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是一个战火频仍，政权更迭不断的乱世，也是一个精神自由，美学艺术打开新境界的盛世。就像狄更斯的名句：“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魏晋就是这样一个重重矛盾的时代，有必须时刻直面的死亡，也有因生命无常而诞生出的“人”的觉醒。
　　因为洞悉了生命的无常，打破了礼教的束缚，魏晋的名士活成中国史上最有趣，最自由，最恣意，最洒脱的一群文人，他们追求人格之美、思想之美、自然之美、精神之美、仪容之美、深情之美、形式之美、语言之美，性情之美，以文学、以书法、以绘画、以诗歌、以雕塑，甚至以生命书写着魏晋风骨。
　　《世说新语》里有一则小故事，一日夜里，琼英纷纷，玉蕊匝地，住在山阴的王徽之半夜醒来，命人开窗上酒，一边赏雪一边小酌。望着眼前一片皎洁无暇的天地，他吟诵起了左思的《招隐》，忽然间就想起来戴逵这位隐士。于是，当即命人驾小舟前往刻县，一夜风雪茫茫，涉水而来，就在次日清晨赶到戴逵家门口时，王徽之却命人原路返回。随行的人不解，忙问缘由，王徽之说：“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王徽之出生于琅琊王氏，这是一个在魏晋十分显赫的氏族，他的父亲是王羲之，弟弟是王献之，两人并称书法史上的“二王”，在这样一个群星闪耀的家族，王徽之不仅没有黯然失色，反而以率真洒脱的名士风度，成就了他书法和人格的风骨。后人评价他的书法“徽之得其（王羲之）之势”，可见他的书法成就之高。
　　在众多的兄弟之中，王徽之与王献之感情最深厚，王徽之与王献之皆病，王献之先去世，因为担忧他的身体，不敢将这个消息告诉他。王徽之一直记挂着王献之，便问身边的人，为什么一直没有子敬（王献之的字）的消息。”身边的人支吾不肯作答，他随即明白自语：“此已丧矣”。说话时他的表情看似很平静，并马上叫来车马前去奔丧。来到灵堂，他取来王献之的琴，以琴声寄托哀思，虽未落泪却越弹越难过，终不成曲调。于是以琴掷地，长叹一声“人琴俱亡”，此后，不过一个月，王徽之也随之故去。
　　竹林七贤之中的王戎说过：“情之所钟，正是我辈。”同为琅哪王氏子弟王徽之也和他先辈王戎一样，向外不羁，向内深情，淡然随性的外表下是一颗浓烈而深情的心，他以生命注释了深情之美，性情之美的魏晋风骨。
　　“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故事里戴逵紧闭的门扉像是一个美丽的布景板并没有多少人去关注，其实只要轻轻地推开它，就能看到《世说新语》里另一则故事。戴逵后来知道这件事曾说过：“徽之不囿于礼，独钟于情，真是我的知心朋友。”只有同样超然通达的戴逵才会了解和懂得欣赏王徽之的率性和潇洒，因为在骨子里他们都是同样的人。
　　戴逵是東晋著名的美术家、雕刻家，因为琴艺绝伦，画技高超早早就声名远播，当时的太宰武陵王司马晞听闻他的鼓琴之声清逸超俗，便遣人请他去为自己演奏。看到来使后，戴逵心生怒意，觉得司马晞这是将自己当作伶人来对待。于是，当着使者的面将琴砸碎，并说道：“戴安道（戴逵的字）不为王门伶人。”他的做法得到许多清流之士的赞赏，老师范宣也觉得这个弟子最有自己的风骨，对他更加欣赏，还将自己的侄女许配给了他。
　　佛教自汉末传人中国后，到了东晋开始大规模的盛行。当时的佛造像人物的面貌神情都以印度本土传来的为准，并不十分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戴逵并不像其他人那样一味以旧时摹本造像，他将自己的审美和大众的喜好融人其中，雕塑出了有中国本土面貌的佛像，这就是被称为“南朝式”中国本土化佛像雕塑艺术。之后，他还独创了夹纻漆像艺术。
　　虽然戴逵对佛教也进行了深人研究但他却并不像世人那样盲目崇拜跟随。对于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说不以为意。为此，他还与当时的高僧慧远、周续之师徒反复辩论，以至于高僧在他面前也哑口无言，之后他还写了《释疑论》阐明了自己的质疑和观点。其实戴逵写的文章还有许多，诸如《流火赋》、《栖林赋》、《竹林七贤论》等，可以说戴逵也是当时的散文大家，只是他的画名和雕刻之名太盛，文名在其光辉下则不太显了。
　　戴逵终身未人仕，为了躲避朝廷的屡次征请，甚至躲避在外，后来请好友谢玄上疏，请孝武帝绝其召命，才得以重返家乡。他一生隐逸乡间，却用画笔和雕塑的形式之美，自然之美铸就了他的魏晋风骨。
　　魏晋时期人们不仅推崇天然的音乐，对人性亦是如此，嵇康和阮籍就提出过“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他们主张挣脱礼法的束缚，遵从本心，追求人性的解放和思想的自由，这些观点无疑是对统治阶层的挑战，也是造就了嵇康的人生以悲剧结束的根源。
　　在洛阳城外嵇康用抚琴写字的手一锤锤锻打着烧红的钢铁，在他看来做一位自由自在的打铁匠也不愿意与竖子们同殿称臣，他的“越名教而自然”的主张和他不合作的态度都在无形中激怒了司马昭。
　　景元四年（263年），吕安的妻子徐氏被其兄长吕巽迷奸，使徐氏羞愤难当，自缢身亡。吕安得知后欲将吕巽告上官府。嵇康与这两个兄弟均有交情，因此出面劝了吕安，请他以家族的名誉为重，不要将此事闹大。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吕巽忧心自己的把柄落在弟弟手中，反而诬陷吕安“挝母”不孝，致使吕安被司马昭下狱。嵇康得知后写了《与吕长悌绝交书》，与吕巽绝交，并出面为吕安作证，因而触怒了司马昭。原本这件事并不足以致命，但是与嵇康素有恩怨的钟会趁机进言，陷害嵇康，导致司马昭一怒之下，以破坏礼教之名处以极刑。
　　消息传出后，群情激愤，就在行刑的当日，三千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嵇康，并请他来太学任教。然而朝廷并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嵇康看着下面的众人，神色平静地向兄长要来古琴，当场弹奏了一曲《广陵散》。曲罢，嵇康叹息道，从前袁准曾跟我学习《广陵散》，我每每吝惜而固守不教授他，此曲如今绝矣。说完之后，从容就戕。在临终之际他没有后悔自己所坚持的思想和坚守的志趣，他只是遗憾自己的音乐无人继承，他以生命诠释了人格之美，思想之美的魏晋风骨。
　　嵇康的人生虽然慷慨悲壮，却也快意随心，而常常和他的名字一起出现的好友阮籍却不能如他一样活得恣意。在阮籍看似狂放张扬的表象下隐藏着一颗敏感细腻的心，他的悲哀无处宣泄，只能长啸当哭，他是竹林七贤中影响力最大的人物之一，也是最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 　　有两个成语出自阮籍，分别是“青眼有加”，“白眼相向”。阮籍常对人做青白眼，看到遵循礼俗的俗人就以白眼看之。他的母亲去世时，亲朋前来吊唁他也是如此，嵇喜吊唁时他就白眼相对，等到嵇康听到消息后，抱着酒挟着琴前来，阮籍就以青眼待之。
　　因为“青眼有加”这个成语还演化出“垂青”，“青睐”，“青盼”等一系列和青有关的词语。青眼其实就是黑眼的意思，当两眼正视时，黑色的眼球直视对方，表达对人的赏识和重视，而这世间能得到阮籍赏识和重视的人显然不多，所以他才会对世界翻一个大大的白眼，表达心中的不屑。
　　困于乱世之中阮籍有匡国之志却没有施展才华的舞台，他想要退而求其次，啸傲林泉，夷游山水却因为司马氏需要有他这样的贤达之士做幌子而委身官场。强行将这矛盾统一在一起也是他痛苦的根源。
　　阮籍喜欢一个人驾着木车，木车上载着酒，他醉醺醺地信马由缰，漫无目的的行驶，待到无路可走时他就嚎陶大哭，哭地尽兴后再返回。意有所郁不能无所泻，现实的压抑总需要一个排解的方法，他像一个孩子一样想要哭出所有的委屈，以疏狂不羈对抗命运，以放浪形骸表达不满。他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他口中的竖子是谁已不可考，但是他内心的痛苦却又那么真实。
　　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创作五言诗的文人，他的《咏怀诗》更是以深沉的笔墨，寄托了人生的悲哀和生命的意识，字句之间都是陶性灵，发幽思的启迪，引起后世无数诗人的效仿，对五言诗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阮籍以他的文字之美，思想之美，品质之美写就了他的魏晋风骨。
　　《世说新语》里魏晋的名士们鲜活而生动，笔者刘义庆三言两语就勾画出了他们的特点和性情，王徽之的洒落不羁，戴逵的超逸绝尘，嵇康的爽朗清举，阮籍的率真狂放都跃然纸上。正如明人胡应麟的评“读其语言，晋人面貌气韵，恍然生动。”就如高手作画只寥寥数笔，就能镂骨刻神，将魏晋人物性格，时代特点，文化色彩一一道来。
　　魏晋是个解构的时代，一方面是政治、生活的沉重黑暗，一方面是则是灿若桃李、明若朝霞的文化艺术，正是这样的一个重重矛盾的时代造就了魏晋名士静照忘我的超然，不拘礼法的任达。他们飘逸洒脱，不滞与物，就如左思的诗句“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写的那样，放任而自由的释放着天性。而在他们将内心的痛苦压抑转化为对自然，对美好的向往和追求时，又有多少人能透过他们纵酒狂歌，穷途之哭的放纵里看到他们清俊通脱的气质和烟云水气的风度，而这才是真正的名士风范，魏晋的风骨。
　　编辑/林青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