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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是一种处于动态演化的过程、尚未充分“经典化”的文学，存在着难以精准把握与概括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逐渐进入了“祛魅”时代，世纪之交种种精神价值的碎裂、瓦解和文化观念的演变、转型，更使“跨世纪”的文学显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景观。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整体形象与内在格局，都发生了远远超出我们想象力的深刻变化，而且胜景与歧途同在、希望与危机并存。正基于此，无论从当代文学批评还是文学史建构的角度看，研究“跨世纪文学”都是相当迫切而又意义深远的。但这项研究也是个学术难题，在雄心与勇气的基础上，往往还需要兼具敏锐的感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视野的宽广性、思辨的透彻性，以及基于深厚学养和深刻观察的科学预见性，才有可能形成一种既驾驭全局、又体察入微的学术与思想能力。
刘起林新出版的学术专著《胜景与歧途——跨世纪文学的多维审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以下简称《胜景与歧途》）独擅胜场，显示出文学体察与历史概括交错、学理建构与性情传达兼具的特色。该专著立足时代文化多元发展的整体趋势，将审美态势、代表性文本和内在问题结合起来，对中国文学在20世纪到21世纪的“跨世纪”状态进行考察。全书表现出一种全局性、历史感和精神深度兼具的学术文化风貌，以及文本阐发与超文本探索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堪称研究近20年中国文学整体格局与文化特质的重要成果。
一、宏观建构与微观剖析媲美的
学术架构
《胜景与歧途》衡文论道大处开阔、小处细致，体现出一种宏观透视与微观剖析相交融的研究思路。
在整体思路与理论视角方面，《胜景与歧途》以学术界相关研究中的某些关注热点和理论生发点为基础，但作者在思想视野和理论思路上进行了大胆的突破与深化。作者突破学术界“后新时期”“无名时代”“新世纪文学”等既成的研究框架与学术思路，以“革命文化”向“建设文化”的转型为社会文化基础，使用“跨世纪文学”的概念和框架，将20世纪最后10年到新世纪前10年的文学，作为一个从多元探索向追求“文学盛世”转型的统一历史进程来观照，从而在理论形态与历史形态、审美解读与社会文化认知相结合的视野中，给这20余年间的文学实践提供了一种时代涵盖力和文化连续性兼具的价值定位。
在逻辑结构与内容层次方面，《胜景与歧途》以对于“跨世纪文学”的整体考察为基础，首先逐类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创作与批评现象，继而提炼和探讨了其内在的审美与精神文化问题，最后在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交汇、统一之处建构价值判断的“制高点”，高屋建瓴地阐述文学的发展规律与未来方向。同时，该专著又显示出内在学术层次的丰富性。钱钟书的《谈艺录》中曾经强调过，学术研究在“发大判断外，尚须有小结裹”①。钱氏之“大判断”的对象，是指文学中所生之意象与独运之思维及其间接关涉的时代精神、思想学术与时世风气，也就是要进行“宏观研究”，而“小结裹”则指“微观研究”。《胜景与歧途》就表现出将“小结裹”与“大判断”两个层面的研究及其不同的价值判断方式相结合的特征。相对于全局性的“跨世纪文学”考辨，“知青作家的精神蜕变”“历史文学的古今对接”“农村题材的艺术深化”“官场小说的价值含量”“文学批评的学理境况”等章节属于“小结裹”。而在这几个领域的研究中，作者也都坚持将文本细读和全局性论辩结合起来，以对于代表性作家作品进行文本细读的“小结裹”，来支撑其背后关于时代精神与历史视野、叙事伦理与审美心理趋向等的“大判断”。于是，全书的内涵层次自然变得丰厚起来。
在思维方向与学术重心方面，《胜景与歧途》坚持不依傍某一理论逻辑或思想体系、而从客观现实出发的原则，以“跨世纪文学”的重要现象与代表性文本为研究出发点，在微观探幽的基础上得出对于文学总体格局的宏观思虑与精到论述。在历史文学研究的章节中，作者以细读唐浩明的《曾国藩》、刘斯奋的《白门柳》和熊召政的《张居正》等小说为基础，认为“跨世纪文学”时期出现了立足还原型审美立场的历史文学创作热，这类创作以其对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的深广发掘和写实性再现，成功地建构起了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话语，极大地拓展了“跨世纪文学”的文化格局。在对“跨世纪文学”中成果最为丰硕的农村、乡土题材创作的论述中，作者选取陶少鸿、向本贵与王青伟等作家的作品进行剖析，认为其中从价值指向到叙事形态均呈多元发展的态势，结果导致了创作选择和审美评价的二难处境。对于图书市场效应良好的“官场小说”，作者则以王跃文的《国画》《苍黄》与阎真的《沧浪之水》等作品为标本，认为它们实际上是一种“类型化写作”，之所以受到图书市场的追捧，关键在于其通俗文化品质和商业化运作的传播路径。这类作品因批判性和消遣性相结合而体现出某种时代文化的新质，但作为“类型化叙事”，则存在着文学前途堪忧的根本局限。“好的批评家，应该有一种超越‘理论→文本’模式的反向思维能力，即形成‘文本→理论’思维模式，从文本研究出发，发现、总结、升华出理论品质、理论内涵。”②《胜景与歧途》所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从事实出发进行学术归纳、而将重心落到重大理论问题的思维境界。
《胜景与歧途》坚持从文本出发，具有极强的现实感，同时又善于发现、总结和升华出相应的学术问题和理论内涵；并将文本分析和超文本考察融为一体，在开阔的理论视野中进行直抵文学规律与时代文化本质的论辩，一种宏观理论建构与微观文本细读相媲美的学术构架，就由此体现出来。
二、理性审视与人文探索交融的研究路径
《胜景与歧途》涉及到当代文学的多个具体研究领域。作者以深厚的学术积累和“入乎其内、出入其外”的学术能力，沉潜于文本之中去梳理与厘清其文脉情韵，同时既以高度的理性捕捉其中前沿意识和问题意识兼具的大论题来审视与诠释，又进一步深入到创作主体精神建构的层面，去追溯种种审美建构与精神特征的成因。于是，全书就在学术内涵的结实、透彻与突破性之中，表现出一种将理性审视与人文探索融为一体的思想维度和学术路径。 基于全局视野的理性审视与批判精神，在《胜景与歧途》之中是显而易见的。作者甚为重视历史文学对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的深广发掘，也高度评价这种发掘在建构“跨世纪文学”文化格局中的重要意义。但作者也从多元文化语境全局的高度，对历史文学创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理性、切实的分析。作者认为，历史文学不能仅仅满足于对本类文化的内容和韵味的展示与表达，还应“追求文本‘能指’向其所属文化中人类永恒性精神价值‘所指’的靠拢，追求对其他类文化中永恒的价值元素尽可能地吸纳与涵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从整个时代精神文化范围来看具有深邃度和支撑力的价值基点、具有导向性和说服力的价值选择”③。一种基于多元文化全局的价值认知与理性判断，在此相当鲜明地表现出来。
《胜景与歧途》另一个颇具特色之处在于，作者十分重视对创作主体的精神世界与心灵状态的洞察，从中表现出鲜明的人文探索意识。具体说来，就是聚焦于知识分子在时代变革过程中对自我生命流程、社会巨变及相应的历史文化基础的思考，并综合运用精神分析批评、原型批评与人类学批评等文学批评模式，来对创作主体的深层次心理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考察与探讨。
以“知青作家的精神蜕变”一章为例。作者首先实证性地考察了知青作家群的生活经历、精神积淀及其审美转换特征，揭示出知青作家“将知青生涯及其之前和之后的原初体验转化、升华为体悟人生的艺术思维时，势所必然地不可能摆脱代际的心理定势”④。随后，作者深入而全面地剖析了知青作家群源于知青生涯创伤性体验所形成的“失乐园”心态，以及这种心理特征的复杂表现形态。在此基础之上，作者又向前推进一步，梳理了知青作家们在1990年代后新的人生轨迹与生命体验，并通过推演其特殊的心里逻辑揭示出，张承志、韩少功、史铁生、王安忆等知青作家在宣泄和表达了知青体验之后，“或早或迟地通过超越共同话语的樊笼对个体生命安身立命之根的寻求”⑤，表现出一种群体性的精神蜕变，“知青情结”所包含的独特精神心理特征也随之淡化，由此构成了中国文学“跨世纪”转型过程中的知青作家群“中年分化”现象。
诸多的个案研究也同样如此。在对著名作家王安忆的研究中，作者抓住其摆脱“知青境域”后步入“中年困惑”状态时的创作走势及心理基础进行分析，认为在王安忆“个人的心灵世界”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中年成功女性的透彻的体察与心境的迷茫”，知青情结、“知青味儿”则“已退居到创作主体广阔、丰富的精神空间最边缘、幽深之处，只是在偶尔对乡村进行一种完全超越现实功利的诗意反顾时，于不经意中淡淡地浮现出来”⑥。在对著名评论家雷达的研究中，作者同样侧重于分析其精神风貌与思想特质，认为雷达“在1980年代中期提出的关于新时期文学主潮的‘民族灵动的发现与重铸’说，堪称其研究贯穿如终的思想主线与价值基点”⑦。
文学是通往创作主体深层次自我的渠道，是其灵魂深处种种隐秘的剖露与释放。文学研究的重要责任与价值，就在于洞察、呈现并维护文学的这一独特品质。《胜景与歧途》注重对创作主体精神世界与心灵状态的考察，以一种强大理性驾驭下的深切人文关怀，深入到文本鲜活的肌理之中，透过结构与文字的缝隙去抵达作家的内心世界与精神空间，这也就直达了文学深邃的本质。
三、 大文化视野研究文学的思想气象
《胜景与歧途》的学术论说既笔墨纵横、气势宏阔，而又气象严正、收放自若，研读中常给以人登高山而观大海的开阔之感，表现出作者从大文化的宏阔视野把握时代大局、体察文学动静的思想气象。
首先，《胜景与歧途》的前半部分具体研讨各种创作态势与重要的作家作品时，就是在对社会历史与民族文化发展全局的论述框架中展开的。作者抓住中国社会从“革命文化”向“建设文化”转型这个根本特点来分析文学创作的相应表现，史论结合地透视了中国文学“跨世纪”状态的演变特征、文化逻辑与价值得失，既为时代的审美文化特征把脉，又进行了大视野下的文学品味与历史图绘。
其次，《胜景与歧途》还在文学研究中融入了文化研究。在文本细读的同时，作者总是将文学内部研究延展到对文学外部的考察，将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研究扩大到对文学思潮、文学生产环境的审视，以期获得更为宏观而通透的学术认知，并使学术研究超越文学范畴，构成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直接而有效的呼应，成为知识分子对社会变革和文化建设的一种参与。学术关注的重心就是转变成为了中国文学跨世纪转型的宏观态势与现实发展。特里·伊格尔顿认为：“文学不太像是一种学院的学科，而更多的是一种与文明本身命运相连的精神探讨。”⑧《胜景与歧途》所展开的，显然是在深谙其中三味基础上的研究。
再次，《胜景与歧途》后半部分在对“跨世纪文学”诸多全局性问题进行剖析时，正面体现出一种专业与非专业维度融合的大文化视野，以及在此基础上使现实审视和价值思辨融为一体、问题揭示与方向指引兼而有之的思想气象。作者认为，在现实题材创作的意蕴建构中，存在着创作题材选择历史化、叙事元素捕捉边缘化、文化立场底层意识匮乏、审美境界精神制约薄弱、艺术形态“意味”独创性欠缺的局限。在历史题材叙事的审美意识中，则存在“盛世情结”及其文化生成、“戏说”现象及其叙事伦理两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现象，而时代文化的多元走向和叙事形态日益多样化的创作现实，则使历史文学的价值内核成为了一个亟待重审的大问题。“跨世纪文学”在审美精神层面的局限，主要是1990年代创作在主体立场处理方面的偏失和新世纪文学在生存体察及其艺术传达中的病态气象。有鉴于此，作者立足文化转型的时代现实和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价值目标，提出了“民族复兴呼唤‘大雅正声’”的理论倡导与实践方向指引。很显然，这种种问题的分析和方向的引领，都不是在概念场域中进行理论博弈的产物，而是作者以敏锐的思想触觉去发现与辨析文学场域中重大而尖锐的问题，并在大文化的视野中寻找自己的研究路径与话语范式，进而展开深入、理性的整体性思考的结果。
在此基础之上，刘起林的学术专著《胜景与歧途》以其深厚的积累和深入的研究，为中国文学的雄健发展提供了一种既符合审美规律与文化逻辑、又具有重要实践指导意义的理性认知。
注释：
①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1页。
②吴义勤：《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文艺研究》2008年第8期。
③④⑤⑥⑦刘起林：《胜景与歧途——跨世纪文学的多维审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1页、第7页、第61页、第64页、第212页。
⑧伊格尔顿著，王逢振译：《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第281页。
（作者单位：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 马新亚
刘起林新出版的学术专著《胜景与歧途——跨世纪文学的多维审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以下简称《胜景与歧途》）独擅胜场，显示出文学体察与历史概括交错、学理建构与性情传达兼具的特色。该专著立足时代文化多元发展的整体趋势，将审美态势、代表性文本和内在问题结合起来，对中国文学在20世纪到21世纪的“跨世纪”状态进行考察。全书表现出一种全局性、历史感和精神深度兼具的学术文化风貌，以及文本阐发与超文本探索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堪称研究近20年中国文学整体格局与文化特质的重要成果。
一、宏观建构与微观剖析媲美的
学术架构
《胜景与歧途》衡文论道大处开阔、小处细致，体现出一种宏观透视与微观剖析相交融的研究思路。
在整体思路与理论视角方面，《胜景与歧途》以学术界相关研究中的某些关注热点和理论生发点为基础，但作者在思想视野和理论思路上进行了大胆的突破与深化。作者突破学术界“后新时期”“无名时代”“新世纪文学”等既成的研究框架与学术思路，以“革命文化”向“建设文化”的转型为社会文化基础，使用“跨世纪文学”的概念和框架，将20世纪最后10年到新世纪前10年的文学，作为一个从多元探索向追求“文学盛世”转型的统一历史进程来观照，从而在理论形态与历史形态、审美解读与社会文化认知相结合的视野中，给这20余年间的文学实践提供了一种时代涵盖力和文化连续性兼具的价值定位。
在逻辑结构与内容层次方面，《胜景与歧途》以对于“跨世纪文学”的整体考察为基础，首先逐类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创作与批评现象，继而提炼和探讨了其内在的审美与精神文化问题，最后在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交汇、统一之处建构价值判断的“制高点”，高屋建瓴地阐述文学的发展规律与未来方向。同时，该专著又显示出内在学术层次的丰富性。钱钟书的《谈艺录》中曾经强调过，学术研究在“发大判断外，尚须有小结裹”①。钱氏之“大判断”的对象，是指文学中所生之意象与独运之思维及其间接关涉的时代精神、思想学术与时世风气，也就是要进行“宏观研究”，而“小结裹”则指“微观研究”。《胜景与歧途》就表现出将“小结裹”与“大判断”两个层面的研究及其不同的价值判断方式相结合的特征。相对于全局性的“跨世纪文学”考辨，“知青作家的精神蜕变”“历史文学的古今对接”“农村题材的艺术深化”“官场小说的价值含量”“文学批评的学理境况”等章节属于“小结裹”。而在这几个领域的研究中，作者也都坚持将文本细读和全局性论辩结合起来，以对于代表性作家作品进行文本细读的“小结裹”，来支撑其背后关于时代精神与历史视野、叙事伦理与审美心理趋向等的“大判断”。于是，全书的内涵层次自然变得丰厚起来。
在思维方向与学术重心方面，《胜景与歧途》坚持不依傍某一理论逻辑或思想体系、而从客观现实出发的原则，以“跨世纪文学”的重要现象与代表性文本为研究出发点，在微观探幽的基础上得出对于文学总体格局的宏观思虑与精到论述。在历史文学研究的章节中，作者以细读唐浩明的《曾国藩》、刘斯奋的《白门柳》和熊召政的《张居正》等小说为基础，认为“跨世纪文学”时期出现了立足还原型审美立场的历史文学创作热，这类创作以其对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的深广发掘和写实性再现，成功地建构起了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话语，极大地拓展了“跨世纪文学”的文化格局。在对“跨世纪文学”中成果最为丰硕的农村、乡土题材创作的论述中，作者选取陶少鸿、向本贵与王青伟等作家的作品进行剖析，认为其中从价值指向到叙事形态均呈多元发展的态势，结果导致了创作选择和审美评价的二难处境。对于图书市场效应良好的“官场小说”，作者则以王跃文的《国画》《苍黄》与阎真的《沧浪之水》等作品为标本，认为它们实际上是一种“类型化写作”，之所以受到图书市场的追捧，关键在于其通俗文化品质和商业化运作的传播路径。这类作品因批判性和消遣性相结合而体现出某种时代文化的新质，但作为“类型化叙事”，则存在着文学前途堪忧的根本局限。“好的批评家，应该有一种超越‘理论→文本’模式的反向思维能力，即形成‘文本→理论’思维模式，从文本研究出发，发现、总结、升华出理论品质、理论内涵。”②《胜景与歧途》所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从事实出发进行学术归纳、而将重心落到重大理论问题的思维境界。
《胜景与歧途》坚持从文本出发，具有极强的现实感，同时又善于发现、总结和升华出相应的学术问题和理论内涵；并将文本分析和超文本考察融为一体，在开阔的理论视野中进行直抵文学规律与时代文化本质的论辩，一种宏观理论建构与微观文本细读相媲美的学术构架，就由此体现出来。
二、理性审视与人文探索交融的研究路径
《胜景与歧途》涉及到当代文学的多个具体研究领域。作者以深厚的学术积累和“入乎其内、出入其外”的学术能力，沉潜于文本之中去梳理与厘清其文脉情韵，同时既以高度的理性捕捉其中前沿意识和问题意识兼具的大论题来审视与诠释，又进一步深入到创作主体精神建构的层面，去追溯种种审美建构与精神特征的成因。于是，全书就在学术内涵的结实、透彻与突破性之中，表现出一种将理性审视与人文探索融为一体的思想维度和学术路径。 基于全局视野的理性审视与批判精神，在《胜景与歧途》之中是显而易见的。作者甚为重视历史文学对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的深广发掘，也高度评价这种发掘在建构“跨世纪文学”文化格局中的重要意义。但作者也从多元文化语境全局的高度，对历史文学创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理性、切实的分析。作者认为，历史文学不能仅仅满足于对本类文化的内容和韵味的展示与表达，还应“追求文本‘能指’向其所属文化中人类永恒性精神价值‘所指’的靠拢，追求对其他类文化中永恒的价值元素尽可能地吸纳与涵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从整个时代精神文化范围来看具有深邃度和支撑力的价值基点、具有导向性和说服力的价值选择”③。一种基于多元文化全局的价值认知与理性判断，在此相当鲜明地表现出来。
《胜景与歧途》另一个颇具特色之处在于，作者十分重视对创作主体的精神世界与心灵状态的洞察，从中表现出鲜明的人文探索意识。具体说来，就是聚焦于知识分子在时代变革过程中对自我生命流程、社会巨变及相应的历史文化基础的思考，并综合运用精神分析批评、原型批评与人类学批评等文学批评模式，来对创作主体的深层次心理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考察与探讨。
以“知青作家的精神蜕变”一章为例。作者首先实证性地考察了知青作家群的生活经历、精神积淀及其审美转换特征，揭示出知青作家“将知青生涯及其之前和之后的原初体验转化、升华为体悟人生的艺术思维时，势所必然地不可能摆脱代际的心理定势”④。随后，作者深入而全面地剖析了知青作家群源于知青生涯创伤性体验所形成的“失乐园”心态，以及这种心理特征的复杂表现形态。在此基础之上，作者又向前推进一步，梳理了知青作家们在1990年代后新的人生轨迹与生命体验，并通过推演其特殊的心里逻辑揭示出，张承志、韩少功、史铁生、王安忆等知青作家在宣泄和表达了知青体验之后，“或早或迟地通过超越共同话语的樊笼对个体生命安身立命之根的寻求”⑤，表现出一种群体性的精神蜕变，“知青情结”所包含的独特精神心理特征也随之淡化，由此构成了中国文学“跨世纪”转型过程中的知青作家群“中年分化”现象。
诸多的个案研究也同样如此。在对著名作家王安忆的研究中，作者抓住其摆脱“知青境域”后步入“中年困惑”状态时的创作走势及心理基础进行分析，认为在王安忆“个人的心灵世界”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中年成功女性的透彻的体察与心境的迷茫”，知青情结、“知青味儿”则“已退居到创作主体广阔、丰富的精神空间最边缘、幽深之处，只是在偶尔对乡村进行一种完全超越现实功利的诗意反顾时，于不经意中淡淡地浮现出来”⑥。在对著名评论家雷达的研究中，作者同样侧重于分析其精神风貌与思想特质，认为雷达“在1980年代中期提出的关于新时期文学主潮的‘民族灵动的发现与重铸’说，堪称其研究贯穿如终的思想主线与价值基点”⑦。
文学是通往创作主体深层次自我的渠道，是其灵魂深处种种隐秘的剖露与释放。文学研究的重要责任与价值，就在于洞察、呈现并维护文学的这一独特品质。《胜景与歧途》注重对创作主体精神世界与心灵状态的考察，以一种强大理性驾驭下的深切人文关怀，深入到文本鲜活的肌理之中，透过结构与文字的缝隙去抵达作家的内心世界与精神空间，这也就直达了文学深邃的本质。
三、 大文化视野研究文学的思想气象
《胜景与歧途》的学术论说既笔墨纵横、气势宏阔，而又气象严正、收放自若，研读中常给以人登高山而观大海的开阔之感，表现出作者从大文化的宏阔视野把握时代大局、体察文学动静的思想气象。
首先，《胜景与歧途》的前半部分具体研讨各种创作态势与重要的作家作品时，就是在对社会历史与民族文化发展全局的论述框架中展开的。作者抓住中国社会从“革命文化”向“建设文化”转型这个根本特点来分析文学创作的相应表现，史论结合地透视了中国文学“跨世纪”状态的演变特征、文化逻辑与价值得失，既为时代的审美文化特征把脉，又进行了大视野下的文学品味与历史图绘。
其次，《胜景与歧途》还在文学研究中融入了文化研究。在文本细读的同时，作者总是将文学内部研究延展到对文学外部的考察，将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研究扩大到对文学思潮、文学生产环境的审视，以期获得更为宏观而通透的学术认知，并使学术研究超越文学范畴，构成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直接而有效的呼应，成为知识分子对社会变革和文化建设的一种参与。学术关注的重心就是转变成为了中国文学跨世纪转型的宏观态势与现实发展。特里·伊格尔顿认为：“文学不太像是一种学院的学科，而更多的是一种与文明本身命运相连的精神探讨。”⑧《胜景与歧途》所展开的，显然是在深谙其中三味基础上的研究。
再次，《胜景与歧途》后半部分在对“跨世纪文学”诸多全局性问题进行剖析时，正面体现出一种专业与非专业维度融合的大文化视野，以及在此基础上使现实审视和价值思辨融为一体、问题揭示与方向指引兼而有之的思想气象。作者认为，在现实题材创作的意蕴建构中，存在着创作题材选择历史化、叙事元素捕捉边缘化、文化立场底层意识匮乏、审美境界精神制约薄弱、艺术形态“意味”独创性欠缺的局限。在历史题材叙事的审美意识中，则存在“盛世情结”及其文化生成、“戏说”现象及其叙事伦理两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现象，而时代文化的多元走向和叙事形态日益多样化的创作现实，则使历史文学的价值内核成为了一个亟待重审的大问题。“跨世纪文学”在审美精神层面的局限，主要是1990年代创作在主体立场处理方面的偏失和新世纪文学在生存体察及其艺术传达中的病态气象。有鉴于此，作者立足文化转型的时代现实和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价值目标，提出了“民族复兴呼唤‘大雅正声’”的理论倡导与实践方向指引。很显然，这种种问题的分析和方向的引领，都不是在概念场域中进行理论博弈的产物，而是作者以敏锐的思想触觉去发现与辨析文学场域中重大而尖锐的问题，并在大文化的视野中寻找自己的研究路径与话语范式，进而展开深入、理性的整体性思考的结果。
在此基础之上，刘起林的学术专著《胜景与歧途》以其深厚的积累和深入的研究，为中国文学的雄健发展提供了一种既符合审美规律与文化逻辑、又具有重要实践指导意义的理性认知。
注释：
①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1页。
②吴义勤：《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文艺研究》2008年第8期。
③④⑤⑥⑦刘起林：《胜景与歧途——跨世纪文学的多维审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1页、第7页、第61页、第64页、第212页。
⑧伊格尔顿著，王逢振译：《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第281页。
（作者单位：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 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