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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已知彼”更好的走近受众群
编者按：日本仿佛是由一个个珠花项链串连而成的美丽岛国，静静地伫立在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海上。但是这个国家好像总是离我们既近又远，近的是1884年，如同欧洲的文艺复兴的日本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了社会变革的勃勃生机。中国清末时期，孙中山等一代革命志士为寻求革命真理而蹈海赴日，直至时隔百年的今天，中国留学亚洲的留学生仍将日本作为首选之地。
但是一百多年来，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两次踏上中国的土地，烧杀掳掠，这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百年悲情”，加之近几年纷扰不断的“钓鱼岛”纠纷，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对中国人民感情的伤害，都使这个本来离我们很近的国家在心理上好像拉开了一个距离。
但是世界大同是人类的理想，即使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两国处于交战之际，也从未能湮没两国人民盼望世世代代睦邻友好的心声。何况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和平的历程是应该永远朝向未来的。
中国民众到底该如何面对今天的日本?我们外宣媒体该怎样引导关于“中日关系”的社会舆论?日前，中国外文局就如何走进我们的日本受众群的问题，召开了业务研讨会，中国外文局副局长、总编辑黄友义在开篇说：“看到变化，化解矛盾，这是今天对日宣传的大局。”中国外文局常务副局长周明伟在总结发言中说：“日本是大国，又是周边国，我们媒体要花大的力量做好这件事，这个问题对中国的发展，对外交是如此的重要，不能回避，不能就外宣谈外宣。”
集中起来，目前国内在对日的看法上有以下基本的矛盾点：
日本人想“摘帽”没这么容易，只要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还活着，记忆就不会成为历史翻过去；而也有年轻人说，干嘛老和日本人过不去，他们的科技产品很让我们享受啊。有人说，日本军事野心不死但也有人说，被人扣上“经济威胁”的大帽子我们不乐意，你给人家扣上“军国主义”的帽子就不刺激人家的情感吗?有人说，日本人曾在中国的国土上犯下滔天罪行却不认罪，这种态度使中国人民的感情受到更深的伤害，但更有人说，他不认罪才好呢，这样它在世界面前可以建立起“经济大国”的形象却无法实现“政治大国”的美梦……
如何化解中国人心头对日本的心结，如何把国家的外交政策向中国民众做出合理的诠释?涉外媒体如何在时代的发展变化中为增强各国彼此间的了解与对话做出应有选择?为此我们走访了一系列专家学者，本刊将系列推出“中国：走出百年悲情”专题，其主要内容涉及包括：
认识——日本民族的性格；
了解——日本“输不起”的历史；
超越——中日两国的历史恩怨；
寻找——共同的利益交会点……
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我们与政治室主任高洪研究员进行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交流，原本这是一篇由学者独自撰写的理论文章，但因交流中频频碰撞出的火花使学者和媒体人都感到一种坦诚交流而带来的酣畅，因而这篇理论探讨性的文章就这样以对谈的方式产生了。
日本人太听话了，就像一群漫顺孩子在听一个“孩子头”发号施令。
倘若这个“孩子头”是个刁蛮的坏孩子就麻烦了。
对外大传播：高教授，您好!本刊是一个探讨外宣业务为主以促进与世界的交流沟通的平台，各种各样的观点在这里交会，有些观点对我们震动很大。我们感到，这个时代格局变化很快，如果媒体的思维滞后会给党的外宣事业带来不利的影响，为此，我们有必要对日本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请您先谈一谈日本方面近几年对中国的态度。
高洪：现在国内有一种看法，认为小泉政府同以往的自民党政权在对华的态度与交涉的手法上发生了明显变化，日本的主流派政治家把他们过去埋藏在心里的“不服气”吐露出来，在交涉过程中从原来比较“隐晦”的陈述转换成“明朗”的对抗。
的确，随着近年来了解中国和中日关系历史的日本老一辈政治家相继退出政治舞台，新生代政治家登场后，日本在对外关系上主张亲美、亲台、遏制中国的新民族主义势力在崛起，小泉内阁中否定过去侵略历史、倾向对华强硬的阁僚不断增多，香港《明报》所担心的“日本对华强硬派增多，中日政治关系恐要迎来一个漫长的冬季”的局面已经成为一个令人遗感的现实。
事实上，这个过程在几年前已经显露出来了。根据英文的《日本时报》的说法，早在2000年，自民党内的亲华派力量已经在减弱，这个势头在小泉上台后更加明显。按照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政治学教授姜文先生的看法，“日本外务省内部负责对华政策、被标签为亲华派的官员，遭到有系统的恶毒抹黑，凡是呼吁与华加强政治关系的都受到攻击。原先只出现在右翼杂志的观点——视中国为威胁的观点，现已获得半官方地位。”可见，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不单是小泉政府或个别政治家的意见，而是建立在一定民意支持基础上的。那么，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日本政府的对华的强硬态度是否会持续下去，甚至变得越发强硬呢?这些的确是值得关切和深思的严重问题。
说到日本民意的变化，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朝着总体保守化和右倾化的方向变化，同时民族主义情绪也在上扬。另一方面，随着中日两国接触交往增加，现实利益对抗因素不断凸显，政治上，钓鱼岛主权问题、东海资源开发中的纠纷等直接牵涉国家、民族利益的问题牵动民意中对立情绪加剧，其中不排除居心叵测的政客和右派媒体的诱导的恶劣影响。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和平宪法”规范下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日本普通老百姓主观上并不是仇视中国的，但我担心的是，某些敌视中国的政治家的“引导”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今天的日本人一般给人的印象是老实、安静、平和的，就好像是一个“听话的孩子”。记得日本战败前夕，法西斯军部政权要“一亿玉碎(指当时一亿日本国民誓为其玉碎的心理准备)”，列岛上7000万日本人就全民皆兵，准备用竹枪跟上岸的美国兵同归于尽。可是，当天皇发表“终战诏书”承认战败后，原本宁了算以自杀方式去尽“臣民的忠节”的民众又立刻变成了新统治者的“顺民”，整个日本几乎没有发生一起与美国人正面流血冲突的事件。他们太听话了，就像一群温顺的孩子在听一个“孩子头”发号施今。倘若这个“孩子头”是个刁蛮的坏孩子，就麻烦了。况且，“孩子头”通常不会是老实的孩子。
所以在对日宣传上，一方面，要把日本国民和日本政治家区别开来，越是今天这种复杂的形势下，越要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宣传工作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能任由破坏中日关系的声音泛滥。
现在日本人确实是变了变得仿佛忘记了这段历史。
那么我们变了没有呢？
对外大传播：认不认输，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国民性的问题，我们不能指望日本这个民族能像德国总理用一跪而告天下。有一篇散文，记录了日 本人在投降时，“月光下那双不肯服输的眼睛”，这双眼睛刻在了我们的记忆里。但是年轻的一代，他们没有这样的记忆?
高洪：在对待过去的历史认识方面，的确有一个民族性的问题——日本民族是一个缺少自省的民族，文化上对死去的人缺少足够的是非判别。当年“二战”结束时，欧洲对德国是完全否定的，这从根上就完全消除了后患，但美国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放过了天皇，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却为了获得美国人的支持，贴着美国的政策走，接受了放过天皇的现实。到了1972年前后，我国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从整个国际战略的大局考虑容忍了日本——主要是面对前苏联的巨大军事压力，两害相权取其轻，接受了不把老天皇作为战争罪犯的政治格局，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日本天皇访华。这样一来，对战争罪行的追究就留下了严重隐患，没有从根上彻底清算战争罪犯，等于“第一个纽扣就扣错位了”。现在想清算，太难。所以我们今天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也要承认现实。
对外大传播：有位期刊总编在谈到日本认罪时，有一段很触动人的话：“我们记录历史，不是为了对日本进行报复，而是让我们自己不再有国耻，下再有丧权辱国的历史……”联想到记者曾在南方的一个城市采访时，参观有关抗日战争的纪念馆和一些对这段历史记录的纪念场所，看见累累白骨。在备感压抑的气氛中，有位记者这样描述道：“走在这座城市里怎么感觉到处都有冤魂呢!”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纪念这段历史到底是为了什么?一个泱泱大国，难道非要按着一个顽固者的脑袋，让他低头吗?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
高洪：那位总编说得非常对。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如果日本不认罪怎么办?
最近，大家都注意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悼念活动，并由此自然联想到日本在面对战争罪责时的表现。前几天的一个寸论会上，有位搞历史研究的教授说：“日本不认罪也好啊，不认罪是自己将自己钉牢在耻辱柱上，世上自有公论，会将其与德国认罪态度对比。我们犯不上帮你改正错误。”大家对这位教授的民族义愤能够理解，不过作为研究政治问题的人来看，日本在对待过去历史的态度上还是应当有所反省的。
你要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成为联合国的掌门人之一，那你就要问问，联合国是为什么而成立的?那是“二战”打败了法西斯后，战胜国成立的反战联盟。你这个民族死不悔改，你带着你的错误通能进联合加？说到这儿其实也有一个问题，我从1983年第一次访问日本，到现在共去了三十多次。第一次我到日本时，到商店买东西，那里的老人听说我是中国人，完全是发自内心地鞠躬谢罪。现在日本人确实是变了，变得仿佛忘记了这段历史。
那么我们变了没有呢?我想起有一件事情，周恩来在世时，日本来了一批大相扑运动员，下榻在北京某宾馆，在他们临睡觉之前，突然有人敲房门，进来几个人，弯下腰就给他们量大脚掌的面积和脚背的厚度，一问原来是中国老字号“内联升”鞋店的职工，他们告诉日本人说，周恩来总理知道他们第二天就要登长城，总理说，让日本朋友穿着木屐怎么登长城呢?那些日本人不相信一个晚上能做出这样特大号的鞋。第二天早晨他们一开门的时候，就看到一双双新鞋摆在门口，日本带队的团长当时就哭了。那个时候来中国的日本人是有限的，现在两国之间有许许多多的交流，如果我们在第一线工作的人，把工作做到位，我相信仍然会折服他们。
只要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还活着，这页历史就翻不过去，因为这是那代人的亲身经历是记忆而不是历史。
对外大传播：正像有人说的那样，让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与今天的现实有点远，但目前我们应该努力先去做好让世世代代理解下去的工作。记得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时候，《人民中国》的记者在街头采访，五十岁左右的人在情感上坚决不能原谅日本，而那些中学生却说，干嘛老记着历史那点事呢?我觉得日本挺好的啊，他们的动画片，他们的电器，他们的汽车，这都让我们很享受啊。在我们本国，上一代和下一代对中日关系就理解不同，何况日本本国国民。作为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您认为，涉外媒体应如何看待年轻一代对日本的态度?
高洪：你谈到这个问题，我跟你说个有趣的现象。
前段时间我做客“人民网”，刚一落座，好家伙，有上千个问题在网上等着你，我刚说一句话，一大串帖子就跟上了。其中也包括少量过激言论的帖子。
比如他们问，中国为什么不派兵去攻占钓鱼岛?我回答，当今世界的主旋律是和平与发展，我们现在要以国家发展大局为重，服从“睦邻外交”的基本精神……我话刚说到这儿，帖子就跟过来了：“政府的走狗!”(说到这儿，高洪笑了)大概那位和我对话的网民是个“愤青”，有爱国热情，但缺乏冷静地看待中日关系的理智态度。
但说真的，我特理解他们，因为日本右翼否定侵略战争的谬论总是在中国人心里的伤口上撒盐，“教育”他们仇恨日本。中日关系是复杂的，仅凭感情而不是理性就容易产生摇摆。我的孩子刚刚上大二，十年前我到日本访问，问她要什么礼物?她说要美少女战士，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美少女战士，结果她带些讥笑地问我，你到底是不是日本问题研究专家?可见，日本的某些文化产品对我国的年轻人还是挺有魅力的。但这些年轻人看了一场“万人坑”展览，或者见到日本右翼否定历史的丑恶表演，又会说“我真恨不得捅了这些坏蛋!”这些青年人既是“哈日族”，也可能同时是仇日的极端分子。对他们的宣传教育的着眼点应当放在“理性并客观冷静地看待中日关系”上面，使他们逐渐成熟起来。
对外大传播：很多媒体都注意到，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年记念日，中日双方都会为此做些活动。通过战后六十年的发展，日本就像个刚刚走进新中国、新社会的“富农分子”一样急急忙忙地想“摘帽子”，但是中国人对这笔侵略账是还会清算的。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高洪：的确，迎来“二战”后第六十个年头，双方部在筹备做“大手笔”的文章。
人民画报社正在准备出纪念友好的大型画册，日本的友好人上也有许多善意的举动。但在日本想借助60周年卸掉“历史包袱”、摘下“侵略国帽子”的人也不少。在东方人看来，六十年是“甲子更新”，就是一切重新开始的新的循环。所以，右派势力使出很多手法，试图消弭当年侵略战争的恶劣影响，有的试探到中国来拍“满铁”的“亚细亚号机车”，借以宣传20世纪侵占中国的东北时的“政绩”，有的主张从此不再称“战后”，要把战争这一页彻底翻过去。这些动向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方面的痛击。诚如中国有位学者指出：“只要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还活着，这页历史就翻不过去，因为这是那代人的亲身经历，是 记忆而不是历史。”
研究机构——媒体可以借助的“一双慧眼”。
对外大传播：看到《读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有一个美国人说，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两国人民存在着记忆的误差。中国人想到的是日本对中国的欺辱和蹂躏，而日本想到的是他们饱受原子弹的轰炸。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上，看待历史的记忆。面对这些情况，媒体应该如何作为?如何对社会舆论和人们的情感进行引导?
高洪：在你们来之前，我把自己对媒体的几点建议与同事们进行了沟通，基本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对整个媒体报道混乱的状况要进行疏导，使整个报道符合中国的方针。
比如，2003年发生了日军在齐齐哈尔遗留的三桶化学武器泄露的“8·4毒气事件”，给当地民众造成了严重伤害。媒体一顿热炒，形成了“密集信息通道”，对阐述中国的民情民意、要求日方赔偿的外交努力发挥过积极作用，但个别报道也有事实不够准确、言论缺乏理性的问题。
问题是，到了2004年4月，中日双方达成了解决遗留化学武器问题的协议。这是一个比“8·4毒气事件”大得多的问题。因为，建国初期，我国曾把日军在各地遗留的大批化学武器集中到东北敦化的哈尔巴岭统一掩埋，当时为此还伤了3000多官兵。在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今天，由于腐蚀朽坏、液体渗漏，十分危险。几经交涉，日本终于承诺在2007年前投入171亿日元，处理埋藏在哈尔巴岭的67万件之多的化学武器问题，双方签署了备忘录。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可我们的媒体却几乎无声无息，令人费解。
谈到这个问题，日本政府和媒体的沉默不难理解，他们不愿意张扬自己的父辈过去制造的罪恶。但我方，尤其是民间的声音完全可以用肯定你的处理战争遗留问题的方式，向世界宣布你的罪行，同时也可以向国民交待，我们的政府不是软弱无力的，我们也可以告诉中日两国人民，日本政府不是不让步的。我们两国之间还是有可能达成谅解和理解的。
(记者插话：听到您这样说，我们有一种急切的心情，对外宣传的研究部门和一线的媒体人，应有一个快速反应的通道，应该在第一时间用上你们的智慧。本刊有一个理论平台栏目，我们感到有些理论研讨的文章，比较注意研究问题的方法论，能够深究问题存在的原因，但总感觉这样的理论有时离今天的传播实践有些远。本刊也发过这样一些见解虽然有些片面，但却达到了一种片面深刻的文章。而大众正是通过这样的文章，看到美国媒体在伊拉克战争时期对世界新闻舆论的垄断，正是因为这种帝国传播才使得中东地区陷入更深的战争灾难中。因而，我们希望媒体能更好地借助研究机构的“一双慧眼”。)
高洪：我们的研究机构应该积极参与对外宣传报道，并为其提供业务咨询。
第二，希望媒体要做好在中国的日本人和在日的朋友们的情况报道。对前者的考虑是，肯来到中国的日本人总体上带有亲近中国，至少是亲近中国文化的情感。遗憾的是经过留学或工作等长时间在华经历后，反而变得不那么友好了。造成这种事与愿违的结果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的老百姓没有机会面对真正的日本右翼和反华分子，但却容易把对仇视右翼的对立情绪简单地发泄到眼前的日本人身上。所以，媒体有责任帮助大众区别不同日本人的对华立场与表现，充分报道和肯定那些来中国做好事。表示忏悔之意的人士的行动。
再有，对外传播讲究的是客观公正，在今天的日本人中，也有一些对中日理解友好，怀有积极心态的日本人。比如说，风景秀丽的日本湘南藤泽海岸，是中国著名音乐家聂耳取道日本赴苏联途中溺水身亡的地点。日本友人和藤泽市政府官员在那里修造了很庄重，也很气派的陵墓，至今仍年年有日本人到那里去敬献鲜花，以示祭悼。可别忘了聂耳先生是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在右翼看来恐怕属于他们的死敌。但坚持与中国进行友好交流的人士，仍旧在继续着这项活动，值得称道。
第三，新的背景下，我们不给日本“右翼势力”提供使他们强硬化的口实。(记者插话，有同事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对日本问题，媒体反应不能太过激烈，还应该照顾民族情感的问题。人家给我们扣帽子，说我们是经济威胁，我们不高兴，我们给人家扣军国主义，人家也会很反感。)
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是求稳，求发展。我不主张中日之间搞硬实力对抗，因为这只会导致国家关系朝着消极的方向发展，不符合我国的近中期目标，也不符合长远利益。所以，在宣传中，应该鼓励建设性的软实力竞争，在竞争中争取主动。日本要走军事化的道路，我们批得再凶，也限制不了它，但他们国内的民众却能限制它，如果我们反应过大，他就有理了，就会肆意夸大“来自中国的威胁和对抗”，煽动民众支持政府的对华遏止政策。
第四，组织一些有理有据的理论文章，我们完全可以从讲道理的地方出发，讲清楚日本的问题。还要提醒有关部门对受众的区分。同时要注意不要在新闻传播中，以讹传讹。比如，今年二月中下旬《华盛顿邮报》吹风说美日两国的外长、国防部长例行会晤后的声明将把台湾明确纳入他们的“协防范围”，大家对此反应非常强烈。但2月20日结果一出来，我们发现12项中只有三项涉及到中国，而就在这三项中，也没敢直截了当地提出对台湾的“协防问题”的申明，而是采用了较为隐晦、婉转的表述。但我们的某些平面媒体在批驳日本时，还依据两天前《邮报》的说法，这让普通的日本人一听，就不太服气。媒体的报道若能既揭露出日美涉台的实质要害，又不违背基本事实，那么效果可能会更好。
责编：周 瑾 谭 震
编者按：日本仿佛是由一个个珠花项链串连而成的美丽岛国，静静地伫立在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海上。但是这个国家好像总是离我们既近又远，近的是1884年，如同欧洲的文艺复兴的日本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了社会变革的勃勃生机。中国清末时期，孙中山等一代革命志士为寻求革命真理而蹈海赴日，直至时隔百年的今天，中国留学亚洲的留学生仍将日本作为首选之地。
但是一百多年来，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两次踏上中国的土地，烧杀掳掠，这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百年悲情”，加之近几年纷扰不断的“钓鱼岛”纠纷，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对中国人民感情的伤害，都使这个本来离我们很近的国家在心理上好像拉开了一个距离。
但是世界大同是人类的理想，即使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两国处于交战之际，也从未能湮没两国人民盼望世世代代睦邻友好的心声。何况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和平的历程是应该永远朝向未来的。
中国民众到底该如何面对今天的日本?我们外宣媒体该怎样引导关于“中日关系”的社会舆论?日前，中国外文局就如何走进我们的日本受众群的问题，召开了业务研讨会，中国外文局副局长、总编辑黄友义在开篇说：“看到变化，化解矛盾，这是今天对日宣传的大局。”中国外文局常务副局长周明伟在总结发言中说：“日本是大国，又是周边国，我们媒体要花大的力量做好这件事，这个问题对中国的发展，对外交是如此的重要，不能回避，不能就外宣谈外宣。”
集中起来，目前国内在对日的看法上有以下基本的矛盾点：
日本人想“摘帽”没这么容易，只要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还活着，记忆就不会成为历史翻过去；而也有年轻人说，干嘛老和日本人过不去，他们的科技产品很让我们享受啊。有人说，日本军事野心不死但也有人说，被人扣上“经济威胁”的大帽子我们不乐意，你给人家扣上“军国主义”的帽子就不刺激人家的情感吗?有人说，日本人曾在中国的国土上犯下滔天罪行却不认罪，这种态度使中国人民的感情受到更深的伤害，但更有人说，他不认罪才好呢，这样它在世界面前可以建立起“经济大国”的形象却无法实现“政治大国”的美梦……
如何化解中国人心头对日本的心结，如何把国家的外交政策向中国民众做出合理的诠释?涉外媒体如何在时代的发展变化中为增强各国彼此间的了解与对话做出应有选择?为此我们走访了一系列专家学者，本刊将系列推出“中国：走出百年悲情”专题，其主要内容涉及包括：
认识——日本民族的性格；
了解——日本“输不起”的历史；
超越——中日两国的历史恩怨；
寻找——共同的利益交会点……
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我们与政治室主任高洪研究员进行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交流，原本这是一篇由学者独自撰写的理论文章，但因交流中频频碰撞出的火花使学者和媒体人都感到一种坦诚交流而带来的酣畅，因而这篇理论探讨性的文章就这样以对谈的方式产生了。
日本人太听话了，就像一群漫顺孩子在听一个“孩子头”发号施令。
倘若这个“孩子头”是个刁蛮的坏孩子就麻烦了。
对外大传播：高教授，您好!本刊是一个探讨外宣业务为主以促进与世界的交流沟通的平台，各种各样的观点在这里交会，有些观点对我们震动很大。我们感到，这个时代格局变化很快，如果媒体的思维滞后会给党的外宣事业带来不利的影响，为此，我们有必要对日本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请您先谈一谈日本方面近几年对中国的态度。
高洪：现在国内有一种看法，认为小泉政府同以往的自民党政权在对华的态度与交涉的手法上发生了明显变化，日本的主流派政治家把他们过去埋藏在心里的“不服气”吐露出来，在交涉过程中从原来比较“隐晦”的陈述转换成“明朗”的对抗。
的确，随着近年来了解中国和中日关系历史的日本老一辈政治家相继退出政治舞台，新生代政治家登场后，日本在对外关系上主张亲美、亲台、遏制中国的新民族主义势力在崛起，小泉内阁中否定过去侵略历史、倾向对华强硬的阁僚不断增多，香港《明报》所担心的“日本对华强硬派增多，中日政治关系恐要迎来一个漫长的冬季”的局面已经成为一个令人遗感的现实。
事实上，这个过程在几年前已经显露出来了。根据英文的《日本时报》的说法，早在2000年，自民党内的亲华派力量已经在减弱，这个势头在小泉上台后更加明显。按照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政治学教授姜文先生的看法，“日本外务省内部负责对华政策、被标签为亲华派的官员，遭到有系统的恶毒抹黑，凡是呼吁与华加强政治关系的都受到攻击。原先只出现在右翼杂志的观点——视中国为威胁的观点，现已获得半官方地位。”可见，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不单是小泉政府或个别政治家的意见，而是建立在一定民意支持基础上的。那么，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日本政府的对华的强硬态度是否会持续下去，甚至变得越发强硬呢?这些的确是值得关切和深思的严重问题。
说到日本民意的变化，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朝着总体保守化和右倾化的方向变化，同时民族主义情绪也在上扬。另一方面，随着中日两国接触交往增加，现实利益对抗因素不断凸显，政治上，钓鱼岛主权问题、东海资源开发中的纠纷等直接牵涉国家、民族利益的问题牵动民意中对立情绪加剧，其中不排除居心叵测的政客和右派媒体的诱导的恶劣影响。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和平宪法”规范下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日本普通老百姓主观上并不是仇视中国的，但我担心的是，某些敌视中国的政治家的“引导”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今天的日本人一般给人的印象是老实、安静、平和的，就好像是一个“听话的孩子”。记得日本战败前夕，法西斯军部政权要“一亿玉碎(指当时一亿日本国民誓为其玉碎的心理准备)”，列岛上7000万日本人就全民皆兵，准备用竹枪跟上岸的美国兵同归于尽。可是，当天皇发表“终战诏书”承认战败后，原本宁了算以自杀方式去尽“臣民的忠节”的民众又立刻变成了新统治者的“顺民”，整个日本几乎没有发生一起与美国人正面流血冲突的事件。他们太听话了，就像一群温顺的孩子在听一个“孩子头”发号施今。倘若这个“孩子头”是个刁蛮的坏孩子，就麻烦了。况且，“孩子头”通常不会是老实的孩子。
所以在对日宣传上，一方面，要把日本国民和日本政治家区别开来，越是今天这种复杂的形势下，越要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宣传工作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能任由破坏中日关系的声音泛滥。
现在日本人确实是变了变得仿佛忘记了这段历史。
那么我们变了没有呢？
对外大传播：认不认输，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国民性的问题，我们不能指望日本这个民族能像德国总理用一跪而告天下。有一篇散文，记录了日 本人在投降时，“月光下那双不肯服输的眼睛”，这双眼睛刻在了我们的记忆里。但是年轻的一代，他们没有这样的记忆?
高洪：在对待过去的历史认识方面，的确有一个民族性的问题——日本民族是一个缺少自省的民族，文化上对死去的人缺少足够的是非判别。当年“二战”结束时，欧洲对德国是完全否定的，这从根上就完全消除了后患，但美国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放过了天皇，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却为了获得美国人的支持，贴着美国的政策走，接受了放过天皇的现实。到了1972年前后，我国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从整个国际战略的大局考虑容忍了日本——主要是面对前苏联的巨大军事压力，两害相权取其轻，接受了不把老天皇作为战争罪犯的政治格局，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日本天皇访华。这样一来，对战争罪行的追究就留下了严重隐患，没有从根上彻底清算战争罪犯，等于“第一个纽扣就扣错位了”。现在想清算，太难。所以我们今天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也要承认现实。
对外大传播：有位期刊总编在谈到日本认罪时，有一段很触动人的话：“我们记录历史，不是为了对日本进行报复，而是让我们自己不再有国耻，下再有丧权辱国的历史……”联想到记者曾在南方的一个城市采访时，参观有关抗日战争的纪念馆和一些对这段历史记录的纪念场所，看见累累白骨。在备感压抑的气氛中，有位记者这样描述道：“走在这座城市里怎么感觉到处都有冤魂呢!”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纪念这段历史到底是为了什么?一个泱泱大国，难道非要按着一个顽固者的脑袋，让他低头吗?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
高洪：那位总编说得非常对。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如果日本不认罪怎么办?
最近，大家都注意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悼念活动，并由此自然联想到日本在面对战争罪责时的表现。前几天的一个寸论会上，有位搞历史研究的教授说：“日本不认罪也好啊，不认罪是自己将自己钉牢在耻辱柱上，世上自有公论，会将其与德国认罪态度对比。我们犯不上帮你改正错误。”大家对这位教授的民族义愤能够理解，不过作为研究政治问题的人来看，日本在对待过去历史的态度上还是应当有所反省的。
你要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成为联合国的掌门人之一，那你就要问问，联合国是为什么而成立的?那是“二战”打败了法西斯后，战胜国成立的反战联盟。你这个民族死不悔改，你带着你的错误通能进联合加？说到这儿其实也有一个问题，我从1983年第一次访问日本，到现在共去了三十多次。第一次我到日本时，到商店买东西，那里的老人听说我是中国人，完全是发自内心地鞠躬谢罪。现在日本人确实是变了，变得仿佛忘记了这段历史。
那么我们变了没有呢?我想起有一件事情，周恩来在世时，日本来了一批大相扑运动员，下榻在北京某宾馆，在他们临睡觉之前，突然有人敲房门，进来几个人，弯下腰就给他们量大脚掌的面积和脚背的厚度，一问原来是中国老字号“内联升”鞋店的职工，他们告诉日本人说，周恩来总理知道他们第二天就要登长城，总理说，让日本朋友穿着木屐怎么登长城呢?那些日本人不相信一个晚上能做出这样特大号的鞋。第二天早晨他们一开门的时候，就看到一双双新鞋摆在门口，日本带队的团长当时就哭了。那个时候来中国的日本人是有限的，现在两国之间有许许多多的交流，如果我们在第一线工作的人，把工作做到位，我相信仍然会折服他们。
只要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还活着，这页历史就翻不过去，因为这是那代人的亲身经历是记忆而不是历史。
对外大传播：正像有人说的那样，让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与今天的现实有点远，但目前我们应该努力先去做好让世世代代理解下去的工作。记得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时候，《人民中国》的记者在街头采访，五十岁左右的人在情感上坚决不能原谅日本，而那些中学生却说，干嘛老记着历史那点事呢?我觉得日本挺好的啊，他们的动画片，他们的电器，他们的汽车，这都让我们很享受啊。在我们本国，上一代和下一代对中日关系就理解不同，何况日本本国国民。作为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您认为，涉外媒体应如何看待年轻一代对日本的态度?
高洪：你谈到这个问题，我跟你说个有趣的现象。
前段时间我做客“人民网”，刚一落座，好家伙，有上千个问题在网上等着你，我刚说一句话，一大串帖子就跟上了。其中也包括少量过激言论的帖子。
比如他们问，中国为什么不派兵去攻占钓鱼岛?我回答，当今世界的主旋律是和平与发展，我们现在要以国家发展大局为重，服从“睦邻外交”的基本精神……我话刚说到这儿，帖子就跟过来了：“政府的走狗!”(说到这儿，高洪笑了)大概那位和我对话的网民是个“愤青”，有爱国热情，但缺乏冷静地看待中日关系的理智态度。
但说真的，我特理解他们，因为日本右翼否定侵略战争的谬论总是在中国人心里的伤口上撒盐，“教育”他们仇恨日本。中日关系是复杂的，仅凭感情而不是理性就容易产生摇摆。我的孩子刚刚上大二，十年前我到日本访问，问她要什么礼物?她说要美少女战士，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美少女战士，结果她带些讥笑地问我，你到底是不是日本问题研究专家?可见，日本的某些文化产品对我国的年轻人还是挺有魅力的。但这些年轻人看了一场“万人坑”展览，或者见到日本右翼否定历史的丑恶表演，又会说“我真恨不得捅了这些坏蛋!”这些青年人既是“哈日族”，也可能同时是仇日的极端分子。对他们的宣传教育的着眼点应当放在“理性并客观冷静地看待中日关系”上面，使他们逐渐成熟起来。
对外大传播：很多媒体都注意到，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年记念日，中日双方都会为此做些活动。通过战后六十年的发展，日本就像个刚刚走进新中国、新社会的“富农分子”一样急急忙忙地想“摘帽子”，但是中国人对这笔侵略账是还会清算的。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高洪：的确，迎来“二战”后第六十个年头，双方部在筹备做“大手笔”的文章。
人民画报社正在准备出纪念友好的大型画册，日本的友好人上也有许多善意的举动。但在日本想借助60周年卸掉“历史包袱”、摘下“侵略国帽子”的人也不少。在东方人看来，六十年是“甲子更新”，就是一切重新开始的新的循环。所以，右派势力使出很多手法，试图消弭当年侵略战争的恶劣影响，有的试探到中国来拍“满铁”的“亚细亚号机车”，借以宣传20世纪侵占中国的东北时的“政绩”，有的主张从此不再称“战后”，要把战争这一页彻底翻过去。这些动向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方面的痛击。诚如中国有位学者指出：“只要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还活着，这页历史就翻不过去，因为这是那代人的亲身经历，是 记忆而不是历史。”
研究机构——媒体可以借助的“一双慧眼”。
对外大传播：看到《读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有一个美国人说，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两国人民存在着记忆的误差。中国人想到的是日本对中国的欺辱和蹂躏，而日本想到的是他们饱受原子弹的轰炸。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上，看待历史的记忆。面对这些情况，媒体应该如何作为?如何对社会舆论和人们的情感进行引导?
高洪：在你们来之前，我把自己对媒体的几点建议与同事们进行了沟通，基本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对整个媒体报道混乱的状况要进行疏导，使整个报道符合中国的方针。
比如，2003年发生了日军在齐齐哈尔遗留的三桶化学武器泄露的“8·4毒气事件”，给当地民众造成了严重伤害。媒体一顿热炒，形成了“密集信息通道”，对阐述中国的民情民意、要求日方赔偿的外交努力发挥过积极作用，但个别报道也有事实不够准确、言论缺乏理性的问题。
问题是，到了2004年4月，中日双方达成了解决遗留化学武器问题的协议。这是一个比“8·4毒气事件”大得多的问题。因为，建国初期，我国曾把日军在各地遗留的大批化学武器集中到东北敦化的哈尔巴岭统一掩埋，当时为此还伤了3000多官兵。在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今天，由于腐蚀朽坏、液体渗漏，十分危险。几经交涉，日本终于承诺在2007年前投入171亿日元，处理埋藏在哈尔巴岭的67万件之多的化学武器问题，双方签署了备忘录。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可我们的媒体却几乎无声无息，令人费解。
谈到这个问题，日本政府和媒体的沉默不难理解，他们不愿意张扬自己的父辈过去制造的罪恶。但我方，尤其是民间的声音完全可以用肯定你的处理战争遗留问题的方式，向世界宣布你的罪行，同时也可以向国民交待，我们的政府不是软弱无力的，我们也可以告诉中日两国人民，日本政府不是不让步的。我们两国之间还是有可能达成谅解和理解的。
(记者插话：听到您这样说，我们有一种急切的心情，对外宣传的研究部门和一线的媒体人，应有一个快速反应的通道，应该在第一时间用上你们的智慧。本刊有一个理论平台栏目，我们感到有些理论研讨的文章，比较注意研究问题的方法论，能够深究问题存在的原因，但总感觉这样的理论有时离今天的传播实践有些远。本刊也发过这样一些见解虽然有些片面，但却达到了一种片面深刻的文章。而大众正是通过这样的文章，看到美国媒体在伊拉克战争时期对世界新闻舆论的垄断，正是因为这种帝国传播才使得中东地区陷入更深的战争灾难中。因而，我们希望媒体能更好地借助研究机构的“一双慧眼”。)
高洪：我们的研究机构应该积极参与对外宣传报道，并为其提供业务咨询。
第二，希望媒体要做好在中国的日本人和在日的朋友们的情况报道。对前者的考虑是，肯来到中国的日本人总体上带有亲近中国，至少是亲近中国文化的情感。遗憾的是经过留学或工作等长时间在华经历后，反而变得不那么友好了。造成这种事与愿违的结果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的老百姓没有机会面对真正的日本右翼和反华分子，但却容易把对仇视右翼的对立情绪简单地发泄到眼前的日本人身上。所以，媒体有责任帮助大众区别不同日本人的对华立场与表现，充分报道和肯定那些来中国做好事。表示忏悔之意的人士的行动。
再有，对外传播讲究的是客观公正，在今天的日本人中，也有一些对中日理解友好，怀有积极心态的日本人。比如说，风景秀丽的日本湘南藤泽海岸，是中国著名音乐家聂耳取道日本赴苏联途中溺水身亡的地点。日本友人和藤泽市政府官员在那里修造了很庄重，也很气派的陵墓，至今仍年年有日本人到那里去敬献鲜花，以示祭悼。可别忘了聂耳先生是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在右翼看来恐怕属于他们的死敌。但坚持与中国进行友好交流的人士，仍旧在继续着这项活动，值得称道。
第三，新的背景下，我们不给日本“右翼势力”提供使他们强硬化的口实。(记者插话，有同事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对日本问题，媒体反应不能太过激烈，还应该照顾民族情感的问题。人家给我们扣帽子，说我们是经济威胁，我们不高兴，我们给人家扣军国主义，人家也会很反感。)
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是求稳，求发展。我不主张中日之间搞硬实力对抗，因为这只会导致国家关系朝着消极的方向发展，不符合我国的近中期目标，也不符合长远利益。所以，在宣传中，应该鼓励建设性的软实力竞争，在竞争中争取主动。日本要走军事化的道路，我们批得再凶，也限制不了它，但他们国内的民众却能限制它，如果我们反应过大，他就有理了，就会肆意夸大“来自中国的威胁和对抗”，煽动民众支持政府的对华遏止政策。
第四，组织一些有理有据的理论文章，我们完全可以从讲道理的地方出发，讲清楚日本的问题。还要提醒有关部门对受众的区分。同时要注意不要在新闻传播中，以讹传讹。比如，今年二月中下旬《华盛顿邮报》吹风说美日两国的外长、国防部长例行会晤后的声明将把台湾明确纳入他们的“协防范围”，大家对此反应非常强烈。但2月20日结果一出来，我们发现12项中只有三项涉及到中国，而就在这三项中，也没敢直截了当地提出对台湾的“协防问题”的申明，而是采用了较为隐晦、婉转的表述。但我们的某些平面媒体在批驳日本时，还依据两天前《邮报》的说法，这让普通的日本人一听，就不太服气。媒体的报道若能既揭露出日美涉台的实质要害，又不违背基本事实，那么效果可能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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