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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领域来说，北朝墓志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地位与意义。对现存数量庞大的北朝墓志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是摆在我们文献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本文力求从文献学入手，对北朝墓志试图进行断代式深入的文献考察与研究。
【关键词】：北朝墓志；墓志文献；文献学
一、清代以前北朝墓志的出土与著录
清代以前北朝墓志的著录文集有，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郑樵《金石略》；陈思《宝刻丛编》，潘昂霄《金石例》。欧阳修编辑和整理金石遗文上千卷，并撰成《集古录跋尾》十卷，简称《集古录》，这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后其子欧阳棐完成了《集古录目）），二书开启了历代碑刻的专题研究和收藏著录之先河，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虽然著录中无北朝墓志，但因开拓之功值得重视。赵明诚幼好金石之学，终生不渝，写就《金石录》。《金石略》为郑氏所着《通志》二十略之一，郑氏著录北朝墓志与赵明诚《金石录》著录雷同，属开创之举。《宝刻丛编》一书卷峡浩繁，有较大的文献价值。《宝刻丛编》该书著录的北朝墓志有4方。《金石例》指墓志碑文的写作体例，最先注意到碑志文字义例。原为讲明古代金石文体，以匡正当时萎靡不振的文风，但由于取材多为金石文制及碑碣墓铭等史料，成为后世金石学家编纂考订金石文物之书的重要参考。
二、清代北朝墓志的出土与著录
清代是金石学的鼎盛期，金石之学成为专学，乾隆以前的金石学尚不发达，乾嘉学者实事求是，形成学宗汉儒的考据之风。而金石学亦沿波而起。乾嘉学派为考订经史而广泛搜考金石文字，推动金石学迅速发展。道光之后，碑学中兴，盖事势推迁，不能自己也。到了同治、光绪年间，金石学成为其时最流行的几种学问之一。
乾嘉朴学推动鉴赏文物之风炽盛，此风又激发清人对古物的搜求最力。故从道光年间始，官吏如阮元、张廷济、吴荣光、刘喜海、吴式芬等皆搜访钟鼎彝器和碑刻拓本既多且精而著称于时，成为清代后期金石碑版鉴藏的开启风气者。
清代金石学著作颇多，且多有特色。在早期的金石学著述里，学者多偏重于碑志而略于鼎彝。后来，金石学著作出现了一些新的类别，专记一个时代的如《两汉金石记》；专记一个地区的有《两浙金石录》；另外还有资料汇编以及金石学史方面的著作，如《金石学录》等也都纷纷出现。清代著作有：武亿《授堂金石跋》；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王昶《金石萃编》；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叶昌炽《语石》；陈介褀《簠斋金石文字考释》；吴式芬《金石汇目分编》；孙星衍《寰宇访碑录》；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
三、民国时期至建国前北朝墓志的出土与著录
从清代末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南北朝墓志，尤其是北朝墓志的出土达到了一个高潮，至四十年代末，出土墓志数量增至数千方，主要的出土地点有曾为北魏首都的河南洛阳地区，曾为东魏与北齐首都的河北邺城地区，以及西魏与北周首都的陕西西安附近。这一阶段墓志的大量出土，与国外收藏者大肆购买中国古代艺术品，从而刺激了盗掘古墓的不良风气密切相关。随着以前无人过问的三彩器、陶俑、镇墓兽等文物受到外国收藏者的青睐，价格暴涨，造成了民间大量盗掘古墓，因而亦有大量墓志出土。这些石刻蕴涵丰富的历史价值，很快被国内学者与文人收藏家所认知并得到高度重视。国内的著名收藏家如罗振玉、缪荃孙，关葆益，董康，李盛铎，于右任，徐森玉、李根源等人，均从事墓志搜访。民国至建国前这段时期，墓志的整理与研究大致继承了清朝金石学研究的传统，虽然整理与研究并重，但整理仍多为个人所为，规模不大；研究也主要限于题跋，篇幅较小。这一时期，墓志的整理，大致可分为收藏、编目、出版三类。这一时期，有关墓志研究的论著，约有近百篇部，对于后人的墓志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论著主要有：罗振玉《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及《芒洛冢墓遗文》；于右任《鸳鸯七志藏石》；张钫《千唐志斋藏志》；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范寿铭《元氏志录》；顾燮光《梦碧簃石言》及《古志新目初编》；杨殿珣《石刻题跋索引》。
除以上列出的书目外，还有吴鼎昌《志石文录》及《续编》，收录它书不见的北朝墓志11方。张维《陇右金石录》，收录北周《石兰靖墓志》、《宇文广墓志铭》、《赵佳墓志》等。罗福颐《满州金石志》及《满州金石志别录》，收录北朝墓志15方。民国时期墓志的整理已成规模，研究也在跟进，有单篇墓志研究论文的刊行，如同氏《跋余朱敞父子墓志》，朱克卿、关百益、许平石等《跋魏元显魏铅志》，孙文青《魏元怀墓志跋》，等等。
四、建国后北朝墓志的出土整理与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基本纳上了科学的发展轨道，出土的南北朝墓志，绝大多数是通过正式考古发掘得到的，具有完整的发掘记录。这对于深入全面地研究这一时期的墓志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主要在河南境内，河北境内，陕西境内，陕西境内，山东境内等，传世墓志中还有些墓志出土的时间与地点不详，有待考证。
二十世纪中期以来，随着新的考古学科学研究方法的传入，呈现出从事著录、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的可喜之势。墓志的整理与研究较前取得长足进步，整理逐渐由单体向集体方向发展，给学界提供了更多的新资料。
墓志编目有：《北京市出土墓志目录》第一编，王壮弘、马成名《六朝墓志检要》，毛汉光《历代墓志铭拓片目录》，徐自强、王翼文、冀亚平（（（ }匕京图书馆藏墓志拓片目录》，荣丽华编辑，王世民校订《1949-1989四十年出土墓志目录》，汪小恒（（1990-1999新出汉魏南北朝墓志目录》。
墓志结集有：黄文弼《高昌砖集》，赵万里《集释》，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出土六朝墓志》，李希泌《曲石精庐藏唐墓志》，许宝驯、王壮弘《北魏墓志百种》，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阳地区文管处《千唐志斋藏志》上下，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一百册，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文物出版社《中国金石集萃》，朱亮《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赵君平《邝洛碑志三百种》等等。
总结：1、将北朝墓志的出土著录及研究情况，按清代以前、清代、民国时期、建国后四个时段，从墓志出土的地理分布以及著录与研究的重要学者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研究，使之脉络清晰，认识全面。
2、新中國成立后，考古工作逐步纳上了科学的发展轨道。出土的南北朝墓志，绝大多数是通过正式考古发掘得到的，具有完整的发掘记录。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墓志的整理与研究较前取得长足进步采取综合角度，如出版图录、编写发掘报告、整理专题报告和综合性研究等，给学界提出了更多的新课题，极大地推进了墓志研究的深入与提高。作者在搜集、梳理墓志整理与研究出版的论文、专著方面，做到了全面、详实，弥补以往资料不足之状况。
参考文献：
[1]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2]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3]王涎：《金石萃编》，北京：中国书店出版，1985年影印本。
[4]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希古楼刻本。
[5]罗振玉：《雪堂金石文字跋尾》，永丰乡人稿刻本。
[6]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時地记》，洛阳：大华书报供应社，1941年。
[7]叶昌炽：《语石》，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8]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
【关键词】：北朝墓志；墓志文献；文献学
一、清代以前北朝墓志的出土与著录
清代以前北朝墓志的著录文集有，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郑樵《金石略》；陈思《宝刻丛编》，潘昂霄《金石例》。欧阳修编辑和整理金石遗文上千卷，并撰成《集古录跋尾》十卷，简称《集古录》，这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后其子欧阳棐完成了《集古录目）），二书开启了历代碑刻的专题研究和收藏著录之先河，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虽然著录中无北朝墓志，但因开拓之功值得重视。赵明诚幼好金石之学，终生不渝，写就《金石录》。《金石略》为郑氏所着《通志》二十略之一，郑氏著录北朝墓志与赵明诚《金石录》著录雷同，属开创之举。《宝刻丛编》一书卷峡浩繁，有较大的文献价值。《宝刻丛编》该书著录的北朝墓志有4方。《金石例》指墓志碑文的写作体例，最先注意到碑志文字义例。原为讲明古代金石文体，以匡正当时萎靡不振的文风，但由于取材多为金石文制及碑碣墓铭等史料，成为后世金石学家编纂考订金石文物之书的重要参考。
二、清代北朝墓志的出土与著录
清代是金石学的鼎盛期，金石之学成为专学，乾隆以前的金石学尚不发达，乾嘉学者实事求是，形成学宗汉儒的考据之风。而金石学亦沿波而起。乾嘉学派为考订经史而广泛搜考金石文字，推动金石学迅速发展。道光之后，碑学中兴，盖事势推迁，不能自己也。到了同治、光绪年间，金石学成为其时最流行的几种学问之一。
乾嘉朴学推动鉴赏文物之风炽盛，此风又激发清人对古物的搜求最力。故从道光年间始，官吏如阮元、张廷济、吴荣光、刘喜海、吴式芬等皆搜访钟鼎彝器和碑刻拓本既多且精而著称于时，成为清代后期金石碑版鉴藏的开启风气者。
清代金石学著作颇多，且多有特色。在早期的金石学著述里，学者多偏重于碑志而略于鼎彝。后来，金石学著作出现了一些新的类别，专记一个时代的如《两汉金石记》；专记一个地区的有《两浙金石录》；另外还有资料汇编以及金石学史方面的著作，如《金石学录》等也都纷纷出现。清代著作有：武亿《授堂金石跋》；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王昶《金石萃编》；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叶昌炽《语石》；陈介褀《簠斋金石文字考释》；吴式芬《金石汇目分编》；孙星衍《寰宇访碑录》；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
三、民国时期至建国前北朝墓志的出土与著录
从清代末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南北朝墓志，尤其是北朝墓志的出土达到了一个高潮，至四十年代末，出土墓志数量增至数千方，主要的出土地点有曾为北魏首都的河南洛阳地区，曾为东魏与北齐首都的河北邺城地区，以及西魏与北周首都的陕西西安附近。这一阶段墓志的大量出土，与国外收藏者大肆购买中国古代艺术品，从而刺激了盗掘古墓的不良风气密切相关。随着以前无人过问的三彩器、陶俑、镇墓兽等文物受到外国收藏者的青睐，价格暴涨，造成了民间大量盗掘古墓，因而亦有大量墓志出土。这些石刻蕴涵丰富的历史价值，很快被国内学者与文人收藏家所认知并得到高度重视。国内的著名收藏家如罗振玉、缪荃孙，关葆益，董康，李盛铎，于右任，徐森玉、李根源等人，均从事墓志搜访。民国至建国前这段时期，墓志的整理与研究大致继承了清朝金石学研究的传统，虽然整理与研究并重，但整理仍多为个人所为，规模不大；研究也主要限于题跋，篇幅较小。这一时期，墓志的整理，大致可分为收藏、编目、出版三类。这一时期，有关墓志研究的论著，约有近百篇部，对于后人的墓志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论著主要有：罗振玉《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及《芒洛冢墓遗文》；于右任《鸳鸯七志藏石》；张钫《千唐志斋藏志》；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范寿铭《元氏志录》；顾燮光《梦碧簃石言》及《古志新目初编》；杨殿珣《石刻题跋索引》。
除以上列出的书目外，还有吴鼎昌《志石文录》及《续编》，收录它书不见的北朝墓志11方。张维《陇右金石录》，收录北周《石兰靖墓志》、《宇文广墓志铭》、《赵佳墓志》等。罗福颐《满州金石志》及《满州金石志别录》，收录北朝墓志15方。民国时期墓志的整理已成规模，研究也在跟进，有单篇墓志研究论文的刊行，如同氏《跋余朱敞父子墓志》，朱克卿、关百益、许平石等《跋魏元显魏铅志》，孙文青《魏元怀墓志跋》，等等。
四、建国后北朝墓志的出土整理与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基本纳上了科学的发展轨道，出土的南北朝墓志，绝大多数是通过正式考古发掘得到的，具有完整的发掘记录。这对于深入全面地研究这一时期的墓志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主要在河南境内，河北境内，陕西境内，陕西境内，山东境内等，传世墓志中还有些墓志出土的时间与地点不详，有待考证。
二十世纪中期以来，随着新的考古学科学研究方法的传入，呈现出从事著录、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的可喜之势。墓志的整理与研究较前取得长足进步，整理逐渐由单体向集体方向发展，给学界提供了更多的新资料。
墓志编目有：《北京市出土墓志目录》第一编，王壮弘、马成名《六朝墓志检要》，毛汉光《历代墓志铭拓片目录》，徐自强、王翼文、冀亚平（（（ }匕京图书馆藏墓志拓片目录》，荣丽华编辑，王世民校订《1949-1989四十年出土墓志目录》，汪小恒（（1990-1999新出汉魏南北朝墓志目录》。
墓志结集有：黄文弼《高昌砖集》，赵万里《集释》，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出土六朝墓志》，李希泌《曲石精庐藏唐墓志》，许宝驯、王壮弘《北魏墓志百种》，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阳地区文管处《千唐志斋藏志》上下，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一百册，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文物出版社《中国金石集萃》，朱亮《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赵君平《邝洛碑志三百种》等等。
总结：1、将北朝墓志的出土著录及研究情况，按清代以前、清代、民国时期、建国后四个时段，从墓志出土的地理分布以及著录与研究的重要学者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研究，使之脉络清晰，认识全面。
2、新中國成立后，考古工作逐步纳上了科学的发展轨道。出土的南北朝墓志，绝大多数是通过正式考古发掘得到的，具有完整的发掘记录。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墓志的整理与研究较前取得长足进步采取综合角度，如出版图录、编写发掘报告、整理专题报告和综合性研究等，给学界提出了更多的新课题，极大地推进了墓志研究的深入与提高。作者在搜集、梳理墓志整理与研究出版的论文、专著方面，做到了全面、详实，弥补以往资料不足之状况。
参考文献：
[1]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2]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3]王涎：《金石萃编》，北京：中国书店出版，1985年影印本。
[4]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希古楼刻本。
[5]罗振玉：《雪堂金石文字跋尾》，永丰乡人稿刻本。
[6]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時地记》，洛阳：大华书报供应社，1941年。
[7]叶昌炽：《语石》，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8]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