、手表等等,所有的东西都是用金银珠宝精心设计制作而成的。对当代普通人来说,看着这些琳琅满目的珠宝,在由衷赞叹之余,很快就会对俄罗斯末代皇室“挥霍无度的奢华气象”产生厌倦和鄙弃,这种感觉从展厅留言板上的很多留言也可以看得出来,如这样的留言:“曾经拥有世界的沙皇,到头来还不是落得被枪决的下场。珍宝能带到天堂吗?”在看了一阵子眼花缭乱的珠宝后,我就开始注意这里的观众留言。这里的展品固然精美绝伦,但我更欣赏文化博物馆的观众留言设置。我们往往是在展厅的一角放置一个留言本,但他们是设计不同风格的留言墙,观众在装裱好的挂轴上自由书写或者把写好的留言条订在带背板的镜框里。这样,观众留言就成为一件众人参与创作的艺术品。
  到香港后第三天上午的安排是参观香港艺术馆。在参观之前,艺术馆总馆长谭美儿小姐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座谈会,邀请香港政府康乐及文化署主要负责文博的署长助理吴志华博士给我们大家介绍香港的博物馆事业发展。我们考察团的团长、文化部港澳台办主任助理李保宗先生和吴志华博士是老朋友了,在一阵寒暄过后,李主任拿出来我们从北京带过去的几本沉甸甸的画册给吴博士。吴博士说:“不要送礼了,这个不能收的。”李主任解释说:“这只是几本书,不是礼品。”吴博士说:“怎么不是礼品啊?超过规定价值的东西都算礼品的。”吴博士接着给我们介绍香港的廉政文化,说:“香港就是这样,星期天我带着老婆孩子去博物馆参观,也要照常买票的。”吴志华博士的介绍事先经过认真的准备,内容包括香港康乐署下设机构和预算、员工情况及相关设施以及2012-2013年的活动回顾和2014年的活动计划。印象深刻的,一是香港博物馆的预算充足,比如香港艺术馆一年的预算是5830万港元,香港文化博物馆更高,是6783万港元,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职工的薪金。二是香港博物馆入场人次之高,而且要求各馆保持合理的增长率。如果某一年客流增长过高,也要作出合理的解释。2012年香港博物馆参观人次达到历史最高水平,高达579万人次。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参观人次,不是香港的人口多,也不是香港的博物馆多,而是依靠各馆不断推出的经过精心策划设计的临时展览。2012年,香港艺术馆曾经推出的《有情世界——丰子恺的艺术》《安迪?华荷:十五分钟的永恒》和与故宫合办的《颐养谢尘喧——乾隆的秘密花园》都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座谈会之后,谭美儿总馆长亲自带我们参观他们正在展出的《馆藏一百——香港艺术馆藏中国绘画特展》。展览选择从明末到现代馆藏100位画家的100幅画作,展示出香港艺术馆丰富的馆藏和独有的特色。其中有很多我们大陆熟悉的画家,如齐白石、徐悲鸿、黄胄、吴冠中、黄永玉等。谭美儿小姐一边带我们参观一边介绍他们的展陈理念。其中最重要的是,所有展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受众接受而不是为了展出本身。因此,他们的展品都设置在与人的视线平行的位置,这样,观众就不用像我们平常看画展的时候那样老是仰着脖子。另外,他们每件展品的说明条也比我们平时的说明条内容要丰富很多,每件展品都详细介绍作者的经历和艺术特色,这样就能让那些不是很内行的观众对展品了解的更多。除了从观众出发进行展陈设计,他们还有完善的导赏服务。针对每一次展览,都要培训专门的导赏员。导赏员在大陆叫作讲解员,不同的是,他们的导赏员都是从社会招募的义工。而且培训使用不同的语种进行导赏,如粤语、英语甚至手语。谭美儿小姐介绍说,展览的核心是策划和推广,一个展览并不一定需要很多的展品,如他们推出的《独立风骨——吴冠中捐赠展》,展出的就只有吴冠中先生临死前捐赠给艺术馆的五幅作品。甚至,他们还有只有一幅画的展出,就是《清明上河图》。作品少的展出,就要制作大量配合展品的产品,如《清明上河图》展出时就配套制作了电子动态版的《清明上河图》。这时候我注意到,艺术馆给我们装资料的手袋上印刷的就是吴冠中的那五幅捐赠作品之一《休闲》。
  第二天就要开赴澳门了。参观完艺术馆,大家的安排是下午到铜锣湾购物。毕竟这里是有名的购物天堂,有人说没到铜锣湾就等于没来香港。但还是有人没到铜锣湾。故宫博物馆的秦明先生要到中文大学会见朋友,我没有朋友好会,就在艺术馆一楼的纪念品商店转悠,一边消化上午的收获。我们鲁迅博物馆也有纪念品商店,但货品远不如这里的丰富和好看。不要说北京的故宫、国博,就是我们小小的鲁博,馆藏数量也比香港艺术馆多不少,但是,我们的藏品都在馆长也难得一见的地下库房藏着,观众能看到的东西就更是可怜。但是香港的博物馆却把他们不多的藏品抛光打磨,精心设计,鼓捣成就像法贝热的复活蛋一样的产品,放在展厅里让人们尽情享受。这就是为什么香港有那么多人到博物馆里去而我们博物馆虽多但却总是门可罗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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