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英国符号学家丹尼尔·钱德勒（Daniel Chandler）曾写过一本符号学方面的学术畅销书《符号学基础》（Semiotics：The Basics）。这本书的前身是1994年创作的网络超文本版，曾在网上广为流行。2002年，该书由著名的Routledae出版社出版，至今已发行至第3版，成为世界符号学学者人人必备的案头书。《符号学基础》的附录中，钱德勒专门对符号学的重要人物和学派逐一列为词条，进行解释。其中在Gregory Bateson、Kenneth Burke、Ernst Gombrich等10人姓名前加注星号，意在表明这些学者通常不被视为符号学家。加星号的学者都是各自学科的翘楚，尽管他们缺乏自觉的符号学意识，更从未自诩为符号学家，但他们在修辞学、人类学、视觉艺术等学科的成就推进了符号学相关问题的研究，被遴选为符号学研究的重要学者，他们当之无愧。
张石山先生新近出版的著作《方言古语：与古人接头对话的密码》（以下简称《方言古语》）亦可作如是观。张石山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兼善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多种文类，尤以小说创作驰名文坛。进入新世纪后，张石山先生涉足学术文化领域，出版了《被误读的论语》《礼失求诸野》等著作，颇得学界内外好评。《方言古语》是张石山先生“讲给孩子的传统文化”系列中的一本，由于读者对象的变化，该系列在写作风格上更注重口语化与通俗化，但是全书的学术含量丝毫未减，仍然延续了作者此前的学术文化探索。就作者的创作意图而言，《方言古语》固然不是专门的符号学著作，但该书不啻是一座蕴藏着诸多真知灼见的符号学“富矿”。
符号学与语言符号学
语言是人类所拥有的最重要最复杂最精密的符号系统，语言符号的研究是其他符号研究的母体与样板，语言符号学是符号学体系中最重要的分支与部门。从书名不难看出，《方言古语》一书阐发的对象是语言符号，特别是其中的方言与古语。
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mure，1857—1913）以結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建立了“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我们管它叫符号学”。符号学作为一门研究各种符号的学科，自然有其存在的理由与意义，但是我们对符号学的批判与反思是须臾不可或缺的。张石山先生虽然不是专门的符号学家，但他对符号学的批判与反思精神尤为可贵：“关于符号学，有种种高深莫测的理论。而许多号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给人的感觉，像是要编织一张大网，以便包罗万象，万事万物‘尽入吾彀’。不能装进他的大网，便是事实错了，而不肯承认是理论的局限与偏颇。”
张石山先生以上的警惕与告诫虽然不是专门针对索绪尔结构主义路径的符号学研究，但是《方言古语》一书对索绪尔式符号学研究的（潜在的）对话与启发意义却是昭之若揭的。《方言古语》共分12篇，前10篇是全书的主体，从语音、句法、语义、语用等方面对语言符号做出雅俗共赏的独到阐发。该书最后两篇为“有形的符号解读”与“无声的文明禁忌”。综观全书，张石山先生的符号学思想是以语言符号学为主导的，同时兼顾非语言符号。“除了语言交流和文字传播，依据我们的生活经验，借助形体动作、利用色彩图案等符号化媒介，大家同样能够达到信息交流的目的。”（第176页）在张石山先生那里，语言符号的性质和规律与非语言符号是不可通约的，因此专设两章探讨非语言符号（有形符号与禁忌符号）。
张石山先生的这一做法提醒我们对索绪尔建立在语言学基础上的符号学进行反思。索绪尔符号学将语言符号的规律推广到非语言领域的符号，这一过程是否存在着问题呢？在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艺术语言”“绘画语言”“视觉语言”“电影语言”“音乐语言”“建筑语言”等诸如此类的术语，但问题在于是否存在着一种类似于语言结构的艺术语言、图像语言、音乐语言和电影语言？符号学规则从语言符号到非语言符号的迁移并非无缝衔接，其中必要的转换不可或缺。对这一问题，符号学界并没有成功加以解决。
《方言古语》还对索绪尔符号学的具体观点提出了挑战。索绪尔宣称：“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他将语言符号看作是能指（声音形象）与所指（概念）的结合体。能指（signifiant，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signified）成为索绪尔符号学的最著名的一组招牌概念。索绪尔强调指出，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结合是任意、武断的，两者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并没有理据性。
《方言古语》的第6篇“语言况味细细品”对索绪尔的语言符号非理据性观点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张石山先生举出的若干例子，是对索绪尔符号学理论的科学“证伪”：
“甜（tián）”字的发音部位，在舌尖、在口腔的前部，而这正是甜感的准确的准确部位;“苦（kǔ）”字，发音在舌根喉咙，而品尝苦味，最苦正在舌根。“辣（là）”字，声母发音在舌尖，韵母发音要打开口腔上下。口感最辣的部位，就在这些地方。（第82—83页）
“呼（hū）”，发音在送气;而“吸（xī）”，发音有收气意味。再如“开合”“吐纳”：我们说“开（kāi）”字，口腔打开;说“吐（tǔ）”字，双唇外送，仿佛正在吐出什么东西。（第84页）
看完以上例子，谁还能说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武断的？张石山先生总结道：“全人类的语言，其发明创建之初，都有着若干象征和譬喻的符号功能吧。”（第85页）由此可见，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结合是具有理据性的，绝不是任意、武断的。张石山先生所谓的“象征和譬喻”功能与俄国著名符号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提出的“语音象征”（sound symbolism）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语音象征是指语言符号感官性的能指与非感官性的所指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类同关联与联想。
古典文学符号学与中国符号学
张石山先生新近出版的著作《方言古语：与古人接头对话的密码》（以下简称《方言古语》）亦可作如是观。张石山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兼善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多种文类，尤以小说创作驰名文坛。进入新世纪后，张石山先生涉足学术文化领域，出版了《被误读的论语》《礼失求诸野》等著作，颇得学界内外好评。《方言古语》是张石山先生“讲给孩子的传统文化”系列中的一本，由于读者对象的变化，该系列在写作风格上更注重口语化与通俗化，但是全书的学术含量丝毫未减，仍然延续了作者此前的学术文化探索。就作者的创作意图而言，《方言古语》固然不是专门的符号学著作，但该书不啻是一座蕴藏着诸多真知灼见的符号学“富矿”。
符号学与语言符号学
语言是人类所拥有的最重要最复杂最精密的符号系统，语言符号的研究是其他符号研究的母体与样板，语言符号学是符号学体系中最重要的分支与部门。从书名不难看出，《方言古语》一书阐发的对象是语言符号，特别是其中的方言与古语。
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mure，1857—1913）以結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建立了“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我们管它叫符号学”。符号学作为一门研究各种符号的学科，自然有其存在的理由与意义，但是我们对符号学的批判与反思是须臾不可或缺的。张石山先生虽然不是专门的符号学家，但他对符号学的批判与反思精神尤为可贵：“关于符号学，有种种高深莫测的理论。而许多号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给人的感觉，像是要编织一张大网，以便包罗万象，万事万物‘尽入吾彀’。不能装进他的大网，便是事实错了，而不肯承认是理论的局限与偏颇。”
张石山先生以上的警惕与告诫虽然不是专门针对索绪尔结构主义路径的符号学研究，但是《方言古语》一书对索绪尔式符号学研究的（潜在的）对话与启发意义却是昭之若揭的。《方言古语》共分12篇，前10篇是全书的主体，从语音、句法、语义、语用等方面对语言符号做出雅俗共赏的独到阐发。该书最后两篇为“有形的符号解读”与“无声的文明禁忌”。综观全书，张石山先生的符号学思想是以语言符号学为主导的，同时兼顾非语言符号。“除了语言交流和文字传播，依据我们的生活经验，借助形体动作、利用色彩图案等符号化媒介，大家同样能够达到信息交流的目的。”（第176页）在张石山先生那里，语言符号的性质和规律与非语言符号是不可通约的，因此专设两章探讨非语言符号（有形符号与禁忌符号）。
张石山先生的这一做法提醒我们对索绪尔建立在语言学基础上的符号学进行反思。索绪尔符号学将语言符号的规律推广到非语言领域的符号，这一过程是否存在着问题呢？在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艺术语言”“绘画语言”“视觉语言”“电影语言”“音乐语言”“建筑语言”等诸如此类的术语，但问题在于是否存在着一种类似于语言结构的艺术语言、图像语言、音乐语言和电影语言？符号学规则从语言符号到非语言符号的迁移并非无缝衔接，其中必要的转换不可或缺。对这一问题，符号学界并没有成功加以解决。
《方言古语》还对索绪尔符号学的具体观点提出了挑战。索绪尔宣称：“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他将语言符号看作是能指（声音形象）与所指（概念）的结合体。能指（signifiant，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signified）成为索绪尔符号学的最著名的一组招牌概念。索绪尔强调指出，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结合是任意、武断的，两者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并没有理据性。
《方言古语》的第6篇“语言况味细细品”对索绪尔的语言符号非理据性观点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张石山先生举出的若干例子，是对索绪尔符号学理论的科学“证伪”：
“甜（tián）”字的发音部位，在舌尖、在口腔的前部，而这正是甜感的准确的准确部位;“苦（kǔ）”字，发音在舌根喉咙，而品尝苦味，最苦正在舌根。“辣（là）”字，声母发音在舌尖，韵母发音要打开口腔上下。口感最辣的部位，就在这些地方。（第82—83页）
“呼（hū）”，发音在送气;而“吸（xī）”，发音有收气意味。再如“开合”“吐纳”：我们说“开（kāi）”字，口腔打开;说“吐（tǔ）”字，双唇外送，仿佛正在吐出什么东西。（第84页）
看完以上例子，谁还能说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武断的？张石山先生总结道：“全人类的语言，其发明创建之初，都有着若干象征和譬喻的符号功能吧。”（第85页）由此可见，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结合是具有理据性的，绝不是任意、武断的。张石山先生所谓的“象征和譬喻”功能与俄国著名符号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提出的“语音象征”（sound symbolism）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语音象征是指语言符号感官性的能指与非感官性的所指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类同关联与联想。
古典文学符号学与中国符号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