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起参加活动，不一起接受采访，廖一梅和孟京辉在大众面前刻意地保持着距离。也正因为如此，很多看他们戏剧的观众，并不知道他们是夫妻。虽然不常一起出现在公众场合，但他们在事业上珠联璧合，成就了一部又一部经典佳作。

　　廖一梅：很早我们就有不一块儿接受采访、不一块儿拍照这样的规矩。其实就是不想给一个预设，因为媒体都太期望了，他们特别容易给我们设定情景，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哭。我觉得那是一种表演，不想做这个。我们俩已经把生命里最好的东西放在剧场里，这已经足够，在生活里就不想再参与这样的表演了。
　　孟京辉：这一点算是我们俩的一个默契。我希望大家走进剧场是来看戏的，而不是来观察我们的生活，不想把我们的生活暴露给观众。
　　廖一梅：我们俩从来不是夫妻店，都是非常独立的个体，也给了对方足够的空间，充分尊重彼此的不同和彼此的意愿。现在为什么大家老爱说夫妻的事儿？就是因为夫妻经常剥夺了对方的空间，很多人认为两个人在一起，就应该在任何层面都统一步调，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其实不是这样的。
　　孟京辉：有媒体问过我，说你脾气大，她又特别直接，合作起来肯定会有摩擦，生活里也会吧？我跟他们说其实没有。因为你要写东西，就不爱说那么多废话，会更直接一些。可能你对很多事情都不太在意，但是你在意的事情一般都比较坚持。我呢，跟别人合作的时候要照顾到大家的情绪，所以相对来说会更加柔和一些。
　　廖一梅：有摩擦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人和人之间难免产生摩擦，会有一个彼此磨合、相互了解的过程。有时候，可能你需要宽容我一些，当然我也会宽容你，这是特别正常的事。而艺术很多时候是完全个性的，跟个人趣味有很大关系，就算两个人再相近，也会有观念和趣味上的差距。在这种时候，通常我俩遵循的原则是，看谁更加坚持。
　　孟京辉：这是我们的共识，所以一直不愿意一起接受采访。类似的问题其实很多，总有人会问，你写剧本的时候我干什么？其实我不太懂他们的逻辑，好像你闭关写剧本，我就会处在一个很孤独的状态里。其实我也在排练我的作品，做我的工作。在大家的概念里，夫妻两个人好像应该是绑定的，但我们不是，也不需要。
　　廖一梅：有一个人跟你有一段伴侣的时光，你会非常珍惜。但是你不能把它混为一谈，以为他就是你，或者他就是你的。我觉得咱俩最好的就是没有这种东西，所以别人臆想的那些对咱俩来说不是什么障碍。我会享受独自的时间，也会很享受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我想要写东西的时候就自己住，写一个月，我都不用关注这一个月你在做什么。这肯定有人不理解。可是为什么要关注呢？我不太懂。
　　孟京辉：就说《恋爱的犀牛》，其实十五年来一直在变。刚开始吴越和郭涛的那一版，大家看到的是一台特别流畅、华美的演出，有一种特别强的逻辑性，内心也比较丰盈。后来找段奕宏和郝蕾演第二版，思念过去了，你想谁都得有点儿变化，而且得把他们俩的气质给带进这部戏里，也把当时整个社会的气息带进来了，变得很疯狂、很暴戾、很直接。后来有人问我，你中间那些东西怎么老变，我说那是因为这个时代变了。
　　廖一梅：记得咱俩以前有过一阵子，特别爱坐在观众席后面听观众的反应，确实特别逗：我们根本没有想到的地方，他们可能会特别特别感兴趣；你以为这个地方他肯定会笑，结果他们可能没一点儿反应；当然也有你认为他必然会感动的地方，确实有人哭了。观众这个群体是创作者无法预料的。所以我的意见是，只要把你自己充分地表达出来，然后去选择跟你契合的观众，或者说由观众来选择跟他契合的表达，这大概是一个正确的方法。但也有些人就是不喜欢，看咱们的戏站起来走的，那他可以去选择适合他的东西。谁也没有必要指责另一方没有接受自己。
　　孟京辉：比如一个老品牌，你的好多东西没有根据这个时代和社会改变，没有跟这些互动，那肯定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尴尬。我们的作品都是与时俱进的，都是在表现自我、表现社会、表现这个时代，还是挺有责任感的。那么就必然要把当下的东西都呈现在舞台上，光有激情不行，你必须得跟这个时代联系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戏剧的这种尴尬，创作者的问题可能更加明显。
　　廖一梅：其实我觉得看大家怎么来定义所谓的“经典”，时间长也不是一个办法。比如说莎士比亚，现在我们觉得莎士比亚是最高雅的戏剧，但莎士比亚当年就是最平民的，它里面那些插科打诨的、粗俗的，其实才是最有质感的东西。只不过最平民化的东西，现在被演成了高大上。其实这也不符合原著，但你很难解释。当然，这也跟表演形式有关系，能不能被理解需要看当时大家的接受程度。比如《恋爱的犀牛》，十多年前刚开始的时候，也有好多人觉得看不懂，但是经典一定是一种共通的东西。
　　孟京辉：你说得对，我觉得像莎士比亚、契诃夫、易卜生这样的戏剧大师，看他们的作品你就会感觉到，好几百年下来人是没有变化的。所以一个编剧，要是能在自己的作品中把人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给表现出来，那就是一种挺伟大的感觉了，比如你的《恋爱的犀牛》，其实因为《恋爱的犀牛》，让我们懂得了好多东西。
　　廖一梅：可以这么说，写小说的过程是在一个完全自我的世界里，但写剧本不是。因为一个剧本写完，最终是他人在替你呈现，小说就是一种自然呈现。写完一个剧本并不等于完成了一部戏，你要具备许多特别物质的东西，包括演员、道具、舞台、灯光等等，你要经过一些其他媒介，才能把它呈现在观众面前。
　　孟京辉：我排戏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走路摇摇晃晃的过程。我享受这种“动”的过程，就是因为享受这个过程，所以我对戏剧这事儿才能一直保有激情和能量。前段时间在墨尔本排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我觉得我一直在和布莱希特对话，特别来劲儿。你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我们俩就在我的脑子里这么对话、较劲儿，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特别美妙的。
　　廖一梅说戏剧：
　　先锋戏剧，其实也是一个标签。但有时你不得不贴，因为你要让他知道这是一种新戏剧，和原来的不一样，他千万别抱着去看人艺的戏的愿望来看这个戏。这确实是需要的。但如果他只看了一个戏，就认定但凡这样、或者只有这样才是先锋戏剧，那又不是了，他就等于自己把自己关在一个笼子里了。
　　人是可以像“犀牛”一样那么勇敢的，哪怕很疼也是可以的，看你疼过了是不是还敢疼。大多数人疼一下就缩起来了，像海葵一样，再也张不开了，那最后只有变成一块石头。要是一直张着就会有不断的伤害，不断的疼痛，但你还是像花一样开着。
　　一个作品是不是经典，在于它是不是说出了人类共通的一些东西，内心的渴望或者内心的恐惧。你无论用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形式，只要传达出这样一种渴望，或者这样一种恐惧，它一定会在那个时代，甚至在每一个时代引起一些人的呼应。
　　讨好他人属于服务性行业，我觉得艺术不是服务性行业。电视剧无疑是大众娱乐了，电影也走向大众娱乐了，戏剧依然有可能保持它的这种艺术特性，以寓言的方式来描绘生活，在小众范围内争取更大的观众，我为这个现实感到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