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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刊开辟“大师背影”栏目,旨在通过对文学艺术大师的怀念启迪现实和未来,同时为文坛留下珍贵史料。本期刊登的“风雨谢晋路”乃此栏目的首篇文章,系原《文汇电影时报》副主编罗君雪藏20余年的旧作。由于“种种原因”,此文当时未能发表。今旧作新刊,是作者与本刊对谢晋的一种致敬:您用一系列坚实力作矗立的“现实主义电影模式”经过岁月洗礼,越发证实了它的生命力,您当含笑九泉。
谢晋宴客绿波廊
谢晋嗜酒在电影圈子里颇为出名。可今晚他端起这杯酒,眼睛湿润,鼻梁上架着的那副秀琅眼镜模糊了,端酒杯的手有点颤抖,迟迟没有送进嘴里。他是太激动、太感慨了。
这些日子,百花奖五连冠、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芙蓉镇》获水晶球大奖的殊荣,使谢晋再一次成为引人注目的新闻人物。今晚谢晋在城隍庙绿波廊用刚拿到的奖金请客,还专门带上一瓶自己珍藏已久的五粮液。他请的是些不寻常的尊贵客人啊!
客人中有不少是已经从电影第一线退出的似乎被人们遗忘了的人物。
客人中有他的老师,这些电影界的老前辈,早在五十年代他当副导演的时候,他们就去参加国际电影节了,其中包括今天他获奖的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他到机场送过他们,他们的作品虽然没有获得大奖,但他们都曾经是才华横溢啊!
客人中有五十年代上影厂“五花社”的社友,那是厂里一批青年电影工作者自发组织起来的艺术沙龙,参加者思想活跃,当时就在探讨电影如何才能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可是一场无情的急风暴雨的政治运动,一下子就把它摧残得七零八落,闪耀了一阵的探索、创新的火星于是乎被浇灭了。
客人中有牛棚里的难友,可当年的那些患难知交有的已经不能接受他的邀请了,无休止的批斗、精神肉体的折磨使他们早早离开了人世,他们的智慧与艺术创作能力也随之一同见上帝了。
客人中还有上影厂老厂长,在他遇到困难、挫折时总能给他以鼓励和支援,甚至代他受过。
这个庆贺他获奖的晚宴,引起的是一连串往事的回忆。
今天,大家在饭桌上用轻松的谈笑来叙叙往事,但这种回忆是沉重的。过多的灾难、过多的辛酸,它引起谢晋一阵阵心灵的痛楚和颤抖。他不愿今日的殊荣掩盖他昨天的艰难行走。中国电影出版社要出版他的一本文集,他把这本文集定名为《脚印》,并请陈荒煤同志写了序。出版社的人对他说:不要请名人作序,请名人作序己不时髦了。谢晋说:“荒煤在我眼里不是名人,他是我们的老师和前辈。《脚印》不仅仅是我走过的脚印,它也是我们国家整个政治社会生活的脚印,也有夏衍、陈荒煤脚印的痕迹。”
《脚印》所收的几篇论文,他悉数照发表时的本来面目一字不改。哪怕是今天看来是一些僵化的、错误甚至于可笑的观点,今天人家不会再去引用的毛泽东语录,他也一概保留。他就是要让年轻的朋友们看看,他这一代人是怎么走过来的,他的存在离不开地球、离不开历史,他是深深地扎根在自己生活的这块土地上。他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不是他的一厢情愿,这是生活选择、历史选择的结果。他的作品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来自于历史,来自于生活,真实的生活。其中被扭曲的部分,反映的也仍然是当年生活的真实!
难忘风雨五花社
数十年的创作历程,谢晋似乎都在泥泞沼泽地里,在阴霾、暴风雨中挣扎、跋涉。风调雨顺的季节实在不可多得。回首身后的脚印,深深浅浅坑坑洼洼。
在充满荆棘和困惑的创作道路上,毕竟还有一些值得谢晋留恋难忘的时刻。那是五十年代中期,当年的五花社呀!
如今人们一谈电影体制改革,谢晋会情不自禁地哼哼说:“现在的体制改革步子那么保守,这些改革方案实际上远远没有当年的五花社思想解放。现在非党人士当厂长、局长,好像很新鲜,当年天马、海燕、上影三个厂的厂长,两个是党外人士,有一位厂长还是民盟成员。剧本投产厂长说了算,哪有今天这么多道道关卡的审查。可惜当时的大好形势,一阵狂风刮来,方向完全逆转了。”
还是让历史的老人发言吧!
1953年,当国家对电影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谢晋开始全身心投入创作,正式以一名导演的身份站到了摄影机前。当时他的勤奋好学和才气尚鲜为人知。他对现在有些青年人不愿意当场记、副导演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轻易放弃向老一辈学习的机会呢?谢晋曾经当过八部影片的副导演,他在沈浮、陈鲤庭、桑孤、石挥、杨华等老导演手下都当过助手,从他们身上细心学习长期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充实自己。他不仅仅从摄影棚里学到东西,年仅二十岁的谢晋在五十年代初解剖意大利影片《罗马十一点钟》竟十次、二十次地一格格拉胶片,为了审视一个镜头,从人物性格到影片节奏,从光影运用到美工服装道具都进行细微地品味和反复地咀嚼。并且写下了数万字的“创作札记”,这份札记即使在今天,它也仍是一份颇有份量的电影理论上的上乘之作。谢晋的影片、他在影坛上为什么能立于不败之地,这篇“札记”在一定程度上向人们透露成功的奥秘。
1955年,他和王力合作导演的影片《水乡的春天》在今天看来,它是一种政治的需要,用阶级斗争观点写农业合作社运动,但是影片在艺术上处理不凡。厂领导组织大家学习观摩这部片子。著名电影艺术家应云卫接到通知后,打趣地说:“啥,让我们来学习,我倒要看看怎么回事。”看完影片之后,应云卫向大家挤挤眼睛:“我还真服啦!”
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给创作人员心里投下自由创作的光芒。谢晋与厂里的同志无不欢欣雀跃,人人摩拳擦掌,为开辟电影新天地,更上一层楼付出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上影厂自上而下一股热情地投身于电影体制的改革,响亮地提出了“三自一中心”的改革方案,即自负盈亏、自由创作、自由组合,导演中心。上影分属江南、海燕、天马三个厂,厂间相互竞赛。天马厂由石挥牵头,谢晋、徐昌霖、杨华、白沉自由组合成立了五花社创作集体。海燕、江南也分别建立五老社、老五花社。后来沈寂也要求参加进来。五花社的名字还是瞿白音起的呢!弥漫在这个创作集体里的是令人钦羡的学术气氛、竞争气氛。
那是一个至今令人缅怀的里程。五花社的人在议论,为什么电影只能描写工农兵?知识分子在建设新生活中不也作出自己的贡献?探讨、争辩,为的是要破破教条主义的框框。谢晋的成名作《女篮五号》,石挥的《雾海夜航》,徐昌霖的《情长谊深》、《五朵金花》,这批作品就是他们思考、探索的成果。
他们在作品里用赤子之心去拥抱生活,真诚地歌颂新社会,他们蛮以为会得到母亲的夸奖。
历史的车轮如果能沿着这个轨迹一往直前,那该多好。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们的歌声多么嘹亮……突然间歌声消失,反击右派进攻的狂浪吞噬了这一切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昨晚还在摄影棚里挑灯夜战,转瞬间空气中一片沉寂。
谢晋怎么也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五花社里大部分成员被打成了右派。石挥、沈寂、杨华,无一幸免。
我问谢晋,你也是说话不留边的人,怎么没被挂上右字号?老谢闷声闷气地说:“《女篮五号》救了我。”他的回答含有一丝苦涩,“当时文化部决定这部影片赶送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我日以继夜在摄影棚里赶制,厂里任何会议都不让参加。反右斗争一开始,查来查去查不到我的发言记录。但我也不轻松,组织上找我谈话要我站稳立场,投身反右斗争。”
谢晋平时说话声如洪钟,人未到声音先到。篮球场、足球场上的比赛,他是一名优秀的后卫。豁达、开朗,从不知忧愁为何物。他跟我说起在重庆国立剧专读书的时候,少年气盛又爱打抱不平,有一次与同学大打出手,被校方关了禁闭。同班同学方伯为他送饭,他嫌饭菜不好吃,叫方伯送碗蛋炒饭来,方伯气恼地说他“关禁闭也没心事”。
此刻,他在人生的道路上第一次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他沉默了,球场上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厂里开批判吴永刚的会,领导指定要他发言,他哭丧着脸对领导说:吴永刚就是和我一样爱喝点酒,喝醉后多说了几句。吴永刚导演为人正直、待人肝胆相照,他怎么会反党呢!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已带着哭声了。
第二天,厂里的简报上赫然写着:以谢晋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到现在还把吴永刚口口声声说成是老前辈,要消灭这种右倾情绪。
谢晋思想混乱极了。他弄不懂石挥怎么也成了右派。石挥和他是一对打不散的哥俩好,俩人都爱喝点酒,他敬佩石挥,演什么像什么,表演出神入化,是中国舞台、银幕上不可多得的一位演员。他的性格也讨人喜欢,豪爽、义气、待人热情似火。解放后,人民政府授予他“老艺人”的光荣称号,并当选为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怎么能和“反动”二字沾上边啊!
“你要相信党、你要相信党的政策。”是呀,自己怎么能够对党领导的这场斗争怀疑呢?是自己阶级出身的劣根吗?一次次帮助、谈话、批评,谢晋终于有所醒悟,在批判会上发言了。记得那天开完石挥的批判会后谢晋走路摇晃,糊里糊涂地走出了厂门,他连骑自行车的力气都没有了。从厂里步行到了宁波路上的家里。这一晚,他连电灯也不开,坐在黑暗的卧室里,双手抱着头泪水不断,彻夜未眠。
“反击”的子弹射中了他的良师益友,射中了无数他所敬爱的人,也穿透了他的心灵,他深深地被伤害了。
批判会后,带着沉重的心情来到石挥的家、来到白沉家,他一一握着那曾经在摄影机前指挥千军万马的手:“你们要经得起考验,要相信党啊!”他自己也说不清,他的话是不是言不由衷。
石挥含冤离世了,白沉劳改十余年。当白沉在劳改地摘帽回到上海,谢晋第一个设宴为他们夫妇俩重新团聚把盏洗尘。
偶尔翻阅报刊资料,看到千家驹先生在罗隆基平反昭雪会上说的一句话:“向罗隆基在天之灵道歉。”谢晋说他为千家驹这句话流了泪。
回忆这段扭曲的历史时,谢晋说话的声音很低沉,时时哽噎,甚至泣不成声,情绪很不平静。“解放后从批《武训传》开始我们批孙瑜、批赵丹、后来批《红楼梦》、批俞平白,我都参加了。我连想也没有想自己的投入有什么过错。反右斗争,我第一次陷入了矛盾,一方面是党领导的运动,一方面是自己的挚友、老师成为‘敌人’。我不止一次在大会上、小会上检讨自己缺乏阶级斗争观念,缺乏阶级斗争分析。多少年了,我们干了许许多多愚蠢事情,中国人中四十岁以上的,谁敢拍胸脯说我没有执行过左的或右的错误路线,说过左的或右的话。哪一个敢这样站出来说啊!如认识不到这一点就意识不到今天改革的艰难,艺术家没有这样切肤之痛,出不了大作品、好作品。”
这段人生的风雨沧桑,使谢晋的作品对生活有着敏锐、深沉的观照和思考。
谢晋把这种醒悟、反思铸进了他的作品。在《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里,你可以窥视到一个艺术家的良知。这是后话了。
坎坷女篮娘子军
鞭挞丑恶和暴露阴暗面,需要勇气。但是用谢晋的话说:“歌颂也难哪。”谢晋的《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都是掷地有声的现实主义力作。但是就连这些作品也逃脱不了“左”的文艺路线的棍子。剖析这几部影片,管中窥豹,可知谢晋在崎岖的羊肠小路上艰难攀登的端倪。
那个年代,你不能笼统的提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必须加上革命二字。革命的现实主义,在某些人的眼里实质是极左文艺路线的代名词,是教条主义、公式化、概念化的代名词。到了文革,就发展成为“三突出”的代名词。
《女篮五号》是一部描写中国老一辈运动员命运和爱情的影片,荣获1957年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影片展览“银质奖章”。1960年墨西哥国际电影周“银帽奖”。可是当时影片拿到国家体委放映,却被扣上锦标主义和没有党领导的帽子,差点被枪毙。后来贺龙拿去看了这部影片非常喜欢,完全肯定了这部作品,影片这才未被打入冷宫。
贺龙看了《女篮五号》之后,十分关心女篮五号的扮演者曹其纬。有一次在座谈会上贺龙与谢晋聊天之后,转过身去十分慈爱地问在场坐着的曹其纬:“你怎么还没入团呢?”小曹喃喃地说:“他们说我家庭出身不好。”贺龙又问:“你见过祖父吗?”小曹十分委曲地流着泪说:“我、我没有见过,可我祖父(曹汝霖)是大汉奸。贺龙拍拍她的肩膀安慰道:“写一个对祖父的认识交给团组织。”之后,贺龙指示体委不要像要求入党那么严嘛,曹其纬这才入了团,诚惶诚恐给贺龙、谢晋写信表示了由衷感激。
仅仅依靠某个领导的喜好挽救一部影片是靠不住的。果然文革中贺龙被打倒了,《女篮五号》也被踩上了一只脚。谢晋关进了牛棚。演员曹其纬受株连更惨了,游街、无休止的皮肉之苦,她成了“反革命贺龙的宠儿”,被批判斗争得死去活来。后来下放到江南造船厂,体委造反派指示要给她最重最脏的活。但是工人们对她还不错,暗中保护着她。
《红色娘子军》描写一个女奴的成长,热情地歌颂了革命战争。《红》片是广东部队作家梁信根据总政发的通知,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作品。剧本寄到某家电影厂,当时反修之风正炽,苏联作家丘赫拉依的《燕南飞》、《一个人的遭遇》、《第四十一个》等作品正遭到禁演和批判。这家电影厂感到剧本把战争描写得太残酷,有修正主义倾向,迫于形势,退了剧本。
谢晋就在这个大背景下接过《红色娘子军》剧本。他非常喜欢这个题材,认为是真正按照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写了战争,写了人,人物有血有肉,战争的描写比较真实。说它残酷,战争本来就是残酷无情的嘛。
但是现在人们看到的影片已非昔日剧本之全貌。原剧本中洪常青和吴琼花在革命战争的洗礼中建立起非常纯真的爱情。谢晋将它拍得很美,结尾的处理:洪常青牺牲了,琼花接替了党代表的位置,擦干了身上的血渍,带领娘子军继续前进。但是局、厂领导根据当时的反修形势,一再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坚决要剪掉爱情戏,加进革命乐观主义的内容。在局、厂委会上讨论《红》片的修改,谢晋和瞿白音不是委员作为列席代表参加。谢晋据理力争,他认为有关的爱情戏写得非常严肃、纯真,它有助于揭示人物内心深处的崇高精神境界,当时只有瞿白音一个人支持他的意见不能剪。局、厂领导也非草木,岂能无情,谢晋哪里知道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看了片子大为光火,责令一定要剪去上述内容,与此同时,风言四起,什么“战争残酷论”、“爱情至上论”……不得已,谢晋只得痛惜剪掉洪常青与琼花的爱情片段,结尾增加了虚拟的革命乐观主义画面,让师长在动员大会上演说:“现在红军革命形势很好……”
影片送到北京,夏衍、陈荒煤看后,听了谢晋的汇报跳起来,怎么可以这样剪呢!但这些电影界的老前辈又能如何?他们也是泥菩萨过河,很快身陷囹圄,成为左的文艺路线射击靶子。
《红》片尽管动了剪刀,谢晋还是在创作中顽强地把握住影片的灵魂——琼花从女奴到战士,从战士到党代表这条主线。所以谢晋还能在首都政协礼堂,从郭沫若手中接过第一届百花奖最佳导演的奖状,这部作品至今还有它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
醒悟反思启征程
1962年,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北京新侨饭店会议,会议重申了双百方针,提出了要真正的百花齐放。它给死气沉沉的文艺界吹进了一股融融的春风。《舞台姐妹》、《阿诗玛》上马了。
1964年《舞台姐妹》刚拍到一半,风向又开始转了。阴云笼罩着整个文艺界,正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眼看着暴风骤雨就要来临啦。
上影厂《舞台姐妹》与《霓虹灯下的哨兵》两部片子的化装间只有一板之隔。一个在五号棚,一个在六号棚。《霓》片是上级指示根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精神拍摄的。谢晋拍摄《舞》片时真是汗毛凛凛。摄制组一直在提心吊胆的状态下工作。为了不挨批,影片贴上了许多政治标签。戏的后半部分借江波的嘴讲了许多大道理,以增强政治性和思想性。影片的结尾,原来月红和春花有一段对话,月红说:“以后我要认真地唱戏,要好好地做人。”问春花想什么时,春花说:“我在想今后做什么样的人,唱什么样的戏。”一想到什么阶级说什么话,马上把对话改成让春花说:“让我们改造世界观,演革命戏、做革命人。”即使如此用心良苦、大唱颂歌,影片也在劫难逃。
二十二年过去,当年排炮齐鸣批判《舞台姐妹》的文章,早己锁进了资料库。我随意翻出一本资料,上面已落上了厚厚的一层灰土,那刺鼻的霉味和已经发黄、发脆的纸张,都毫不含糊地告诉你这一切历史上曾经确确实实发生过。
1966年5月17日至5月底,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中国各大报纸刊登批判《舞》片的文章,竟达数十万字之多。今天的年轻人也许觉得这不可思议。可是白纸黑字:《舞台姐妹》宣扬资产阶级个人奋斗;反对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抹杀阶级矛盾;取消阶级斗争;鼓吹三十年代资产阶级文艺路线;鼓吹文艺工作者不必与工农兵相结合;公然与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唱对台戏,等等等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关在牛棚里,谢晋冥思苦想,审视自己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距离到底在哪里!
袁雪芬就跟他关在一起,这位实践了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的艺术家,自然也成了反动的了。
张春桥的话给了他当头一棒。在某一批判文艺黑线的大会上,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说:“你们这些人,包括夏衍在内,是情不自禁地从血液里流出来的反动意识。”
怎么是情不自禁地从血液里流出来的反动意识?谢晋查遍了自己身上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根筋络,也查不出反动二字啊!
出身于浙江上虞县书香门第的谢晋,其祖父谢佐清和巾帼英雄秋瑾有着莫逆之交,又和光复会首领徐锡麟志同道合,他从小受到熏陶和潜移默化的进步思想的影响,使他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贯注着一种深情的爱。在上海读初中的时候,只要在海报上看到中国人和外国人球赛的消息,他每场必到,必为自己的球队助威。赛场外的他,情绪的起伏比赛场上的运动员还激烈,我们的球队踢进一个球,他就大喊大叫,高兴得就像是自己踢进的一样。
九一八、一二八,日本燃起了侵略战火,爱国将领谢晋元和八百壮士在胶卅公园与日本鬼子激战壮烈牺牲,血气方刚的谢晋自动地带上了黑纱,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
上海沦陷,父亲为他办好去香港入学的手续,可十七岁的他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到四川去,那里是进步力量的所在地。
香港—湛江—榆林—柳州—广西—桂阳—重庆,一路艰苦跋涉,从重庆到江安国立剧专所在地还有八百里路程,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全凭步行,他拖着几件小行李,路上又患上痢疾,挣扎到目的地时人已瘦得皮包骨头。
新中国诞生,他欢呼雀跃。他是上影厂最早到华东革命军政大学学习的学员。他是上影厂第一任工会主席,他满腔热情竭尽全力地去拍摄好每一部作品。
在谢晋看来,爱国主义是非常具体的。德国人对贝多芬有强烈的自豪感、英国人津津乐道莎士比亚,谢晋对我们民族文化巨人说起来总是激动不已。在他心目中,李白、杜甫、曹雪芹比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更亲切,《中国文学史》他随身带,他的史地、文学知识很渊博,考试的成绩也特别好。
这就是他血液里流动着的东西,这难道就是反动意识?他茫然、他痛苦不堪,他无法想明白这种伤害来自于某种愚昧、某种极权和荒谬。
十年前,年青的谢晋和他的同伴们曾经批判过孙瑜、批判赵丹、俞平白……到了文化大革命,他自己也升格到了孙瑜……的位置。
文化大革命使整个人类的四分之一,不分男女老幼一古脑儿地卷了进去。检举、被检举;揭发、被揭发;批判、被批判,谢晋竟成了修正主义在电影界的代表人物。
无休止的批斗,示众、抄家、皮肉之苦、人的尊严扫地,他抿紧嘴唇,咬牙挺住。他最担心的是两个弱智的儿子。每到黄昏他在牛棚里站在窗前会自言自语:这两个孩子在家不知怎么样了?他曾对一位“牛友”说:将来要是能出去,没有工作做,我就带着孩子回乡种田去。
谢晋的忧虑和担心不是多余的。那是永远不能从他的记忆中抹去的一天——他又被造反派三堂会审,拳脚相加。带着满身的青紫伤痕,他疲惫地走回家中。远远的,家门口路旁的垃圾箱里传出嗷嗷的哭泣声。第六感觉告诉他,这是他儿子的哭声。他立刻紧张起来,急步上前,被塞在垃圾箱里的果然是他患癫病的儿子。孩子衣服被撕破,浑身污秽,嘴里还塞着黑糊糊的粪便。他双手抱出儿子,精神崩溃了。
父母相继在文革中自杀、病故。一个个熟悉的好友自杀了。
为新中国电影事业作出杰出贡献、才华出众的艺术家一个个被打翻在地,有的永远离开了人间,连舒秀文这样的优秀演员,曾经得到过毛泽东多次接见的也难以幸免。
刘琼、舒适、沈寂、杨华、齐闻绍、司马文申、陶金等原来都在香港从事进步活动,听到新中国的礼炮声,他们组织了一系列为庆祝祖国新生的活动。结果被当局作为共产党人分子赶出香港。轮船驶进黄浦江码头时,哪一个不是望着五星红旗兴奋得泪水盈眶,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一个不成了批斗对象,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谢晋对这场浩劫的认识,醒悟是比较晚的。造反派斗、“四人帮”批,他从红宝书中去找答案,从自己的世界观、阶级立场、家庭出身上找原因、挖根子,带着认罪、悔罪的心情,交待、检讨写了一大堆。
1970年7月底的一个晚上,天气异常闷热,谢晋和一帮“牛鬼蛇神”劳动改造了一天,回到窝棚里已浑身散架。刚躺到床上,造反派一脚踢开了芦席门,“谢晋给我滚出来”。他战战兢兢地坐上了吉普车。
“四人帮”的一个余党把他从“五七”干校叫到样板戏《海港》剧组,后来又让他拍了《春苗》、《磐石湾》。这个余党在一次大会上宣布说:“谢晋是资产阶级思想非常严重、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非常典型的人物,但是经过七斗八斗,他终于回到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上来了。”谢晋听到这句话,情不自禁地痛哭流涕,为自己终于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而激动。
四人帮粉碎后,一些在文革中犯过错误的干部、艺术家陆续解放。有人说:“谢晋这个人绝对不能解放,他拍过《春苗》……他效忠四人帮。”说这些话的人,有的还是他原来的好朋友。谢晋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他对自己进行了深深的剖析。这个剖析过程是十分痛苦的,也是认真的。请听他的心声——
“江青一伙点名要我去‘样板戏剧组’,这种命运果然不是个人所左右得了的,但是心灵的纯净却是应该自己努力追求的,当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正在蒙受灾难时,自己却由于个人境遇的某些改变而产生侥幸,我永远会记住自己一生中的这段教训,我从民族的、个人的遭遇、悲剧、错误和挫折中开始了反思,我将自己的反思成果浇铸在日后的作品里。”
三中全会的召开给作家、艺术家提供能够直面人生、直面现实、敢于总结历史教训的可能性了。谢晋带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反思精神开始了新的创作。
辉煌力作矗高峰
1980年,谢晋着手拍摄《天云山传奇》,影片在当时触及了一个非常敏感的题材——右派问题。鲁彦周撰写的小说拿到手,还没有看完,他已哭得喘不过气来,五十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谢晋认为,这个耸人听闻的历史教训,艺术家应该对它发言了。小说中的人物宋薇、罗群、以至吴遥一齐在他的脑海中活动了起来。这些人都是当年谢晋非常熟悉或自己经历过的,宋薇身上不有着当年自己的影子吗?
浩劫留下的阴影并不能一下子从人们的心头、记忆中抹去。许多人对老谢苦口婆心地劝说:“你苦头还没有吃够呀!”不,正是因为苦头吃够了,不能再重复历史的悲剧了,他才不放弃这个题材。回顾民族的灾难和代价,他没有丝毫的动摇。
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东北大地一片冰封,白皑皑的厚雪分不出天与地。谢晋穿着军棉大衣,带着狗皮帽和演员、创作人员在茫茫的雪地里已经拍摄了半个多月了。有时演员们刚刚拿起两个硬捧棒的面包、馒头,谢晋一声令下:“抢拍冯晴岚雪地拉车!”雪地里立即刻下两行深深的长长的车轮印子。他呐喊、他呼唤:“让冯晴岚式的好人在我们生活中多一些、再多一些,让吴遥这样的人少一点再少一点,让宋薇这样的人觉醒得快一点再快一点!”
影片出来,谢晋收到几万封观众来信,几万封呀!一部影片引起观众如此强烈的共鸣,在他是震惊的,在中国电影史上恐怕也是罕见的。来信不仅仅是赞扬他的艺术成就,绝大多数人看完影片之后,都把自己摆了进去,与剧中人共诉共泣,夫妻抱头痛哭,全家抱头痛哭,有的从冯晴岚身上找到了生活勇气,有的有宋薇式的经历,痛不欲生,也有吴遥式的人物看了很不舒服。
就连这样一部深刻反思历史的影片,有的地方竟然禁映,有张报纸还发表社论,批判《天》片是株大毒草。但是广大观众支持了这部影片,许多专家学者也支持了这部影片。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在生命垂危之际,一面输液、一面写文章,他用生命的最后一刻支持这部作品。谢晋到医院里去看他,孙冶方声音微弱地对他说:“历史不能再重演呀!”
谢晋的心颤抖了,他是深切懂得这句话的含义的。
继《天云山传奇》之后,谢晋又接了“右派”题材的剧本《牧马人》(原名《灵与肉》,作者张贤亮)。“右派题材不要搞了。”这是来自权威方面的声音。那些关心他的老前辈也劝他回避一下,幸而上影厂老厂长徐桑楚、文学部主任石方禹对他表示了理解,担着风险支持他的创作。摄制组奔赴兰州外景地,加急电报打到谢晋住处,“情况有变,暂时按兵不动。”一等二十多天,来自多方的消息:《牧马人》要下马。有的口气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各种各样的政治压力接踵而至。
当年局、厂有的领导迫于形势也曾违心地要谢晋对《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等片动剪刀,过后无不后悔。在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今天局、厂领导也在吸取历史的教训,不再唯唯诺诺,徐桑楚、石方禹为争取拍摄权而多方奔走、申诉。
在兰州待命的日子里,谢晋喜欢一个人站在海拔三千多公尺的山坡上极目远望,这里在唐朝时曾经是国家饲养军马的基地,最多时达一万多匹。脚下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尽管严冬还没有完全过去,但是那富有生命力的野草己倔强地从地平线上露出了绿色的芽芽,生命的象征。他相信,文艺创作会有一个真正的、百花齐放的绿色春天的到来。眼前的这一点寒冷又算得了什么。
上海市的领导出面撑腰:《牧马人》继续拍下去。老厂长徐桑楚连夜赶到摄制基地,把这个决定告诉大家,谢晋和大家一一拥抱,激动得又哭又笑。“开麦啦”,停止了二十多天的摄影机重又欢快地转动起来。
锦江小礼堂座无虚席。《牧马人》刚一放完,数学家苏步青第一个站了起来,向谢晋走去,按捺不住兴奋地连说:“好戏、好戏,《牧马人》是我这几年看到的最好的一部戏。”观众全体站了起来,市领导陈国栋、汪道涵经久掌声,“非常好、非常好”。赵行志的眼泪还挂在腮上就跑过来向谢晋握手祝贺。
有人说谢晋文革后的作品带有某种悲剧色彩,调子不够昂扬,我就这个问题和谢晋专门讨论过一个下午。谢晋借用刘少奇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的一句话:“要敢于实事求是,敢不敢实事求是是需要勇气的。”生活中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事业上、工作上、家庭婚姻上都会有遗憾。我们国家走了那么多弯路,发生了那么多悲剧,难道不应该在文艺作品中得到反映、得到反思吗?
谢晋谈到在“四清”运动中遇到的一件事。当时他住在一个富农家里,富农的孙子已经六七岁了,不聋不哑但不会叫人。他很纳闷,孩子的祖父告诉谢晋,因为是富农的孙子,叫人叔叔伯伯,人家不高兴,孩子也就不敢叫人了。谢晋很震动:孩子有什么罪?他在拍《芙蓉镇》的时候把这个细节揉进了作品里,安排李富贵的孙子这一角色,就是他当年生活的真实感受。
悲剧是不是与社会主义创作原则相违背?谢晋就这个问题和别人辩论得面红耳赤。他认为悲剧样式的作品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悲剧恰恰给人一种力量,是美与丑、善与恶、光明与黑暗尖锐激烈搏斗的一种表现形式,悲剧具有震撼灵魂的力量。
许多人搞不懂,谢晋经受了那么多曲折和坎坷,却依然有一颗乐观向上献身艺术虔诚的心,这是为什么?
人民、观众给予他的理解、支持和褒奖,是他的精神支柱。
1986年,《芙蓉镇》的拍摄提到谢晋的议事日程上来。这部电影由作家李准根据作家古华长篇小说改编。小说先后翻译成八国文字,曾经有三家电影制片厂想将它搬上银幕,但是这部小说改编的难度非常大。局长张骏祥看完小说后曾说:这部小说改编的难度是罕见的,什么原因呢?作者笔下的小说有许多精辟的富有哲理性的议论和带幽默感的挖苦与感叹。但这是作者主观意识的评论。他冷静地不动声色地评论了中国这一段很荒诞的历史,内涵非常丰富,你看小说很过瘾。但作家的主观议论要改变成形象化的电影语言是最难最难的。小说中人物的心理描写非常生动,作者蘸上墨水妙笔生花,但用电影镜头去表达就非常麻烦。
正因为如此,如何改编、开掘小说的内涵、角度,人们的兴味盎然。谢晋采取了一个不寻常的举动,云集了国内外数十位专家学者、作家、评论家在湖南长沙专门就《芙蓉镇》的影片创作召开了长达十多天的学术研讨会。在摄制过程中,媒体又冒出了“谢晋时代过时了”、“谢晋模式”等种种非议,谢晋力排眼前的干扰,全身心地投入拍摄。在肯定与否定、贬与褒的纷争中,《芙蓉镇》问世了。不难预料人们对谢晋以及这部作品的关切程度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这天,《芙蓉镇》片在中影公司最大的一号放映厅放映,大厅座无虚席,后来的人只能站在过道里看,笔者也挤在人群中。这是《芙》片第一次向国内观众见面。谢晋坐在最后一排,静观效果。最后一个镜头还未放完,全场就暴发出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所有的观众齐唰唰起立转过身来向谢晋致敬。《芙》片是当年中国电影节上卖出拷贝最多的一部影片。
一切委曲、疲劳都在理解沟通中得到了补偿。整整两年多,《芙》片放映盛况始终不衰。北京放映《芙》片,有的市民在市里买不到票,跑到怀柔郊县买票观看。
谢晋是我国历史上“统治”观众时间最长、拥有观众最多的导演。这不是偶然的。他和人民贴着心,他的作品自然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高山下的花环》在云南前线放映,战士们将自己的军功章献给了谢晋。
山东的妇女们做了军鞋送往云南前线,包袱上都不写自己的名字,而写上影片中女主人公韩玉秀寄。前线部队收到大量韩玉秀寄来的包裹。
他塑造的那些银幕形象生命力是惊人的。《牧马人》中的李秀芝成了广大青年心目中最心爱的女性。《芙蓉镇》里李国香的形象刻到观众的脑子里去了。扮演李国香的演员徐松子在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表演特别奖。主演《红色娘子军》的王心刚、祝希娟到海南岛,当地的人民像欢迎英雄一样欢迎他们。
谢晋的一连串辉煌力作,在中国影坛矗立起一座高峰。
谢晋经常喜欢谈到我国第一位世界乒乓冠军容国团的一句话:“人生能有几回搏。”他感到最大的苦恼是时间越来越少,对艺术生命就要倍加珍惜。他从不抱怨、消沉、泄气。他的箴言是“为老百姓多做点实事,多做点有益的事。”他常喜欢对青年朋友说:“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不看重掌声和鲜花”,应该踏踏实实做他应该做的事。
今天也许人们不理解他,但若干年后人们会公正评价他。
谢晋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他的后劲很足,他仍然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迈着坚实的脚步。他不会使观众失望,观众将对他怀着热情的期待。(本文照片由黄一庆,祖忠人提供)
谢晋宴客绿波廊
谢晋嗜酒在电影圈子里颇为出名。可今晚他端起这杯酒,眼睛湿润,鼻梁上架着的那副秀琅眼镜模糊了,端酒杯的手有点颤抖,迟迟没有送进嘴里。他是太激动、太感慨了。
这些日子,百花奖五连冠、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芙蓉镇》获水晶球大奖的殊荣,使谢晋再一次成为引人注目的新闻人物。今晚谢晋在城隍庙绿波廊用刚拿到的奖金请客,还专门带上一瓶自己珍藏已久的五粮液。他请的是些不寻常的尊贵客人啊!
客人中有不少是已经从电影第一线退出的似乎被人们遗忘了的人物。
客人中有他的老师,这些电影界的老前辈,早在五十年代他当副导演的时候,他们就去参加国际电影节了,其中包括今天他获奖的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他到机场送过他们,他们的作品虽然没有获得大奖,但他们都曾经是才华横溢啊!
客人中有五十年代上影厂“五花社”的社友,那是厂里一批青年电影工作者自发组织起来的艺术沙龙,参加者思想活跃,当时就在探讨电影如何才能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可是一场无情的急风暴雨的政治运动,一下子就把它摧残得七零八落,闪耀了一阵的探索、创新的火星于是乎被浇灭了。
客人中有牛棚里的难友,可当年的那些患难知交有的已经不能接受他的邀请了,无休止的批斗、精神肉体的折磨使他们早早离开了人世,他们的智慧与艺术创作能力也随之一同见上帝了。
客人中还有上影厂老厂长,在他遇到困难、挫折时总能给他以鼓励和支援,甚至代他受过。
这个庆贺他获奖的晚宴,引起的是一连串往事的回忆。
今天,大家在饭桌上用轻松的谈笑来叙叙往事,但这种回忆是沉重的。过多的灾难、过多的辛酸,它引起谢晋一阵阵心灵的痛楚和颤抖。他不愿今日的殊荣掩盖他昨天的艰难行走。中国电影出版社要出版他的一本文集,他把这本文集定名为《脚印》,并请陈荒煤同志写了序。出版社的人对他说:不要请名人作序,请名人作序己不时髦了。谢晋说:“荒煤在我眼里不是名人,他是我们的老师和前辈。《脚印》不仅仅是我走过的脚印,它也是我们国家整个政治社会生活的脚印,也有夏衍、陈荒煤脚印的痕迹。”
《脚印》所收的几篇论文,他悉数照发表时的本来面目一字不改。哪怕是今天看来是一些僵化的、错误甚至于可笑的观点,今天人家不会再去引用的毛泽东语录,他也一概保留。他就是要让年轻的朋友们看看,他这一代人是怎么走过来的,他的存在离不开地球、离不开历史,他是深深地扎根在自己生活的这块土地上。他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不是他的一厢情愿,这是生活选择、历史选择的结果。他的作品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来自于历史,来自于生活,真实的生活。其中被扭曲的部分,反映的也仍然是当年生活的真实!
难忘风雨五花社
数十年的创作历程,谢晋似乎都在泥泞沼泽地里,在阴霾、暴风雨中挣扎、跋涉。风调雨顺的季节实在不可多得。回首身后的脚印,深深浅浅坑坑洼洼。
在充满荆棘和困惑的创作道路上,毕竟还有一些值得谢晋留恋难忘的时刻。那是五十年代中期,当年的五花社呀!
如今人们一谈电影体制改革,谢晋会情不自禁地哼哼说:“现在的体制改革步子那么保守,这些改革方案实际上远远没有当年的五花社思想解放。现在非党人士当厂长、局长,好像很新鲜,当年天马、海燕、上影三个厂的厂长,两个是党外人士,有一位厂长还是民盟成员。剧本投产厂长说了算,哪有今天这么多道道关卡的审查。可惜当时的大好形势,一阵狂风刮来,方向完全逆转了。”
还是让历史的老人发言吧!
1953年,当国家对电影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谢晋开始全身心投入创作,正式以一名导演的身份站到了摄影机前。当时他的勤奋好学和才气尚鲜为人知。他对现在有些青年人不愿意当场记、副导演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轻易放弃向老一辈学习的机会呢?谢晋曾经当过八部影片的副导演,他在沈浮、陈鲤庭、桑孤、石挥、杨华等老导演手下都当过助手,从他们身上细心学习长期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充实自己。他不仅仅从摄影棚里学到东西,年仅二十岁的谢晋在五十年代初解剖意大利影片《罗马十一点钟》竟十次、二十次地一格格拉胶片,为了审视一个镜头,从人物性格到影片节奏,从光影运用到美工服装道具都进行细微地品味和反复地咀嚼。并且写下了数万字的“创作札记”,这份札记即使在今天,它也仍是一份颇有份量的电影理论上的上乘之作。谢晋的影片、他在影坛上为什么能立于不败之地,这篇“札记”在一定程度上向人们透露成功的奥秘。
1955年,他和王力合作导演的影片《水乡的春天》在今天看来,它是一种政治的需要,用阶级斗争观点写农业合作社运动,但是影片在艺术上处理不凡。厂领导组织大家学习观摩这部片子。著名电影艺术家应云卫接到通知后,打趣地说:“啥,让我们来学习,我倒要看看怎么回事。”看完影片之后,应云卫向大家挤挤眼睛:“我还真服啦!”
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给创作人员心里投下自由创作的光芒。谢晋与厂里的同志无不欢欣雀跃,人人摩拳擦掌,为开辟电影新天地,更上一层楼付出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上影厂自上而下一股热情地投身于电影体制的改革,响亮地提出了“三自一中心”的改革方案,即自负盈亏、自由创作、自由组合,导演中心。上影分属江南、海燕、天马三个厂,厂间相互竞赛。天马厂由石挥牵头,谢晋、徐昌霖、杨华、白沉自由组合成立了五花社创作集体。海燕、江南也分别建立五老社、老五花社。后来沈寂也要求参加进来。五花社的名字还是瞿白音起的呢!弥漫在这个创作集体里的是令人钦羡的学术气氛、竞争气氛。
那是一个至今令人缅怀的里程。五花社的人在议论,为什么电影只能描写工农兵?知识分子在建设新生活中不也作出自己的贡献?探讨、争辩,为的是要破破教条主义的框框。谢晋的成名作《女篮五号》,石挥的《雾海夜航》,徐昌霖的《情长谊深》、《五朵金花》,这批作品就是他们思考、探索的成果。
他们在作品里用赤子之心去拥抱生活,真诚地歌颂新社会,他们蛮以为会得到母亲的夸奖。
历史的车轮如果能沿着这个轨迹一往直前,那该多好。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们的歌声多么嘹亮……突然间歌声消失,反击右派进攻的狂浪吞噬了这一切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昨晚还在摄影棚里挑灯夜战,转瞬间空气中一片沉寂。
谢晋怎么也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五花社里大部分成员被打成了右派。石挥、沈寂、杨华,无一幸免。
我问谢晋,你也是说话不留边的人,怎么没被挂上右字号?老谢闷声闷气地说:“《女篮五号》救了我。”他的回答含有一丝苦涩,“当时文化部决定这部影片赶送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我日以继夜在摄影棚里赶制,厂里任何会议都不让参加。反右斗争一开始,查来查去查不到我的发言记录。但我也不轻松,组织上找我谈话要我站稳立场,投身反右斗争。”
谢晋平时说话声如洪钟,人未到声音先到。篮球场、足球场上的比赛,他是一名优秀的后卫。豁达、开朗,从不知忧愁为何物。他跟我说起在重庆国立剧专读书的时候,少年气盛又爱打抱不平,有一次与同学大打出手,被校方关了禁闭。同班同学方伯为他送饭,他嫌饭菜不好吃,叫方伯送碗蛋炒饭来,方伯气恼地说他“关禁闭也没心事”。
此刻,他在人生的道路上第一次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他沉默了,球场上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厂里开批判吴永刚的会,领导指定要他发言,他哭丧着脸对领导说:吴永刚就是和我一样爱喝点酒,喝醉后多说了几句。吴永刚导演为人正直、待人肝胆相照,他怎么会反党呢!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已带着哭声了。
第二天,厂里的简报上赫然写着:以谢晋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到现在还把吴永刚口口声声说成是老前辈,要消灭这种右倾情绪。
谢晋思想混乱极了。他弄不懂石挥怎么也成了右派。石挥和他是一对打不散的哥俩好,俩人都爱喝点酒,他敬佩石挥,演什么像什么,表演出神入化,是中国舞台、银幕上不可多得的一位演员。他的性格也讨人喜欢,豪爽、义气、待人热情似火。解放后,人民政府授予他“老艺人”的光荣称号,并当选为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怎么能和“反动”二字沾上边啊!
“你要相信党、你要相信党的政策。”是呀,自己怎么能够对党领导的这场斗争怀疑呢?是自己阶级出身的劣根吗?一次次帮助、谈话、批评,谢晋终于有所醒悟,在批判会上发言了。记得那天开完石挥的批判会后谢晋走路摇晃,糊里糊涂地走出了厂门,他连骑自行车的力气都没有了。从厂里步行到了宁波路上的家里。这一晚,他连电灯也不开,坐在黑暗的卧室里,双手抱着头泪水不断,彻夜未眠。
“反击”的子弹射中了他的良师益友,射中了无数他所敬爱的人,也穿透了他的心灵,他深深地被伤害了。
批判会后,带着沉重的心情来到石挥的家、来到白沉家,他一一握着那曾经在摄影机前指挥千军万马的手:“你们要经得起考验,要相信党啊!”他自己也说不清,他的话是不是言不由衷。
石挥含冤离世了,白沉劳改十余年。当白沉在劳改地摘帽回到上海,谢晋第一个设宴为他们夫妇俩重新团聚把盏洗尘。
偶尔翻阅报刊资料,看到千家驹先生在罗隆基平反昭雪会上说的一句话:“向罗隆基在天之灵道歉。”谢晋说他为千家驹这句话流了泪。
回忆这段扭曲的历史时,谢晋说话的声音很低沉,时时哽噎,甚至泣不成声,情绪很不平静。“解放后从批《武训传》开始我们批孙瑜、批赵丹、后来批《红楼梦》、批俞平白,我都参加了。我连想也没有想自己的投入有什么过错。反右斗争,我第一次陷入了矛盾,一方面是党领导的运动,一方面是自己的挚友、老师成为‘敌人’。我不止一次在大会上、小会上检讨自己缺乏阶级斗争观念,缺乏阶级斗争分析。多少年了,我们干了许许多多愚蠢事情,中国人中四十岁以上的,谁敢拍胸脯说我没有执行过左的或右的错误路线,说过左的或右的话。哪一个敢这样站出来说啊!如认识不到这一点就意识不到今天改革的艰难,艺术家没有这样切肤之痛,出不了大作品、好作品。”
这段人生的风雨沧桑,使谢晋的作品对生活有着敏锐、深沉的观照和思考。
谢晋把这种醒悟、反思铸进了他的作品。在《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里,你可以窥视到一个艺术家的良知。这是后话了。
坎坷女篮娘子军
鞭挞丑恶和暴露阴暗面,需要勇气。但是用谢晋的话说:“歌颂也难哪。”谢晋的《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都是掷地有声的现实主义力作。但是就连这些作品也逃脱不了“左”的文艺路线的棍子。剖析这几部影片,管中窥豹,可知谢晋在崎岖的羊肠小路上艰难攀登的端倪。
那个年代,你不能笼统的提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必须加上革命二字。革命的现实主义,在某些人的眼里实质是极左文艺路线的代名词,是教条主义、公式化、概念化的代名词。到了文革,就发展成为“三突出”的代名词。
《女篮五号》是一部描写中国老一辈运动员命运和爱情的影片,荣获1957年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影片展览“银质奖章”。1960年墨西哥国际电影周“银帽奖”。可是当时影片拿到国家体委放映,却被扣上锦标主义和没有党领导的帽子,差点被枪毙。后来贺龙拿去看了这部影片非常喜欢,完全肯定了这部作品,影片这才未被打入冷宫。
贺龙看了《女篮五号》之后,十分关心女篮五号的扮演者曹其纬。有一次在座谈会上贺龙与谢晋聊天之后,转过身去十分慈爱地问在场坐着的曹其纬:“你怎么还没入团呢?”小曹喃喃地说:“他们说我家庭出身不好。”贺龙又问:“你见过祖父吗?”小曹十分委曲地流着泪说:“我、我没有见过,可我祖父(曹汝霖)是大汉奸。贺龙拍拍她的肩膀安慰道:“写一个对祖父的认识交给团组织。”之后,贺龙指示体委不要像要求入党那么严嘛,曹其纬这才入了团,诚惶诚恐给贺龙、谢晋写信表示了由衷感激。
仅仅依靠某个领导的喜好挽救一部影片是靠不住的。果然文革中贺龙被打倒了,《女篮五号》也被踩上了一只脚。谢晋关进了牛棚。演员曹其纬受株连更惨了,游街、无休止的皮肉之苦,她成了“反革命贺龙的宠儿”,被批判斗争得死去活来。后来下放到江南造船厂,体委造反派指示要给她最重最脏的活。但是工人们对她还不错,暗中保护着她。
《红色娘子军》描写一个女奴的成长,热情地歌颂了革命战争。《红》片是广东部队作家梁信根据总政发的通知,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作品。剧本寄到某家电影厂,当时反修之风正炽,苏联作家丘赫拉依的《燕南飞》、《一个人的遭遇》、《第四十一个》等作品正遭到禁演和批判。这家电影厂感到剧本把战争描写得太残酷,有修正主义倾向,迫于形势,退了剧本。
谢晋就在这个大背景下接过《红色娘子军》剧本。他非常喜欢这个题材,认为是真正按照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写了战争,写了人,人物有血有肉,战争的描写比较真实。说它残酷,战争本来就是残酷无情的嘛。
但是现在人们看到的影片已非昔日剧本之全貌。原剧本中洪常青和吴琼花在革命战争的洗礼中建立起非常纯真的爱情。谢晋将它拍得很美,结尾的处理:洪常青牺牲了,琼花接替了党代表的位置,擦干了身上的血渍,带领娘子军继续前进。但是局、厂领导根据当时的反修形势,一再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坚决要剪掉爱情戏,加进革命乐观主义的内容。在局、厂委会上讨论《红》片的修改,谢晋和瞿白音不是委员作为列席代表参加。谢晋据理力争,他认为有关的爱情戏写得非常严肃、纯真,它有助于揭示人物内心深处的崇高精神境界,当时只有瞿白音一个人支持他的意见不能剪。局、厂领导也非草木,岂能无情,谢晋哪里知道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看了片子大为光火,责令一定要剪去上述内容,与此同时,风言四起,什么“战争残酷论”、“爱情至上论”……不得已,谢晋只得痛惜剪掉洪常青与琼花的爱情片段,结尾增加了虚拟的革命乐观主义画面,让师长在动员大会上演说:“现在红军革命形势很好……”
影片送到北京,夏衍、陈荒煤看后,听了谢晋的汇报跳起来,怎么可以这样剪呢!但这些电影界的老前辈又能如何?他们也是泥菩萨过河,很快身陷囹圄,成为左的文艺路线射击靶子。
《红》片尽管动了剪刀,谢晋还是在创作中顽强地把握住影片的灵魂——琼花从女奴到战士,从战士到党代表这条主线。所以谢晋还能在首都政协礼堂,从郭沫若手中接过第一届百花奖最佳导演的奖状,这部作品至今还有它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
醒悟反思启征程
1962年,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北京新侨饭店会议,会议重申了双百方针,提出了要真正的百花齐放。它给死气沉沉的文艺界吹进了一股融融的春风。《舞台姐妹》、《阿诗玛》上马了。
1964年《舞台姐妹》刚拍到一半,风向又开始转了。阴云笼罩着整个文艺界,正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眼看着暴风骤雨就要来临啦。
上影厂《舞台姐妹》与《霓虹灯下的哨兵》两部片子的化装间只有一板之隔。一个在五号棚,一个在六号棚。《霓》片是上级指示根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精神拍摄的。谢晋拍摄《舞》片时真是汗毛凛凛。摄制组一直在提心吊胆的状态下工作。为了不挨批,影片贴上了许多政治标签。戏的后半部分借江波的嘴讲了许多大道理,以增强政治性和思想性。影片的结尾,原来月红和春花有一段对话,月红说:“以后我要认真地唱戏,要好好地做人。”问春花想什么时,春花说:“我在想今后做什么样的人,唱什么样的戏。”一想到什么阶级说什么话,马上把对话改成让春花说:“让我们改造世界观,演革命戏、做革命人。”即使如此用心良苦、大唱颂歌,影片也在劫难逃。
二十二年过去,当年排炮齐鸣批判《舞台姐妹》的文章,早己锁进了资料库。我随意翻出一本资料,上面已落上了厚厚的一层灰土,那刺鼻的霉味和已经发黄、发脆的纸张,都毫不含糊地告诉你这一切历史上曾经确确实实发生过。
1966年5月17日至5月底,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中国各大报纸刊登批判《舞》片的文章,竟达数十万字之多。今天的年轻人也许觉得这不可思议。可是白纸黑字:《舞台姐妹》宣扬资产阶级个人奋斗;反对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抹杀阶级矛盾;取消阶级斗争;鼓吹三十年代资产阶级文艺路线;鼓吹文艺工作者不必与工农兵相结合;公然与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唱对台戏,等等等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关在牛棚里,谢晋冥思苦想,审视自己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距离到底在哪里!
袁雪芬就跟他关在一起,这位实践了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的艺术家,自然也成了反动的了。
张春桥的话给了他当头一棒。在某一批判文艺黑线的大会上,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说:“你们这些人,包括夏衍在内,是情不自禁地从血液里流出来的反动意识。”
怎么是情不自禁地从血液里流出来的反动意识?谢晋查遍了自己身上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根筋络,也查不出反动二字啊!
出身于浙江上虞县书香门第的谢晋,其祖父谢佐清和巾帼英雄秋瑾有着莫逆之交,又和光复会首领徐锡麟志同道合,他从小受到熏陶和潜移默化的进步思想的影响,使他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贯注着一种深情的爱。在上海读初中的时候,只要在海报上看到中国人和外国人球赛的消息,他每场必到,必为自己的球队助威。赛场外的他,情绪的起伏比赛场上的运动员还激烈,我们的球队踢进一个球,他就大喊大叫,高兴得就像是自己踢进的一样。
九一八、一二八,日本燃起了侵略战火,爱国将领谢晋元和八百壮士在胶卅公园与日本鬼子激战壮烈牺牲,血气方刚的谢晋自动地带上了黑纱,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
上海沦陷,父亲为他办好去香港入学的手续,可十七岁的他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到四川去,那里是进步力量的所在地。
香港—湛江—榆林—柳州—广西—桂阳—重庆,一路艰苦跋涉,从重庆到江安国立剧专所在地还有八百里路程,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全凭步行,他拖着几件小行李,路上又患上痢疾,挣扎到目的地时人已瘦得皮包骨头。
新中国诞生,他欢呼雀跃。他是上影厂最早到华东革命军政大学学习的学员。他是上影厂第一任工会主席,他满腔热情竭尽全力地去拍摄好每一部作品。
在谢晋看来,爱国主义是非常具体的。德国人对贝多芬有强烈的自豪感、英国人津津乐道莎士比亚,谢晋对我们民族文化巨人说起来总是激动不已。在他心目中,李白、杜甫、曹雪芹比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更亲切,《中国文学史》他随身带,他的史地、文学知识很渊博,考试的成绩也特别好。
这就是他血液里流动着的东西,这难道就是反动意识?他茫然、他痛苦不堪,他无法想明白这种伤害来自于某种愚昧、某种极权和荒谬。
十年前,年青的谢晋和他的同伴们曾经批判过孙瑜、批判赵丹、俞平白……到了文化大革命,他自己也升格到了孙瑜……的位置。
文化大革命使整个人类的四分之一,不分男女老幼一古脑儿地卷了进去。检举、被检举;揭发、被揭发;批判、被批判,谢晋竟成了修正主义在电影界的代表人物。
无休止的批斗,示众、抄家、皮肉之苦、人的尊严扫地,他抿紧嘴唇,咬牙挺住。他最担心的是两个弱智的儿子。每到黄昏他在牛棚里站在窗前会自言自语:这两个孩子在家不知怎么样了?他曾对一位“牛友”说:将来要是能出去,没有工作做,我就带着孩子回乡种田去。
谢晋的忧虑和担心不是多余的。那是永远不能从他的记忆中抹去的一天——他又被造反派三堂会审,拳脚相加。带着满身的青紫伤痕,他疲惫地走回家中。远远的,家门口路旁的垃圾箱里传出嗷嗷的哭泣声。第六感觉告诉他,这是他儿子的哭声。他立刻紧张起来,急步上前,被塞在垃圾箱里的果然是他患癫病的儿子。孩子衣服被撕破,浑身污秽,嘴里还塞着黑糊糊的粪便。他双手抱出儿子,精神崩溃了。
父母相继在文革中自杀、病故。一个个熟悉的好友自杀了。
为新中国电影事业作出杰出贡献、才华出众的艺术家一个个被打翻在地,有的永远离开了人间,连舒秀文这样的优秀演员,曾经得到过毛泽东多次接见的也难以幸免。
刘琼、舒适、沈寂、杨华、齐闻绍、司马文申、陶金等原来都在香港从事进步活动,听到新中国的礼炮声,他们组织了一系列为庆祝祖国新生的活动。结果被当局作为共产党人分子赶出香港。轮船驶进黄浦江码头时,哪一个不是望着五星红旗兴奋得泪水盈眶,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一个不成了批斗对象,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谢晋对这场浩劫的认识,醒悟是比较晚的。造反派斗、“四人帮”批,他从红宝书中去找答案,从自己的世界观、阶级立场、家庭出身上找原因、挖根子,带着认罪、悔罪的心情,交待、检讨写了一大堆。
1970年7月底的一个晚上,天气异常闷热,谢晋和一帮“牛鬼蛇神”劳动改造了一天,回到窝棚里已浑身散架。刚躺到床上,造反派一脚踢开了芦席门,“谢晋给我滚出来”。他战战兢兢地坐上了吉普车。
“四人帮”的一个余党把他从“五七”干校叫到样板戏《海港》剧组,后来又让他拍了《春苗》、《磐石湾》。这个余党在一次大会上宣布说:“谢晋是资产阶级思想非常严重、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非常典型的人物,但是经过七斗八斗,他终于回到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上来了。”谢晋听到这句话,情不自禁地痛哭流涕,为自己终于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而激动。
四人帮粉碎后,一些在文革中犯过错误的干部、艺术家陆续解放。有人说:“谢晋这个人绝对不能解放,他拍过《春苗》……他效忠四人帮。”说这些话的人,有的还是他原来的好朋友。谢晋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他对自己进行了深深的剖析。这个剖析过程是十分痛苦的,也是认真的。请听他的心声——
“江青一伙点名要我去‘样板戏剧组’,这种命运果然不是个人所左右得了的,但是心灵的纯净却是应该自己努力追求的,当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正在蒙受灾难时,自己却由于个人境遇的某些改变而产生侥幸,我永远会记住自己一生中的这段教训,我从民族的、个人的遭遇、悲剧、错误和挫折中开始了反思,我将自己的反思成果浇铸在日后的作品里。”
三中全会的召开给作家、艺术家提供能够直面人生、直面现实、敢于总结历史教训的可能性了。谢晋带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反思精神开始了新的创作。
辉煌力作矗高峰
1980年,谢晋着手拍摄《天云山传奇》,影片在当时触及了一个非常敏感的题材——右派问题。鲁彦周撰写的小说拿到手,还没有看完,他已哭得喘不过气来,五十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谢晋认为,这个耸人听闻的历史教训,艺术家应该对它发言了。小说中的人物宋薇、罗群、以至吴遥一齐在他的脑海中活动了起来。这些人都是当年谢晋非常熟悉或自己经历过的,宋薇身上不有着当年自己的影子吗?
浩劫留下的阴影并不能一下子从人们的心头、记忆中抹去。许多人对老谢苦口婆心地劝说:“你苦头还没有吃够呀!”不,正是因为苦头吃够了,不能再重复历史的悲剧了,他才不放弃这个题材。回顾民族的灾难和代价,他没有丝毫的动摇。
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东北大地一片冰封,白皑皑的厚雪分不出天与地。谢晋穿着军棉大衣,带着狗皮帽和演员、创作人员在茫茫的雪地里已经拍摄了半个多月了。有时演员们刚刚拿起两个硬捧棒的面包、馒头,谢晋一声令下:“抢拍冯晴岚雪地拉车!”雪地里立即刻下两行深深的长长的车轮印子。他呐喊、他呼唤:“让冯晴岚式的好人在我们生活中多一些、再多一些,让吴遥这样的人少一点再少一点,让宋薇这样的人觉醒得快一点再快一点!”
影片出来,谢晋收到几万封观众来信,几万封呀!一部影片引起观众如此强烈的共鸣,在他是震惊的,在中国电影史上恐怕也是罕见的。来信不仅仅是赞扬他的艺术成就,绝大多数人看完影片之后,都把自己摆了进去,与剧中人共诉共泣,夫妻抱头痛哭,全家抱头痛哭,有的从冯晴岚身上找到了生活勇气,有的有宋薇式的经历,痛不欲生,也有吴遥式的人物看了很不舒服。
就连这样一部深刻反思历史的影片,有的地方竟然禁映,有张报纸还发表社论,批判《天》片是株大毒草。但是广大观众支持了这部影片,许多专家学者也支持了这部影片。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在生命垂危之际,一面输液、一面写文章,他用生命的最后一刻支持这部作品。谢晋到医院里去看他,孙冶方声音微弱地对他说:“历史不能再重演呀!”
谢晋的心颤抖了,他是深切懂得这句话的含义的。
继《天云山传奇》之后,谢晋又接了“右派”题材的剧本《牧马人》(原名《灵与肉》,作者张贤亮)。“右派题材不要搞了。”这是来自权威方面的声音。那些关心他的老前辈也劝他回避一下,幸而上影厂老厂长徐桑楚、文学部主任石方禹对他表示了理解,担着风险支持他的创作。摄制组奔赴兰州外景地,加急电报打到谢晋住处,“情况有变,暂时按兵不动。”一等二十多天,来自多方的消息:《牧马人》要下马。有的口气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各种各样的政治压力接踵而至。
当年局、厂有的领导迫于形势也曾违心地要谢晋对《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等片动剪刀,过后无不后悔。在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今天局、厂领导也在吸取历史的教训,不再唯唯诺诺,徐桑楚、石方禹为争取拍摄权而多方奔走、申诉。
在兰州待命的日子里,谢晋喜欢一个人站在海拔三千多公尺的山坡上极目远望,这里在唐朝时曾经是国家饲养军马的基地,最多时达一万多匹。脚下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尽管严冬还没有完全过去,但是那富有生命力的野草己倔强地从地平线上露出了绿色的芽芽,生命的象征。他相信,文艺创作会有一个真正的、百花齐放的绿色春天的到来。眼前的这一点寒冷又算得了什么。
上海市的领导出面撑腰:《牧马人》继续拍下去。老厂长徐桑楚连夜赶到摄制基地,把这个决定告诉大家,谢晋和大家一一拥抱,激动得又哭又笑。“开麦啦”,停止了二十多天的摄影机重又欢快地转动起来。
锦江小礼堂座无虚席。《牧马人》刚一放完,数学家苏步青第一个站了起来,向谢晋走去,按捺不住兴奋地连说:“好戏、好戏,《牧马人》是我这几年看到的最好的一部戏。”观众全体站了起来,市领导陈国栋、汪道涵经久掌声,“非常好、非常好”。赵行志的眼泪还挂在腮上就跑过来向谢晋握手祝贺。
有人说谢晋文革后的作品带有某种悲剧色彩,调子不够昂扬,我就这个问题和谢晋专门讨论过一个下午。谢晋借用刘少奇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的一句话:“要敢于实事求是,敢不敢实事求是是需要勇气的。”生活中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事业上、工作上、家庭婚姻上都会有遗憾。我们国家走了那么多弯路,发生了那么多悲剧,难道不应该在文艺作品中得到反映、得到反思吗?
谢晋谈到在“四清”运动中遇到的一件事。当时他住在一个富农家里,富农的孙子已经六七岁了,不聋不哑但不会叫人。他很纳闷,孩子的祖父告诉谢晋,因为是富农的孙子,叫人叔叔伯伯,人家不高兴,孩子也就不敢叫人了。谢晋很震动:孩子有什么罪?他在拍《芙蓉镇》的时候把这个细节揉进了作品里,安排李富贵的孙子这一角色,就是他当年生活的真实感受。
悲剧是不是与社会主义创作原则相违背?谢晋就这个问题和别人辩论得面红耳赤。他认为悲剧样式的作品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悲剧恰恰给人一种力量,是美与丑、善与恶、光明与黑暗尖锐激烈搏斗的一种表现形式,悲剧具有震撼灵魂的力量。
许多人搞不懂,谢晋经受了那么多曲折和坎坷,却依然有一颗乐观向上献身艺术虔诚的心,这是为什么?
人民、观众给予他的理解、支持和褒奖,是他的精神支柱。
1986年,《芙蓉镇》的拍摄提到谢晋的议事日程上来。这部电影由作家李准根据作家古华长篇小说改编。小说先后翻译成八国文字,曾经有三家电影制片厂想将它搬上银幕,但是这部小说改编的难度非常大。局长张骏祥看完小说后曾说:这部小说改编的难度是罕见的,什么原因呢?作者笔下的小说有许多精辟的富有哲理性的议论和带幽默感的挖苦与感叹。但这是作者主观意识的评论。他冷静地不动声色地评论了中国这一段很荒诞的历史,内涵非常丰富,你看小说很过瘾。但作家的主观议论要改变成形象化的电影语言是最难最难的。小说中人物的心理描写非常生动,作者蘸上墨水妙笔生花,但用电影镜头去表达就非常麻烦。
正因为如此,如何改编、开掘小说的内涵、角度,人们的兴味盎然。谢晋采取了一个不寻常的举动,云集了国内外数十位专家学者、作家、评论家在湖南长沙专门就《芙蓉镇》的影片创作召开了长达十多天的学术研讨会。在摄制过程中,媒体又冒出了“谢晋时代过时了”、“谢晋模式”等种种非议,谢晋力排眼前的干扰,全身心地投入拍摄。在肯定与否定、贬与褒的纷争中,《芙蓉镇》问世了。不难预料人们对谢晋以及这部作品的关切程度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这天,《芙蓉镇》片在中影公司最大的一号放映厅放映,大厅座无虚席,后来的人只能站在过道里看,笔者也挤在人群中。这是《芙》片第一次向国内观众见面。谢晋坐在最后一排,静观效果。最后一个镜头还未放完,全场就暴发出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所有的观众齐唰唰起立转过身来向谢晋致敬。《芙》片是当年中国电影节上卖出拷贝最多的一部影片。
一切委曲、疲劳都在理解沟通中得到了补偿。整整两年多,《芙》片放映盛况始终不衰。北京放映《芙》片,有的市民在市里买不到票,跑到怀柔郊县买票观看。
谢晋是我国历史上“统治”观众时间最长、拥有观众最多的导演。这不是偶然的。他和人民贴着心,他的作品自然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高山下的花环》在云南前线放映,战士们将自己的军功章献给了谢晋。
山东的妇女们做了军鞋送往云南前线,包袱上都不写自己的名字,而写上影片中女主人公韩玉秀寄。前线部队收到大量韩玉秀寄来的包裹。
他塑造的那些银幕形象生命力是惊人的。《牧马人》中的李秀芝成了广大青年心目中最心爱的女性。《芙蓉镇》里李国香的形象刻到观众的脑子里去了。扮演李国香的演员徐松子在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表演特别奖。主演《红色娘子军》的王心刚、祝希娟到海南岛,当地的人民像欢迎英雄一样欢迎他们。
谢晋的一连串辉煌力作,在中国影坛矗立起一座高峰。
谢晋经常喜欢谈到我国第一位世界乒乓冠军容国团的一句话:“人生能有几回搏。”他感到最大的苦恼是时间越来越少,对艺术生命就要倍加珍惜。他从不抱怨、消沉、泄气。他的箴言是“为老百姓多做点实事,多做点有益的事。”他常喜欢对青年朋友说:“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不看重掌声和鲜花”,应该踏踏实实做他应该做的事。
今天也许人们不理解他,但若干年后人们会公正评价他。
谢晋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他的后劲很足,他仍然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迈着坚实的脚步。他不会使观众失望,观众将对他怀着热情的期待。(本文照片由黄一庆,祖忠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