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中学时期就开始学习中文，在大学里继续汉语语言和文化的学习。1969年，我获得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的硕士学位。我着迷于中国语言和文化，非常渴望到中国去，但直到38年后，我才真正有了这样的机会。2006年春天，我终于在中国停留了13天。
　　那些我过去从书本上读到的、那些无数历史事件发生的地方——天安门广场、万里长城、珠江——对我来说是如此的神奇。从珠江向外望去，我想象到英国炮舰正在向我驶来，假如我是一个当年的中国人，我肯定会感到愤怒和无助。中国已经战胜了过去，消除了最后一块殖民前哨，也已成为国际舞台和现代经济的一个主要角色。
　　
　　呈现在我面前的既不是一个殖民的中国，也不是传统的中国，而是一个现代的中国。城市的数量和规模以及一排排看不到尽头的高耸的公寓大楼使我震惊。我也被我的主人的热情好客和周到的照顾所感动。我很享受我与三轮车夫、出租车司机、酒店经理和员工、以及学生和街上外地人之间平等交往的愉快的经历。我遇到的很多学生来自贫穷的乡村，但他们现在在这个国家的顶尖大学学习。城市里充满了从外地迁徙来的人们，创造了一个欢迎外来者的大都会氛围。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异乡人，每个人也都是旅行者。
　　一些旅途中最美妙的时刻不知不觉中就产生了。一个学生陪我在北京做了一整天的观光。我们去了几个公园。在一个公园里，我看到一个老先生用一桶水和一只巨大的毛笔在练习书法，在人行便道上画出了诗歌般美丽的线条。几分钟后，这些诗歌的线条蒸发到空气中了，这不仅暗示着世代吟诵的诗歌的永恒，音乐般的声音、想象和视觉形象的混合，还同时暗示着世界的多边和无常。
　　在公园的深处，我被一群老年人所吸引。他们有的在弹奏乐器，还有的在和着音乐跳舞。当他们看到我在注视他们时，他们开始为我跳波尔卡(秧歌。译者注)，一种伴随着西方音乐的中国式的舞蹈。所以我决定加入他们，跳真正的波尔卡，起劲地绕着圈子跳着。这可真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文化间交流的时刻。他们如此的开放和热情，如此地愿意和一个陌生人共享快乐的时刻。在这次旅途中，不管我到哪里，都能看到老年人聚集在公园，休息和享受他们的时光。这是一个和美国价值观的真正的对比，我能看出中国人是如何生活在他们的尊敬老人的价值观里，这也给了我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中国的印象。
　　我也开始理解中国的另一个价值观——合作。我常要求去看一些连我的中国同伴都没去过的地方。我们不知怎么走，因此常常停下来问路。不管在哪里，什么时间，或者问谁，一分钟内，就会有一群人聚集上来，每个人都提出建议、经验，赞同也好，反对也罢，指引我们上路。这种集体解决问题的方式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更令人吃惊的是拥挤的交通的自我疏导方式，汽车、自行车和其他可以想象到的运输工具如何共享道路的方式，这就像有一套解决交通阻塞的法则，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都遵循，而不需要交警的帮助。
　　我对中国并没有怀有过分浪漫的印象，我知道并不是每件事都是完满和光明的，问题也存在，人们互相竞争，有时候还争吵，但是作为一种价值，合作的重要性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在我面前，引起我的注意。我们美国的一些忙碌的快餐店里没有太多值得称道的装饰物，可令我惊异的是，在中国一家快餐店的墙上挂着一幅古典风格的书法作品。我的同伴一一个年轻的教授，翻译给我并告诉我那是孔子的一段描述合作的重要性的格言。这个年轻的学者像熟悉现代知识一样熟悉孔子。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在这一时刻融合了。
　　中国的大城市里挤满了从农村来的人，他们有的沿着人行便道和过街天桥或在一块块草皮上叫卖东西，有的合法，有的不合法。尽管这些人从外乡而来，但他们的眼睛总是关注着家乡。他们对故乡村庄的忠诚非常强烈，好像他们在大城市里仅仅是短暂的停留，只是来访问。对于家乡故里的忠实使我想到透过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生活在乡村的人们在频繁出现的艰难岁月里必须守望相助才能共同生活，因此，合作的、抹平冲突的、不怀怨恨的、集体解决问题的价值观成为了中国人人格的中心。这种基于乡村的价值观也持续到了现代大城市。这种价值观可能或多或少地被全球化和工业化，以及竞争的价值观所挑战，但比起美国来，合作在中国更重要也更显而易见。
　　在其他的方面，中国也超过了我的料想或与我的想象相反。美国媒体经常报道关于中国的新闻检查，对任何群体或言论的压制等消息。所以我想象中国人是很谨慎的一群人，小心翼翼地避免敏感的话题。我想象官方的书店仅仅出售毛泽东的红宝书。结果，我却很吃惊于学术讨论的开放，我吃惊于种类繁多的书籍不仅在招待游客的外国酒店能买到，在机场和书店里也能买到，包括关于“文化大革命”起源和意义的书。尽管这个题目已经被一些很有名的敏感的中国电影描述了，我过去以为这些影片在中国以外更受欢迎，而在国内却流通有限。中国看起来不仅仅是在更广泛地努力应对过去、甚至还有它的过失、错误和创伤。
　　另外，在美国，中国被描绘成一个无神论的国家，没有宗教，高度唯物主义，它的人民渴望某种精神的发泄。但在我的经历里，这个结论是错误和误导性的。最具体最明显的就是，教堂的尖顶点缀着乡村，佛教和道教的寺院不仅仅存在，而且还是繁忙和兴盛的地方。我发现很多招待我的主人都深信佛教，我发现很多人在拜佛修行，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活动是高度危险的。
　　同时，尽管覆盖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下，中国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个儒教的国家，强调礼仪，尊重长者，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社会里的位置。我很吃惊的是，我的学术界的同行们非常熟悉儒家典籍，并且教给他们的孩子，这可不是我想象中的中国。我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盛情款待，食物丰盛精致，我们的交谈生动具体，但每个人所坐的位置是由社会地位决定，由等级次序而定，席间的祝酒辞强化了这种地位等级。每个人都要知道他在这个结构中的位置，如果有谁不遵守，他会立刻受到朋友的指责。但是社会地位并不像从前一样一成不变和由出身决定，就像小说《家》(巴金《激流》三部曲之一。译者注)所描述的，基于成就和创新之上的机遇、创业与教育是同等存在的。这是靠奋斗所取得的地位，而非依靠出身。
　　我的主人们表达了他们对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在国际舞台上竞争，又同时保持自身特质和个性的关注。我搜索了传统中国的痕迹，我发现的仅是遗留物：一些北京的老胡同，正在被拆除的传统民居，少数还在上演传统娱乐节目的茶馆，这些节目的观众都是80岁上的老年人。和我在一起的年轻人甚至不知道这些文化的形式，要想帮助我找到我想见识的东西，他们还得去问他们的父母。我同情那些看着中国文化成就正在消失的人，也同情那些担心世界文化同化的人们，到那个时侯我们看上去都是一个模样，住在同样的大厦里，看着同样的电影和电视节目，穿着同样的T恤和牛仔裤。
　　但是，在我结束了中国之旅后，我不像先前那么担心中国将如何保持它文化的独特以应对商业化和物质主义的压力了。首先，这种文化已经存在并持续了3000多年，它有明显的存在的力量。它悠长的历史成就是自己独特的个性、财富的来源和稳定的一个积极部分。中国的学者们继续考古的发掘，他们已经有了了不起的发现，建起了新的世界水平的博物馆来展出他们的发现。年轻人既学习中国历史也学习现代科学。儒教、道教、佛教并存，它们与社会融为一体，而非与之相冲突。其次，中国的文化和特性根植于其书面的语言、本身就代表几千年历史和传承的汉字，也根植于融合了谚语、格言和来自于古代名篇佳句到日常讲话的口头语言。这些名言佳句反映了文化，传承着文化，也有助于保持文化的鲜活性和适应性，因为这些名言可以随时代而变，可以随时日的需求而演进。一段段诗歌提醒中国人生活、世界和形象的美好。当中国正航行于现代经济和政体中时，诗歌、书法、宗教和历史则是定位的锚。
　　(作者为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