毅勇侯第体现了曾国藩的建功立业
　　富厚堂地处湖南双峰县荷叶塘，从半月塘的拱桥上望去，脚底是一片荷花，在群山环抱之中，富厚堂的青砖、粉墙、青瓦俨然在目。到得堂前，大门上有“毅勇侯第”的巨匾，因曾国藩统帅湘军攻陷天京平定太平天国，同治皇帝封曾国藩为一等毅勇侯。
　　富厚堂体现曾国藩简朴的智慧
　　富厚堂是四合院布局，进入大门是一片开阔的庭院房前走廊的廊柱有14根之多，由此可以想见其气派之大。曾国藩手书“富厚堂”三字匾额悬挂正中，两旁边是他的儿子、外交家曾纪泽书写的篆书对联“清芬世守，盛德日新”。进入正厅，内墙不是青砖而是土砖，一反雕梁画栋的做法，门板上只有简单的雕饰，梁柱则没有任何装饰。中厅的匾额为曾纪泽手书的“八本堂”，抄录的曾国藩制定的八本准则。这所大院占地面积4万多平方米，主体建筑近1万米，由三正六横组成，大院后面圈进了半座山坡，沿着高大的土夯的院墙拾级而上，树木茂盛，清香袭人。
　　藏书楼体现了曾国藩广阔视野和博大胸怀
　　富厚堂包含三个藏书楼，一为曾国藩的求阙斋，一为曾纪泽的归朴斋，一为曾纪鸿夫妇的艺芳馆，收藏中外图书数十万卷。曾国藩的生活是简朴的，但舍得花钱买书，在给曾纪泽的信中指出：“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惟书籍尚思买耳”，他曾多次对曾纪泽说：“买书不可不多”，他认为作为精神财富的遗产对子孙后代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同治五年，曾国藩打算回家养老，叫曾纪泽在湖南老家修理一所房子，节俭办事，尽量低调。曾纪泽尽量遵从父亲的意愿，汇报说，打算在院内建一座藏书楼，曾国藩欣然同意说：“家中造楼藏书，本系应办之事”。
　　曾国藩本想花几百两银子修缮老房子就行，想不到同治六年房子修好后，一共花了七千串铜钱，即五千两银子，曾国藩写信责备曾纪泽和具体办理此事的大弟弟曾国潢说：“修理旧屋，何以花七千串之多？即新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澄叔（曾国潢字澄侯）诸事皆能体我之心，独用财太奢与我意大不相同。凡居官不可有清名，若名清而实不清，尤为造物所怒”。
　　曾国藩认为修个旧房怎么花了这么多的钱，即使新盖个房子也花不了这么多钱，我一辈子认为做大官买田盖房是令人羞愧的事，想不到我家竟这样做了，没有按我的意见办事，这是很不应该的。接到曾国藩的信，曾纪泽吓坏了，可他的叔父曾国潢并不着急，写信给曾国藩说，这房子花钱多，主要用到藏书楼上去了，“富厚堂造书屋七间，芳六、科二毫不荒唐半点，盖以地基昔系涝田，石脚砌丈余而后平土面，此中工价已占千馀串；通体用青砖，料木多杉树，尤非可以寻常计算也。”曾国潢知道曾国藩处处节俭，只有买书藏书值得花钱，经过一番解释，曾国藩也就释然了。
　　富厚堂建筑简朴，可这座藏书楼舍得花血本，由于地基比较软，用石头砌了一丈深的基础，这就花了一千多串，一楼外走廊全以花岗岩为柱，为的是防白蚁，一楼到三楼通体用的是青砖，修有专用以上下书籍的通道；二楼四周有外走廊，可用来晒书；书室设在三楼。整个藏书楼用的木料全是上好的杉木；顶层四周均有窗户，四面通风，可以避免书籍霉变。和富厚堂其他建筑相比，这座藏书楼的确别具匠心，曾国潢和曾纪泽没少费心费力，由于曾国藩在外任职，回乡愿望一直没有实现，到死也没有亲眼看到这座藏书楼。


　　富厚堂的特点就在于它的三座藏书楼，作为学者型的曾国藩，他的学问是相当扎实的，他曾颇为自傲地说：“若如此做去，将来道德文章必粗有成就”。藏书楼数十万卷藏书中不乏珍本，这些藏书及文件最珍贵的部分被曾宝荪、曾约农带到了台湾，寄存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其他比较珍贵的图书，一共200多担，1950年冬天被湖南省文管会运往长沙封存，侥幸的逃过了“文化大革命”。被认为没有价值的很多藏书，经过“土改”“四清”“文化大革命”早已片纸皆无了。
　　富厚堂的匾额对联体现曾国藩的文化精神
　　富厚堂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的匾额和对联，作为耕读起家的曾氏家族，制定了很多家训并写成匾额对联悬挂在富厚堂内，比如曾国藩手书父亲曾麟书的箴言，“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曾国藩自撰有“万卷藏书宜子弟，一尊满意说桑麻”，“看书写作一日无闲，勤俭敬信终身可行”，“每日清晨一炷香，谢天谢地谢三光；所求处处田禾熟，但愿人人寿命长；国有贤臣安社稷，家无逆子恼爹娘；四方平静干戈息，我若贫时也不妨”。堂里还有巨匾“笃亲锡祜”，均以谈耕读持家为内容。也有讲为人处世的：“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忧以终身，乐以终身”，这些体现了曾国藩一贯主张的慎独、谦忍的人生哲学。
　　思云馆里的反思体现了曾国藩勇猛精进的自我完善精神
　　从藏书楼下来，绕过后山的林荫路，在富厚堂主体建筑之外，还有一座独立的二层小楼，它就是思云馆。咸丰七年（1857）二月，父亲去世，曾国藩从江西军中奔丧回家。为了纪念父母根据古人“望云思亲”之义在鳌鱼山下筑思云馆，在这里居住了一年零四个月，因此是先有思云馆，后有富厚堂。


　　乡居期间，曾国藩阅读老庄著作，对自己过去进行了深刻反思，认识到自己在官场上一再碰壁，除了客观原因外，自己个性甚强，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正如二弟曾国华所言，“兄之面色，每予人以难堪。”而老子认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河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过于刚烈者，表面上好象是强者，其实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的退让者，通过切切实实的内省，曾国藩把乡居这两年称之为“大悔大悟”之年，后来回忆自己这一变化时说：“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即1857—1858年）大悔大悟，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咸丰八年复出之后他运用黄老之术，无人不拜，无信不回，与左宗棠捐弃前嫌，重归于好，在政治、军事、人格修养上均有飞跃的发展，终于成为“中兴第一名臣”。
　　读懂了富厚堂，也就读懂了曾国藩
　　富厚堂经历了一百多年至今屹立而不败，固然和“文革”期间被乡政府占用有关，但富厚堂崇尚简朴厚重也是重要原因；而曾国荃用从南京掳掠的大量金银财宝在老家建起由曾家家庙、奖善堂、敦德堂组成的庞大建筑群“大夫第”，据传有9进18厅、148间房屋成为当时湘乡以至湖南省最为豪华的官僚住宅，建筑面积达4万平方米，光天井就有24个，绵延近一公里，木料用的都是珍贵的楠木、樟木、梨木，石料全是花岗岩，那些七八米高的柱子用的全是整块花岗岩凿成，门窗精雕细刻。时光流逝，富厚堂基本完好，而大夫第已破败不堪，两相对比富厚堂形象地体现了曾国藩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