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那场大雪一直在我的生命中，纷纷扬扬地下，砸得身上每一寸肌肤都疼痛，冷得每一个毛孔都颤抖。常常陷入梦境，难以呼吸。看见灰蒙蒙的山谷，冷风呜咽呼啸，雪块密密麻麻，林中藤蔓缠绕，辨不清来路和去路，雪地似乎没有尽头。看见父亲佝偻着身子，努力向前走，他的背早在几十年的挑山中压弯，风雪把他压成一个小小的黑点，加上背上的竹篓，仿佛是一块形状奇特的移动的石头。父亲艰难地翻过第十二个山脊，离家不远了，但夜晚的森林吞没那段出山的路。他不停地摸索，拼命想在黑暗中找到熟悉的事物，转弯处的那棵红椿树或者一块石头，以此找到家的方向，但是村庄消失了，一切平日里熟悉可信赖的事物都消失了，只剩下一个陌生死寂、黑乎乎无法走出的森林，只剩下寒冷饥饿和袭上来的僵硬惊惧。那件棉大衣，他怕弄湿没舍得穿上，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装在背篓里，落了厚厚的雪。我心疼如绞地看着他的命运在暴风雪中挣扎，嗓子里填满泪水，无法发出声音，告诉他家的方向;无法伸出手去搀扶他，给他一点温暖;我自以为在现实中练就的一身本领，无法提供丝毫救赎，那场百年不遇的大雪，无声地掩埋了南方的森林和大地。
　　那时，我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兴奋地经历着到北方的第一个冬天，丝毫不知道这将是我生命中最彻骨的冬季。
　　第一场雪落在未名湖，那些美丽的水鸟早已消失，站在博雅塔下，伸手接住落雪，用舌尖去追逐天空的晶莹气息，我在雪地里撒欢，内心充满幸福感。就像收到那封录取通知书时，整个村庄都是幸福的。无论老人孩子都挤到我家低矮的土掌房里，热切敬慕的目光灼烧得我手足无措，仿佛他们第一次认识我，希望沾一点这个将要大出息人的福气。男人们围坐在火塘边，吃着茶，吸着烟筒。在生活的艰辛中难以辨认年岁，都是太阳晒黑、风雨刻皱的脸色，灰旧的靛蓝土布衣衫。年纪最大的三叔公说：几辈子了，寨子里头一回出了大学生，这要在古时候就是个状元！叔伯们都夸我从小的韧劲，更敬佩父亲供我读书的不易，热烈地憧憬從来没有到过的北京。一只装苞谷酒的大碗传了几十个人、添了多少回酒，孩子们在炭火的子母灰里埋干苞谷和蚕豆，焦香的味道装满除了农具几乎空无一物的家。
　　火塘旺旺地烧了一夜，父亲陪着说了一夜笑了一夜，嘬一小口苞谷酒，看一阵那张录取通知书。它从遥远的北京，装在邮局阿叔绿色背包里，也许走了全国最远的路，翻过最高的山找到我，八岁才学汉语的彝家娃，竟考到北京大学去了。父亲望着我和母亲笑一阵，笑着笑着掉泪了，眼泪流进他黝黑深邃的皱纹里，半天才落下来，在火塘里“扑哧”的一小声。
　　夜深了，整个寨子陷入心满意足的酣睡，人们觉得山神没有遗弃这个避世的小村庄，看得见人们的辛劳和汗水，因而要更加用力地活。我们一家人则转身去掂量现实的分量，父亲翻出他的樟木小箱，打开那些裹成一小卷一小卷的钱，零零碎碎的面值都不大。这些钱，是父亲一次次挑山的血汗钱，是翻遍山沟山缝采蘑菇木耳卖的零碎钱，是母亲种苞谷养猪，除猪下水其他不舍得吃，腌成腊肉卖的辛苦钱，一个鸡蛋小心翼翼背二十多里山路，卖一分钱，这样一毫一厘攒下的。牢牢锁在小箱子里，攒着给我做学费。父亲挑山时闪了腰，母亲风湿关节痛得厉害，大都是自己寻点草药或者忍着熬着，都舍不得花钱去卫生所。父亲和母亲把那些钱一张一张在膝盖上展开抹平，一张一张数，我在旁边看着，越数心越紧，箱子空下去，离我的学费路费还差一大截。两位老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心里一酸，脱口而出：爹，娘，我不去北京上学了，在附近上个师范，还能有生活补助，少花些钱。父亲默默地吸一阵烟筒，老烟子把我的眼泪都呛出来了，父亲咬咬牙说：娃能出息就好好上学，爹能挑出个状元，就能把你挑到北京去！
　　秋天的北京，天空又高又远，走出云雾弥漫的大山和林子，我的心也飞得又高又远。几场雪后，我真正认识北方的冬天。风像是钝刀子，插进单薄的衣衫，刮得人骨头生痛，疼痛和紧张催生了更深刻的饥饿感。所有没有暖气的地方我都在颤抖，从宿舍到教室的往返成了一场和寒冷的搏斗，在搏斗中露在寒风中的手、脚、鼻子甚至耳朵都长了冻疮，红肿透明，鲜艳夺目，仿佛成为我窘迫的生活鲜亮的标识，下雪时冷得生痛，晚上睡暖了又痒又痛，让人觉得心里也像长了冻疮，我忍耐着，用拼命读书来克制那份紧绷的疼痛。老师和同学知道我的家乡遇到强寒潮，下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庄稼都冻死，发动了捐款，接过同学们的捐款时，我的脸涨得通红，疼痛伴着心跳一下比一下紧。
　　二月最冷的时候，收到家里寄来的一件半新的棉衣，那件军绿色的大棉衣，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摸着厚实暖和，有淡淡的烟草味，把它当作来自父亲的气息，踏踏实实地穿了四个冬天。四年的大学，按照和父亲的约定，我没有回家，一来路费负担不起，二来父亲怕我看到家人的辛苦会分心。半年一次收到200元汇款，在汇款单的角落，只有别人代写的短短一句：安心读书，勿念。代写的笔迹笨拙郑重，这其中包含多少父亲母亲没说出口的牵挂和思念。我每次把书信写得长长的，给父亲母亲描绘北京的好，描绘他们不曾见过的山外世界：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学校里温暖宽敞藏书如山的图书馆，春天里满园飘飞的柳絮，每年四月海棠花盛开，比山里的马樱花娇嫩，云霞一样地美丽。春天苏醒的植物们倾尽全力地绽放，我也在倾尽全力地读书生活，每年寄一张照片回去，让他们看见儿子渐渐褪去青涩，长成男子汉……
　　本科毕业我没有继续念研究生，父亲的肩背肯定越来越弯，母亲的风湿一受寒肯定更痛，这个家应该由我渐渐宽厚的肩膀来挑起。工作分配在省城，办完报到手续，还有一个多月假期，一颗心早就按捺不住。一路辗转到了乡上，带着两大包行李，带着对家人的惦念，我走进八月的森林，走向回家的路。
　　山路崎岖，一路都是回忆。这条路，父亲陪我走了整整十一年，每个学期往返一次，开学时背去行李和搭伙的米，放假时背回行李和课本。小学时人小力弱，父亲挑着所有东西，天不亮，母亲煮几个山芋头包点咸菜，我们就得赶紧上路，要翻十几个山头，紧赶慢赶六个多小时，才能到乡上的中心小学，父亲舍不得住店那五毛钱，还得往回赶。赶路时，父亲不多话，挑着担子全神贯注地走，精瘦的身躯，随着山路起伏，那些粗硬的血管如同蚯蚓，盘在他的小腿肚和额头上，常年的日晒雨淋使他的脸像浸了赭色的漆，用力时只看见青筋暴起，黑脸下涨起一点点红。山里种不出水稻，父亲要挑近两百公斤的苞谷，才能换够我上学搭伙的米。路上要翻过最险的尖山，尖山顶是整个怪石嶙峋的岩石山峰，陡峭湿滑，大风从箐底携云带雾地吹来，把人裹在里面，吹得人站立不稳，我常常担心那颤颤悠悠的担子会和父亲的腰一起塌下来，忙去扶住篓筐，想帮父亲分担点重量。父亲对山路上的每一处起伏和转弯都烂熟于心，仿佛他曾经是山中的一棵树。我年纪小走累犯困，有时脚下一踉跄，差点跌进箐去，父亲一把抓住我，要我打起精神来继续走。翻过尖山就会在箐底的平河歇脚，娘煮的山芋头又甜又沙，沙得人噎脖子，赶紧抄起山泉水来喝，泉水顺着脖子流下一条清甜的小道，那滋味真叫人难忘啊。 　　父亲抽一袋烟，理一理山的脉络，讲故事给我听，仿佛山里的一切都和他十分要好。彝家人对山要有敬畏，进山的时候，要告诉山神，获得丰富的山货的时候，要感谢山神;雨水下地后如何防蛇虫和山蚂蝗，不小心惊动大的兽如何防身，菌子如何分辨有没有毒，出在什么地方等等都需要山神的指引。他告诉我动物们一般都不会无故伤人，比如山里常见的黑熊，传说中爱扒人脸皮，其实熊的嗅觉灵敏，几公里外闻到人的气息就避开了。父亲常常进山，附近的兽也都熟悉气味，有时走在林子里，一只熊刚刚离开，它钻过的树枝还摇动着，它蹚过的溪水还浑浊着……
　　四年后的今天，我再一次走进八月葱郁茂密的森林，这是绵延五百里的哀牢山最绿的一段，我的家——一个42户人家的彝族村庄，就藏在哀牢山深深的褶皱里。雨后的森林生机勃勃，遮天蔽日的高大树木苍劲古朴，浑身披满树衣，落叶年复一年积成了厚厚的腐殖土，蘑菇们争先恐后地冒出来，如果没有人和兽光顾，蘑菇们悄悄地绽开，又静静地腐烂隐入泥土。记得家附近的山中产一种叫大红菌的野生菌，色泽鲜艳，味道鲜美，营养价值高，在海拔较高的密林中，采摘特别不易，晒干后依然是鲜艳的红色，要背到县城里去才能卖上价钱。山里的好东西多，野生的滇黄精、虎头重楼、香菇木耳、露水草……
　　森林中一切都是熟悉的，那片已经开过的马樱花林，那条捉过红尾巴鱼的小溪，那块常常歇脚的大石头，我记得它们四季的颜色和变化。四年之前的大雪给森林留下一些伤口，好多棵大树被雪压断，这些努力向上生长近千年的树，重新倒在大山的怀抱里，树身上又繁育出一个苔藓的小森林，你很难说它是死去还是获得新的生命。再一次用脚步去丈量和膜拜，这恩慈养育我们祖祖辈辈的山脉，感觉浑身都是力量，我几乎是脚不点地地一路奔去。穿过阔叶林，跳过溪水，湿滑的岩石上有蚂蝗，厚厚的落叶下有大红菌，我视若不见、一概不理，集中精力地往前走，巴不得能插上翅膀飞回家。汗湿了一身、露水也湿了一身，我几乎是跑出林子。远远地看到村庄安祥地卧在大山的怀抱里。离开这么久，山不改其貌，村庄仿佛在时间的流逝中静止，一切等着我，是啊，一切在等着我！我的心快要跳出胸腔，泪水模糊我的眼睛，我想大声喊：爹！娘！我回来了！声音在我的喉咙中哽住，大口地喘气，又咽回去。
　　时近黄昏，一排排土掌房炊烟四起，似云似雾地笼着村庄，一如往常地传来鸡鸣犬吠声。沿着石板路走进去，我的家静悄悄的，看不见炊烟，听不见人声。父亲没有到村头接我，母亲没有倚在家门口盼儿，像四年前接到录取通知书时，亲朋满座的热闹景象没有出现。我放慢脚步，满怀疑惑，湿了的衣服遇风变得冷冰冰的，刚才还狂热的心也慢慢沉下去，这仿佛是我梦里回来了千百次的家，又仿佛不是。记忆中的家有父亲随时靠在门口的皮挑子，母亲闲不下来的身影，有猪在石槽里打食的哼哼声，会飘出经年不熄的火塘煮茶的香气，即使是已经住过四代人的老屋，家是一个热气腾腾的家，再苦的日子也能嚼出甜来。眼前的土掌房还是那栋土掌房，但是一片寂静，没有人气，长满院落的是荒草，经过雨季滋润，到处长得蕤葳茂密，外墙夯土脱落了很多，土堆上长出了青苔杂草，我勤脚快手的母亲是不会允许荒草占据她的家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一栋久无人居快要坍塌的房屋，这是一栋没有男人和女人的房屋。我的家呢？我的父亲母亲呢？没有人接住这个想一头扎进父母亲怀抱的孩子，我似乎一头扎进深深的冷水塘，充满彻骨冰冷的窒息。
　　一家人的团聚是跪在父亲母亲的坟前完成的，父亲的坟立了三年多，早已青草盈盈。三叔公说：打着火把找了好久，才找到我父亲，他离家已经不远，就靠在林子边的大树下。苦了一辈子的人，到死都是站着的，现在终于可以躺下来，好好歇歇了。母亲被姐姐接去照顾，她的风湿病已经浑身肿痛难以行动，常常拄着拐杖倚门眺望。一个夜晚，她去了不会再疼痛的世界，心口紧紧抓着我的照片。我不愿意去相信这一切，但一切横在眼前，横在心上。我含着泪，轻轻抚摸着父亲的墓碑，仿佛抚摸到他青筋满布的臂膀，他用这臂膀挑起一家人的生计，挑起了我生命中最高的山;我蜷曲着身子躺在母亲的坟旁，想再重温母亲怀抱的温暖，想在母亲的怀抱里睡去，醒过来时，我就能摆脱这噩梦般的一切。
　　那场雪不眠不休地下了三天，丝毫不怜悯它给人世间带来的灾难。三叔公召集村里的叔伯们围坐在我家的火塘边，他们替他们的兄弟他们的子侄共同决定：这个灾难大家一起担，这一家的火塘不能熄，无论如何难，都要让我把书念完。大家从原本就紧张艰难的生活中，三块五块的帮我凑学费和生活费。很久不进山的叔伯们又进了山，越起越早，越走越远;婶娘们砍回竹子编竹篓，几毛钱一个的竹篓，编了不知多少只，在背上码出两个人高，在山路上缓慢地蹒跚。整个村庄用这样的方式养育我，他们合谋瞒着我，代替我失去的双亲，成为我的又一个个父亲和母亲，庇护着整个村庄共同的孩子。
　　我在遥远的北方对这一切一无所知、毫无察觉，我仅仅在忙碌的学习中体会到一点生活的窘迫，甚至为这点窘迫而觉得渺小的羞恥。
　　三叔公带我去看父亲离开的地方，我冲进森林像只受伤的兽一样号哭，再不发出点声音，我的胸膛就要被疼痛撑破了。我总以为一切来得及，生活再多的磨难，总会有浮上水面畅快呼吸的一天。所有的想念和想象都落空了，整个森林悲悯而寂静地看着我;我去摇动那些大树，想要在它们身上找到一点父亲留下的痕迹。父亲啊！如果你变成了一棵树，灵魂停留在此处，请摇摇枝叶回应我，请你俯下身子看看我！我对着山喊，对着林子哭，风撕裂了我的哭声，呜呜作响，我哭父亲母亲的可敬可怜，哭我让他们这样辛苦，哭为什么不等我见最后一面，哭不能奉养父母，我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哭上天的残忍，猝不及防地夺走我的亲人。沙沙的落叶和冷冷的夜露落了一地，苍白的月光也碎了一地。父亲要我学会在山林里认路，学会在人世认路，从此以后，我即便能翻过一千座山，跨过一万条河，但在这世间再也找不到，从前那条回家的路。
　　“1983年12月23日至31日强寒潮，云南省自北向南93个县降雪，部分区域受灾。”这段文字里，也许只装着别人记忆中南方罕见的一场雪，却埋着我生命中最深的痛。常常感觉风雪扑面，在睡梦中无法走出森林。
　　我在悔恨中挣扎了很久，如果我不离家上大学，如果没有那场大雪，如果父亲没有在大雪中出门为我买棉衣，如果父亲能走完最后那段山路，命运又该会是什么模样？如果我当时知道了父亲的离开，我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命运最残忍的部分，是让人无路可退，在那个最寒冷的冬天，叔伯婶娘们伸出手默默支撑着我。村庄，就是我火塘永远不会熄灭的家。
　　多年以后，终于同命运握手言和，我知道，既然命运的暴风雪落在了森林，父亲定然会背上背篓出门，为了我，他不在乎要翻越多少山峦。而我，必须走出雪中的森林，去经历人世间一次次跋涉，一次次成长的疼痛，去勇敢地走完我应该走的路，才能抵达父亲和叔伯们眺望的远方。
　　当我走出森林，看见父亲站在那棵红椿树下。这一天他在风雪中走了太长太长的路，实在太累太累了，一辈子的艰辛和疲乏此刻都涌上来。风雪迷糊了他的双眼，他什么也看不清，又仿佛看到了对面山坳里的家，隐隐约约闪现的一点光亮。他放下背篓，取出给儿子买的棉衣，把棉衣紧紧抱在怀里，想到远方的儿子，父亲笑了，他望了望这个熟悉又陌生的森林，又望了望家的方向，雪落得更急了，那个笑凝固在他脸上，森林发出了古老的回响，父亲和森林永远地站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