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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中国遭逢“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列强环伺，外患迭臻。随着国门洞开，西风东渐，举步维艰的清廷被迫实行新政，措施之一就是创办图书馆。在疆圻抚臣的推动下，形成了一场“公共图书馆运动”，为近现代图书馆的发展导夫先路。随着民国肇建，新文化运动兴起，近代图书馆事业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有志英髦因时竞趋，纷纷投身图书馆事业，骋其才情，积极探索，多有建树，其中王重民、刘国钧、杜定友旁搜远绍，术有专精，超迈时流，毕生尽瘁于图书馆事业，各展雄长，著述丰夥，绛帐杏坛，陶育后学，被膺誉为图书馆学三大家，功业昭著，至今被人称颂。
一
王重民（1903—1975），原名鉴，后因受军阀通缉，取“国家三宝，以民为贵”之意，改名重民，字有三，号冷庐。河北高阳人。著名目录学家、敦煌学家、书目编纂专家、图书馆学家。
王重民生于小康之家，自幼就读于村学，1919年入保定第六中学。1924年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国文系，受教于高步瀛、杨树达、陈垣诸名师，深受器重，又问学于黎锦熙、钱玄同、吴承仕等文史名家，亲蒙熏沐，于书无所不窥，以目录学为治学门径，一生出版学术著作近二十部，编纂书目索引数十种，论文一百五十余篇，撰写书籍提要六千五百余篇，多有开创性贡献。
因升学和婚姻违背父愿，王重民大学二年级时家中断绝其经济来源，得其目录学老师、时任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之介，业余时间去北京图书馆工作，边工边读，终于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期间，撰写了他第一部目录学专著《老子考》。此书仿朱彝尊《经义考》和谢启昆《小学考》之成例，征文考献，博引公私书目及其他书近九十种，引用了有关《老子》的著述近五百种，多有纠前人之失处，以博雅见称于时。1926年，他在景山西大高玄殿整理杨守敬“观海堂”遗书，遍阅所有，迻录手跋，参以他书，辑为《日本访书志补》，收杨氏题跋逸文四十六篇，并撰《杨惺吾先生著述考》以发明之。
1928年，王重民大学毕业，赴保定河北大学任国文系主任。翌年，被袁同礼诚邀，回北京图书馆工作，任编辑委员兼索引组组长，确立了他终身的治学方向。仰赖公共图书馆，勤搜泛览，治学以知识条理取胜，且与好友、著名学者刘盼遂、谢国桢、傅振伦等切磋商兑，耳闻目接，所学益进。与杨殿珣合编《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共收清代别集四百二十八种，总集十二种，按学术文、传记文、杂文三大类编排，颇便检用。此外，由他主持，先后编撰了《石刻题跋索引》、《国学论文索引》（正、续、三编）、《文学论文索引》（正、续编）、《善本医籍经眼录》、《清代耆献类征索引》、《碑传集、续集、集补索引》、《国朝先正事略索引》等多种书目索引，还撰写出《清代两个大辑佚书家传》、《越缦堂先生著述考》等论文，辑校《越缦堂读书札记》、《越缦堂文集》、《孙渊如集》、《列子校释》等书籍。王重民以博通流略、著述丰赡被誉为“中国现代学术论文索引编纂的奠基人”。
对于目录学，王重民称得上情之所钟，终身事之。他博通典籍，精研目录版本之学，耗费他毕生精力的《中国善本书提要》备受推挹。这部以一己之力撰成的《提要》，吸取了中国古代提要式书目叙录体、传录体和辑录体的特长，有机地将诸家之长汇为一帙，加以创新，正文以经、史、子、集分类而略有变通，共计四百四十余种（包括补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重点著录《四库全书》未收之书，对《四库全书》已收之书，多为补《四库提要》之失，或纠《四库提要》之误。如叶德辉《郋园读书志》中录有《春秋繁露》，称之明初黑口本，犹有宋、元遗风，非万历、天启以后妄改臆补者可比。王重民则根据北京图书馆藏本有嘉靖甲寅赵维垣序，知其为嘉靖时四川布政使司所校刊。葉氏致误原因，因其未经见赵氏原序所致。全书审版本，记卷帙，有的迻录原书或名人序跋以及作者有关资料，有的重点叙作者情况，刻本记版框、半页行数、牌记、题记、印章、刻工姓名等等，兼具近代藏书家著录之长。书末附有书名和人名索引，以便参考检录。此书为作者未竟之书，王重民身后，由其夫人刘修业代为整理，王氏生前好友傅振伦、杨殿珣等编辑，稍作订正，于198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王重民海外录书十四年，拓宽了他学术研究的领域，绩学斐然。1934年，王重民受北京图书馆派遣，作为交换员赴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确立了敦煌遗书、明清间天主教士的华文著述、太平天国史料和古刻旧抄四部罕传本为工作方向。五年之中，他曾赴德国柏林，在普鲁士国立图书馆抄录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又西赴英伦，翻阅被斯坦因盗去的敦煌手卷，在剑桥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抄录有关太平天国的珍贵文献；还赴意大利，在梵蒂冈图书馆查阅明、清间天主教士的华文著作。目所涉览，手即叙录，先后拍摄了三万余张微缩照片，至今保存在国内，并与国内陈垣、袁同礼等师长鱼鸿往还，商讨磋磨，撰成《伯希和劫经录》。他利用敦煌文献以补史、证史，并注意把新发现向国内迅速传布消息，如，他考出新旧《五代史·吐蕃传》中有“沙州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奉自号金山白衣天子”的记载，国内载籍记金山国事者，仅此二十字。他从巴黎所藏敦煌卷子中，搜得金山坠简《白雀歌》、《龙泉神剑歌》等有关文件、杂文，校写录出，再加考订，撰成《金山国坠事拾零》，使金山国事有年可稽，有事可纪，千载坠史，拨云睹青。1935年，此文在《北平图书馆馆刊》发表。1937年，他发表在《东方杂志》的《敦煌本历日之研究》是系统研究敦煌遗书中历本的总结性开山之作。在整理敦煌遗书过程中，王重民还辑佚有《敦煌曲子词集》、《补全唐诗》，对唐代俗文学（变文等）研究贡献尤巨。他与向达、周一良、启功等编辑的《敦煌变文集》，合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纂辑的《敦煌古籍叙录》，为敦煌学奠定目录基础。王重民和被派往英国录书的向达继踪第一代敦煌学学者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罗振玉之后，成为第二代敦煌学学者中的领军人物，恰如白化文所言：“中国的第二代学者中，王先生堪称最为全面与博大，在某些领域内也最为专精。”1984年，其敦煌学研究成果结集为《敦煌遗书论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他还从欧洲各大图书馆辑录了大量太平天国文献，编为《太平天国官书叙录》。1941年，王重民受袁同礼馆长之托，押送北京图书馆所藏善本书装成三百箱寄存美国国会图书馆。滞美四年，王重民不仅为这批国宝拍摄照片，而且详加著录，撰成二千七百多篇提要，并应邀为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所藏中文善本书写成一千种提要。 1947年，王重民返国。1948年，袁同礼馆长携眷赴美，任职美国国会图书馆远东部，由王重民代理北京图书馆馆长，兼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他向胡适提出开办图书馆学专业的建议，被采纳。1949年7月，北京大学设立图书馆学专修科，王重民首任科主任。自此，王重民自觉实现了从埋首案牍专心治学的人文学者向图书馆学教育家身份的转换。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仍名图书馆学专修科。1956年，北京大学与武汉大学一起正式改图书馆学专科为图书馆学系，系主任王重民先后为学生讲授中国目录学史、目录学文选、版本与校勘、历史书籍目录学、中国工具书使用法、《书目答问》、《书目答问补正》等多门课程，杏坛传薪，作育人才，为图书馆学教育事业做出无私奉献，被称为一代师表，饮誉海内外。目录学史论文经其学生朱天俊整理，结集为《中国目录学史论丛》，198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冷庐文薮》，收集王重民单篇学术论文百余篇，充分反映出王氏在文献学与文化史方面的学术思想与成就。
二
刘国钧（1898—1980），字衡如，江苏南京人。著名图书馆学家、图书馆教育家，对图书馆学研究垂六十年，出版大量图书馆学、书史等方面的著述，为图书馆工作理论和技术方法做出重大贡献，在图书馆界与杜定友有“北刘南杜”之誉。
刘国钧堪称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拓荒者、参与者和见证人。1915年，他进入金陵大学文学院读书，1920年毕业，留校在图书馆工作。时值“新图书馆运动”勃兴，1922年，他如愿进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同时进入图书馆专科学院和研究院学习，以优异的成绩取得哲学博士学位。留美的经历使刘国钧视域旷开，身经目验了先进的美国图书馆思想理论，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深深体现在美国图书馆的建设之中，他怀着取助他山的愿望，竞趋时新，写下《美国公共图书馆概况》等一系列文章，供国人借鉴。1925年，刘国钧学成归国，积极投身“新图书馆运动”，受聘为金陵大学哲学教授，兼任图书馆中籍部主任，并担任国内第一种图书馆学学术期刊《图书馆学季刊》主编，后任馆长。
早在留美攻读哲学博士期间，刘国钧对六朝思想文化和宗教产生浓厚兴趣。归国后，主持图书馆馆务、院务之余，不废著述，选中当时学术界少有涉足的处女地进行开拓。刘国钧目录学造诣精深，他利用身处图书馆的优势，资料搜集齐备，以哲学加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先后撰成《两汉时代道教概说》、《老子神化考略》、《〈老子·王弼注〉校注》三篇有关道教研究的文章，论及老子被神化的过程，得出“老子之神化，盖肇于西京，衍于洛下，盛于魏晋，极于六朝而成于唐宋”的结论，发前人所未发，还道教与谶纬的某种微妙联系，言论平实，不故作惊人之论。他注意及时利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道藏》影印本的新资料，进行老子研究。受其启发，王重民三年后赴法整理敦煌遗书，对P.2639号《老子》的河上公注注文的重要句段进行校勘，参照的正是《道藏》本。佛教研究方面，他撰写《后汉译经录》引用十八种书目，参稽互补，对于“中国佛教传授的源流、发达之程序”有所发明。《三国佛典录》共收十二大德佛典八十七部，讲述三国佛典发展的四个特点，是对现代佛经目录的开拓之作。中国汉化佛教的译注史长达一千四五百年，南北朝时中国第一部大型丛书《大藏经》横空出世，“经录”由此产生，编纂方法与传统的七略、四部迥然有别，大致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按朝代编排，以译者及世代先后贯串，大体相当于现代的“著者目录”。第二部分，按经、律、论三藏三大类，以下细分二至四级类目，大体与现代“分类目录”相当。以后，代有所出，经目被保存在《大藏经》之中。清末民初，梁启超首倡研究经录之风，学者靡然从风，姚名达著《中国目录学史》，特辟“宗教目录篇”；南京支那内学院是近代中国佛教文化复兴的重要基地，影响深远；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出版，其中的《勘同目录》采用日本学者创造的对每部经典分条分项著录的方法，按七项进行著录。刘国钧编撰的两篇佛教经录，取鉴四种材料，采用的是以古老的经录按著者目录编排并附加译者生平介绍的格式，具体著录则采用《大正新修大藏经勘同目录》分条分项的方法，简化为五项，新旧结合，杂采众家，兼出己见，多有创获。
刘国钧对图书馆学理论的贡献之一是提出“要素说”。从1934年他在《图书馆学要旨》中提出的图书、人员、设备、方法的“四要素”到1957年发展为图书、读者、领导和干部、建筑与设备、工作方法的“五要素”，体现了矻矻以求与时偕行的科学求实精神。刘国钧是图书分类法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成功地创制了流行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图书分类体系。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始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肇其端，魏晋时期，郑默制《中经》、荀勖著《新簿》，图书分甲、乙、丙、丁四部分，隋唐间，经、史、子、集四部已定型，延至清末，四部之学向文、理、法、农、工、商、医的七科之学转变，成为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形态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现代图书馆在国内的兴建，西方图书分类法随之输入。新学方炽，近代图书分类法变革在即，1909年，《杜威十进分法》传入，国内仿杜、改杜、补杜之作纷然各出，以新、旧并行和修改四部法以容纳新书等方式，编撰相应的分类法。刘国钧深感四库分类法错谬之处颇多，已不适于现代图书馆之用，新、旧并行制也难以适应现代图书馆图书分类的需要，他提出新、旧图书统一分类编目的设想，以学科为主，体裁为辅，编制成《中国图书分类法》，吸取了西方图书分类法之长，未采用《杜威十进分类法》，仅用其数字层累制，独创了总类、哲学、宗教、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社会科学、史地、语文、美术的九分法，结束了中国图书四分法的时代。他将中外图书合璧于一个分类体系之中，由部、类、目组成分类系统。这部分类法以学科作为分类标准，以阿拉伯数字层累为号码，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简易实用，1929年出版后，多次增订再版，被国内二三百家图书馆先后采用。
刘国钧对中国书史的研究也硕果累累。1951年，他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系任教，讲授图书馆目录、西方图书分类法介绍、中国书史等课程，培英毓秀，引掖后昆。他先后撰写了《中国书的故事》、《中国的印刷》等通俗普及读物和学术论著。《中国书史简编》自成体系，被誉为中国书史研究的里程碑，取便初学，宏裨学术。他对中国古代书籍发展史、书籍制度演变史、印刷史等进行探研，如对中国书籍制度的发展提出简策、卷轴、册页三大阶段说，认为文字是劳动人民在生产过程中逐步创造的，申明蔡伦是纸的改进和推广者，雕版印刷术在唐代发明，时间约在七八世纪之间，印刷术的东传、西传，影响达及全世界，对日后的中国书史研究有引领之功。 三
杜定友（1898—1967），原名定有，广东南海人。中國近现代著名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图书馆学教育家、图书馆管理专家。
杜定友家世清寒，祖父为补鞋匠，至其父杜顺荣时家臻小康，不久家道中落。杜定友童年贫困，仅在私塾就读，后入官办敬业小学，十二岁入广肇公学，又入教会办的益智学校。半年后，投考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并升入附属中学。恰逢南洋大学（时称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兴建图书馆，亟待培养相关人才。1918年，学校甄拔英才骏发的杜定友赴菲律宾马尼拉菲律宾大学图书馆学系留学，接受美式教育四年，学校负担一切费用，学成回校服务。
杜定友家寒力学，食贫励品。1920年，获文学院学士学位后，潜心撰写论文。1921年，留学三年，又获得图书馆学学士学位证书、教育学学士学位证书和中学教师资格证书。提前一年毕业后，他谢绝当地银行的高薪聘任而返回祖国。先后在上海、广州致力于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事业建设，长达五十年，历任广东省立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南洋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他服膺学术典籍天下公器、藏以致用的理念，极力提倡和鼓吹创办公共公开、普遍均等、公益免费的现代公共图书馆，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分类法、图书目录学、图书馆管理、汉字排检法、地方文献等诸多领域均有理论建树，著述多达六百万字，专著五十五种，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图书馆学大家。
早在1921年9月，杜定友任广州市立师范学校校长时，即在该校开设图书管理科，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一创举。1922年，杜定友出任广东省立图书馆馆长，大力进行改革，提倡和推行建设公共图书馆的做法，受到保守派反对，屡遭挫折而矢志不移。当他竭力倡导新图书馆事业时，遭到一些老辈人的嘲讽，认为他不谙中国典籍，难以胜任中文图书馆的馆务。为回应这些责难，杜定友锐志奋力，不畏燠暑难耐，晚上钻入蚊帐，孜孜不休，仿郑樵《通志·校雠略》和章学诚《校雠通义》体例，对目录学中的七个问题展开论述，撰成《校雠新义》一书，是其目录学代表作。1923年，杜定友被聘为复旦大学教授，以坚实的学术功底和大胆的创新精神，在目录学、图书分类等方面取得了多项创造性成果。他提出图书馆人、书、法“三要素”以及在不同时代重心不同的观点。杜定友穷年毕力研究图书分类法，著述四十余种，多达二百余万字。1922年，他编著的《世界图书分类法》，以杜威十进法为蓝本而并非全面照搬，而是根据中文文献，吸取四库分类法，做出必要的调整与增删，打破杜威原有体系，取消“宗教”一大类，代之以“教育”。他冶品类繁赜的古今中外图书于一炉，提倡科学精神，会通中西文化，首先提出了中外文统一的分类编制，分为总类、哲理科学、教育科学、社会科学、美术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语言学、文学、史地学的十分法。1925年改名《图书分类法》，1935年更名《杜氏图书分类法》，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颇有影响的图书分类法之一。
检字法对图书馆目录卡的编排至关重要，杜定友对此致力弥殷。1932年，出版《汉字形位排检法》；1935年，发表《图书馆用简体字表》等。他发明的汉字形位排检法将汉字分层八种形状，即“纵横斜载覆角方整”，每种形状的字指定地位为部首。每一形中再依照“丶一丨丿”排列，使每个汉音皆有其固定的形状和固定的部首，同部之字也有固定的次序，且不用号码或字母标识，颇符合汉字的特性和习惯。与此同时，杜定友还提出了字根说，“凡一笔与其他各笔不相接，或数笔互相串联，自成系统，叫作字根”，“字根是汉字最小的单位，所有的汉字都是由根组成的”。经分析研究，从所有汉字中获得三四百个字根，并依其笔法顺序排列为一个检索体系，附录于《汉字形位排检法》书中，方便检索。字根说的提出，功同开创，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计算机汉字编码有深刻影响。
杜定友无一日不与书卷亲，把图书馆视为终生志业所在，致力勤勉，是倡导组织省级图书馆注重地方文献专藏的先驱。早年从事图书馆工作时，他就重视对乡邦文献、地方史志的搜集、整理和利用，其中对西沙群岛资料的收集为全国之冠，以古今中外书籍文献确证西沙群岛早就归属中国版图的事实。他利用馆藏南海诸岛相关的史地资料，经多方努力，获得一大批意大利前驻粤领事罗斯所藏有关南海诸岛的记载史料，又获取台湾省立图书馆和台湾大学影赠的五百余件资料，由他主持编成《东西南沙群岛资料目录》，这些中外文大量资料明确证明，南沙诸岛主权属于中国，不容异议。其拳拳爱国的赤诚之心由此可见。
一
王重民（1903—1975），原名鉴，后因受军阀通缉，取“国家三宝，以民为贵”之意，改名重民，字有三，号冷庐。河北高阳人。著名目录学家、敦煌学家、书目编纂专家、图书馆学家。
王重民生于小康之家，自幼就读于村学，1919年入保定第六中学。1924年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国文系，受教于高步瀛、杨树达、陈垣诸名师，深受器重，又问学于黎锦熙、钱玄同、吴承仕等文史名家，亲蒙熏沐，于书无所不窥，以目录学为治学门径，一生出版学术著作近二十部，编纂书目索引数十种，论文一百五十余篇，撰写书籍提要六千五百余篇，多有开创性贡献。
因升学和婚姻违背父愿，王重民大学二年级时家中断绝其经济来源，得其目录学老师、时任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之介，业余时间去北京图书馆工作，边工边读，终于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期间，撰写了他第一部目录学专著《老子考》。此书仿朱彝尊《经义考》和谢启昆《小学考》之成例，征文考献，博引公私书目及其他书近九十种，引用了有关《老子》的著述近五百种，多有纠前人之失处，以博雅见称于时。1926年，他在景山西大高玄殿整理杨守敬“观海堂”遗书，遍阅所有，迻录手跋，参以他书，辑为《日本访书志补》，收杨氏题跋逸文四十六篇，并撰《杨惺吾先生著述考》以发明之。
1928年，王重民大学毕业，赴保定河北大学任国文系主任。翌年，被袁同礼诚邀，回北京图书馆工作，任编辑委员兼索引组组长，确立了他终身的治学方向。仰赖公共图书馆，勤搜泛览，治学以知识条理取胜，且与好友、著名学者刘盼遂、谢国桢、傅振伦等切磋商兑，耳闻目接，所学益进。与杨殿珣合编《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共收清代别集四百二十八种，总集十二种，按学术文、传记文、杂文三大类编排，颇便检用。此外，由他主持，先后编撰了《石刻题跋索引》、《国学论文索引》（正、续、三编）、《文学论文索引》（正、续编）、《善本医籍经眼录》、《清代耆献类征索引》、《碑传集、续集、集补索引》、《国朝先正事略索引》等多种书目索引，还撰写出《清代两个大辑佚书家传》、《越缦堂先生著述考》等论文，辑校《越缦堂读书札记》、《越缦堂文集》、《孙渊如集》、《列子校释》等书籍。王重民以博通流略、著述丰赡被誉为“中国现代学术论文索引编纂的奠基人”。
对于目录学，王重民称得上情之所钟，终身事之。他博通典籍，精研目录版本之学，耗费他毕生精力的《中国善本书提要》备受推挹。这部以一己之力撰成的《提要》，吸取了中国古代提要式书目叙录体、传录体和辑录体的特长，有机地将诸家之长汇为一帙，加以创新，正文以经、史、子、集分类而略有变通，共计四百四十余种（包括补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重点著录《四库全书》未收之书，对《四库全书》已收之书，多为补《四库提要》之失，或纠《四库提要》之误。如叶德辉《郋园读书志》中录有《春秋繁露》，称之明初黑口本，犹有宋、元遗风，非万历、天启以后妄改臆补者可比。王重民则根据北京图书馆藏本有嘉靖甲寅赵维垣序，知其为嘉靖时四川布政使司所校刊。葉氏致误原因，因其未经见赵氏原序所致。全书审版本，记卷帙，有的迻录原书或名人序跋以及作者有关资料，有的重点叙作者情况，刻本记版框、半页行数、牌记、题记、印章、刻工姓名等等，兼具近代藏书家著录之长。书末附有书名和人名索引，以便参考检录。此书为作者未竟之书，王重民身后，由其夫人刘修业代为整理，王氏生前好友傅振伦、杨殿珣等编辑，稍作订正，于198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王重民海外录书十四年，拓宽了他学术研究的领域，绩学斐然。1934年，王重民受北京图书馆派遣，作为交换员赴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确立了敦煌遗书、明清间天主教士的华文著述、太平天国史料和古刻旧抄四部罕传本为工作方向。五年之中，他曾赴德国柏林，在普鲁士国立图书馆抄录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又西赴英伦，翻阅被斯坦因盗去的敦煌手卷，在剑桥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抄录有关太平天国的珍贵文献；还赴意大利，在梵蒂冈图书馆查阅明、清间天主教士的华文著作。目所涉览，手即叙录，先后拍摄了三万余张微缩照片，至今保存在国内，并与国内陈垣、袁同礼等师长鱼鸿往还，商讨磋磨，撰成《伯希和劫经录》。他利用敦煌文献以补史、证史，并注意把新发现向国内迅速传布消息，如，他考出新旧《五代史·吐蕃传》中有“沙州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奉自号金山白衣天子”的记载，国内载籍记金山国事者，仅此二十字。他从巴黎所藏敦煌卷子中，搜得金山坠简《白雀歌》、《龙泉神剑歌》等有关文件、杂文，校写录出，再加考订，撰成《金山国坠事拾零》，使金山国事有年可稽，有事可纪，千载坠史，拨云睹青。1935年，此文在《北平图书馆馆刊》发表。1937年，他发表在《东方杂志》的《敦煌本历日之研究》是系统研究敦煌遗书中历本的总结性开山之作。在整理敦煌遗书过程中，王重民还辑佚有《敦煌曲子词集》、《补全唐诗》，对唐代俗文学（变文等）研究贡献尤巨。他与向达、周一良、启功等编辑的《敦煌变文集》，合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纂辑的《敦煌古籍叙录》，为敦煌学奠定目录基础。王重民和被派往英国录书的向达继踪第一代敦煌学学者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罗振玉之后，成为第二代敦煌学学者中的领军人物，恰如白化文所言：“中国的第二代学者中，王先生堪称最为全面与博大，在某些领域内也最为专精。”1984年，其敦煌学研究成果结集为《敦煌遗书论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他还从欧洲各大图书馆辑录了大量太平天国文献，编为《太平天国官书叙录》。1941年，王重民受袁同礼馆长之托，押送北京图书馆所藏善本书装成三百箱寄存美国国会图书馆。滞美四年，王重民不仅为这批国宝拍摄照片，而且详加著录，撰成二千七百多篇提要，并应邀为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所藏中文善本书写成一千种提要。 1947年，王重民返国。1948年，袁同礼馆长携眷赴美，任职美国国会图书馆远东部，由王重民代理北京图书馆馆长，兼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他向胡适提出开办图书馆学专业的建议，被采纳。1949年7月，北京大学设立图书馆学专修科，王重民首任科主任。自此，王重民自觉实现了从埋首案牍专心治学的人文学者向图书馆学教育家身份的转换。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仍名图书馆学专修科。1956年，北京大学与武汉大学一起正式改图书馆学专科为图书馆学系，系主任王重民先后为学生讲授中国目录学史、目录学文选、版本与校勘、历史书籍目录学、中国工具书使用法、《书目答问》、《书目答问补正》等多门课程，杏坛传薪，作育人才，为图书馆学教育事业做出无私奉献，被称为一代师表，饮誉海内外。目录学史论文经其学生朱天俊整理，结集为《中国目录学史论丛》，198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冷庐文薮》，收集王重民单篇学术论文百余篇，充分反映出王氏在文献学与文化史方面的学术思想与成就。
二
刘国钧（1898—1980），字衡如，江苏南京人。著名图书馆学家、图书馆教育家，对图书馆学研究垂六十年，出版大量图书馆学、书史等方面的著述，为图书馆工作理论和技术方法做出重大贡献，在图书馆界与杜定友有“北刘南杜”之誉。
刘国钧堪称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拓荒者、参与者和见证人。1915年，他进入金陵大学文学院读书，1920年毕业，留校在图书馆工作。时值“新图书馆运动”勃兴，1922年，他如愿进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同时进入图书馆专科学院和研究院学习，以优异的成绩取得哲学博士学位。留美的经历使刘国钧视域旷开，身经目验了先进的美国图书馆思想理论，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深深体现在美国图书馆的建设之中，他怀着取助他山的愿望，竞趋时新，写下《美国公共图书馆概况》等一系列文章，供国人借鉴。1925年，刘国钧学成归国，积极投身“新图书馆运动”，受聘为金陵大学哲学教授，兼任图书馆中籍部主任，并担任国内第一种图书馆学学术期刊《图书馆学季刊》主编，后任馆长。
早在留美攻读哲学博士期间，刘国钧对六朝思想文化和宗教产生浓厚兴趣。归国后，主持图书馆馆务、院务之余，不废著述，选中当时学术界少有涉足的处女地进行开拓。刘国钧目录学造诣精深，他利用身处图书馆的优势，资料搜集齐备，以哲学加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先后撰成《两汉时代道教概说》、《老子神化考略》、《〈老子·王弼注〉校注》三篇有关道教研究的文章，论及老子被神化的过程，得出“老子之神化，盖肇于西京，衍于洛下，盛于魏晋，极于六朝而成于唐宋”的结论，发前人所未发，还道教与谶纬的某种微妙联系，言论平实，不故作惊人之论。他注意及时利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道藏》影印本的新资料，进行老子研究。受其启发，王重民三年后赴法整理敦煌遗书，对P.2639号《老子》的河上公注注文的重要句段进行校勘，参照的正是《道藏》本。佛教研究方面，他撰写《后汉译经录》引用十八种书目，参稽互补，对于“中国佛教传授的源流、发达之程序”有所发明。《三国佛典录》共收十二大德佛典八十七部，讲述三国佛典发展的四个特点，是对现代佛经目录的开拓之作。中国汉化佛教的译注史长达一千四五百年，南北朝时中国第一部大型丛书《大藏经》横空出世，“经录”由此产生，编纂方法与传统的七略、四部迥然有别，大致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按朝代编排，以译者及世代先后贯串，大体相当于现代的“著者目录”。第二部分，按经、律、论三藏三大类，以下细分二至四级类目，大体与现代“分类目录”相当。以后，代有所出，经目被保存在《大藏经》之中。清末民初，梁启超首倡研究经录之风，学者靡然从风，姚名达著《中国目录学史》，特辟“宗教目录篇”；南京支那内学院是近代中国佛教文化复兴的重要基地，影响深远；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出版，其中的《勘同目录》采用日本学者创造的对每部经典分条分项著录的方法，按七项进行著录。刘国钧编撰的两篇佛教经录，取鉴四种材料，采用的是以古老的经录按著者目录编排并附加译者生平介绍的格式，具体著录则采用《大正新修大藏经勘同目录》分条分项的方法，简化为五项，新旧结合，杂采众家，兼出己见，多有创获。
刘国钧对图书馆学理论的贡献之一是提出“要素说”。从1934年他在《图书馆学要旨》中提出的图书、人员、设备、方法的“四要素”到1957年发展为图书、读者、领导和干部、建筑与设备、工作方法的“五要素”，体现了矻矻以求与时偕行的科学求实精神。刘国钧是图书分类法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成功地创制了流行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图书分类体系。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始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肇其端，魏晋时期，郑默制《中经》、荀勖著《新簿》，图书分甲、乙、丙、丁四部分，隋唐间，经、史、子、集四部已定型，延至清末，四部之学向文、理、法、农、工、商、医的七科之学转变，成为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形态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现代图书馆在国内的兴建，西方图书分类法随之输入。新学方炽，近代图书分类法变革在即，1909年，《杜威十进分法》传入，国内仿杜、改杜、补杜之作纷然各出，以新、旧并行和修改四部法以容纳新书等方式，编撰相应的分类法。刘国钧深感四库分类法错谬之处颇多，已不适于现代图书馆之用，新、旧并行制也难以适应现代图书馆图书分类的需要，他提出新、旧图书统一分类编目的设想，以学科为主，体裁为辅，编制成《中国图书分类法》，吸取了西方图书分类法之长，未采用《杜威十进分类法》，仅用其数字层累制，独创了总类、哲学、宗教、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社会科学、史地、语文、美术的九分法，结束了中国图书四分法的时代。他将中外图书合璧于一个分类体系之中，由部、类、目组成分类系统。这部分类法以学科作为分类标准，以阿拉伯数字层累为号码，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简易实用，1929年出版后，多次增订再版，被国内二三百家图书馆先后采用。
刘国钧对中国书史的研究也硕果累累。1951年，他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系任教，讲授图书馆目录、西方图书分类法介绍、中国书史等课程，培英毓秀，引掖后昆。他先后撰写了《中国书的故事》、《中国的印刷》等通俗普及读物和学术论著。《中国书史简编》自成体系，被誉为中国书史研究的里程碑，取便初学，宏裨学术。他对中国古代书籍发展史、书籍制度演变史、印刷史等进行探研，如对中国书籍制度的发展提出简策、卷轴、册页三大阶段说，认为文字是劳动人民在生产过程中逐步创造的，申明蔡伦是纸的改进和推广者，雕版印刷术在唐代发明，时间约在七八世纪之间，印刷术的东传、西传，影响达及全世界，对日后的中国书史研究有引领之功。 三
杜定友（1898—1967），原名定有，广东南海人。中國近现代著名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图书馆学教育家、图书馆管理专家。
杜定友家世清寒，祖父为补鞋匠，至其父杜顺荣时家臻小康，不久家道中落。杜定友童年贫困，仅在私塾就读，后入官办敬业小学，十二岁入广肇公学，又入教会办的益智学校。半年后，投考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并升入附属中学。恰逢南洋大学（时称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兴建图书馆，亟待培养相关人才。1918年，学校甄拔英才骏发的杜定友赴菲律宾马尼拉菲律宾大学图书馆学系留学，接受美式教育四年，学校负担一切费用，学成回校服务。
杜定友家寒力学，食贫励品。1920年，获文学院学士学位后，潜心撰写论文。1921年，留学三年，又获得图书馆学学士学位证书、教育学学士学位证书和中学教师资格证书。提前一年毕业后，他谢绝当地银行的高薪聘任而返回祖国。先后在上海、广州致力于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事业建设，长达五十年，历任广东省立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南洋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他服膺学术典籍天下公器、藏以致用的理念，极力提倡和鼓吹创办公共公开、普遍均等、公益免费的现代公共图书馆，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分类法、图书目录学、图书馆管理、汉字排检法、地方文献等诸多领域均有理论建树，著述多达六百万字，专著五十五种，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图书馆学大家。
早在1921年9月，杜定友任广州市立师范学校校长时，即在该校开设图书管理科，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一创举。1922年，杜定友出任广东省立图书馆馆长，大力进行改革，提倡和推行建设公共图书馆的做法，受到保守派反对，屡遭挫折而矢志不移。当他竭力倡导新图书馆事业时，遭到一些老辈人的嘲讽，认为他不谙中国典籍，难以胜任中文图书馆的馆务。为回应这些责难，杜定友锐志奋力，不畏燠暑难耐，晚上钻入蚊帐，孜孜不休，仿郑樵《通志·校雠略》和章学诚《校雠通义》体例，对目录学中的七个问题展开论述，撰成《校雠新义》一书，是其目录学代表作。1923年，杜定友被聘为复旦大学教授，以坚实的学术功底和大胆的创新精神，在目录学、图书分类等方面取得了多项创造性成果。他提出图书馆人、书、法“三要素”以及在不同时代重心不同的观点。杜定友穷年毕力研究图书分类法，著述四十余种，多达二百余万字。1922年，他编著的《世界图书分类法》，以杜威十进法为蓝本而并非全面照搬，而是根据中文文献，吸取四库分类法，做出必要的调整与增删，打破杜威原有体系，取消“宗教”一大类，代之以“教育”。他冶品类繁赜的古今中外图书于一炉，提倡科学精神，会通中西文化，首先提出了中外文统一的分类编制，分为总类、哲理科学、教育科学、社会科学、美术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语言学、文学、史地学的十分法。1925年改名《图书分类法》，1935年更名《杜氏图书分类法》，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颇有影响的图书分类法之一。
检字法对图书馆目录卡的编排至关重要，杜定友对此致力弥殷。1932年，出版《汉字形位排检法》；1935年，发表《图书馆用简体字表》等。他发明的汉字形位排检法将汉字分层八种形状，即“纵横斜载覆角方整”，每种形状的字指定地位为部首。每一形中再依照“丶一丨丿”排列，使每个汉音皆有其固定的形状和固定的部首，同部之字也有固定的次序，且不用号码或字母标识，颇符合汉字的特性和习惯。与此同时，杜定友还提出了字根说，“凡一笔与其他各笔不相接，或数笔互相串联，自成系统，叫作字根”，“字根是汉字最小的单位，所有的汉字都是由根组成的”。经分析研究，从所有汉字中获得三四百个字根，并依其笔法顺序排列为一个检索体系，附录于《汉字形位排检法》书中，方便检索。字根说的提出，功同开创，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计算机汉字编码有深刻影响。
杜定友无一日不与书卷亲，把图书馆视为终生志业所在，致力勤勉，是倡导组织省级图书馆注重地方文献专藏的先驱。早年从事图书馆工作时，他就重视对乡邦文献、地方史志的搜集、整理和利用，其中对西沙群岛资料的收集为全国之冠，以古今中外书籍文献确证西沙群岛早就归属中国版图的事实。他利用馆藏南海诸岛相关的史地资料，经多方努力，获得一大批意大利前驻粤领事罗斯所藏有关南海诸岛的记载史料，又获取台湾省立图书馆和台湾大学影赠的五百余件资料，由他主持编成《东西南沙群岛资料目录》，这些中外文大量资料明确证明，南沙诸岛主权属于中国，不容异议。其拳拳爱国的赤诚之心由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