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最开始是怎么想到给父亲出书的？
　　梁培宽：我开始做父亲的著作整理、出版工作是从1986年我退休开始的最初做的时候脑子里并不很明确，只知道我是在整理他的东西，希望能够有出版的机会，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想法。通过二十多年的工作，我现在慢慢明白了这项工作究竟有什么意义。
　　 BQ：梁漱溟先生曾说他的使命就是“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架一座桥”，这座桥该怎么架？
　　梁培恕：我父亲曾经说西方文化是向外用力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向内用力的文化。人在第一期文化里把力量、注意力放在如何认识物、如何利用物上是正确的，但是第二期文化应该是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认识别人，如何认识自己。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品，我们的祖先过早地放弃了对于物的认识而用力于认识自己和认识相处之道，使我们处于劣势。西方文化传到东方来的时候，我们依然还在第二期文化的范畴里面，我们吃亏就是因为过早地向内用力。东方文化是心的文化，西方文化是身的文化，如果两者文化不能够配合，不能互相理解的话，就会出现很大的偏差。身 和心既有分的一面，又有合在一起不可分的一面。今后所谓的认识人类，就是把两种文化的长处和知识经验合在一起，才能够对人类有一个完全的认识。
　　 BQ：梁漱溟先生由佛学到儒学转变的节点在什么时候？
　　梁培恕：1918年他倡议在北京大学组织一个孔子研究会，这从行动上可以看作一個时间点。从思想的转变来说，他有一个醒悟过程，写一篇东西，写出来之后总觉得写得不好，思想没有条理。后来他就醒悟了，现实的生活和他自己佛学的人生观有矛盾，佛学是出世的，而他现在所面对的、所关心的是世界上的事，这中间是有冲突的。他觉得他自己必须把力量放到一方面去。对于佛学之道，他放下了，但并没有放弃。
　　 BQ：梁先生在“文革”十年当中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他对当时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反映？
　　梁培宽：最开始就是抄家。他心理的承受能力很强，“文革”开始以后一个月，他就开始写《人心与人生》，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完全凭记忆。总的来说，他的精神状态在“文革”中还是可以的，痛苦当然是有的。例如后来让他搬家，搬到鼓楼附近大杂院里面的两间东房，原是人家洗澡的地方。他后来受不了，给周总理写信，说这个房子太闷热。不过他还是每天早上起来跑步，从鼓楼跑到公园，然后看书，休息。
　　 BQ：在同辈或者长一辈当中，哪一位对梁漱溟的思想影响比较大？
　　梁培宽：这个从他自己的回忆里可以看得出来，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他的父亲。我的祖父是1918年故去的，我1925年才出生，后来我的父亲向我们谈起他的时候也并不多。但是我慢慢地好像也从我父亲身上看到我祖父的身影，他留下来的文字的东西，他为人处事的精神在我父亲身上都可以发现，从我父亲的言行可以看见我祖父的痕迹。
　　 BQ：二老都从父亲身上继承和传承了什么？
　　梁培宽：甘于清贫，安于现在的生活。
　　梁培恕：勤于思考，独立思考。不是从道理上认为那个对，我就去学，而是它本来就合乎我的个性和气质。我们二十几岁的时候，总是接受教育，这个报告那个文件，思想教育从来不断，要你接受中央的精神或者一个更具体的指示，它要的是你接受，是一个被动的状态。我虽然接受了很多，但心里头总有一个自己的评价，或者某些不太认可，如果我想表达一下，别人一旦发现了就会批评我，认为不应该有自己的想法，只能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BQ：二老的下一代有没有做关于您父亲的事情？
　　梁培恕：没有，他们都不甚了解，第三代就传不下去了。
　　梁漱溟
　　自称“问题中人”的梁漱溟，毕生为求解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思索、实践，思想凝聚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多部著作。他登上过北大讲堂，从事过乡建运动，发起成立过民盟，与伟大领袖有过彻夜长谈，也有过当面争执，在很重要的场合，依然能表明“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样不合时道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