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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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生命从初心的一束光中走过来时，便会在过往的道路上，留下或清晰或朦胧的梦痕。
　　然而，在风烟弥漫的塵世，如若时势变了，人也变了，蒙尘的初心便不再明亮和纯粹了。
　　也或者在明与暗、清与浊、远与近、得与失乃至安与危、悲与欢、爱与恨、生与死之间迷失抑或沉沦了。
　　更何况，就人的个体而言，初心也不会绝对的纯粹和完美。人心和行为或变化或异化，除客观因素而外，自有内在的残缺和裂缝。当人性本能的弱点和欲望，以及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背景上日渐形成的劣根性和负面因素，一旦落到适以滋生而疯长的温床，再美好的初心也随之破碎或消失了。
　　且说曹操的初心，甦醒在阳光里，如前文所述，恰有一种豪迈和温情，抚慰过激浪冲击的礁石，闪亮过乱云飞渡的天空，所作所为堪为英雄壮举。时而又昏睡在黑暗里，无限膨胀的欲望或邪念便在人性的裂缝间不断扩张蔓延，则如罗氏“演义”，又见“奸雄”之斑斑劣迹了。
　　小说家的笔触极为高明，不时游走在正邪与明暗之间，杂色纷呈，交叉错综。是耶？非耶？任由读者自由想象和判断。
　　依愚之见，其小说形象，既“奸”又“雄”也。二者之间，时或只有一阵风一场雨的距离：风过了，雨歇了，天就放晴了。时或却有如天与地远近相望的距离：太远了，看不分明；太近了，又模糊不清。只有在适中的位置，才能约略分辨出青红皂白来。
　　这适中的位置，就是人性的尺度，文化的价值，审美的标杆，以及时过境迁的时空评判。
　　前之所述曹操的初心三端，不过是其举事初起的文化倒影。其实，在这绰绰约约的倒影之外，有浊气漫过，有暴烈的戾气漫过，甚至有悲惨的血腥味漫过……
　　初心，跌进生命的黑洞，看不见了，找不到了。
　　不妨也举三例以为印证。
　　其一，机变过头，即起奸诈之心——
　　操有叔父，见操游荡无度，尝怒之，言于曹嵩。嵩责操。操忽心生一计，见叔父来，诈倒于地，作中风之状。叔父惊告嵩，嵩急视之。操故无恙。嵩曰：“叔言汝中风，今已愈乎？”操曰：“儿自来无此病；因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信其言。后叔父但言操过，嵩并不听。
　　其二，“疑”令智昏，即起不义之心——
　　操谋杀董卓事败，借献刀得以逃脱。陈宫感其“忠义”，弃官随行，向晚至成皋吕伯奢家借宿。哪料得曹操心疑误杀其全家男女八口。这也罢了，哪知行途遇伯奢为客沽酒回转——
　　只见伯奢驴鞍前鞒悬酒二瓶，手携果菜而来，叫曰：“贤侄与使君何故便去？”操曰：“被罪之人，不敢久住。”伯奢曰：“吾已分付家人宰一猪相款，贤侄、使君何憎一宿？速请转骑。”操不顾，策马便行。行不数步，忽拔剑复回，叫伯奢曰：“此来者何人？”伯奢回头看时，操挥剑砍伯奢于驴下。宫大惊曰：“适才误耳，今何为也？”操曰：“伯奢到家，见杀死多人，安肯干休？若率众来追，必遭其祸矣。”宫曰：“知而故杀，大不义也！”操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陈宫默然。
　　无奈，陈宫只得悲叹离去。日后又与之多次交集，演化出“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离离合合的曲折故事来。
　　其三，任性偏激，即起残忍之心。
　　又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降顺的黄巾余党张闿等为谋财残杀曹父全家，曹操因误会而嫁祸于徐州太守陶谦。为报父仇，悉起大军洗荡徐州——
　　操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以雪父仇。”且说操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陶谦在徐州，闻曹操起军报仇，杀戮百姓，仰天恸哭曰：“我获罪于天，致使徐州之民，受此大难！”
　　曹操为报仇雪恨，竟然泯灭人性，意欲屠城，要不是孔融、刘备等驱兵救援，以及曹之兖州、濮阳失守，不得已回兵应战吕布，徐州无辜百姓大难临头矣。
　　这是同一个曹操吗？
　　是的。一个文化性格分裂的曹操；一个善恶交浑、是非互见、美丑混沌的曹操；一个生命的重量在离乱中摇晃的曹操。
　　一个天使，一个魔鬼，在内心世界轮番登场。时而在明处，时而在暗处，又时而在明暗的交界处；忽而在鼓声中激烈交锋，忽而在犹豫间偃旗息鼓，又忽而双方拉锯难解难分无休无止，终而皆吁吁喘息伤痕累累……
　　只留得时间的痕迹，让历史幽幽诉说；只留得故事的曲折，让代人相因渲染。
　　85
　　与其让是非在旧梦中枯萎，还不如放下胸中的纠结，静下心来聆听历史的倾诉。
　　依然听到了对曹操的那句“国骂”：挟天子以令诸侯。
　　其实，就这一句“骂”，其文化内涵在历时性的渐变过程中，恰有别一种意义在，而且又在不断印证其历史背景的转换和价值取向。
　　曹操和董卓完全不同，一“挟王令”先为讨伐董卓，继之为平定诸侯混战以“安天下”；一私立幼主并“挟天子”迁都而欺主害民以“乱天下”。二者断然不可相提并论同日而语。
　　当初，曹操也是假借王令所发的是“矫诏”，其“檄文”的表达斩钉截铁铿然作响：
　　操等谨以大义布告天下：董卓欺天罔地，灭国弑君；秽乱宫禁，残害生灵；狼戾不仁，罪恶充积！今奉天子密诏，大集义兵，誓欲扫清华夏，剿戮群凶。望兴义师，共泄公愤；扶持王室，拯救黎民。檄文到日，可速奉行！
　　“天子密诏”是假，“大义布告”是真，“望兴义师”是真，扶王室、救黎民的旨意和壮举也是真。因此，此“挟王命”者，应于天时，合于民心，故能一令而得天下响应。
　　诸葛先生在《隆中对》中说过：
　　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
　　在这段话里，诸葛所论曹操其势暂不可挡，即在一得“天时”，再靠“人谋”，言及“挟天子”也只从利害关系上为刘备考虑，没有明显的贬斥用意。 　　另，亦可引史书以印证。晋·袁宏《后汉纪·献帝纪二》云：
　　董卓无道，甚于桀纣，天下皆怨之，虽资强兵，实一匹夫耳。今直刺杀之以谢百姓，然后据肴、函，辅王命，以号令天下，此桓文之举也。
　　由此看来，“挟王命”云云，其所作所为是有道还是无道，是合时还是违时，是顺乎民心还是悖逆民心……这都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上凸现出来。
　　这再也明白不过了，用这三把尺子一衡量，即合时，有道，顺乎民心，那就如“桓文之举”的正义行为了。
　　春秋时，齐桓公为平定内乱和戎狄之犯，曾以天子的名义先后“九合诸侯”，北击山戎，南伐楚国，煌煌伟业，安定中原，成为中华第一位霸主。
　　晋文公亦然，内行仁政，外联秦、齐，举兵伐赵攻卫救宋服郑，平定周室子带之乱，继以会盟齐、宋于践上，遂为春秋五霸之一，开创了晋国长治久安的百年基业。
　　因此，在当朝如荀攸等仁者名流看来，“挟王令以令天下”，在特定的离乱背景下，当是合乎时势的有道之举，也即流传千古的“桓文之举”也。
　　前述之曹操，孤胆刺“无道”，矫诏令诸侯，惜乎事态的发展不与人便，兵戎四起，灾年大荒，帝都洛阳亦化为一片焦土，“汉末气运之衰，无甚于此”。然而，虽未遂人愿，但当初屯兵山东应诏率军赴都救驾，还真欲效法“桓文之举”，借以成就天下大业也。
　　时接诏兴师前，谋士荀彧曰：
　　“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矣。”曹操大喜。
　　曹操击败李傕、郭汜，果然不负帝望。天使正议郎董昭奉命见之，竭诚心为之谋划建言深得欢心：“明公兴义兵以除暴乱，入朝辅佐天子，此五霸之功也。”并谏言“惟移驾幸许都为上策”，还说：“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愿将军决计之。”操欣然纳谏，执昭手而笑曰：“此吾之本志也。”
　　这一“喜”，一“欣”，一“笑”，正合乎“本志”，也合乎“本心”。那种“执昭手”的亲热劲儿，情显于色，得意而忘形。既有史据，则可坦然以“辅佐天子”之名，以“五霸之功”自誉，决然步晋文公、汉高祖后尘，坐收名权之利了。
　　于是，克日率师驾幸许都。
　　于是，曹操“自封为大将军武平侯”，所有谋臣将士皆得封赏。
　　自此大权皆归于曹操，朝廷大务，先禀曹操，然后方奏天子，是为“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始也。
　　是先奉己意“次假天子诏”而为所欲为欺世盗名，还是忧时不治权柄在握而济世平乱建功立业？
　　是为“天下归心”，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事而建非常之功，循步先人，无忌担得一生骂名，还是挟得王令心志摩云而扫荡战乱纵横驰骋唯图天下大一统？
　　是也与非，悉皆在世道失统和英雄图治之间踽踽游走；在持守初心和放纵野心之间左右摇摆；在“正统”文化和非“正统”文化之间回翔扶摇，终而在人性的善恶和人生黑白之间乍下复高作起落之势……
　　是是非非本就不分明，谁能看得一清二楚？
　　生于乱世，烽烟四起，你能认命吗？认命了，就不是曹操了。群雄爭锋，中原逐鹿，你能后退吗？后退了，就没有魏武一统北方的安稳世道和其历史功绩了。
　　非凡的人生经历，复杂的性格特征，历史的是非功过，你能赋予其何种单一的意义吗？意义太明确了，也许就没有剑指天下的曲折情节和智慧较量的迷离故事了；没有诗接地气的苍凉悲壮和吞吐日月的沉雄气象了；更没有多层叠加的文化积淀和多元旨归，以及令人顿生无涯意味的艺术想象和审美情致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