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屏魏体书《石帆铭》是赵之谦的大字书法，各纵97厘米，横52厘米，作于1869年，时年赵之谦41岁。作为晚清首屈一指的艺术大师，赵之谦于篆刻、书法、绘画无所不能，且互为融合，涉足领域，均取得极高成就。他的书法初学颜真卿，33岁那年避地温州，因读包世臣的《安吴论书》而深受启发，之后专攻北碑，并因此形成由北碑化出的雄强潇洒的自家面貌。
　　


　　毫无疑问，赵之谦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有着艺术家的异质禀赋和英雄般的骄傲情怀，然而他的功名仅止于咸丰九年（1859）浙江乡试举人，这对心气极高且总想在仕途一搏的他来说难以慰心。所以，从同治二年（1863）他35岁开始，一直到同治十一年（1872）他44岁的十年间，赵之谦四赴京城赶考会试，但是每一次他都名落孙山。而在咸丰九年他举浙江乡试时——须知浙江乃文物之邦，明代以来尤其是入清之后，历年产生的进士江浙所占几近一半，这在北京国子监进士题名碑上有清楚记载。所以，那个时候，赶到杭州的贡院考乡试并不比到北京的礼部考会试容易，而那一次他却高中第三，精彩的答卷更是令考官汪承元大为赞叹。照说，浙江乡试第三名举礼部会试，就是按最低的概率中个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应该不会有问题，但是贫穷的家境、动乱的社会以及艺术家不拘小节的性格联合起来将他的理想砸得粉碎，并因此改变了他的命运。那是他第二次赴京参加会试，试卷如何尚且不论，他的那份答卷竟然是因为“次场经艺贪用纬书子史，致主师有不识之字三十余”而遭淘汰，这就无可奈何了。中国封建社会“自唐王朝的铨选制度取代了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之后，吏部以身、言、书、判四事择人，大凡先试后铨，即先观书、判，再察身、言，然后注拟。”（朱关田《明代书学铨选制度研究》序）如何观书？楷法遒美是关键的一条，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铁定的规矩。要么你不走功名之路，要走功名之路，那你就得牺牲一切去适应。毫无疑问，做科考答卷唯一的字体只能是用馆阁体去书写，这在那个年代是妇孺皆知的常识——这就难死赵之谦了，一方面他深恶痛绝馆阁体，另一方面他又梦寐以求功名得志，正是这样的矛盾心态使他在考场上将“江南才子”的“弱点”暴露无遗，以致“贪用纬书子史，致使主师有三十余字不识”，赵之谦是没有可能在会试中胜出了。但是谢天谢地，令他在科场倒楣的魏碑书法却因此得到大大发扬，他的艺术，包括篆刻、书法、绘画从此摆脱了束缚，雄强大气的赵之谦因此得以炫耀晚清艺术史。
　　魏体书四屏《石帆铭》正是作于他第三次（1868年）赴京赶考归来不久，其时赵之谦游浙江乐清，并经乐清往温州访友。温州乃南朝大诗人谢灵运旧守之地，谢氏清怀高洁，守温州时写下诸多歌咏温州的山水诗，这些诗令赵之谦欢喜，也耳熟能详。他乍到温州，在张氏如园小住，如园主人张小孟出示的《池上楼图》便是一件温州历史题材作品，当年谢灵运曾登池上楼并咏《登池上楼》诗，赵之谦观后熟稔地步谢诗原韵赋诗一首题于其上，他对温州的人文的历史熟悉以及对谢灵运的了解让如园主人惊叹不已。赵之谦非常喜欢温州，不仅温州的山水让他陶醉，更因为温州的人缘令他在贫困的生活状态下感到温暖。所以避乱时他会选择温州，科场失意后他也会来到温州。何况出温州过瑞安就是福建省，那儿有他一生最好的朋友，杭州人、时任福建盐大使的魏稼孙……所以他每次往温州游，少则数月，多则经年，并且在温州留下了大量篆刻和书画作品。
　　


　　魏体书四屏《石帆铭》即为其中的一件重要作品。赵之谦善作大字，但通常所作大字多为对联或者横匾，此大字作四屏在赵之谦传世作品中不多见，显然，上款为“子颖大公祖”与此四屏有特殊因缘。“公祖”的称谓缘自明代，在清代则是地方官“抚按司道府”的俗称。梁章钜在《称谓录》卷二二《通制·祖公》条中说，“明时，称地方官曰祖公，即今公祖之称所由昉矣。”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二六《曾祖父母》条说：“今乡官称州县官曰父母，按抚道府官曰公祖。”显然，“公祖”适称范围甚广。温州自明初开始一直置府治，子颖既为“大公祖”，其官职应该与此相去不远。又，赵之谦曾作有一诗，诗名曰《方子颖观察赆行甚厚，赋诗志谢，并留别郭外峰司马暨敬之、平叔二公子，仍用谢公池上楼诗韵》，经检索资料，此诗作于赵之谦的这一次温州之行，显然，子颖就是方子颖。至于“观察”为何官职，梁章钜《称谓录》卷二一《各道·观察》有解：“……我朝（指清朝）始定于藩臬之下设守巡各道，而观察之称遂专属于各道矣。”由此可知观察即道员，其职掌范围与今天的行署、地区大致相仿。方子颖当时确切职务因为手头没有确凿资料，不能定说，但是他是府道一级的地方行政官吏则无疑。赵之谦在温州的时候，方子颖的两位公子敬之与平叔问学于赵之谦，为了表示感激，在赵之谦离开温州那天，方子颖置厚礼为其送行，《石帆铭》就是那一天作为回礼赵之谦写赠方子颖的。受人以厚礼，当然要以厚礼回赠，所以《石帆铭》，字字雄浑，通屏书法写得张扬豪迈，结翰墨缘耳！（赵之谦隶书《石帆铭》为西泠印社2008年春拍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