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叙述了桂东南陆川县坡脚村罗氏文教的建立、发展与变革，阐述了该地方宗族在明后数百年形成的传统教育在近代如何随着国内大环境的变化进行的变革，探讨了其中宗族力量的作用，反映了中国近代国运对一个偏远乡野的宗族生活的影响，表明了基层社会对国策作出的反映，以期从中获取发展。
关键词：罗氏宗族 基础文教事业 教育变革 启示
近代的大小变革中，传统社会组织是变革的阻力还是变革的动力，难以下一个定论。在桂东南陆川县坡脚村，罗氏宗族文教的发展见证了中国基础文教事业由传统向现代迈进的沧桑，反映了宗族组织在教育变革中的作用，折射出了国运大环境的变化。
一、坡脚村罗氏传统文教的形成
明末清初，坡脚罗氏拱辰公说服族人捐集尝产，并且用自己的财力建立了松林书室。这对罗氏文教的发展影响深远。“族中文风，蒸蒸日上，皆拱辰公提倡之功”。书室聘用一些举人为师，成为较好的宗族学校。清中期，求学于此的学子常常有五六十人，就读的族人子弟享受尝产的支助。康熙至光绪年间，在坡脚罗氏产生的4位举人、9位廪生、12位增生、36位附生中，松林书室(并非该族唯一书室)起了重要作用，“族中有名之士，多从此出”。
除松林书室外，坡脚及外迁附近村庄的罗氏族人先后建置的书室还有龙泉书室、龙坡书室、养正书室等。这些书室构成了坡脚罗氏传统文教的主要载体，同时也体现了其文教较为兴盛的风气。
二、坡脚村罗氏近代文教的变革
(一)晚清的变革
清末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开始。光绪末年，教育大改革推行到各县。1904年，陆川县中三峰书院改办中西学堂。1906年，陆川县又创办了县立高等小学堂。时局的变化使得松林书室原来的办学方式不合时宜。于是罗氏庆微公出面集资对书室进行增改，并按照规定把书室改为“敦本高等小学堂”。
科举制度废除后没了科考功名，因此罗氏族人得重新思考教育的方向。敦本高等小学堂的成立意味着罗氏没有放弃他们对文教的期望，只是随着历史大势改变了学习方式与内容。
坡脚罗氏文教的这次改革也包括经费与教职员方面的变动。1906年，宗族大会决定由始祖至九世祖各尝项中，每石租捐钱500文作为教学常年经费。当时学堂学生约100人，分2班；教职12人，全出自罗氏，其中4人为先前的功名乡绅，其余8人只经过短暂的“简易师范”学习。这反映了清廷新政的困难处境。
1911年，清朝大势已去，其推行的新政被民国的政策替代已成定局，于是敦本高等小学堂停办，改为私塾。从中可见，含有新思想的科教直至清末才影响到桂东南的边远乡野。此时距中法战争已有20余年，可见旧体制下中央与地方都缺乏创造性，延误了文教发展的时机。
(二)民国时期的变革
1911年到1927年，原来的“敦本高等小学堂”改换名称三次。1915年，教育部颁布《民国教育令》，陆川县局根据此令开办民国学校，或改办私塾。1919年，罗氏改私塾改为“南平乡第十六区罗氏私立敦本民国学校”，1921年后又改为“南平乡第十六区罗氏私立敦本初级小学”。
1 管理与教员
1928年，宗族大会根据广西省当局下发的教育计划再改学校名为“敦本小学校”。会议还决议成立由23位罗氏族人组成的校董会。校董会成立之初有三件急事：第一，制定和往县局呈报敦本小学的改革方案。第二，筹集办学经费，宗族尝租催收额捐困难大，需要从其他方面筹集经费。第三，聘用新校长，校董会决定聘用罗朝昌为校长，但需呈请县局委任。
校长是开展具体教学工作的关键人物。罗朝昌得到聘任后依据规定，聘用了全为罗姓的5名教员任教。1929年，新校长罗沅成聘来了一位外姓教员李松春，使包括校长在内的教员变为7人。
可见，民国时期的乡村学校的人员安排很大程度上由宗族决定，但校长需要经过县局审核批准。经费很大一部分需要宗族自己解决，这是一种政府与宗族合办文教的方式。
至此管理模式有较大变化：大事呈报县局审批、建立有决议与监督权的校董会、校长全权负责任用教员与管理教学。然而，这套改革在聚族而居的桂东南乡村有不适合之处：罗氏是个大宗族，宗族会议与族长本来就对教育负责与监管。所以校长的聘用权很难延伸到宗族之外，致使聘用德才兼备的人才变得困难。
2 学校规模
敦本小学成立之初，为容纳众多的学生进行了增修，规模增至“二座六廊”。有正座礼堂、游艺室、阅报室等，有教室5间、教职员室5间、学生宿舍18间，还有食堂、沐室、厕所等。虽然学校进行了增修，但仍然感“屋宇尚属狭隘，不敷应用”。
教育改革缓慢地推进着，罗氏的一般男童与一些女童都入校学习。1928－1931年，敦本小学的学生分高级班和初级班两种，前者年均学生约37人，女生人数极少；后者年均学生约117人，其中接近1／5为女生。因此，每年高级和初级班学生共约150人，即此时该小学的学生人数要比清末的100人多出一半，这反映了坡脚罗氏的办学规模有了一定的发展。
3 文教经费收支
1928年前后，陆川县先后开办了158所小学，但由于军阀混战与财政紧缺，有20余间陆续停办。县财政的教育经费主要划给县里的几个中学，对敦本小学等乡村教育的小学补助很少，因此乡村小学的经费主要依靠当地宗族解决。罗氏宗族财力雄厚，所以其小学所受影响不大。
因开支增加及铜钱贬值，1928年的宗族会议决定征收部分学费，同时把尝租捐钱增至每石600文。这些钱不仅用于敦本小学的建设和教学活动，还用于考进其他学校的本族学子。1928－1930年，宗族尝产对敦本小学支持共约7700元，学生交学分共约1600元，县财政补助约470元，三项比例约为16:3:1，这个比例可见宗族力量对文教事业的作用。
1930年，罗氏有6人在上海求学，所需约4000元；在广州有5人。所需约2800元；在县内各中学18人，所需约2300元；各高级小学44人，所需约2200元；在敦本小学的学童需2500元，共需小洋13800余元。而尝产津贴约占其中的十分之七，私人只承担了十分之三的费用。
可以看到，从小学到中学，以及外出上海、广州的族人学子都得到了支助，正因有如此丰富的尝产支持，罗氏男丁识字率才会达到50％以上。这也足以表明宗族与尝产在社会现代化当中的巨大力量，社会变革时必须引导与利用。
(四)变革中存在的问题
变革当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1929年，坡脚村罗氏7－8岁的儿童共约550人，失学儿童比求学的多出180人，这引起了族人埋怨。于是该年冬天，会议决定：从罗氏康裕砦城会的存款中拨钱数十千文，在罗氏康裕砦内祠堂设立2个夜学班，以补偿那些贫困的族人儿童。
这表明面对失学儿童校董会没权利解决，敦本小学没能解决，县局更无力介入，最后还是宗族以老办法进行了处理。这说明了变革中新组织功能并非完善，传统的社会组织依然有其可以发挥的作用，许多重要的传统组织曾协调与解决众多事端，将其完全遗弃会造成社会出现监管的真空区。该族除敦本小学外，在坡脚村的周围村庄还有仁让、睿庄、清斋、养正、镇安五间小学，各间的学生在12－50人之间。
三、坡脚村罗氏文教变革带来的启示
从近代坡脚村罗氏文教的变革可知，在经费、管理、基础建设等方面，宗族势力一直在其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桂东南等地经由明清而逐步形成的宗族社会，实际上是传统儒家观念在民间渗透的结果。
近代是社会大变革期，宗族依然以其文教经验、族产支持新式文教，这表明民间的儒家组织与观念在原则上并不反对社会变革与发展。儒学提倡人伦关系，以达到社会的和谐，所以许多原有的不合时宜的关系它可以慢慢放弃，抛弃了儒学精髓，引来的有可能是社会上层与下层的巨大脱节，城市与乡村二元社会的巨大反差。晚清至民国时期，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波及边远乡野，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开始冲击宗族观念与组织，但宗族的作用不会突然消失，它还有可发挥作用之处。
关键词：罗氏宗族 基础文教事业 教育变革 启示
近代的大小变革中，传统社会组织是变革的阻力还是变革的动力，难以下一个定论。在桂东南陆川县坡脚村，罗氏宗族文教的发展见证了中国基础文教事业由传统向现代迈进的沧桑，反映了宗族组织在教育变革中的作用，折射出了国运大环境的变化。
一、坡脚村罗氏传统文教的形成
明末清初，坡脚罗氏拱辰公说服族人捐集尝产，并且用自己的财力建立了松林书室。这对罗氏文教的发展影响深远。“族中文风，蒸蒸日上，皆拱辰公提倡之功”。书室聘用一些举人为师，成为较好的宗族学校。清中期，求学于此的学子常常有五六十人，就读的族人子弟享受尝产的支助。康熙至光绪年间，在坡脚罗氏产生的4位举人、9位廪生、12位增生、36位附生中，松林书室(并非该族唯一书室)起了重要作用，“族中有名之士，多从此出”。
除松林书室外，坡脚及外迁附近村庄的罗氏族人先后建置的书室还有龙泉书室、龙坡书室、养正书室等。这些书室构成了坡脚罗氏传统文教的主要载体，同时也体现了其文教较为兴盛的风气。
二、坡脚村罗氏近代文教的变革
(一)晚清的变革
清末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开始。光绪末年，教育大改革推行到各县。1904年，陆川县中三峰书院改办中西学堂。1906年，陆川县又创办了县立高等小学堂。时局的变化使得松林书室原来的办学方式不合时宜。于是罗氏庆微公出面集资对书室进行增改，并按照规定把书室改为“敦本高等小学堂”。
科举制度废除后没了科考功名，因此罗氏族人得重新思考教育的方向。敦本高等小学堂的成立意味着罗氏没有放弃他们对文教的期望，只是随着历史大势改变了学习方式与内容。
坡脚罗氏文教的这次改革也包括经费与教职员方面的变动。1906年，宗族大会决定由始祖至九世祖各尝项中，每石租捐钱500文作为教学常年经费。当时学堂学生约100人，分2班；教职12人，全出自罗氏，其中4人为先前的功名乡绅，其余8人只经过短暂的“简易师范”学习。这反映了清廷新政的困难处境。
1911年，清朝大势已去，其推行的新政被民国的政策替代已成定局，于是敦本高等小学堂停办，改为私塾。从中可见，含有新思想的科教直至清末才影响到桂东南的边远乡野。此时距中法战争已有20余年，可见旧体制下中央与地方都缺乏创造性，延误了文教发展的时机。
(二)民国时期的变革
1911年到1927年，原来的“敦本高等小学堂”改换名称三次。1915年，教育部颁布《民国教育令》，陆川县局根据此令开办民国学校，或改办私塾。1919年，罗氏改私塾改为“南平乡第十六区罗氏私立敦本民国学校”，1921年后又改为“南平乡第十六区罗氏私立敦本初级小学”。
1 管理与教员
1928年，宗族大会根据广西省当局下发的教育计划再改学校名为“敦本小学校”。会议还决议成立由23位罗氏族人组成的校董会。校董会成立之初有三件急事：第一，制定和往县局呈报敦本小学的改革方案。第二，筹集办学经费，宗族尝租催收额捐困难大，需要从其他方面筹集经费。第三，聘用新校长，校董会决定聘用罗朝昌为校长，但需呈请县局委任。
校长是开展具体教学工作的关键人物。罗朝昌得到聘任后依据规定，聘用了全为罗姓的5名教员任教。1929年，新校长罗沅成聘来了一位外姓教员李松春，使包括校长在内的教员变为7人。
可见，民国时期的乡村学校的人员安排很大程度上由宗族决定，但校长需要经过县局审核批准。经费很大一部分需要宗族自己解决，这是一种政府与宗族合办文教的方式。
至此管理模式有较大变化：大事呈报县局审批、建立有决议与监督权的校董会、校长全权负责任用教员与管理教学。然而，这套改革在聚族而居的桂东南乡村有不适合之处：罗氏是个大宗族，宗族会议与族长本来就对教育负责与监管。所以校长的聘用权很难延伸到宗族之外，致使聘用德才兼备的人才变得困难。
2 学校规模
敦本小学成立之初，为容纳众多的学生进行了增修，规模增至“二座六廊”。有正座礼堂、游艺室、阅报室等，有教室5间、教职员室5间、学生宿舍18间，还有食堂、沐室、厕所等。虽然学校进行了增修，但仍然感“屋宇尚属狭隘，不敷应用”。
教育改革缓慢地推进着，罗氏的一般男童与一些女童都入校学习。1928－1931年，敦本小学的学生分高级班和初级班两种，前者年均学生约37人，女生人数极少；后者年均学生约117人，其中接近1／5为女生。因此，每年高级和初级班学生共约150人，即此时该小学的学生人数要比清末的100人多出一半，这反映了坡脚罗氏的办学规模有了一定的发展。
3 文教经费收支
1928年前后，陆川县先后开办了158所小学，但由于军阀混战与财政紧缺，有20余间陆续停办。县财政的教育经费主要划给县里的几个中学，对敦本小学等乡村教育的小学补助很少，因此乡村小学的经费主要依靠当地宗族解决。罗氏宗族财力雄厚，所以其小学所受影响不大。
因开支增加及铜钱贬值，1928年的宗族会议决定征收部分学费，同时把尝租捐钱增至每石600文。这些钱不仅用于敦本小学的建设和教学活动，还用于考进其他学校的本族学子。1928－1930年，宗族尝产对敦本小学支持共约7700元，学生交学分共约1600元，县财政补助约470元，三项比例约为16:3:1，这个比例可见宗族力量对文教事业的作用。
1930年，罗氏有6人在上海求学，所需约4000元；在广州有5人。所需约2800元；在县内各中学18人，所需约2300元；各高级小学44人，所需约2200元；在敦本小学的学童需2500元，共需小洋13800余元。而尝产津贴约占其中的十分之七，私人只承担了十分之三的费用。
可以看到，从小学到中学，以及外出上海、广州的族人学子都得到了支助，正因有如此丰富的尝产支持，罗氏男丁识字率才会达到50％以上。这也足以表明宗族与尝产在社会现代化当中的巨大力量，社会变革时必须引导与利用。
(四)变革中存在的问题
变革当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1929年，坡脚村罗氏7－8岁的儿童共约550人，失学儿童比求学的多出180人，这引起了族人埋怨。于是该年冬天，会议决定：从罗氏康裕砦城会的存款中拨钱数十千文，在罗氏康裕砦内祠堂设立2个夜学班，以补偿那些贫困的族人儿童。
这表明面对失学儿童校董会没权利解决，敦本小学没能解决，县局更无力介入，最后还是宗族以老办法进行了处理。这说明了变革中新组织功能并非完善，传统的社会组织依然有其可以发挥的作用，许多重要的传统组织曾协调与解决众多事端，将其完全遗弃会造成社会出现监管的真空区。该族除敦本小学外，在坡脚村的周围村庄还有仁让、睿庄、清斋、养正、镇安五间小学，各间的学生在12－50人之间。
三、坡脚村罗氏文教变革带来的启示
从近代坡脚村罗氏文教的变革可知，在经费、管理、基础建设等方面，宗族势力一直在其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桂东南等地经由明清而逐步形成的宗族社会，实际上是传统儒家观念在民间渗透的结果。
近代是社会大变革期，宗族依然以其文教经验、族产支持新式文教，这表明民间的儒家组织与观念在原则上并不反对社会变革与发展。儒学提倡人伦关系，以达到社会的和谐，所以许多原有的不合时宜的关系它可以慢慢放弃，抛弃了儒学精髓，引来的有可能是社会上层与下层的巨大脱节，城市与乡村二元社会的巨大反差。晚清至民国时期，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波及边远乡野，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开始冲击宗族观念与组织，但宗族的作用不会突然消失，它还有可发挥作用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