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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茹志鹃小说的心理描写特点在于：将人物心理置于日常生活环境与相互交往关系之中;将心理活动在言谈、动作中有详有略地表现出来，同时气氛的烘托与夹叙夹议的方式进行多方面渲染，着力展现出人物内心的矛盾斗争，塑造了不同而又鲜活的人物形象。其女性视角下的女性思考则在于：运用独特女性视角强化女性心理，透视出女性命运与女性自我价值的思考。
关键词：茹志鹃 心理描写 女性视角
心理描写作为一种表现技巧，能够用来充盈人物塑造并丰富着现实主义。从茹志鹃个人经验的创作实践与亲身经历中可以看出，茹志鹃小说中的心理描写在塑造女性人物与女性思考方面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一.茹志鹃小说的心理描写特点
（一）日常工作环境与人物交往关系中的人物心理放置
恩格斯曾给现实主义下过定义：“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此论断存在两个强调：一是细节的真实，二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茹志鹃小说中的心理描写，则是将真实细腻的心理描写置于典型背景下的典型人物上，并赋予人物不同的情感体验。
《静静的产院》中的谭婶婶面对眼前的明亮灯光心情复杂，“她伸手扭亮了电灯，一霎时，这一间办公室兼产房立即变得那么宽敞高大起来，一切东西都好像放着光一样”[2]，谭婶婶内心觉得奇怪，这些东西给电灯光一照，怎么就比平时白得多、漂亮得多呢！谭婶婶眯起眼睛打量着一切，谭婶婶打量的是电灯，是产院，但打量的更是明亮的新生活和发光的未来，在这样的打量中，显露了谭婶婶心中对新事物的好奇，初触新事物产生的探索心理，符合日常生活中的观察节奏。
《百合花》中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在“我”与通讯员的面对面坐下休息时，通讯员那张年轻稚气的圆脸，“立即张惶起来，好像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局促不安，掉过脸去不好，不掉过去又不行，想站起来又不好意思。”通讯员自然流露出的慌张腼腆表现得十分真实，联想到如此羞涩可爱的通讯员在战争中的悲惨结局，令人叹惋唏嘘。
心理过程是指在客观事物的作用下，心理活动在一定时间内发生、发展与变化的过程。茹志鹃小说中通过观察人物的感知、记忆等形式所体现的心理状态，表达出人物对某种心理状态的体验[3]。《关大妈》中关大妈在面对痛失至亲的悲惨境遇时心理的彷徨无措，“没有唉声叹气，没有嚎哭，只有发愣”，心里不断浮现儿子红堂堂的圆脸，在遇见黑黑瘦瘦的小伙子猫子之后，倾注了所有的母性和亲情，不畏危险帮助猫子脱险，又为熟睡的猫子守门放哨，组成了抚慰心理创伤的革命家庭，心理过程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升华，并且由麻木走向了脱离传统伦理的新革命伦理关系。
（二）言谈、动作等细节中有详略的人物心理表现
细节是塑造艺术形象的分子，茹志鹃笔下的心理描写在言谈、动作等的细节刻画中有详有略地表现出来，有的通过动作和对话表现，有的则以回忆来描写。
《百合花》中，“我”与通讯员借了新媳婦的百合花被子后的对话与动作描写十分详细，“我”忍不住与通讯员开玩笑，玩笑的话语却带有认真的表情，表现出了“我”的活泼与两人心理的有趣互动。“他突然站住脚，呆了一会，我看他那副内疚、认真、为难的样子，又好笑，又觉得可爱。”
茹志鹃笔下的细节处理无不具有选择的典型性、描写的精确性和意蕴的深刻性。茹志鹃曾说，她的创作是用自己这一双眼睛，在生活中寻找出那种闪光的属于自己的东西。茹志鹃笔下描写的女性人物，从小处写起，于细微处见深刻，《百合花》中新媳妇一针一针细密地缝补已牺牲的通讯员衣服上的洞，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新媳妇的淳朴而真挚的情感，其中重复显现的细节像生活本身那样自然且耐人推敲，无论是心理叙述、言谈描写还是动作刻画，都给人一种自然、清新、柔美的感觉，将流着血的战斗变得充满诗意。
（三）气氛烘托与夹叙夹议的方式多方面渲染层次性心理变化
无意识是指不能为意识所觉察或永远不能进入意识的心理部分，但并不意味着它是一块很小的心理领域，恰恰相反，它是心理生活中一块很大的领域。弗洛伊德称：“心理过程主要是无意识的，至于意识的心理过程则仅仅是整个心灵的分离的部分和动作。”[4]
茹志鹃注重以环境氛围烘托人物无意识心理，《静静的产院》开篇便是一片静谧的晚景，“晚霞的颜色越来越深，最后变成淡墨画似的几笔。公社产院外面的篱笆上，那些粉色的小花，也分不清朵数，形成模糊的一片，天色晚了。”晚霞颜色由浅而深，光线由明至暗，篱笆与粉色小花连成一片，既交代了故事发生的环境，也衬托了环境之静，渲染出谭婶婶正陶醉于已有成就之中的心理的宁静。之后，在谭婶婶去养鸡场取鸡蛋的路途中，阳光朦胧，棉桃青青，此景为潘奶奶变化与谭婶婶的滞后作了铺垫，谭婶婶终于在心理无意识间明白了这个生机蓬勃的社会里，社会与人们都在变化，她为自己的停滞不前“不安起来”。鸣吼的大风更像一股巨大且无形的推动力，迫使她脚不沾地向前进，表露出她已经觉醒的心理状态。小说或用烘托，或用渲染，或用象征，制造了最适宜于主人公意识所不能察觉的心理活动的即时的环境气氛，揭示出人物心理状态。
二.茹志鹃小说中心理描写的女性视角与女性思考
在茹志鹖的小说中，女性描写占据了十分重要的比例。其中，女性形象可以分为三大类型：一是单纯可爱、充满激情的年轻少女，如《新当选的团支书》中行事果敢、热心劳动的小何;二是困顿于家庭与事业矛盾中的中年女性，如《春暖时节》中勤劳朴实，一心为家的静兰;三是不甘落后、跟随时代不断成长的大妈形象，如《关大妈》中失去至亲转投革命的关大妈等。茹志鹏通过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塑造了一连串鲜活的女性形象，彰显了对女性群体生存现状的关注，尤其是女性成长中产生的矛盾与问题，她关注像小爱珍一样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的女性，也关注像关大妈一样通过投身革命从而超越自我的革命女性。在十七年时期以高大英雄人物为主角的时代洪流中，茹志鹃巧妙借助女性在革命道路上遇见的各类纷争与大事件，在文本中展现她们最真实的面目，发出了在宏大背景下的微弱女性呼唤。[5] （一）运用女性的独特视角强化女性心理
在革命战争年代，血缘、亲情、伦理关系被淡化，但伴随着社会常态化的进程，人性因素重返人们视野，成为构建稳固人际关系与社会秩序的基础。茹志鹃注意到了革命后的社会生活与革命本身之间所存在的张力，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赋予了别样的温情，茹志鹃曾说道：“我带着一种比较真诚的、天真的、纯洁的眼光来看世界，所以我看一切都很美好，都应该被歌颂”。
茹志鹃尤为偏爱运用女性视角来静观事物发展，从而展现女性的心理感受，揭示女性独特的心灵体验。《如愿》中的何大妈年轻守寡，生活贫苦，以“又大又红的苹果”为美好愿望，凄苦把儿子拉扯成年，而在解放后对参加自主劳动抱有极大的热情。茹志鹃从何大妈的视角切入，描写何大妈第一次领到工资的喜悦，对后代工作忙碌的骄傲与羡慕，用第一次自己工资给儿子实现红苹果愿望的满足，揭示了何大妈对“翻身”渴求的迫切，一种“从精神上的屈辱自卑中解放出来，认识到自己也可以是一个大写的人”这样的“翻身感”。
《春暖时节》中静兰原本只一心照料家庭，然而丈夫投身工作，逐渐忽视了静兰的付出，夫妻两人的感情也因此变谈。后来，机缘之下，静兰渐渐融入集体，在发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却陷入对家庭照顾疏忽的担忧。正是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茹志鹃捕捉到了不同身份的女性面对新生活的喜与忧，而面对她们迟疑的行动及缓慢的前进步伐，没有急于推动，而是设身处地从女性的处境出发，倾听她们的顾虑，并借助心理叙述表达出来，流露出对众多女性的关怀和爱护。
（二）透视出独特的女性命运与自我价值
茹志鹃处于“十七年”这一特殊的无性别时代，仿佛一夜之间，旧貌变新颜。然而，千年来男尊女卑的封建文化，绝不会消失在朝夕间。茹志鹃以她女性的敏感和细腻探索解放之后女性的内心世界，挖掘女性在历史夹缝中特殊的命运。茹志鹃在作品中强调的不是男女性别的觉醒与对抗，而是通过女性角色的转换展现女性的社会价值，从而确立女性的自我价值。如《春暖时节》中的静兰，是贤妻良母式的女性形象，她身上执着的性格使她在悉心照料家庭和积极投身工作二者之间无法两全。
荣格认为人的无意识有个体和非个体两个层面。前者只是由冲动、愿望以及经验组成的无意识;后者则包括祖先生命的残留，存于人们的心中，带有普遍性，故称“集体无意识”，简单地说，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无数同类经验在某一种族全体成员心理上的沉淀物，而之所以能代代相传，正因为有着相应的社会结构作为支柱。长期以来，女性是照顾家庭的主干，似乎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扎根在社会中，“賢妻良母”不仅是女性形容词，更是一种女性的身份塑造，赋予家庭于女性无可代替的意义。《春暖时节》中静兰为使丈夫不嫌弃自己“落后”，静兰积极地投入到合作社的技术革新中，寻找融合家庭和进步属性的生存方式。
鲁迅先生认为的妇女解放，首先要夺得经济权，要有生活的权利，但是，“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也还谈不上是真正的自由。女性的解放之路是艰难而曲折的，是否男女拥有参加工作与追求生活的平等权利，女性从此就走上了幸福之路？茹志鹃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女性仍然面临着困境，这种女性所特有的生存困境带给了女性更深的自我价值的探寻与思考。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茹志鹃.茹志鹃小说选/中国文库[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9.
[3]林崇德等编.心理学大辞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1392.
[4][奥]弗洛伊德，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Z].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8.
[5]李红艳.论茹志鹃小说中的女性意识[J].文学教育，2020（03）：30-31.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
关键词：茹志鹃 心理描写 女性视角
心理描写作为一种表现技巧，能够用来充盈人物塑造并丰富着现实主义。从茹志鹃个人经验的创作实践与亲身经历中可以看出，茹志鹃小说中的心理描写在塑造女性人物与女性思考方面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一.茹志鹃小说的心理描写特点
（一）日常工作环境与人物交往关系中的人物心理放置
恩格斯曾给现实主义下过定义：“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此论断存在两个强调：一是细节的真实，二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茹志鹃小说中的心理描写，则是将真实细腻的心理描写置于典型背景下的典型人物上，并赋予人物不同的情感体验。
《静静的产院》中的谭婶婶面对眼前的明亮灯光心情复杂，“她伸手扭亮了电灯，一霎时，这一间办公室兼产房立即变得那么宽敞高大起来，一切东西都好像放着光一样”[2]，谭婶婶内心觉得奇怪，这些东西给电灯光一照，怎么就比平时白得多、漂亮得多呢！谭婶婶眯起眼睛打量着一切，谭婶婶打量的是电灯，是产院，但打量的更是明亮的新生活和发光的未来，在这样的打量中，显露了谭婶婶心中对新事物的好奇，初触新事物产生的探索心理，符合日常生活中的观察节奏。
《百合花》中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在“我”与通讯员的面对面坐下休息时，通讯员那张年轻稚气的圆脸，“立即张惶起来，好像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局促不安，掉过脸去不好，不掉过去又不行，想站起来又不好意思。”通讯员自然流露出的慌张腼腆表现得十分真实，联想到如此羞涩可爱的通讯员在战争中的悲惨结局，令人叹惋唏嘘。
心理过程是指在客观事物的作用下，心理活动在一定时间内发生、发展与变化的过程。茹志鹃小说中通过观察人物的感知、记忆等形式所体现的心理状态，表达出人物对某种心理状态的体验[3]。《关大妈》中关大妈在面对痛失至亲的悲惨境遇时心理的彷徨无措，“没有唉声叹气，没有嚎哭，只有发愣”，心里不断浮现儿子红堂堂的圆脸，在遇见黑黑瘦瘦的小伙子猫子之后，倾注了所有的母性和亲情，不畏危险帮助猫子脱险，又为熟睡的猫子守门放哨，组成了抚慰心理创伤的革命家庭，心理过程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升华，并且由麻木走向了脱离传统伦理的新革命伦理关系。
（二）言谈、动作等细节中有详略的人物心理表现
细节是塑造艺术形象的分子，茹志鹃笔下的心理描写在言谈、动作等的细节刻画中有详有略地表现出来，有的通过动作和对话表现，有的则以回忆来描写。
《百合花》中，“我”与通讯员借了新媳婦的百合花被子后的对话与动作描写十分详细，“我”忍不住与通讯员开玩笑，玩笑的话语却带有认真的表情，表现出了“我”的活泼与两人心理的有趣互动。“他突然站住脚，呆了一会，我看他那副内疚、认真、为难的样子，又好笑，又觉得可爱。”
茹志鹃笔下的细节处理无不具有选择的典型性、描写的精确性和意蕴的深刻性。茹志鹃曾说，她的创作是用自己这一双眼睛，在生活中寻找出那种闪光的属于自己的东西。茹志鹃笔下描写的女性人物，从小处写起，于细微处见深刻，《百合花》中新媳妇一针一针细密地缝补已牺牲的通讯员衣服上的洞，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新媳妇的淳朴而真挚的情感，其中重复显现的细节像生活本身那样自然且耐人推敲，无论是心理叙述、言谈描写还是动作刻画，都给人一种自然、清新、柔美的感觉，将流着血的战斗变得充满诗意。
（三）气氛烘托与夹叙夹议的方式多方面渲染层次性心理变化
无意识是指不能为意识所觉察或永远不能进入意识的心理部分，但并不意味着它是一块很小的心理领域，恰恰相反，它是心理生活中一块很大的领域。弗洛伊德称：“心理过程主要是无意识的，至于意识的心理过程则仅仅是整个心灵的分离的部分和动作。”[4]
茹志鹃注重以环境氛围烘托人物无意识心理，《静静的产院》开篇便是一片静谧的晚景，“晚霞的颜色越来越深，最后变成淡墨画似的几笔。公社产院外面的篱笆上，那些粉色的小花，也分不清朵数，形成模糊的一片，天色晚了。”晚霞颜色由浅而深，光线由明至暗，篱笆与粉色小花连成一片，既交代了故事发生的环境，也衬托了环境之静，渲染出谭婶婶正陶醉于已有成就之中的心理的宁静。之后，在谭婶婶去养鸡场取鸡蛋的路途中，阳光朦胧，棉桃青青，此景为潘奶奶变化与谭婶婶的滞后作了铺垫，谭婶婶终于在心理无意识间明白了这个生机蓬勃的社会里，社会与人们都在变化，她为自己的停滞不前“不安起来”。鸣吼的大风更像一股巨大且无形的推动力，迫使她脚不沾地向前进，表露出她已经觉醒的心理状态。小说或用烘托，或用渲染，或用象征，制造了最适宜于主人公意识所不能察觉的心理活动的即时的环境气氛，揭示出人物心理状态。
二.茹志鹃小说中心理描写的女性视角与女性思考
在茹志鹖的小说中，女性描写占据了十分重要的比例。其中，女性形象可以分为三大类型：一是单纯可爱、充满激情的年轻少女，如《新当选的团支书》中行事果敢、热心劳动的小何;二是困顿于家庭与事业矛盾中的中年女性，如《春暖时节》中勤劳朴实，一心为家的静兰;三是不甘落后、跟随时代不断成长的大妈形象，如《关大妈》中失去至亲转投革命的关大妈等。茹志鹏通过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塑造了一连串鲜活的女性形象，彰显了对女性群体生存现状的关注，尤其是女性成长中产生的矛盾与问题，她关注像小爱珍一样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的女性，也关注像关大妈一样通过投身革命从而超越自我的革命女性。在十七年时期以高大英雄人物为主角的时代洪流中，茹志鹃巧妙借助女性在革命道路上遇见的各类纷争与大事件，在文本中展现她们最真实的面目，发出了在宏大背景下的微弱女性呼唤。[5] （一）运用女性的独特视角强化女性心理
在革命战争年代，血缘、亲情、伦理关系被淡化，但伴随着社会常态化的进程，人性因素重返人们视野，成为构建稳固人际关系与社会秩序的基础。茹志鹃注意到了革命后的社会生活与革命本身之间所存在的张力，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赋予了别样的温情，茹志鹃曾说道：“我带着一种比较真诚的、天真的、纯洁的眼光来看世界，所以我看一切都很美好，都应该被歌颂”。
茹志鹃尤为偏爱运用女性视角来静观事物发展，从而展现女性的心理感受，揭示女性独特的心灵体验。《如愿》中的何大妈年轻守寡，生活贫苦，以“又大又红的苹果”为美好愿望，凄苦把儿子拉扯成年，而在解放后对参加自主劳动抱有极大的热情。茹志鹃从何大妈的视角切入，描写何大妈第一次领到工资的喜悦，对后代工作忙碌的骄傲与羡慕，用第一次自己工资给儿子实现红苹果愿望的满足，揭示了何大妈对“翻身”渴求的迫切，一种“从精神上的屈辱自卑中解放出来，认识到自己也可以是一个大写的人”这样的“翻身感”。
《春暖时节》中静兰原本只一心照料家庭，然而丈夫投身工作，逐渐忽视了静兰的付出，夫妻两人的感情也因此变谈。后来，机缘之下，静兰渐渐融入集体，在发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却陷入对家庭照顾疏忽的担忧。正是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茹志鹃捕捉到了不同身份的女性面对新生活的喜与忧，而面对她们迟疑的行动及缓慢的前进步伐，没有急于推动，而是设身处地从女性的处境出发，倾听她们的顾虑，并借助心理叙述表达出来，流露出对众多女性的关怀和爱护。
（二）透视出独特的女性命运与自我价值
茹志鹃处于“十七年”这一特殊的无性别时代，仿佛一夜之间，旧貌变新颜。然而，千年来男尊女卑的封建文化，绝不会消失在朝夕间。茹志鹃以她女性的敏感和细腻探索解放之后女性的内心世界，挖掘女性在历史夹缝中特殊的命运。茹志鹃在作品中强调的不是男女性别的觉醒与对抗，而是通过女性角色的转换展现女性的社会价值，从而确立女性的自我价值。如《春暖时节》中的静兰，是贤妻良母式的女性形象，她身上执着的性格使她在悉心照料家庭和积极投身工作二者之间无法两全。
荣格认为人的无意识有个体和非个体两个层面。前者只是由冲动、愿望以及经验组成的无意识;后者则包括祖先生命的残留，存于人们的心中，带有普遍性，故称“集体无意识”，简单地说，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无数同类经验在某一种族全体成员心理上的沉淀物，而之所以能代代相传，正因为有着相应的社会结构作为支柱。长期以来，女性是照顾家庭的主干，似乎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扎根在社会中，“賢妻良母”不仅是女性形容词，更是一种女性的身份塑造，赋予家庭于女性无可代替的意义。《春暖时节》中静兰为使丈夫不嫌弃自己“落后”，静兰积极地投入到合作社的技术革新中，寻找融合家庭和进步属性的生存方式。
鲁迅先生认为的妇女解放，首先要夺得经济权，要有生活的权利，但是，“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也还谈不上是真正的自由。女性的解放之路是艰难而曲折的，是否男女拥有参加工作与追求生活的平等权利，女性从此就走上了幸福之路？茹志鹃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女性仍然面临着困境，这种女性所特有的生存困境带给了女性更深的自我价值的探寻与思考。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茹志鹃.茹志鹃小说选/中国文库[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9.
[3]林崇德等编.心理学大辞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1392.
[4][奥]弗洛伊德，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Z].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8.
[5]李红艳.论茹志鹃小说中的女性意识[J].文学教育，2020（03）：30-31.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