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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谭恩美的代表作《喜福会》、《接骨师的女儿》一直在深入探讨着“中国移民母亲”和“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的文化冲突, 本文试从“中华文化的认同与不认同的冲突”、“对母亲权威的抗拒”、“教育观念上的差别”三个方面,揭示谭恩美小说里的母女冲突所表现的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关键词:母女 冲突 文化 中西方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全世界都认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为“神秘的东方,开放的西方”,当神秘古老的中华文化遇到了张扬开放的西方文化时,其冲突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而这种文化的差异必然会在文学中得以体现。华裔美籍作家谭恩美一直在深入地探讨着“中国移民母亲”和“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的文化差异与矛盾冲突,她的两部小说《喜福会》和《接骨师的女儿》集中表现了被称之为“香蕉人”的第二代华裔女性与其女性长辈之间的文化冲突,以及第二代移民从对中华文明的疏离到对祖国文化的认同的心理演化过程,这种母女间观念的冲突,其实就是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具象表现,也是至今仍受到全球关注的跨文化传播问题的焦点之一。本文试从三个方面对谭恩美的《喜福会》和《接骨师的女儿》中所展示的母女冲突进行文化差异方面的探讨。
一 中华文化的认同与不认同的冲突
美国学者艾米·琳(Amy Ling)在论及美裔华人后代的特征时,曾指出:
“不管是新移民还是出生在美国的中国人,都发现他们被夹在两个世界之间。他们的面部特征宣告了一个事实——他们的种族是亚洲,但是通过教育、选择或出身,他们又是美国人”。
这段话揭示了美籍华裔一种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尴尬处境:他们既是中国人,又不像中国人。出身于中国的第一代美国移民,在文化归属上很自然地将自己认同为中国人,他们的理念上毫无疑问地带有中国文化的印痕;而对于这些保守而古旧的中国理念,出身于美国、受过美国的良好教育、在心理上已将自己归属于美国人的第二代移民,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香蕉人”就难以理解,他们认为父母们念念不忘的中华文化只是父辈虚无的回忆,与他们没有直接的关联,他们被美国舆论宣传所诱导,相信中华文化只是一种过时的守旧的观念,是一种对人的心灵的拘禁,于是《接骨师的女儿》中的母亲茹灵与女儿露丝,这对代表着中西文化的母女的矛盾便激烈地爆发了: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女儿露丝对母亲的许多行为都感到不解甚至怨恨,比如母亲言语怪诞、偷看她的日记、不许她抽烟、进入她的房间不敲门、监视她的隐私等等,都成了母女间冲突的缘由,而且这种冲突不断升级,以至于母女间势同水火: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女儿呢?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为什么不早死掉算了?’茹灵气得上气不接下气,‘你想我死吗?’露丝紧张地浑身发抖,可还是装作不在乎地耸耸肩,说,‘我才不在乎呢。’妈妈大喘几口气,然后离开了露丝的房间。露丝起身使劲把门关上。”
而《喜福会》中的四个华裔女儿吴晶美、韦弗利、琳娜、罗丝,除了吴晶美独身外,其他几人都嫁给了白人或与白人同居,而这其实也是一种对中国文化的反叛,女儿们认为自己母亲所带给她们的“中国面孔”使得她们与生俱来便处身于一种文化的夹缝之中,处境难堪,所以一方面她们对中华文化拒绝、对母亲们不理解,另一方面又在现实利益的驱赶下对中华文化及其相关的事物一律采取主动抛弃的态度,盲目地追随美国强势文化,以抗拒父母灌输给她们的中华文化。她们不懂中文,对母亲的汉语不能完全理解,也不想了解中国,她们更看不惯母亲说生硬、蹩脚的英语。她们很自然地在成长的过程中接受着美国的强势宣传,承认自己祖先的种族是劣等民族,而白人才是优秀的民族的理念,她们非常讨厌自己的身体上的亚裔特征,所以琳娜“常向上推眼角,使它们显得更圆一些,或者使劲睁大眼睛,甚至露出白眼珠”,以使自己看起来更像白人。而在她们成年之后,她们又坚决地拒绝嫁给“矮小、丑陋、无自信、笨拙、傲慢”的东方男子,她们接受的是“个子高大、皮肤白皙、肌肉发达”的白种男子,而且毫不掩饰地承认她们的情侣受到青睐的原因是“父母来自美国纽约的泰勒城,而不是中国的天津”。女儿们用这种方式实现了对以母亲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反叛,更加坚定地加入到美国文化的行列中去,试图以此来完成“东西和西方的快乐结合”。此举恰恰证明她们的思维方式是美国化的,尽管她们还远远没有真正跻身于美国的主流社会,但起码在形式上她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美国式的家庭,她们唯一担心是华裔母亲的存在是否会使自己的婚姻受损,正如《喜福会》中的女儿韦弗利在感激男友瑞奇赐给她 “如此纯真的爱情”的同时,又有“我害怕这纯真的情感会被我母亲玷污。所以,我努力把对瑞奇的每一份真情珍藏在记忆中,我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再召唤它们”的自卑心理。
二 对母亲权威的抗拒
在中国文化中,父母是家庭里绝对的权威,父母在家庭里可以主宰儿女们的一切:婚姻、学业、生活习性、财产、甚至生死,而且中国父母还充当着儿女们的生活导师的角色,认真地指导着儿女生活里遇到的一切难题。所以当《喜福会》中的罗丝与丈夫的婚姻发生危机,想去心理医生那儿寻找解决内心矛盾的答案时,她的母亲许安梅告诉她说:
“‘母亲是最好的,母亲知道你内心中的一切。’‘心理医生只会让你糊里糊涂,让你黑蒙蒙的。”
对于这种说法,女儿们是不理解的,她们更相信医生与专家的权威,而对母亲话语的权威性报以深刻的怀疑。深受白人文化影响的女儿们,对华人有着一种偏见,哪怕这华人就是她们的母亲。而母亲们不连贯的英语恰恰强化了否定华人的理由,这也是母亲们思想的支离破碎和没有社会地位的特征。吴晶美对母亲露出明显的鄙视之意:
“我母亲典型的中国行为常让我在众人面前觉得尴尬,如与店主喋喋不休地讨价还价,还有,当着众人剔牙撅嘴,对柠檬黄与淡粉红的不协调的搭配等等。”
由于无法跨越文化的障碍,身在异国他乡的母亲们只有以定期举办喜福会的形式来实现对家乡的回忆,在聚会之时,母亲们身着中国传统服饰,用汉语聊聊家常,吃吃中国菜,这种形式使母亲们在陌生的国度里似乎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但“喜福会”在女儿眼里却成了中国陋习,如同三K党的秘密聚会一般,让女儿们感到滑稽和反感。
同样,在《接骨师的女儿》中,母亲的权威也受到多次的挑战,女儿露丝如同所有的美国孩子一样,认为自己拥有完全平等的人权,她们在美国法律强大的保护之下可以尽享自己作为美国公民的一切权利,所以她认为即使是母亲也没有干涉他人自由的权力,于是,露丝对母亲的许多行为都感到不解甚至怨恨,露丝表达自己愤怒的方式就是在日记里用母亲看不懂的英文写道:
“你常常说自杀,为什么不死啊?宝保姆要你死,我也一样。”
作为母亲一方的女性也在为坚守自己祖国文化而当仁不让,她们会在任何时候坚定地担当着中国文化的守护者,为女儿们对中国文化的误解而大声疾呼,如《喜福会》中的母亲钟林冬十分自豪地对女儿提起家乡太原时,女儿则认为妈妈在说台湾,因而引发了母女间的一场冲突:
“‘喂,’她(母亲)大声叫道,‘我不是从台湾来的,’就这样,我们之间刚刚开始建立起来的联系又断了,‘我是在中国出生的,在太原’,她说。‘噢,我以为你是在说台湾,这两个字发音差不多。’我争辩道。她竟为这种无意之中所犯的错而恼火。”
在这种中国式的家长权威与美国式的反权威的争斗之中,母亲代表着权威,她们试图用中国的理念去改造女儿,女儿则象征着自由,竭力要挣脱母亲的权威,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较量在母女两代人的身上存在着,并常常将中国性格和美国环境弄得水火不容,也使得女儿们更加赞成美国方式而摒弃母亲所提供的生活理念。在这场争斗中,母亲与女儿同样的不快乐,母亲们感受到的是文化的断裂,中国根的消失,女儿们感受到的是双重文化的威压给她们造成的心理上的伤害,女儿们虽然没有经历母亲那么多的生活艰辛,但她们从小接受的是美国教育,她们无论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还是在受教育程度、文化信仰方面都与母亲们存在巨大的差异,她们承受着来自于“香蕉人”的边缘文化的双重压力,也是母亲们所无法感知的。
三 教育观念上的差异
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国度,自古就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传统教育理念,而这种理念恰恰在《喜福会》的母亲们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她们即将飘洋过海去一个自由国度的时候,母亲们曾有这样的心愿:
“到了美国,我就要生个女儿,她会很像我。但在美国,她无须仰仗丈夫鼻息度日。在美国,不会有人歧视她,因为我会让她讲上一口流利漂亮的美式英语。她将应有尽有,不会烦恼不会忧愁。她会领略我的一番苦心,我要她成为一只比期望中还要好上一百倍的漂亮的天鹅!”
因此到了美国之后,母亲们对女儿寄予了厚望,并在相互的攀比中将许多希望寄托于女儿的身上。如龚琳达发现女儿韦弗利具有超人的象棋天赋之后,便决定不再让女儿干家务活,而文斯顿和文森特——韦弗利的两位哥哥,却要义不容辞地为家里做饭烧菜了。吴素云希望女儿吴晶美成为一名神童,而当她的神童之梦破灭之后,吴素云又将女儿精心设计成为一名钢琴家,为了让吴晶美学钢琴,吴素云免费为一楼的退休钢琴教师做清洁工,并且省吃俭用地为女儿买了一架乌立兹牌的旧钢琴。对于母亲们所做的这一切,女儿们并不领情,相反,她们感到自己的个性受到了挤压,她们认为中国母亲以女儿的成绩来自豪就是一种炫耀,吴晶美就以在大学里退学来表示自己个性的独立和对自己前程的自主权:
“我有好几次让她失望,每一次都是维护了我自己的意愿,维护了我辜负别人期望的权利。我的成绩并不是全A ,没有当上班长,没有考进斯坦福大学,甚至大学没念完就退学了。”
龚琳达的女儿韦弗利更是尖刻地讥讽母亲说:
“如果你想炫耀的话,为什么自己不去学下棋呢?”
面对母亲们的批评,女儿们激烈地反击道:
“一味地批评似乎就意味着你希望的只是失败。”
四 结语
正如学者所言:“每个中国人在走向世界的时候,都必须承担这种历史的馈赠。在反叛中接受历史,从追寻历史中理解反叛。”谭恩美的小说写得凄美动人,原因之一就在于谭恩美小说中的母亲形象的神秘力量,母亲形象一直是谭恩美小说的中心,只有通过母亲形象而展现出来的中国文化的传统魅力,才能引起许多美国读者的阅读兴趣。谭恩美设计小说中具有强烈冲突感的母女形象的目的也在于解构历史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并说明历史和现代可以相互继承、历时和共时可以相互交错之原理,进而在新一代美籍华裔身上建构起中华文明和美国文化的发展关系。美籍华裔的女儿们对于中国和中华文化从疏离到亲近正是通过她们的母亲重新构建了起来,中华古老文化不可抗拒地在新一代移民身上存现,又不抗拒地传承,这都是通过母亲这一形象来完成的。因此,母亲就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是中华文化的忠实捍卫者;而作为新移民的女儿,不管她们如何挣扎,她们都将成为中华文化的新载体。这一点,在谭恩美的小说中已有充分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美]谭恩美,程乃珊等译:《喜福会》,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2] 薛玉凤:《美国华裔文学之文化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
[3] 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4] 张德明:《多元文化杂交时代的民族文化记忆问题》,《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5] AmyLing,Between Worlds: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M].New York: Pergamon Press,1990.
[6] AmyLing,Betw eenWorlds:WomenW riters of Ch inese A ncestry.Pergamon P ress Inc.,1990.
作者简介:杨丹丹,女,1973—,吉林长春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应用语学、跨文化交流,工作单位:吉林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关键词:母女 冲突 文化 中西方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全世界都认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为“神秘的东方,开放的西方”,当神秘古老的中华文化遇到了张扬开放的西方文化时,其冲突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而这种文化的差异必然会在文学中得以体现。华裔美籍作家谭恩美一直在深入地探讨着“中国移民母亲”和“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的文化差异与矛盾冲突,她的两部小说《喜福会》和《接骨师的女儿》集中表现了被称之为“香蕉人”的第二代华裔女性与其女性长辈之间的文化冲突,以及第二代移民从对中华文明的疏离到对祖国文化的认同的心理演化过程,这种母女间观念的冲突,其实就是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具象表现,也是至今仍受到全球关注的跨文化传播问题的焦点之一。本文试从三个方面对谭恩美的《喜福会》和《接骨师的女儿》中所展示的母女冲突进行文化差异方面的探讨。
一 中华文化的认同与不认同的冲突
美国学者艾米·琳(Amy Ling)在论及美裔华人后代的特征时,曾指出:
“不管是新移民还是出生在美国的中国人,都发现他们被夹在两个世界之间。他们的面部特征宣告了一个事实——他们的种族是亚洲,但是通过教育、选择或出身,他们又是美国人”。
这段话揭示了美籍华裔一种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尴尬处境:他们既是中国人,又不像中国人。出身于中国的第一代美国移民,在文化归属上很自然地将自己认同为中国人,他们的理念上毫无疑问地带有中国文化的印痕;而对于这些保守而古旧的中国理念,出身于美国、受过美国的良好教育、在心理上已将自己归属于美国人的第二代移民,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香蕉人”就难以理解,他们认为父母们念念不忘的中华文化只是父辈虚无的回忆,与他们没有直接的关联,他们被美国舆论宣传所诱导,相信中华文化只是一种过时的守旧的观念,是一种对人的心灵的拘禁,于是《接骨师的女儿》中的母亲茹灵与女儿露丝,这对代表着中西文化的母女的矛盾便激烈地爆发了: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女儿露丝对母亲的许多行为都感到不解甚至怨恨,比如母亲言语怪诞、偷看她的日记、不许她抽烟、进入她的房间不敲门、监视她的隐私等等,都成了母女间冲突的缘由,而且这种冲突不断升级,以至于母女间势同水火: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女儿呢?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为什么不早死掉算了?’茹灵气得上气不接下气,‘你想我死吗?’露丝紧张地浑身发抖,可还是装作不在乎地耸耸肩,说,‘我才不在乎呢。’妈妈大喘几口气,然后离开了露丝的房间。露丝起身使劲把门关上。”
而《喜福会》中的四个华裔女儿吴晶美、韦弗利、琳娜、罗丝,除了吴晶美独身外,其他几人都嫁给了白人或与白人同居,而这其实也是一种对中国文化的反叛,女儿们认为自己母亲所带给她们的“中国面孔”使得她们与生俱来便处身于一种文化的夹缝之中,处境难堪,所以一方面她们对中华文化拒绝、对母亲们不理解,另一方面又在现实利益的驱赶下对中华文化及其相关的事物一律采取主动抛弃的态度,盲目地追随美国强势文化,以抗拒父母灌输给她们的中华文化。她们不懂中文,对母亲的汉语不能完全理解,也不想了解中国,她们更看不惯母亲说生硬、蹩脚的英语。她们很自然地在成长的过程中接受着美国的强势宣传,承认自己祖先的种族是劣等民族,而白人才是优秀的民族的理念,她们非常讨厌自己的身体上的亚裔特征,所以琳娜“常向上推眼角,使它们显得更圆一些,或者使劲睁大眼睛,甚至露出白眼珠”,以使自己看起来更像白人。而在她们成年之后,她们又坚决地拒绝嫁给“矮小、丑陋、无自信、笨拙、傲慢”的东方男子,她们接受的是“个子高大、皮肤白皙、肌肉发达”的白种男子,而且毫不掩饰地承认她们的情侣受到青睐的原因是“父母来自美国纽约的泰勒城,而不是中国的天津”。女儿们用这种方式实现了对以母亲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反叛,更加坚定地加入到美国文化的行列中去,试图以此来完成“东西和西方的快乐结合”。此举恰恰证明她们的思维方式是美国化的,尽管她们还远远没有真正跻身于美国的主流社会,但起码在形式上她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美国式的家庭,她们唯一担心是华裔母亲的存在是否会使自己的婚姻受损,正如《喜福会》中的女儿韦弗利在感激男友瑞奇赐给她 “如此纯真的爱情”的同时,又有“我害怕这纯真的情感会被我母亲玷污。所以,我努力把对瑞奇的每一份真情珍藏在记忆中,我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再召唤它们”的自卑心理。
二 对母亲权威的抗拒
在中国文化中,父母是家庭里绝对的权威,父母在家庭里可以主宰儿女们的一切:婚姻、学业、生活习性、财产、甚至生死,而且中国父母还充当着儿女们的生活导师的角色,认真地指导着儿女生活里遇到的一切难题。所以当《喜福会》中的罗丝与丈夫的婚姻发生危机,想去心理医生那儿寻找解决内心矛盾的答案时,她的母亲许安梅告诉她说:
“‘母亲是最好的,母亲知道你内心中的一切。’‘心理医生只会让你糊里糊涂,让你黑蒙蒙的。”
对于这种说法,女儿们是不理解的,她们更相信医生与专家的权威,而对母亲话语的权威性报以深刻的怀疑。深受白人文化影响的女儿们,对华人有着一种偏见,哪怕这华人就是她们的母亲。而母亲们不连贯的英语恰恰强化了否定华人的理由,这也是母亲们思想的支离破碎和没有社会地位的特征。吴晶美对母亲露出明显的鄙视之意:
“我母亲典型的中国行为常让我在众人面前觉得尴尬,如与店主喋喋不休地讨价还价,还有,当着众人剔牙撅嘴,对柠檬黄与淡粉红的不协调的搭配等等。”
由于无法跨越文化的障碍,身在异国他乡的母亲们只有以定期举办喜福会的形式来实现对家乡的回忆,在聚会之时,母亲们身着中国传统服饰,用汉语聊聊家常,吃吃中国菜,这种形式使母亲们在陌生的国度里似乎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但“喜福会”在女儿眼里却成了中国陋习,如同三K党的秘密聚会一般,让女儿们感到滑稽和反感。
同样,在《接骨师的女儿》中,母亲的权威也受到多次的挑战,女儿露丝如同所有的美国孩子一样,认为自己拥有完全平等的人权,她们在美国法律强大的保护之下可以尽享自己作为美国公民的一切权利,所以她认为即使是母亲也没有干涉他人自由的权力,于是,露丝对母亲的许多行为都感到不解甚至怨恨,露丝表达自己愤怒的方式就是在日记里用母亲看不懂的英文写道:
“你常常说自杀,为什么不死啊?宝保姆要你死,我也一样。”
作为母亲一方的女性也在为坚守自己祖国文化而当仁不让,她们会在任何时候坚定地担当着中国文化的守护者,为女儿们对中国文化的误解而大声疾呼,如《喜福会》中的母亲钟林冬十分自豪地对女儿提起家乡太原时,女儿则认为妈妈在说台湾,因而引发了母女间的一场冲突:
“‘喂,’她(母亲)大声叫道,‘我不是从台湾来的,’就这样,我们之间刚刚开始建立起来的联系又断了,‘我是在中国出生的,在太原’,她说。‘噢,我以为你是在说台湾,这两个字发音差不多。’我争辩道。她竟为这种无意之中所犯的错而恼火。”
在这种中国式的家长权威与美国式的反权威的争斗之中,母亲代表着权威,她们试图用中国的理念去改造女儿,女儿则象征着自由,竭力要挣脱母亲的权威,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较量在母女两代人的身上存在着,并常常将中国性格和美国环境弄得水火不容,也使得女儿们更加赞成美国方式而摒弃母亲所提供的生活理念。在这场争斗中,母亲与女儿同样的不快乐,母亲们感受到的是文化的断裂,中国根的消失,女儿们感受到的是双重文化的威压给她们造成的心理上的伤害,女儿们虽然没有经历母亲那么多的生活艰辛,但她们从小接受的是美国教育,她们无论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还是在受教育程度、文化信仰方面都与母亲们存在巨大的差异,她们承受着来自于“香蕉人”的边缘文化的双重压力,也是母亲们所无法感知的。
三 教育观念上的差异
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国度,自古就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传统教育理念,而这种理念恰恰在《喜福会》的母亲们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她们即将飘洋过海去一个自由国度的时候,母亲们曾有这样的心愿:
“到了美国,我就要生个女儿,她会很像我。但在美国,她无须仰仗丈夫鼻息度日。在美国,不会有人歧视她,因为我会让她讲上一口流利漂亮的美式英语。她将应有尽有,不会烦恼不会忧愁。她会领略我的一番苦心,我要她成为一只比期望中还要好上一百倍的漂亮的天鹅!”
因此到了美国之后,母亲们对女儿寄予了厚望,并在相互的攀比中将许多希望寄托于女儿的身上。如龚琳达发现女儿韦弗利具有超人的象棋天赋之后,便决定不再让女儿干家务活,而文斯顿和文森特——韦弗利的两位哥哥,却要义不容辞地为家里做饭烧菜了。吴素云希望女儿吴晶美成为一名神童,而当她的神童之梦破灭之后,吴素云又将女儿精心设计成为一名钢琴家,为了让吴晶美学钢琴,吴素云免费为一楼的退休钢琴教师做清洁工,并且省吃俭用地为女儿买了一架乌立兹牌的旧钢琴。对于母亲们所做的这一切,女儿们并不领情,相反,她们感到自己的个性受到了挤压,她们认为中国母亲以女儿的成绩来自豪就是一种炫耀,吴晶美就以在大学里退学来表示自己个性的独立和对自己前程的自主权:
“我有好几次让她失望,每一次都是维护了我自己的意愿,维护了我辜负别人期望的权利。我的成绩并不是全A ,没有当上班长,没有考进斯坦福大学,甚至大学没念完就退学了。”
龚琳达的女儿韦弗利更是尖刻地讥讽母亲说:
“如果你想炫耀的话,为什么自己不去学下棋呢?”
面对母亲们的批评,女儿们激烈地反击道:
“一味地批评似乎就意味着你希望的只是失败。”
四 结语
正如学者所言:“每个中国人在走向世界的时候,都必须承担这种历史的馈赠。在反叛中接受历史,从追寻历史中理解反叛。”谭恩美的小说写得凄美动人,原因之一就在于谭恩美小说中的母亲形象的神秘力量,母亲形象一直是谭恩美小说的中心,只有通过母亲形象而展现出来的中国文化的传统魅力,才能引起许多美国读者的阅读兴趣。谭恩美设计小说中具有强烈冲突感的母女形象的目的也在于解构历史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并说明历史和现代可以相互继承、历时和共时可以相互交错之原理,进而在新一代美籍华裔身上建构起中华文明和美国文化的发展关系。美籍华裔的女儿们对于中国和中华文化从疏离到亲近正是通过她们的母亲重新构建了起来,中华古老文化不可抗拒地在新一代移民身上存现,又不抗拒地传承,这都是通过母亲这一形象来完成的。因此,母亲就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是中华文化的忠实捍卫者;而作为新移民的女儿,不管她们如何挣扎,她们都将成为中华文化的新载体。这一点,在谭恩美的小说中已有充分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美]谭恩美,程乃珊等译:《喜福会》,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2] 薛玉凤:《美国华裔文学之文化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
[3] 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4] 张德明:《多元文化杂交时代的民族文化记忆问题》,《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5] AmyLing,Between Worlds: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M].New York: Pergamon Press,1990.
[6] AmyLing,Betw eenWorlds:WomenW riters of Ch inese A ncestry.Pergamon P ress Inc.,1990.
作者简介:杨丹丹,女,1973—,吉林长春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应用语学、跨文化交流,工作单位:吉林大学应用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