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有上过大学,也不知道什么是“院士”。她一生只学会写5个字,却被香港大学授予“荣誉院士”。她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只是44年如一日地为学生做饭、扫地。在颁奖台上,这位82岁的普通老太太被称作“以自己的生命影响大学堂仔的生命”,是“香港大学之宝”。
　　袁苏妹从没想过,在自己漫长的生命中,也有可能站在舞台中心。她被安排压轴出场。这一天与她同台领奖的,有汇丰银行曾经的行政总裁柯清辉、香港富豪李兆基的长子李家杰,以及曾获铜紫荆星章的资深大律师郭庆伟。
　　与这些政商名流相比,这位老人的履历显得异常单薄:学历,没读过小学,除了自己的姓名,她当时还不会写其他字;工作经历,从29岁到73岁,在香港大学的大学堂宿舍先后担任助理厨师和宿舍服务员等职。
　　香港大学学生事务长周伟立先用英语宣读了写给这位老人的赞辞,接着又以广东话再次致辞。直到此时,从未受过教育的袁苏妹才听懂,颁发院士的荣誉,是为了表彰她“对高等教育界作出独特的贡献,以自己的生命影响大学堂仔的生命”。
　　如果不是那一身黑绒红边的院士袍,她看上去实在是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太太。她走路很慢,弓着背,一副典型的老态龙钟的模样。然而在港大人眼里,这个矮小的女人形象“高大”得近乎“一个传奇”。
　　有人开始称她为“我们的院士”,但她显然更喜欢另外一个称呼——“三嫂”。因为丈夫在兄弟中排行第三,三嫂这个称谓被港大人称呼了半个多世纪。
　　“三嫂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很多宿舍旧生都会满怀深情地说出这句话。男孩子总会向她倾诉自己的苦闷,诸如不知道如何讨女友欢心之类。女孩子也会找到三嫂,抱怨男孩子“只顾读书,对她不够好”。多数时候,三嫂只是耐心地听完故事,说一些再朴素不过的道理,“珍惜眼前人”,或是请他们喝瓶可乐,“将不开心的事忘掉”,等等。每年毕业时分,都会有很多穿着学士袍的学生特意跑来与她合影留念。
　　自从上世纪70年代安装心脏起搏器以来,三嫂再也无法继续在厨房工作了,这位已经是5个孩子的母亲从此转做清洁工。男生们历来喜欢在饭堂开派对,每每狂欢到凌晨两三点,尽管早就过了三嫂的下班时间,但她总是等到派对结束,再独自进去清理地板上的啤酒、零食和污渍。
　　尽管竭尽全力工作,三嫂一家当时的生活仍然十分拮据。她因不舍得花钱坐巴士,有时竟会提着40只鸡从街市一路走回山上的大学堂。
　　眼下,她最害怕自己患上老年痴呆症,担心不能像现在一样,“记得每一个宿舍旧生的名字”。直到今天,每次受邀参加旧生聚会,就算有人已经移民十几年刚刚回港,她也能一下叫出那人的名字。
　　“这个是大律师,这个是做生意的,这个是眼科医生。”翻开相簿,她就像介绍自己的孩子一样介绍这些学生。她甚至记得一名只在大学堂住过3个月的北京教授,对方曾邀请她一起“打太极拳”,她“怪不好意思地”拒绝了。
　　这位从没摸过教材的老人,压根儿不曾想到,自己会成为大学堂“迎新教材”的一部分。在名为“宿舍历史”的课程中,每年新生都要学习宿舍之歌:“大学堂有三宝,旋转铜梯、四不像雕塑和三嫂。”
　　更特别的荣誉出现在2009年6月。一天,三嫂突然收到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寄给她的信,邀请其“接纳香港大学之名誉大学院士衔”。“我相信三嫂是没有争议的。”这位提名者说。事实证明,三嫂的提名“全票通过”。
　　3个月后,“不知道院士是什么”的袁苏妹前去参加典礼,坐在面对600多人的台上,她一直试图记住前面的人“走哪条路、何时戴帽、怎样行礼”,生怕“忘记了整个程序”。
　　她坦承,直到走上台前,“袍子里面的腿一直在抖”。直到听到周伟立提到她曾经因为逃难而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时,她感到一阵“辛酸”,最后“糊里糊涂地”接受了副校监的颁授。
　　大学堂旧生会为庆祝她荣获荣誉院士衔,特意在饭店里摆了30桌酒席,300多个旧生到场祝贺。而她能回赠的,只是一张张自制的、只有手掌般大小的卡片。由她口述、女儿打印的祝福文字,每一字都再普通不過:“读书口既,学业进步!”“做工口既,步步高升!”“做生意口既,生意兴隆!”“揸车、坐车口既,出入平安。”
　　只是,这个本来只会写自己名字的“院士”,足足用了两天时间又学写了两个新字。她一笔一画、签了300多张感谢卡——“三嫂”。
　　
　　 摘自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