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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民意表达已成为推进改革纵深发展、提升政治文明的主要推力。同时，网络的多元表达尤其是包含其中的民粹主义思潮引起了学界高度的警惕甚至过分的紧张。本文以为，网络民意表达中显现出的民粹主义倾向完全是转型期社会危机的正常反映。故无须放大苹根传播中的某些负面因素，应该倍加珍惜网络创造的繁荣的言论空间并以此为契机来改善整个媒介生态。
关键词：草根传播 民粹主义 新意见群体 青年知识分子
《Web2.0时代“草根传播”的民粹主义倾向》(以下简称《倾向》)是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陈龙教授发表于《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8期的一篇文章。文中作者用“好事者文化的民粹主义受到追捧”来概括当前的网络传播潮流。同时，作者认为网络“草根传播”的民粹化导致传播的非理性和低质化，并将“社会教育引导”作为关照网络民粹主义的落脚点。本文就以上问题诚恳地与陈龙教授进行商榷并试图阐释自己的观点，不妥之处，望陈教授及诸位学者批评指正。
民粹主义：社会危机的强烈信号
正如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Paul Taggart)所言，民粹主义是一个棘手的、难以捉摸的概念，其复杂丰富的内涵使其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政治立场或者可以依附于任何意识形态。所以，本文无意于探讨民粹主义概念本身，但为了行文方便，又不得不将民粹主义的某些元素作为既定概念来使用：其一，对严重社会危机的强烈反应；其二，倡导直接民主，敌视代议制民主，怀疑其公正性；其三，把平民大众的愿望、需要、情绪等当做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它强调对大众情绪和意愿的绝对顺从。当然，民粹主义的核心概念远不止这些，但本文只将以上几点作为对民粹主义的普遍理解，并结合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某些现实，着重探求当下“草根传播”中民粹主义思潮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
综观中外历史上各色民粹主义思潮抑或社会运动，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背景，那就是深深的社会危机、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及民众对现存体制的怀疑甚至绝望。1874年，俄国亚历山大·赫尔岑发出“到人民中去”的民粹主义号召，直接源于沙俄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中对农民的剥夺而造成农民一贫如洗的社会现实；19世纪末美国新生的人民党认识到“数以百万的人们辛勤劳动的果实被史无前例的少数资本家所攫取并用来作为增进他们巨额财富的资本……从政府的不公平这一肥沃多产的源生地中，我们培育出两大阶级——流浪汉和百万富翁……”等社会现象并试图以此为噱头来发起政治攻势……回到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语境下，民粹主义在此也有着肥沃的土壤：一味地效率主导型的市场化改革，无法保障社会财富、公民权利的公平分配。诸如贫富不均、贪污腐化、黑恶横行、风气不正、人心不平、官民冲突加剧等，正在严重侵蚀着改革成果，也在考验着无数草根的承受底线。因此，很自然地，当底层民众对中国现行代议制制度失去幻想时，便开始了自救自卫行动。而鉴于传统媒体并没有提供给他们过多的言论空间。所以，相对宽松的互联网便成为他们奔走相告的首选。因此，网络上的民粹主义思潮正是现实生活的延伸或关照。换句话说，大众传媒中尤其是草根众多的网络空间出现的民粹主义思潮正是社会处于严重危机状态的强烈信号。
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如何看待和应对当下的这股民粹主义思潮很有意义：既然民粹主义流行的根源在于社会失衡和不公，只要社会制度无法纠偏，精英结盟蚕食民众利益的局面无以改善，那么民粹主义思潮就会长期存在甚至愈演愈烈，而有可能发展为社会运动或者极端暴力破坏。而《倾向》一文把对网络民粹主义关照的落脚点放在了“通过社会教育手段的疏导。将‘草根传播’引向主流化传播领域从而消除民粹主义的社会危害”这一策略上，且不说“草根传播”和“主流传播”这两个概念本身缺乏明确的指向和界定的合理性。这种“教育”本身其实是固化的思维方式下常见的一种训导式对话，有悖于网络时代平等对话的“游戏规则”，想必也是徒劳的。因此。关注大众传媒中的民粹主义思潮，应该抛开民粹主义现象本身，去重点解读、反思眼下民粹主义映射出的种种社会危机或者关注民粹主义流行的社会警示意义。媒体中民粹主义思潮本身其实并不可怕，真正危险和令人“担忧”的是由于社会体制改革的裹足不前而造成积重难返的局面。而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逻辑下，一旦社会建制驶入良性的轨道，这股民粹主义思潮便很快自我消解，无须多虑。
“好事者文化”VS“新意见阶层”
“好事者文化”是《倾向》一文对网络“草根传播”的概括和定性。那些活跃于网络传播中的绝大多数草根意见领袖被作者描绘成了常常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起哄闹场子的“好事者”、“闹事者”。不可否认，Web2.0时代的到来。使网民之间有了更高效、便捷、多元的沟通互动渠道和更丰富饱满的传播内容。这其中动机不纯者、鱼目混珠者、闹事起哄者确有人在。但这并不代表网络传播的主流和主体网民低智到不辨善恶、毫无自觉意识的程度。作者将“好事者”描绘成无所不能的强大传播者。而将普通网民看做“子弹论”里面应声而倒的众多靶子。这一结论似乎有些偏颇，尤其是随着网民的年龄结构日趋合理、知识文化修养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网民告别了青涩感性，逐渐走向成熟和理性。从近年来的一些网络事件来看。其中虽不乏偏激狂热者，但理性的话语始终占据了主流，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策、制度的纠偏补漏。从这一点来说，“好事者文化”只不过是某些混乱的表象。透过表象。我们看到的是悄然兴起的“新意见阶层”。
据中新社报道，截至2009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已达3，38亿，居世界首位。另据CNNIC2008年底的调查。有81，5％、约2.06亿人使用网络新闻；有38，8％、约9822万人访问网络社区中的论坛／BBS；有42，3％、约1，07亿人拥有博客，个人空间，其中7000万人在半年内更新过博客，个人空间。由此看来，网民作为“新意见阶层”，它的崛起已成为事实。周瑞金曾撰文对其崛起表示欣慰。并认为网民是社会进步或者中国走出制度困境的第一推动力。
回到近年来的一些网络事件，从早些的“周老虎”事件到最近的“邓玉娇案”、杭州飙车案、“最贵局长”周久耕事件、“最雷局长”逯军事件以及“最牛团长夫人”打人等一系列事件来看，网民除了怒骂和责难外，更多的是发布理性分析和声音，并使之成为事件正面发展的推动力量。如“华南虎”事件中主流网民用冷静的话语摆事实讲道理，并技术性地证明真假善恶；“邓玉娇案”中网民捕捉了能减轻罪刑的种种细节，也寻找了相关的法律依据，或提出解决途径；杭州飙车案中。网民的积极关注。并不只是停留在对富家子的指责，而是搜集资料和事实，对官方鉴定的质疑也 有理有据；在扳倒“最贵局长”周久耕、“最牛局长”逯军之后。强大的网络舆论风暴成功吹走了“最牛团长”夫妇头上的乌纱帽……谎言被戳穿，腐败被揭露，公民权利得到维护等，如果这些只是“少数好事者”的诉求而不足以代表民意，那“真正的民意”又是什么呢?《倾向》一文指出，“网络好事者的舆论成了大众的舆论，而真正的民意却没有得到求证”，在这里，作者似乎将“大众”、“人民”、“百姓”、“民主”以及“民意”等概念统统抽象化了。
年轻意味着无知和肤浅吗?
青年知识分子一般被视为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创造者、阐释者和传播者。中外历史上，每当社会变革的启动阶段，都可以发现青年知识分子发挥着舆论领袖或启蒙导师的作用。他们富有理性的批判精神、创造精神，是国家发展振兴的希望。“……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百年前，梁启超用脍炙人口的《少年中国说》深情地表达了对少年的殷殷希望：胡适当年也发出过“跟着少年跑”的感慨。在Web2.0时代，掌握先进通信技术手段的青年知识分子更是社会责任的勇于承担者、公民权利的积极维护者和直言不讳的批判者。一系列网络事件的发起者和对真相的孜孜追求者往往都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中坚力量。
但是，《倾向》一文中却将年轻知识分子描写成颓废、无知、感性、盲从、狂热等这样一个群体并统统冠以民粹主义的帽子加以质疑。笔者以为。在网络多元表达的当下，这个结论显得有些一叶障目。事实是，且前国内的网民结构中。30岁及以下的网民占了多数。这其中在校大学生甚至中小学生网民也有很大比例。另外，年轻网民参与讨论的积极性明显高于年龄偏大的网民。这就出现了网络表达中年轻人的声音居多的局面。而且在网络传播中，青年知识分子的言论可能不是最深刻和成熟的，但却是最激进的。由此成为推动网络舆情不断向纵深发展的最基本动力。因此，否定了年轻知识分子对网络舆情的建树，就意味着遏制了网络传播中民意表达的主要动力源。这恰恰与当下新意见阶层崛起并逐步影响政治版图这一趋势相违背，是不合时宜的。
文章在分析年轻知识分子之所以弥漫民粹主义气息的社会根源时提到，源于底层、遭受挫折以及由此产生的创伤性记忆与悲情意识酿成了年轻知识分子狂热的理想主义激情，这使得他们于网络上肆意宣泄、非理性地表达。这其中关于年轻知识分子的背景以及现实处境的分析非常到位。现代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大面积地向城市转移，而这其中最主要的两股移民便是农村大学生和农民工群体，这两个群体在改革中相对弱势，因此，现阶段，他们是改革最坚决的推进者，是网络传播中最激进的民意表达者。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因此而失去理性。他们大都接受过完整系统的教育，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成长经历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多元的价值观以及改革带给他们的心理承受力、甄别力等足以使他们驾驭好网络这把改革的利器，充分利用网络创造的直接民主的可能性，去弥补。框制现行代议制中的疏漏，为自身争取合法权益的同时提升中国的政治文明——他们绝非当年封闭、愚昧、专制年代以未成年人为主体的红卫兵了。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去妖魔化，并站在不屑一顾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
如果知识分子可以按年龄划分的话。与年轻知识分子相对应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其实也有“悲情意识和创伤性记忆”。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后遗症：即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集体反思而形成的“红卫兵情结”。网络“草根传播”表面的喧闹很容易勾起他们悲情的记忆。并本能地作出高度警惕的反应。
结语
眼下的一个现实是，中国式的代议制民主已经越来越向着精英主义转化，这导致了民众对政治的失望和集体抗议。但传统媒体却好比言论的地面战场。各种险关要隘都已经被体制的力量分兵把守，已经分割完毕。所以，失望的情绪和抗议的声音插翅难飞。而网络传播由于技术带来的弱控制性自然地成为底层民众表达意见、维护利益的最佳选择。随着“新意见群体”的崛起以及逐渐地走出网络、介入现实。所谓的“草根传播”实则为中国政治文明的提升创造了良好的契机。将多元的网络民意表达视为洪水猛兽的固化思维显然有悖于时代精神。所以，珍惜来之不易的繁荣的言论市场，放下身段，用包容的心态认真地倾听民众的声音，充分借息意的强大力量来规制完善社会制度，无疑是智者的选择。
关键词：草根传播 民粹主义 新意见群体 青年知识分子
《Web2.0时代“草根传播”的民粹主义倾向》(以下简称《倾向》)是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陈龙教授发表于《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8期的一篇文章。文中作者用“好事者文化的民粹主义受到追捧”来概括当前的网络传播潮流。同时，作者认为网络“草根传播”的民粹化导致传播的非理性和低质化，并将“社会教育引导”作为关照网络民粹主义的落脚点。本文就以上问题诚恳地与陈龙教授进行商榷并试图阐释自己的观点，不妥之处，望陈教授及诸位学者批评指正。
民粹主义：社会危机的强烈信号
正如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Paul Taggart)所言，民粹主义是一个棘手的、难以捉摸的概念，其复杂丰富的内涵使其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政治立场或者可以依附于任何意识形态。所以，本文无意于探讨民粹主义概念本身，但为了行文方便，又不得不将民粹主义的某些元素作为既定概念来使用：其一，对严重社会危机的强烈反应；其二，倡导直接民主，敌视代议制民主，怀疑其公正性；其三，把平民大众的愿望、需要、情绪等当做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它强调对大众情绪和意愿的绝对顺从。当然，民粹主义的核心概念远不止这些，但本文只将以上几点作为对民粹主义的普遍理解，并结合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某些现实，着重探求当下“草根传播”中民粹主义思潮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
综观中外历史上各色民粹主义思潮抑或社会运动，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背景，那就是深深的社会危机、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及民众对现存体制的怀疑甚至绝望。1874年，俄国亚历山大·赫尔岑发出“到人民中去”的民粹主义号召，直接源于沙俄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中对农民的剥夺而造成农民一贫如洗的社会现实；19世纪末美国新生的人民党认识到“数以百万的人们辛勤劳动的果实被史无前例的少数资本家所攫取并用来作为增进他们巨额财富的资本……从政府的不公平这一肥沃多产的源生地中，我们培育出两大阶级——流浪汉和百万富翁……”等社会现象并试图以此为噱头来发起政治攻势……回到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语境下，民粹主义在此也有着肥沃的土壤：一味地效率主导型的市场化改革，无法保障社会财富、公民权利的公平分配。诸如贫富不均、贪污腐化、黑恶横行、风气不正、人心不平、官民冲突加剧等，正在严重侵蚀着改革成果，也在考验着无数草根的承受底线。因此，很自然地，当底层民众对中国现行代议制制度失去幻想时，便开始了自救自卫行动。而鉴于传统媒体并没有提供给他们过多的言论空间。所以，相对宽松的互联网便成为他们奔走相告的首选。因此，网络上的民粹主义思潮正是现实生活的延伸或关照。换句话说，大众传媒中尤其是草根众多的网络空间出现的民粹主义思潮正是社会处于严重危机状态的强烈信号。
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如何看待和应对当下的这股民粹主义思潮很有意义：既然民粹主义流行的根源在于社会失衡和不公，只要社会制度无法纠偏，精英结盟蚕食民众利益的局面无以改善，那么民粹主义思潮就会长期存在甚至愈演愈烈，而有可能发展为社会运动或者极端暴力破坏。而《倾向》一文把对网络民粹主义关照的落脚点放在了“通过社会教育手段的疏导。将‘草根传播’引向主流化传播领域从而消除民粹主义的社会危害”这一策略上，且不说“草根传播”和“主流传播”这两个概念本身缺乏明确的指向和界定的合理性。这种“教育”本身其实是固化的思维方式下常见的一种训导式对话，有悖于网络时代平等对话的“游戏规则”，想必也是徒劳的。因此。关注大众传媒中的民粹主义思潮，应该抛开民粹主义现象本身，去重点解读、反思眼下民粹主义映射出的种种社会危机或者关注民粹主义流行的社会警示意义。媒体中民粹主义思潮本身其实并不可怕，真正危险和令人“担忧”的是由于社会体制改革的裹足不前而造成积重难返的局面。而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逻辑下，一旦社会建制驶入良性的轨道，这股民粹主义思潮便很快自我消解，无须多虑。
“好事者文化”VS“新意见阶层”
“好事者文化”是《倾向》一文对网络“草根传播”的概括和定性。那些活跃于网络传播中的绝大多数草根意见领袖被作者描绘成了常常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起哄闹场子的“好事者”、“闹事者”。不可否认，Web2.0时代的到来。使网民之间有了更高效、便捷、多元的沟通互动渠道和更丰富饱满的传播内容。这其中动机不纯者、鱼目混珠者、闹事起哄者确有人在。但这并不代表网络传播的主流和主体网民低智到不辨善恶、毫无自觉意识的程度。作者将“好事者”描绘成无所不能的强大传播者。而将普通网民看做“子弹论”里面应声而倒的众多靶子。这一结论似乎有些偏颇，尤其是随着网民的年龄结构日趋合理、知识文化修养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网民告别了青涩感性，逐渐走向成熟和理性。从近年来的一些网络事件来看。其中虽不乏偏激狂热者，但理性的话语始终占据了主流，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策、制度的纠偏补漏。从这一点来说，“好事者文化”只不过是某些混乱的表象。透过表象。我们看到的是悄然兴起的“新意见阶层”。
据中新社报道，截至2009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已达3，38亿，居世界首位。另据CNNIC2008年底的调查。有81，5％、约2.06亿人使用网络新闻；有38，8％、约9822万人访问网络社区中的论坛／BBS；有42，3％、约1，07亿人拥有博客，个人空间，其中7000万人在半年内更新过博客，个人空间。由此看来，网民作为“新意见阶层”，它的崛起已成为事实。周瑞金曾撰文对其崛起表示欣慰。并认为网民是社会进步或者中国走出制度困境的第一推动力。
回到近年来的一些网络事件，从早些的“周老虎”事件到最近的“邓玉娇案”、杭州飙车案、“最贵局长”周久耕事件、“最雷局长”逯军事件以及“最牛团长夫人”打人等一系列事件来看，网民除了怒骂和责难外，更多的是发布理性分析和声音，并使之成为事件正面发展的推动力量。如“华南虎”事件中主流网民用冷静的话语摆事实讲道理，并技术性地证明真假善恶；“邓玉娇案”中网民捕捉了能减轻罪刑的种种细节，也寻找了相关的法律依据，或提出解决途径；杭州飙车案中。网民的积极关注。并不只是停留在对富家子的指责，而是搜集资料和事实，对官方鉴定的质疑也 有理有据；在扳倒“最贵局长”周久耕、“最牛局长”逯军之后。强大的网络舆论风暴成功吹走了“最牛团长”夫妇头上的乌纱帽……谎言被戳穿，腐败被揭露，公民权利得到维护等，如果这些只是“少数好事者”的诉求而不足以代表民意，那“真正的民意”又是什么呢?《倾向》一文指出，“网络好事者的舆论成了大众的舆论，而真正的民意却没有得到求证”，在这里，作者似乎将“大众”、“人民”、“百姓”、“民主”以及“民意”等概念统统抽象化了。
年轻意味着无知和肤浅吗?
青年知识分子一般被视为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创造者、阐释者和传播者。中外历史上，每当社会变革的启动阶段，都可以发现青年知识分子发挥着舆论领袖或启蒙导师的作用。他们富有理性的批判精神、创造精神，是国家发展振兴的希望。“……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百年前，梁启超用脍炙人口的《少年中国说》深情地表达了对少年的殷殷希望：胡适当年也发出过“跟着少年跑”的感慨。在Web2.0时代，掌握先进通信技术手段的青年知识分子更是社会责任的勇于承担者、公民权利的积极维护者和直言不讳的批判者。一系列网络事件的发起者和对真相的孜孜追求者往往都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中坚力量。
但是，《倾向》一文中却将年轻知识分子描写成颓废、无知、感性、盲从、狂热等这样一个群体并统统冠以民粹主义的帽子加以质疑。笔者以为。在网络多元表达的当下，这个结论显得有些一叶障目。事实是，且前国内的网民结构中。30岁及以下的网民占了多数。这其中在校大学生甚至中小学生网民也有很大比例。另外，年轻网民参与讨论的积极性明显高于年龄偏大的网民。这就出现了网络表达中年轻人的声音居多的局面。而且在网络传播中，青年知识分子的言论可能不是最深刻和成熟的，但却是最激进的。由此成为推动网络舆情不断向纵深发展的最基本动力。因此，否定了年轻知识分子对网络舆情的建树，就意味着遏制了网络传播中民意表达的主要动力源。这恰恰与当下新意见阶层崛起并逐步影响政治版图这一趋势相违背，是不合时宜的。
文章在分析年轻知识分子之所以弥漫民粹主义气息的社会根源时提到，源于底层、遭受挫折以及由此产生的创伤性记忆与悲情意识酿成了年轻知识分子狂热的理想主义激情，这使得他们于网络上肆意宣泄、非理性地表达。这其中关于年轻知识分子的背景以及现实处境的分析非常到位。现代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大面积地向城市转移，而这其中最主要的两股移民便是农村大学生和农民工群体，这两个群体在改革中相对弱势，因此，现阶段，他们是改革最坚决的推进者，是网络传播中最激进的民意表达者。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因此而失去理性。他们大都接受过完整系统的教育，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成长经历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多元的价值观以及改革带给他们的心理承受力、甄别力等足以使他们驾驭好网络这把改革的利器，充分利用网络创造的直接民主的可能性，去弥补。框制现行代议制中的疏漏，为自身争取合法权益的同时提升中国的政治文明——他们绝非当年封闭、愚昧、专制年代以未成年人为主体的红卫兵了。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去妖魔化，并站在不屑一顾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
如果知识分子可以按年龄划分的话。与年轻知识分子相对应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其实也有“悲情意识和创伤性记忆”。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后遗症：即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集体反思而形成的“红卫兵情结”。网络“草根传播”表面的喧闹很容易勾起他们悲情的记忆。并本能地作出高度警惕的反应。
结语
眼下的一个现实是，中国式的代议制民主已经越来越向着精英主义转化，这导致了民众对政治的失望和集体抗议。但传统媒体却好比言论的地面战场。各种险关要隘都已经被体制的力量分兵把守，已经分割完毕。所以，失望的情绪和抗议的声音插翅难飞。而网络传播由于技术带来的弱控制性自然地成为底层民众表达意见、维护利益的最佳选择。随着“新意见群体”的崛起以及逐渐地走出网络、介入现实。所谓的“草根传播”实则为中国政治文明的提升创造了良好的契机。将多元的网络民意表达视为洪水猛兽的固化思维显然有悖于时代精神。所以，珍惜来之不易的繁荣的言论市场，放下身段，用包容的心态认真地倾听民众的声音，充分借息意的强大力量来规制完善社会制度，无疑是智者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