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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后，安徽在一片废墟上开始了新的建设。曾希圣同志是建国后第一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是他最先规划和绘制了新安徽建设的蓝图。从建国之初，到1962年2月他调离安徽前往上海，他为安徽建设倾注了12年心血。这段时间，我先后担任省委办公厅主任、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常委等职务，一直在他领导下工作。那是一段永生难忘的岁月。其间，虽有曲折、辛酸，但更多的是激情、奋进……
未见其人，先闻其名
我是1938年参加抗日军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一直在淮南津浦路西和凤阳山一带打游击，做基层党政军工作。曾希圣领导的新四军第七师主要活动在长江北岸的无为、和县、含山一带。我们新四军第二师、淮南抗日根据地和第七师、皖江抗日根据地是近邻，是并肩作战的兄弟部队。当时由于受到敌、伪、顽三方面的分割包围，战争异常残酷，交通不便，我与曾希圣的工作职务又悬殊很大，所以，直到1948年之前我还没有见到过他。然而，有关曾希圣的许多传奇故事和轶闻，我听到了很多，正所谓“未见其人，先闻其名”，仰慕之情，早已在我心中升起。
当时，在凤阳山游击区里，有关曾希圣的故事，流传最广有三个：
其一为曾希圣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担任过中央军委二局局长，善于破译敌人的密电码。毛泽东对曾希圣以及其领导的军委二局作了高度评价：“长征时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其二是曾希圣于1939年由延安调往重庆，在南方局军事组负责情报工作。他除了搜集敌方情报，揭露和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外，还潜心研究国际国内动态，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欧战与抗战》长篇论文，批判了当时在社会上存在的妥协、投降理论和单纯依靠欧美出兵心理，强调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篇文章一时引起很大轰动，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并千方百计地设法加害于他。为此，中央才决定让他转移到新四军军部工作。
其三是皖南事变之后，曾希圣临危受命，收容突围的新四军指战员，组建了新四军第七师，并任政治委员。他以长江北岸被古代军事家定名为“无为”的地区作依托，创立了一个拥有3万多平方公里、300万人口、3万多名武装力量的皖江抗日民主根据地，直逼汪伪首都南京，为支援全国抗战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这些，令人由衷地感到，曾希圣不愧为是一位功勋卓著的老一代革命家，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
以改革创新精神，奋力推进农业建设
建国之初，安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在农村，广大农村十分贫穷落后，而且灾难频繁。党和政府在抓紧完成民主改革、医治战争创伤、支援抗美援朝等重大政治任务的同时，下大力气抓了农业生产建设，这是当时一项十分重大的迫切任务。曾希圣以他杰出的智慧、非凡的魄力、果敢的改革创新精神，抓救灾、抓治淮、抓农田水利、抓“农业三改”，使安徽农业出现了崭新局面。这其中，尤以治淮、“农业三改”最具开创性成效。毛泽东高度评价说：“曾希圣是抓生产力的，如果我们国家的省委书记都像曾希圣一样抓生产力，那么我们国家的农业生产就大有希望了。”
一、呕心沥血抓救灾、抓治淮
毛泽东对曾希圣的这一高度评价，我是深有体会的。1950年夏秋季节，皖北地区就遭受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涝灾害。被淹田地2800万亩，受灾人口800万，其中重灾人口440万；洪水期间，共淹死489人。
为战胜百年以来所未有的灾害，加强生产救灾领导，并做好治淮的筹备工作，皖北区党委决定成立皖北生产救灾治淮临时指挥部，曾希圣亲自任政治委员。曾希圣强调提出：生救方面必须达到中央既定要求，“不饿死人”，“不成批向外省逃荒”，并尽一切可能防止瘟疫，加强治疗，并实行以工代赈的办法，将救灾与治淮结合起来。他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以独到的见解，提出了一整套科学可行的治淮方略。
曾希圣认为：治淮“不宜于一个地方独立进行，必须苏皖豫同时兴办，如果只将皖北部分治好则大水东流，对苏北大为不利，同时以皖北力量也是不容易办好的。”1950年8月3日，他向周恩来、董必武致电说“治淮一定要豫皖苏三省同时进行。河南搞好则皖北不利。皖北搞好，则对苏北不利，以目前说则以皖北最不利，淮河关节在皖北”；“治本办法，我意可分成两年进行，其办法是第一年在河南以蓄水为主，减少水量东灌，同时又可解决河南的旱灾问题，在皖北则蓄水与复堤同时并进(不少地区漫溃)，不放松小河的疏浚，一面使淮河容量增大，一面使淮北平原及淮河两侧增加蓄水池，同样可以减少淮北旱灾，在苏北则开一条新河，引淮人海。第二年则进行全线疏浚，并扩大蓄水池，巩固险工、涵闸”；“蓄水池可选择两种地点来建立，在山地可选山洪必经之隘口，堵成深池，再以闸门控制之，即可建立水电站，花工少、蓄水大；在平原可选低洼之地，再加挑深，同样花工少。并多开小渠，多挑水塘，多种树木，这样做，既能变坏田为良田，增加产量，又可保证不发水患”；“我认为过去治淮均未得要领，他们主要是筑堤，即增高培厚，对河床垫高问题，及水量过大问题，未作研究，所以不能解决问题，相反使河水高于平地，致内面之水不能外泄，所以每次水灾，均发展成面。”从这份电报可以看出，曾希圣最早比较全面地提出了淮河上、中、下游综合治理以及泄蓄兼顾办法。
中央对曾希圣的建议极为重视。1950年8月25日至9月21日，在周恩来指导与参加下，水利部召开了治淮会议。会议决定以“蓄泄兼筹”为治淮方针，明确了上、中、下游的治理重点，还制定了治淮工程的步骤，确定当年10月下旬开工。会议建议政务院设立治淮委员会，统一领导治淮工作。同年10月14日，治淮委员会在蚌埠成立，曾山任主任，曾希圣等4人为副主任。实际上，由曾希圣主持治淮委员会的工作。治淮第一年，完成了一批蓄洪工程、堤防工程、干支流疏浚和沟洫工程。这些工程相互配合起来，使皖北初步实现了“小雨免灾，大雨减灾”。1951年淮河流域普遍丰收。治淮第一年的成功，使曾希圣感到十分振奋。他决心进一步全面推进治淮水利建设。经过连续多年的努力，建成了一批大型骨干工程。如淮河中游干支流分流工程，佛子岭、梅山、响洪甸、磨子潭大型水库，淠史杭水利灌溉工程等。这些工程，直到现在还发挥着巨大的效益。如淠史杭灌区目前灌溉面积达到1000多万亩，成为皖中、皖西发展的命脉。许多水利专家赞誉它是一个历史上空前的水利工程，比著名的都江堰工程要宏伟得多，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其建筑模型现收藏在世界博物馆内，让全世界观众观赏。
二、农业三改”是又一创举
“农业生产三项改革”(简称“三改”)是曾希圣的又一杰作。它的由来、依据、内容、意义何在?曾希圣在他1954年1月1日于《安徽日报》发表的“论三改”著名文章中作了全面阐述。
曾希圣提出：第一，经常遭受涝旱灾害的地区，应改变季节的收成比重。原来沿淮地区收成比重夏四秋六，秋收大于夏收，今后则要改变这一情况，要利用夏收作物比较稳产的优势，争取夏收比重达到70％左右。这个改变是把我们从历史性的灾荒中脱离出来的一种改变。第二，改种高产作物、耐水作物，改变某些作物的播种方法。改种高产作物，主要是推广马铃薯和山芋。改种耐水作物，就是在沿淮低洼地区逐步改种水稻，这不仅可以抵御涝灾，提高产量，而且能够把地面水在稻田里蓄起来，是彻底解决水灾的最有效办法。改变某些作物的播种方法，主要是油菜等由点种改为育苗移栽。第三，改变广种薄收的习惯，采用深耕细作的办法进行耕种。
在推行“三改”过程中，曾希圣十分强调“典型示范”、“积极领导、因地制宜”，并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具体措施。虽然某些地方由于方法不当，出了一点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总体上是成功的，有效地发挥了减灾、保收、增产的作用。
三、冲破重重阻力率先推行“责任田”
曾希圣在领导农业生产中，不仅善于从生产力的角度刻苦钻研，把握自然规律，提出应对办法，而且善于从生产关系方面观察和思考问题，提出有远见卓识的、独到的改革思路和完善措施。1961年他提出和推行的“责任田”办法，就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上世纪70年代末，发端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后在全国迅速推开的农业“家庭联产承包制”，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实际上它的渊源就来自“责任田”。所以，胡耀邦称赞说：曾希圣同志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
“责任田”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1958年之后，党内“左”的思想盛行，企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于是不顾客观条件，发动大跃进运动，动员全民大炼钢铁，推行人民公社化，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农村情况则更加严重，普遍出现“饿、病、逃、荒、死”现象。1960年秋，曾希圣同时兼任安徽、山东两省省委第一书记，但按照中央的决定，他一度把工作重心放在山东。这时，安徽也已处于极度困难状态。当时主持安徽省委日常工作的桂林栖同志，要我和张祚萌赶赴济南，当面向曾希圣汇报安徽面临的严峻形势。曾希圣听后心情沉重，立即向中央报告，要求辞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允许他回安徽来，与广大干部群众一起扭转局面，走出困境。他要我与胡坦、丁之等同志负责抓安排群众生活，抢运粮食供应给缺粮农民，停办农村食堂，严令不能再发生非正常死亡。他则集中精力调查研究，酝酿根本对策，最后形成“责任田”办法。这个思路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安徽农村在推行合作化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田间管理包到人”的办法，简单易行，群众满意，增产效果明显，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二是曾希圣到工厂检查工作时，发现工厂大多是将任务分解到车间和个人，单机操作，责任到人，按劳取酬，工人很有积极性。三是张祚荫介绍了宿县一位老农上山开荒、丰衣足食的事例，引起了曾希圣的关注。这个老农叫刘庆兰，73岁，儿子有肺病，别人劝他到敬老院，他不愿去，经公社同意，他就带着儿子住到山里，一面让儿子养病，一面开荒种庄稼。他没有牛，也没有犁耙，仅靠一把锹和一把四齿扒，开了10多亩荒地。第二年收了3300斤粮食，除留下口粮、种子、饲料外，交给公社1800斤粮食，还交了60元现金(养猪养鸡所得)。他向公社建议，最好把田包给社员耕种，统一分配，超产奖励。曾希圣认为这个老农“是靠自力更生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有高度的共产主义精神”。刘庆兰的做法和建议，增强了曾希圣推行“责任田”的决心。四是曾希圣派人到合肥郊区进行“责任田”试点后，群众欢欣鼓舞，热情支持。于是，曾希圣向毛主席汇报了推广“责任田”的想法，毛主席同意试行。当年安徽农业就获得大丰收，广大群众把“责任田”叫做“救命田”。
但是，1962年1月的中央七千人大会，却宣布曾希圣搞“责任田”是“犯了方向性错误”，并免去他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调离安徽，改组安徽省委，“责任田”也因而夭折。然而，正确的东西总是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改革开放之后，曾希圣精心培育和播下的“责任田”种子又以“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形式，重新出现并迅速蔓延全国，农村面貌也因此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全局观点谋发展，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建设
曾希圣在奋力推进农业水利的同时，对工业、城市建设、文教卫体等各项事业都倾注了极大的心血，而且都有自己独特的思路、独特的措施。他虽然没有系统论述过经济社会统筹协调发展问题，但他总是用辩证唯物观点看待各项事业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关系，从而在实践上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曾希圣十分注意研究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并从安徽实际出发，强调提出要走“抓农促工、抓工促农”的路子。他说：光抓农业不行，不抓工业，农业上不去，基础不稳固。”在发展工业中，“要有为发展农业来发展工业的思想。我们生产的大部分东西一定要卖给农民，你要农民来买，就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改善农民的生活，我们的道路才能扩大，工业才能发展，不然就卖不出去。”按照“抓农促工、抓工促农”的指导思想，曾希圣提出：第一，发展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如粮食加工、酿酒、制茶、卷烟等。第二，发展支农工业。如农业机械、小化肥等。第三，发展能够满足群众日常生活需要的工业。如轻纺、服装、食品、小百货、小五金等。第四，发展机械工业。他反复强调：机械工业是“工业之母”，机械设备差，是没有竞争力的。第五，发展动力工业、原材料工业、基础工业。如煤、电、钢铁、铜、水泥等。第六，发展能出口创汇的产品，利用外汇换回省内急需的高、精、尖技术。第七，发展能够多赚钱的工业，以积累资金。第八，要多搞手工业。这样可以搞得更快一些。
安徽刚解放时，工业基础很差，没有什么大工业，只有一些小型手工作坊。例如合肥市仅有一台48千瓦的柴油机发电，供给机关和市民晚上照明，其他工业几乎是空白。1949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20．68亿元，其中工业产值只有3．4亿元，仅占16．4％；全省工业职工2．2万人，固定资产不足1亿元。在曾希圣和省委领导下，经过三年经济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安徽就建成了粗具规模的工业经济体系。如淮南煤矿、铜官山铜矿、马鞍山铁厂，佛子岭、梅山、响洪甸三大水电站，淮南电厂，省农机一、二、三厂，八一拖拉机厂，蚌埠拖拉机附件厂、水利机械厂，蚌埠玻璃厂、面粉厂、卷烟厂，安徽纺织厂、合肥金笔厂、合肥搪瓷厂、合肥锁厂、合肥制革厂、合肥农药厂、安徽新华印刷厂、合肥无线电厂，芜湖永康食品厂、合肥好华食品厂等等，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到1957年，全省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加了近5倍；一五”期间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16．8％。这一时期的工业快速发展，初步形成了安徽工业的框架，为后来安徽工业的更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建国初期，国际形势十分严峻。为了防御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华战争，国家动员沿海部分工业企业内迁。曾希圣抓住这个机遇，立即派出张又民、李广涛、黄诚等得力干部，持他的亲笔信到华东局找谭震林，到上海找柯庆施、陈丕显，到中央纺织工业部找钱之光等负责同志，请他们帮助，从上海向合肥、芜湖、蚌埠、安庆分期迁来一百多家私营和公私合营企业。当时有些人对此不理解，说这些企业都是些破破烂烂的小企业，搬来做啥?曾希圣说：“不但要把技术人员、技术资料搬来，把设备即使旧的也要搬来，我们没有的东西都要搬来。有了这些东西，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这个东西不管怎么差，弄只老母鸡来，他能下蛋。这就叫借鸡下蛋。”实践证明，曾希圣的这个决策是具有远见的战略决策。这一批企业迁来安徽后，它们像种子一样，很快在安徽生根发芽，成长壮大，并且培养出一批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
安徽教育事业的奠基人
安徽原来没有综合性大学，国民党时期虽在安庆办有一所国立安徽大学，但规模很小，教学设施和师资条件很差，全校只有几百个学生。建国后，国家高等教育部制订“高等教育事业十二年远景规划”，提出安徽于1959年建立综合大学，先办专科，1963年再办本科。曾希圣深感高等教育事业不发展，必将严重制约安徽经济长远发展。于是，他以省委名义致电中央并转高教部党组，要求在1958年建成综合性的安徽大学，一开始就办本科，所需师资望由复旦大学代为培养配备。在曾希圣和国家的支持下，在省委直接指导和关注下，1958年6月，安徽创办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安徽大学。同年9月16日，毛泽东来安徽视察，曾希圣请毛泽东为安徽大学题写了校名。10月6日，安徽大学举行成立大会，曾希圣亲自兼任安徽大学校长。他时刻关注安徽大学的发展，多次请求北京、上海等兄弟省市支援一批专家教授来校执教。1959年10月3日，曾希圣亲自参加了安徽大学建校一周年庆祝大会，勉励全体师生切实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提高教学质量。
安徽农学院原来规范也很小，而且不在合肥。曾希圣决定于1954年将该院迁来合肥。他亲自选定合肥西郊为学院院址，面积达3000亩。他还具体指导和帮助该院建立了教学实验基地，包括农场、林场、畜牧场、园艺场、茶场等。
合肥工业大学，前身是淮南工业专科学校，解放前招收初中毕业生，仅有土木、机械、电机三个工程系。解放后，改名为淮南煤炭专科学校，后又改名合肥矿业学校，并于1956年8月迁到合肥，曾希圣亲笔题写了校名。正当合肥矿业学院初创发展时，煤炭部提出要将该院迁到沈阳，曾希圣表示不同意。他认为安徽工业基础薄弱，为了发展安徽的工业，需要有一所高等学校培养工业人才。由于曾希圣的坚持，煤炭部只好收回成命。随后，曾希圣正式提出将合肥矿业学院改建为综合性的工业大学。省委为此上报中央宣传部，陆定一亲自主持召开部务会议讨论，最后同意将合肥矿业学院改建为合肥工业大学，归高教部直接领导。1958年10月7日，合肥工业大学举行成立大会，曾希圣亲临大会祝贺。1960年10月，合肥工业大学被批准为全国重点大学，从此享誉全国。
安徽原来没有高等医科院校。曾希圣听说上海有一所私立东南医学院，是著名学者张锡祺创办的。曾希圣就派人前往盛情邀请，于1949年12月29日将该院迁到怀远县。为了学校的发展，曾希圣又邀请他们迁到合肥。曾希圣亲自选定合肥德胜门外的东南岗为建校地址，并拨出巨款，派出最强的基建队伍，在一年多时间里，就将医学院教学大楼、实验室、教职员和学生宿舍，以及学院的两个附属医院和门诊部全部工程完工。院名也于1952年10月改为安徽医学院，成为“安徽医学人才的摇篮”。
同办高等教育一样，曾希圣在抓中小学基础教育、卫生体育、文化艺术、新闻广播和科学技术工作等方面，也都投入极大的精力，帮助规划，组织实施，都有超凡的建树。
这里要特别说说曾希圣重视城市规划和建设的事情。刚解放时，合肥城市很小，城区面积仅5平方公里，又破烂不堪，全市只有5万多人。蚌埠、芜湖、安庆等城市规模也很小。素有雄心壮志的曾希圣，以他宽阔的胸怀，战略的眼光，开始筹划起安徽城市建设的蓝图。当时，他对合肥城区的规划设计是：东南傍临巢湖，西至大蜀山，市内长江路的路面宽度为60米；在老城区内，借助古城墙和护城河，营造一个环城林带（后来建筑成环城公园，被誉为“绿色翡翠项链”）。按照这个规划，合肥将成为一座傍山依水、交通畅达、景色宜人、市场繁荣的大城市。规划设想提出后，华东局有人批评说：“上海都没有那么宽的马路，合肥长江路搞那么宽干什么？”这样，长江路宽只好改修为40米。事过几十年之后，大家都说号称“安徽第一街”的长江路显得窄了，早按曾希圣的设想去建设，那就好多了。
曾希圣作为老一代革命家，一生经历非常丰富、辉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他晚年受到不公正对待和“文化大革命”中遇到迫害的情况下，仍“老骥伏枥”、“壮心不已”，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顽强不屈、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格。他的一生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实在是太多，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和发扬。
未见其人，先闻其名
我是1938年参加抗日军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一直在淮南津浦路西和凤阳山一带打游击，做基层党政军工作。曾希圣领导的新四军第七师主要活动在长江北岸的无为、和县、含山一带。我们新四军第二师、淮南抗日根据地和第七师、皖江抗日根据地是近邻，是并肩作战的兄弟部队。当时由于受到敌、伪、顽三方面的分割包围，战争异常残酷，交通不便，我与曾希圣的工作职务又悬殊很大，所以，直到1948年之前我还没有见到过他。然而，有关曾希圣的许多传奇故事和轶闻，我听到了很多，正所谓“未见其人，先闻其名”，仰慕之情，早已在我心中升起。
当时，在凤阳山游击区里，有关曾希圣的故事，流传最广有三个：
其一为曾希圣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担任过中央军委二局局长，善于破译敌人的密电码。毛泽东对曾希圣以及其领导的军委二局作了高度评价：“长征时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其二是曾希圣于1939年由延安调往重庆，在南方局军事组负责情报工作。他除了搜集敌方情报，揭露和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外，还潜心研究国际国内动态，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欧战与抗战》长篇论文，批判了当时在社会上存在的妥协、投降理论和单纯依靠欧美出兵心理，强调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篇文章一时引起很大轰动，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并千方百计地设法加害于他。为此，中央才决定让他转移到新四军军部工作。
其三是皖南事变之后，曾希圣临危受命，收容突围的新四军指战员，组建了新四军第七师，并任政治委员。他以长江北岸被古代军事家定名为“无为”的地区作依托，创立了一个拥有3万多平方公里、300万人口、3万多名武装力量的皖江抗日民主根据地，直逼汪伪首都南京，为支援全国抗战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这些，令人由衷地感到，曾希圣不愧为是一位功勋卓著的老一代革命家，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
以改革创新精神，奋力推进农业建设
建国之初，安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在农村，广大农村十分贫穷落后，而且灾难频繁。党和政府在抓紧完成民主改革、医治战争创伤、支援抗美援朝等重大政治任务的同时，下大力气抓了农业生产建设，这是当时一项十分重大的迫切任务。曾希圣以他杰出的智慧、非凡的魄力、果敢的改革创新精神，抓救灾、抓治淮、抓农田水利、抓“农业三改”，使安徽农业出现了崭新局面。这其中，尤以治淮、“农业三改”最具开创性成效。毛泽东高度评价说：“曾希圣是抓生产力的，如果我们国家的省委书记都像曾希圣一样抓生产力，那么我们国家的农业生产就大有希望了。”
一、呕心沥血抓救灾、抓治淮
毛泽东对曾希圣的这一高度评价，我是深有体会的。1950年夏秋季节，皖北地区就遭受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涝灾害。被淹田地2800万亩，受灾人口800万，其中重灾人口440万；洪水期间，共淹死489人。
为战胜百年以来所未有的灾害，加强生产救灾领导，并做好治淮的筹备工作，皖北区党委决定成立皖北生产救灾治淮临时指挥部，曾希圣亲自任政治委员。曾希圣强调提出：生救方面必须达到中央既定要求，“不饿死人”，“不成批向外省逃荒”，并尽一切可能防止瘟疫，加强治疗，并实行以工代赈的办法，将救灾与治淮结合起来。他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以独到的见解，提出了一整套科学可行的治淮方略。
曾希圣认为：治淮“不宜于一个地方独立进行，必须苏皖豫同时兴办，如果只将皖北部分治好则大水东流，对苏北大为不利，同时以皖北力量也是不容易办好的。”1950年8月3日，他向周恩来、董必武致电说“治淮一定要豫皖苏三省同时进行。河南搞好则皖北不利。皖北搞好，则对苏北不利，以目前说则以皖北最不利，淮河关节在皖北”；“治本办法，我意可分成两年进行，其办法是第一年在河南以蓄水为主，减少水量东灌，同时又可解决河南的旱灾问题，在皖北则蓄水与复堤同时并进(不少地区漫溃)，不放松小河的疏浚，一面使淮河容量增大，一面使淮北平原及淮河两侧增加蓄水池，同样可以减少淮北旱灾，在苏北则开一条新河，引淮人海。第二年则进行全线疏浚，并扩大蓄水池，巩固险工、涵闸”；“蓄水池可选择两种地点来建立，在山地可选山洪必经之隘口，堵成深池，再以闸门控制之，即可建立水电站，花工少、蓄水大；在平原可选低洼之地，再加挑深，同样花工少。并多开小渠，多挑水塘，多种树木，这样做，既能变坏田为良田，增加产量，又可保证不发水患”；“我认为过去治淮均未得要领，他们主要是筑堤，即增高培厚，对河床垫高问题，及水量过大问题，未作研究，所以不能解决问题，相反使河水高于平地，致内面之水不能外泄，所以每次水灾，均发展成面。”从这份电报可以看出，曾希圣最早比较全面地提出了淮河上、中、下游综合治理以及泄蓄兼顾办法。
中央对曾希圣的建议极为重视。1950年8月25日至9月21日，在周恩来指导与参加下，水利部召开了治淮会议。会议决定以“蓄泄兼筹”为治淮方针，明确了上、中、下游的治理重点，还制定了治淮工程的步骤，确定当年10月下旬开工。会议建议政务院设立治淮委员会，统一领导治淮工作。同年10月14日，治淮委员会在蚌埠成立，曾山任主任，曾希圣等4人为副主任。实际上，由曾希圣主持治淮委员会的工作。治淮第一年，完成了一批蓄洪工程、堤防工程、干支流疏浚和沟洫工程。这些工程相互配合起来，使皖北初步实现了“小雨免灾，大雨减灾”。1951年淮河流域普遍丰收。治淮第一年的成功，使曾希圣感到十分振奋。他决心进一步全面推进治淮水利建设。经过连续多年的努力，建成了一批大型骨干工程。如淮河中游干支流分流工程，佛子岭、梅山、响洪甸、磨子潭大型水库，淠史杭水利灌溉工程等。这些工程，直到现在还发挥着巨大的效益。如淠史杭灌区目前灌溉面积达到1000多万亩，成为皖中、皖西发展的命脉。许多水利专家赞誉它是一个历史上空前的水利工程，比著名的都江堰工程要宏伟得多，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其建筑模型现收藏在世界博物馆内，让全世界观众观赏。
二、农业三改”是又一创举
“农业生产三项改革”(简称“三改”)是曾希圣的又一杰作。它的由来、依据、内容、意义何在?曾希圣在他1954年1月1日于《安徽日报》发表的“论三改”著名文章中作了全面阐述。
曾希圣提出：第一，经常遭受涝旱灾害的地区，应改变季节的收成比重。原来沿淮地区收成比重夏四秋六，秋收大于夏收，今后则要改变这一情况，要利用夏收作物比较稳产的优势，争取夏收比重达到70％左右。这个改变是把我们从历史性的灾荒中脱离出来的一种改变。第二，改种高产作物、耐水作物，改变某些作物的播种方法。改种高产作物，主要是推广马铃薯和山芋。改种耐水作物，就是在沿淮低洼地区逐步改种水稻，这不仅可以抵御涝灾，提高产量，而且能够把地面水在稻田里蓄起来，是彻底解决水灾的最有效办法。改变某些作物的播种方法，主要是油菜等由点种改为育苗移栽。第三，改变广种薄收的习惯，采用深耕细作的办法进行耕种。
在推行“三改”过程中，曾希圣十分强调“典型示范”、“积极领导、因地制宜”，并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具体措施。虽然某些地方由于方法不当，出了一点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总体上是成功的，有效地发挥了减灾、保收、增产的作用。
三、冲破重重阻力率先推行“责任田”
曾希圣在领导农业生产中，不仅善于从生产力的角度刻苦钻研，把握自然规律，提出应对办法，而且善于从生产关系方面观察和思考问题，提出有远见卓识的、独到的改革思路和完善措施。1961年他提出和推行的“责任田”办法，就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上世纪70年代末，发端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后在全国迅速推开的农业“家庭联产承包制”，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实际上它的渊源就来自“责任田”。所以，胡耀邦称赞说：曾希圣同志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
“责任田”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1958年之后，党内“左”的思想盛行，企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于是不顾客观条件，发动大跃进运动，动员全民大炼钢铁，推行人民公社化，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农村情况则更加严重，普遍出现“饿、病、逃、荒、死”现象。1960年秋，曾希圣同时兼任安徽、山东两省省委第一书记，但按照中央的决定，他一度把工作重心放在山东。这时，安徽也已处于极度困难状态。当时主持安徽省委日常工作的桂林栖同志，要我和张祚萌赶赴济南，当面向曾希圣汇报安徽面临的严峻形势。曾希圣听后心情沉重，立即向中央报告，要求辞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允许他回安徽来，与广大干部群众一起扭转局面，走出困境。他要我与胡坦、丁之等同志负责抓安排群众生活，抢运粮食供应给缺粮农民，停办农村食堂，严令不能再发生非正常死亡。他则集中精力调查研究，酝酿根本对策，最后形成“责任田”办法。这个思路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安徽农村在推行合作化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田间管理包到人”的办法，简单易行，群众满意，增产效果明显，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二是曾希圣到工厂检查工作时，发现工厂大多是将任务分解到车间和个人，单机操作，责任到人，按劳取酬，工人很有积极性。三是张祚荫介绍了宿县一位老农上山开荒、丰衣足食的事例，引起了曾希圣的关注。这个老农叫刘庆兰，73岁，儿子有肺病，别人劝他到敬老院，他不愿去，经公社同意，他就带着儿子住到山里，一面让儿子养病，一面开荒种庄稼。他没有牛，也没有犁耙，仅靠一把锹和一把四齿扒，开了10多亩荒地。第二年收了3300斤粮食，除留下口粮、种子、饲料外，交给公社1800斤粮食，还交了60元现金(养猪养鸡所得)。他向公社建议，最好把田包给社员耕种，统一分配，超产奖励。曾希圣认为这个老农“是靠自力更生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有高度的共产主义精神”。刘庆兰的做法和建议，增强了曾希圣推行“责任田”的决心。四是曾希圣派人到合肥郊区进行“责任田”试点后，群众欢欣鼓舞，热情支持。于是，曾希圣向毛主席汇报了推广“责任田”的想法，毛主席同意试行。当年安徽农业就获得大丰收，广大群众把“责任田”叫做“救命田”。
但是，1962年1月的中央七千人大会，却宣布曾希圣搞“责任田”是“犯了方向性错误”，并免去他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调离安徽，改组安徽省委，“责任田”也因而夭折。然而，正确的东西总是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改革开放之后，曾希圣精心培育和播下的“责任田”种子又以“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形式，重新出现并迅速蔓延全国，农村面貌也因此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全局观点谋发展，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建设
曾希圣在奋力推进农业水利的同时，对工业、城市建设、文教卫体等各项事业都倾注了极大的心血，而且都有自己独特的思路、独特的措施。他虽然没有系统论述过经济社会统筹协调发展问题，但他总是用辩证唯物观点看待各项事业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关系，从而在实践上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曾希圣十分注意研究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并从安徽实际出发，强调提出要走“抓农促工、抓工促农”的路子。他说：光抓农业不行，不抓工业，农业上不去，基础不稳固。”在发展工业中，“要有为发展农业来发展工业的思想。我们生产的大部分东西一定要卖给农民，你要农民来买，就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改善农民的生活，我们的道路才能扩大，工业才能发展，不然就卖不出去。”按照“抓农促工、抓工促农”的指导思想，曾希圣提出：第一，发展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如粮食加工、酿酒、制茶、卷烟等。第二，发展支农工业。如农业机械、小化肥等。第三，发展能够满足群众日常生活需要的工业。如轻纺、服装、食品、小百货、小五金等。第四，发展机械工业。他反复强调：机械工业是“工业之母”，机械设备差，是没有竞争力的。第五，发展动力工业、原材料工业、基础工业。如煤、电、钢铁、铜、水泥等。第六，发展能出口创汇的产品，利用外汇换回省内急需的高、精、尖技术。第七，发展能够多赚钱的工业，以积累资金。第八，要多搞手工业。这样可以搞得更快一些。
安徽刚解放时，工业基础很差，没有什么大工业，只有一些小型手工作坊。例如合肥市仅有一台48千瓦的柴油机发电，供给机关和市民晚上照明，其他工业几乎是空白。1949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20．68亿元，其中工业产值只有3．4亿元，仅占16．4％；全省工业职工2．2万人，固定资产不足1亿元。在曾希圣和省委领导下，经过三年经济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安徽就建成了粗具规模的工业经济体系。如淮南煤矿、铜官山铜矿、马鞍山铁厂，佛子岭、梅山、响洪甸三大水电站，淮南电厂，省农机一、二、三厂，八一拖拉机厂，蚌埠拖拉机附件厂、水利机械厂，蚌埠玻璃厂、面粉厂、卷烟厂，安徽纺织厂、合肥金笔厂、合肥搪瓷厂、合肥锁厂、合肥制革厂、合肥农药厂、安徽新华印刷厂、合肥无线电厂，芜湖永康食品厂、合肥好华食品厂等等，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到1957年，全省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加了近5倍；一五”期间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16．8％。这一时期的工业快速发展，初步形成了安徽工业的框架，为后来安徽工业的更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建国初期，国际形势十分严峻。为了防御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华战争，国家动员沿海部分工业企业内迁。曾希圣抓住这个机遇，立即派出张又民、李广涛、黄诚等得力干部，持他的亲笔信到华东局找谭震林，到上海找柯庆施、陈丕显，到中央纺织工业部找钱之光等负责同志，请他们帮助，从上海向合肥、芜湖、蚌埠、安庆分期迁来一百多家私营和公私合营企业。当时有些人对此不理解，说这些企业都是些破破烂烂的小企业，搬来做啥?曾希圣说：“不但要把技术人员、技术资料搬来，把设备即使旧的也要搬来，我们没有的东西都要搬来。有了这些东西，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这个东西不管怎么差，弄只老母鸡来，他能下蛋。这就叫借鸡下蛋。”实践证明，曾希圣的这个决策是具有远见的战略决策。这一批企业迁来安徽后，它们像种子一样，很快在安徽生根发芽，成长壮大，并且培养出一批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
安徽教育事业的奠基人
安徽原来没有综合性大学，国民党时期虽在安庆办有一所国立安徽大学，但规模很小，教学设施和师资条件很差，全校只有几百个学生。建国后，国家高等教育部制订“高等教育事业十二年远景规划”，提出安徽于1959年建立综合大学，先办专科，1963年再办本科。曾希圣深感高等教育事业不发展，必将严重制约安徽经济长远发展。于是，他以省委名义致电中央并转高教部党组，要求在1958年建成综合性的安徽大学，一开始就办本科，所需师资望由复旦大学代为培养配备。在曾希圣和国家的支持下，在省委直接指导和关注下，1958年6月，安徽创办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安徽大学。同年9月16日，毛泽东来安徽视察，曾希圣请毛泽东为安徽大学题写了校名。10月6日，安徽大学举行成立大会，曾希圣亲自兼任安徽大学校长。他时刻关注安徽大学的发展，多次请求北京、上海等兄弟省市支援一批专家教授来校执教。1959年10月3日，曾希圣亲自参加了安徽大学建校一周年庆祝大会，勉励全体师生切实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提高教学质量。
安徽农学院原来规范也很小，而且不在合肥。曾希圣决定于1954年将该院迁来合肥。他亲自选定合肥西郊为学院院址，面积达3000亩。他还具体指导和帮助该院建立了教学实验基地，包括农场、林场、畜牧场、园艺场、茶场等。
合肥工业大学，前身是淮南工业专科学校，解放前招收初中毕业生，仅有土木、机械、电机三个工程系。解放后，改名为淮南煤炭专科学校，后又改名合肥矿业学校，并于1956年8月迁到合肥，曾希圣亲笔题写了校名。正当合肥矿业学院初创发展时，煤炭部提出要将该院迁到沈阳，曾希圣表示不同意。他认为安徽工业基础薄弱，为了发展安徽的工业，需要有一所高等学校培养工业人才。由于曾希圣的坚持，煤炭部只好收回成命。随后，曾希圣正式提出将合肥矿业学院改建为综合性的工业大学。省委为此上报中央宣传部，陆定一亲自主持召开部务会议讨论，最后同意将合肥矿业学院改建为合肥工业大学，归高教部直接领导。1958年10月7日，合肥工业大学举行成立大会，曾希圣亲临大会祝贺。1960年10月，合肥工业大学被批准为全国重点大学，从此享誉全国。
安徽原来没有高等医科院校。曾希圣听说上海有一所私立东南医学院，是著名学者张锡祺创办的。曾希圣就派人前往盛情邀请，于1949年12月29日将该院迁到怀远县。为了学校的发展，曾希圣又邀请他们迁到合肥。曾希圣亲自选定合肥德胜门外的东南岗为建校地址，并拨出巨款，派出最强的基建队伍，在一年多时间里，就将医学院教学大楼、实验室、教职员和学生宿舍，以及学院的两个附属医院和门诊部全部工程完工。院名也于1952年10月改为安徽医学院，成为“安徽医学人才的摇篮”。
同办高等教育一样，曾希圣在抓中小学基础教育、卫生体育、文化艺术、新闻广播和科学技术工作等方面，也都投入极大的精力，帮助规划，组织实施，都有超凡的建树。
这里要特别说说曾希圣重视城市规划和建设的事情。刚解放时，合肥城市很小，城区面积仅5平方公里，又破烂不堪，全市只有5万多人。蚌埠、芜湖、安庆等城市规模也很小。素有雄心壮志的曾希圣，以他宽阔的胸怀，战略的眼光，开始筹划起安徽城市建设的蓝图。当时，他对合肥城区的规划设计是：东南傍临巢湖，西至大蜀山，市内长江路的路面宽度为60米；在老城区内，借助古城墙和护城河，营造一个环城林带（后来建筑成环城公园，被誉为“绿色翡翠项链”）。按照这个规划，合肥将成为一座傍山依水、交通畅达、景色宜人、市场繁荣的大城市。规划设想提出后，华东局有人批评说：“上海都没有那么宽的马路，合肥长江路搞那么宽干什么？”这样，长江路宽只好改修为40米。事过几十年之后，大家都说号称“安徽第一街”的长江路显得窄了，早按曾希圣的设想去建设，那就好多了。
曾希圣作为老一代革命家，一生经历非常丰富、辉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他晚年受到不公正对待和“文化大革命”中遇到迫害的情况下，仍“老骥伏枥”、“壮心不已”，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顽强不屈、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格。他的一生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实在是太多，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