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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勇侯第体现了曾国藩的建功立业
富厚堂地处湖南双峰县荷叶塘,从半月塘的拱桥上望去,脚底是一片荷花,在群山环抱之中,富厚堂的青砖、粉墙、青瓦俨然在目。到得堂前,大门上有“毅勇侯第”的巨匾,因曾国藩统帅湘军攻陷天京平定太平天国,同治皇帝封曾国藩为一等毅勇侯。
富厚堂体现曾国藩简朴的智慧
富厚堂是四合院布局,进入大门是一片开阔的庭院房前走廊的廊柱有14根之多,由此可以想见其气派之大。曾国藩手书“富厚堂”三字匾额悬挂正中,两旁边是他的儿子、外交家曾纪泽书写的篆书对联“清芬世守,盛德日新”。进入正厅,内墙不是青砖而是土砖,一反雕梁画栋的做法,门板上只有简单的雕饰,梁柱则没有任何装饰。中厅的匾额为曾纪泽手书的“八本堂”,抄录的曾国藩制定的八本准则。这所大院占地面积4万多平方米,主体建筑近1万米,由三正六横组成,大院后面圈进了半座山坡,沿着高大的土夯的院墙拾级而上,树木茂盛,清香袭人。
藏书楼体现了曾国藩广阔视野和博大胸怀
富厚堂包含三个藏书楼,一为曾国藩的求阙斋,一为曾纪泽的归朴斋,一为曾纪鸿夫妇的艺芳馆,收藏中外图书数十万卷。曾国藩的生活是简朴的,但舍得花钱买书,在给曾纪泽的信中指出:“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惟书籍尚思买耳”,他曾多次对曾纪泽说:“买书不可不多”,他认为作为精神财富的遗产对子孙后代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同治五年,曾国藩打算回家养老,叫曾纪泽在湖南老家修理一所房子,节俭办事,尽量低调。曾纪泽尽量遵从父亲的意愿,汇报说,打算在院内建一座藏书楼,曾国藩欣然同意说:“家中造楼藏书,本系应办之事”。
曾国藩本想花几百两银子修缮老房子就行,想不到同治六年房子修好后,一共花了七千串铜钱,即五千两银子,曾国藩写信责备曾纪泽和具体办理此事的大弟弟曾国潢说:“修理旧屋,何以花七千串之多?即新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澄叔(曾国潢字澄侯)诸事皆能体我之心,独用财太奢与我意大不相同。凡居官不可有清名,若名清而实不清,尤为造物所怒”。
曾国藩认为修个旧房怎么花了这么多的钱,即使新盖个房子也花不了这么多钱,我一辈子认为做大官买田盖房是令人羞愧的事,想不到我家竟这样做了,没有按我的意见办事,这是很不应该的。接到曾国藩的信,曾纪泽吓坏了,可他的叔父曾国潢并不着急,写信给曾国藩说,这房子花钱多,主要用到藏书楼上去了,“富厚堂造书屋七间,芳六、科二毫不荒唐半点,盖以地基昔系涝田,石脚砌丈余而后平土面,此中工价已占千馀串;通体用青砖,料木多杉树,尤非可以寻常计算也。”曾国潢知道曾国藩处处节俭,只有买书藏书值得花钱,经过一番解释,曾国藩也就释然了。
富厚堂建筑简朴,可这座藏书楼舍得花血本,由于地基比较软,用石头砌了一丈深的基础,这就花了一千多串,一楼外走廊全以花岗岩为柱,为的是防白蚁,一楼到三楼通体用的是青砖,修有专用以上下书籍的通道;二楼四周有外走廊,可用来晒书;书室设在三楼。整个藏书楼用的木料全是上好的杉木;顶层四周均有窗户,四面通风,可以避免书籍霉变。和富厚堂其他建筑相比,这座藏书楼的确别具匠心,曾国潢和曾纪泽没少费心费力,由于曾国藩在外任职,回乡愿望一直没有实现,到死也没有亲眼看到这座藏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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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厚堂的特点就在于它的三座藏书楼,作为学者型的曾国藩,他的学问是相当扎实的,他曾颇为自傲地说:“若如此做去,将来道德文章必粗有成就”。藏书楼数十万卷藏书中不乏珍本,这些藏书及文件最珍贵的部分被曾宝荪、曾约农带到了台湾,寄存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其他比较珍贵的图书,一共200多担,1950年冬天被湖南省文管会运往长沙封存,侥幸的逃过了“文化大革命”。被认为没有价值的很多藏书,经过“土改”“四清”“文化大革命”早已片纸皆无了。
富厚堂的匾额对联体现曾国藩的文化精神
富厚堂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的匾额和对联,作为耕读起家的曾氏家族,制定了很多家训并写成匾额对联悬挂在富厚堂内,比如曾国藩手书父亲曾麟书的箴言,“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曾国藩自撰有“万卷藏书宜子弟,一尊满意说桑麻”,“看书写作一日无闲,勤俭敬信终身可行”,“每日清晨一炷香,谢天谢地谢三光;所求处处田禾熟,但愿人人寿命长;国有贤臣安社稷,家无逆子恼爹娘;四方平静干戈息,我若贫时也不妨”。堂里还有巨匾“笃亲锡祜”,均以谈耕读持家为内容。也有讲为人处世的:“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忧以终身,乐以终身”,这些体现了曾国藩一贯主张的慎独、谦忍的人生哲学。
思云馆里的反思体现了曾国藩勇猛精进的自我完善精神
从藏书楼下来,绕过后山的林荫路,在富厚堂主体建筑之外,还有一座独立的二层小楼,它就是思云馆。咸丰七年(1857)二月,父亲去世,曾国藩从江西军中奔丧回家。为了纪念父母根据古人“望云思亲”之义在鳌鱼山下筑思云馆,在这里居住了一年零四个月,因此是先有思云馆,后有富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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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居期间,曾国藩阅读老庄著作,对自己过去进行了深刻反思,认识到自己在官场上一再碰壁,除了客观原因外,自己个性甚强,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正如二弟曾国华所言,“兄之面色,每予人以难堪。”而老子认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河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过于刚烈者,表面上好象是强者,其实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的退让者,通过切切实实的内省,曾国藩把乡居这两年称之为“大悔大悟”之年,后来回忆自己这一变化时说:“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即1857—1858年)大悔大悟,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咸丰八年复出之后他运用黄老之术,无人不拜,无信不回,与左宗棠捐弃前嫌,重归于好,在政治、军事、人格修养上均有飞跃的发展,终于成为“中兴第一名臣”。
读懂了富厚堂,也就读懂了曾国藩
富厚堂经历了一百多年至今屹立而不败,固然和“文革”期间被乡政府占用有关,但富厚堂崇尚简朴厚重也是重要原因;而曾国荃用从南京掳掠的大量金银财宝在老家建起由曾家家庙、奖善堂、敦德堂组成的庞大建筑群“大夫第”,据传有9进18厅、148间房屋成为当时湘乡以至湖南省最为豪华的官僚住宅,建筑面积达4万平方米,光天井就有24个,绵延近一公里,木料用的都是珍贵的楠木、樟木、梨木,石料全是花岗岩,那些七八米高的柱子用的全是整块花岗岩凿成,门窗精雕细刻。时光流逝,富厚堂基本完好,而大夫第已破败不堪,两相对比富厚堂形象地体现了曾国藩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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