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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老玩法”③
传统中国文人，见与识并重，知与行合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先秦诸子周游列国，孔子学徒和墨家传人，喜欢在行走中游学传道；唐玄奘跋山涉水用千山万水带来宗教意识改革；马可·波罗到了中国才有了文化沟通；郑和下西洋开拓了疆域认知和文明火种，丝绸之路上的商旅改变了商业、文化、种植、生产、生活……
行走是中国传统中重要的一种“玩法”，行走不单单是旅行探险，不止是徐霞客的游记，是精神的流浪，文化的苦旅。
（本专题38-41页）
孔子：“丧家犬”们的文化祠堂
孔子等诸子百家是中国文化大儒里最爱游走的一族，他们的流浪并不仅仅意味着割裂与离失；还可能是冒险者的进阶游戏，是生产力与制造的起源，文化的薪火相传。
孔子最后的二十年中，周游列国却处处碰壁，曾自嘲说“如丧家之犬”。根据学者考证，孔子周游列国，从公元前497年（鲁定公十三年）到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共十四年。
孔子很仓促地带着几十名学生出行，当时周游的有卫、曹、宋、郑、陈、蔡、楚诸国。首先抵达卫国，卫灵公厚待之，但不让其过问政事，孔子主张“德政”，他很想通过卫国实行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卫灵公对此毫无兴趣，倒是向孔子请教如何用兵打仗的事，孔子很失望的离开。
孔子至陈国，也并未参与政事。孔子64岁时，又到卫国再次受到很高的礼遇，但同样没有实际职位。无奈之下于公元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回到鲁国，时年六十八岁。其间受了“匡人拘禁”，若“丧家之狗”的讥讽，以及狼狈不堪的“陈蔡绝粮”。
虽然一生忧患中流浪漂泊，奔波劳累，并未完成自己的治国梦想，但旅途中孔子的思想、言论却得以最广泛、最大范围的传播。楚狂接舆、子路问孔子、小儿辩日等等诸多经典典故就发生在孔子与学生的流浪路上，成就了历史上永恒的圣者图像。
除孔子之外，诸子百家“流浪去齐国”也成为一种时髦运动。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斗的政治局面，为拥有知识财富的“士”提供了活跃的舞台，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就是习惯上所说的“诸子百家”。
战国时代的齐国为了培养和延揽人才，在都城临淄设立了一座学校，因位于稷门之下，故称“稷下学宫”。由于学宫实行“不任职而论国事”的方针，因此学术氛围浓厚，学派林立并存，围绕天人关系、古今之变、礼法、义利等问题展开辩论，最盛时期的游学之士多达数千人。
至齐威王、齐宣王时代，稷下学宫的规模和成就达到顶峰，成为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荟萃的中心。战国时期的名士邹衍、淳于髡、慎到等都曾在此学习，孟子和荀子又曾在此任职，而荀子曾三度出任学宫的“祭酒”（学宫的最高领导人）。
从唐诗之路到郑和下西洋
中国传统的行走，分三条路线：商业、政治和文化。
丝绸之路发轫于汉鼎盛于唐，以通商为最初目的。寻找采访的波斯商人、汉人经营者通过冒险往返运输物资，但行走中，文化甚至文明却在商业中串联。从衣食住行的胡服、胡凳、胡食的传播到生活习惯、政治制度、诗歌艺术，统统互相影响、民族兼容。由汉室和亲的解忧公主到唐代的文成公主，由牧羊的苏武到卫青、霍去病，中原地区和西域地区的行走路上充满了各种元素：农业种植方法、战争和疆域确定、民族的冲突、游牧民族和农耕文明的文化交流、生产方式的优劣……敦煌石窟的画作、胡人的葡萄美酒、边塞诗人王昌龄……各种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浪漫传说纷纷由行走串联。
另一条行走的路线为文化。唐代诗人李白从闭塞的蜀道一路走到长安，走过终南山，诗歌豪迈清俊；安史之乱里的杜甫文化成就达到高峰；苏轼屡遭贬谪从赤壁到岭南却屡屡留下传世之作。
文化行走的高峰在“唐诗之路”。一个唐朝的秋天，在荆门的江上，一叶扁舟缓缓向东南驶来，天似乎也还带着寒意。但这位诗人却坐不住了。他来到船头，或捻须沉思，或浅斟低酌，舟子不解地问道：“先生是要到何处去？”诗人爽朗地一笑：“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这位诗人就是李白，他口中的剡中正是“唐诗之路”的一个重要据点上虞（即会稽）。
“唐诗之路”指从绍兴鉴湖、溯剡溪至上虞、新昌、嵊州直至天台一带。在唐一代共有278位诗人游历过。剡中之外，浙东最重要的“唐诗之路”是上虞。上虞远离杭州和宁波，早在上古时期，虞舜大帝为了躲避战乱南迁隐居于此，文武百官跟随而至。《晋书·王羲之传》所述：“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东晋的谢安隐居于会稽的东山，许询隐居会稽西山，名僧支遁则住在会稽郡内的剡山。一时间名士云集，海内瞩目。
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一群文人骚客，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李叔同等暂居于此。致使这里成了一片中国文人的乌托邦之地。
政治的行走则多为出使，维护和平，显示国威，征服小国，疆域确认。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武帝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张骞应募任使者，于建元二年出陇西。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奉派出使西域，率领300人组成的使团，每人备两匹马，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到了乌孙、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此后，汉朝派出的使者还到过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不断的长安访问和贸易从此兴盛，汉与西域的交通建立起来。
郑和下西游又堪称中国行走的奇迹，自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二十八年间，郑和率众七次远航。庞大的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组成的船队远航，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阿丹、天方（阿拉伯国家）、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海岸，红海、麦加（伊斯兰教圣地），并有可能到过今天的澳大利亚。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永乐皇帝朱棣宣扬国威的目的充分显现，并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连接，在航海技术和认知世界层面，远行重塑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思维观念。
当代困境：无山无水的尴尬境地
永和九年的一次聚会，成就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兰亭集序》，这也许是王羲之在微醺之时一挥而成，也许是他饱览了群山万水的轻灵之后的宣泄。无论如何，只有行走的不羁才有着如此意于笔端的畅意。
从谢晋到王羲之、李白、王维到明代的张岱、李渔，这些悠哉游哉的名士名僧们，出则渔弋山水，入则吟咏属文，挟妓乐优游山林……行走中才有了田园诗歌的恬淡、文人山水画的空灵、豪放派诗词的壮阔。
中国文人是依托于山水的，空谷幽然是中国文人的思想境界。对山水文化的重拾或许是一条出路。由此，才有那么多人用行走的方式去重新丈量我们的土地。
“你越描绘自己的国家，越意识到跟她的感情，情感是一点点凸显出来的。”作家许知远如此形容。
明代的旅行家徐霞客堪称把文人行走和山河情感发挥到极致。徐霞客，1587-1641年，明末人。《徐霞客游记》以日记体为主的中国地理名著。写有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等名山游记17篇和《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等著作，遗有60余万字游记资料。对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现象，均作详细记录。在作为旅游参考外，优美的文字，行走中对各地的居民生活、风俗人情、少数民族聚落分布、土司之间的战争兼并等等事情，多为正史稗官所不载，是一个时代历史学、民族学价值的体现。
一些知识分子齐齐聚于一处，喝酒，畅饮，山和水成为最为亲近的文字意念。当代作家余秋雨的畅销书《文化苦旅》、《行者无疆》统统期冀在行走中找到文脉，余光中则在异地找到乡愁，许知远通过行走写出《祖国的陌生人》、《一个游荡者的世界》，熊培云在一个村庄眼中看到中国。文人们或在历史转折的时候选择了乡间的民粹主义和平民精神或在路上重新寻找精神的参照体系。
文人与旅行的缘分，从来就是难解难分。在路上的意义不只是路，更在于行。行走是对自然、文化和存在状态的关怀，是一种极端的体验与欣赏，是精神呼吸的一种敞开，是思维的换位与跳跃，同时更是一种生命态度。“当代不是无山无水，是当代画家胸中没有丘壑，走不出自己的钢筋水泥。”乌镇的开发者之一陈丹青如此总结“山水之意和中国行走。”
传统中国文人，见与识并重，知与行合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先秦诸子周游列国，孔子学徒和墨家传人，喜欢在行走中游学传道；唐玄奘跋山涉水用千山万水带来宗教意识改革；马可·波罗到了中国才有了文化沟通；郑和下西洋开拓了疆域认知和文明火种，丝绸之路上的商旅改变了商业、文化、种植、生产、生活……
行走是中国传统中重要的一种“玩法”，行走不单单是旅行探险，不止是徐霞客的游记，是精神的流浪，文化的苦旅。
（本专题38-41页）
孔子：“丧家犬”们的文化祠堂
孔子等诸子百家是中国文化大儒里最爱游走的一族，他们的流浪并不仅仅意味着割裂与离失；还可能是冒险者的进阶游戏，是生产力与制造的起源，文化的薪火相传。
孔子最后的二十年中，周游列国却处处碰壁，曾自嘲说“如丧家之犬”。根据学者考证，孔子周游列国，从公元前497年（鲁定公十三年）到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共十四年。
孔子很仓促地带着几十名学生出行，当时周游的有卫、曹、宋、郑、陈、蔡、楚诸国。首先抵达卫国，卫灵公厚待之，但不让其过问政事，孔子主张“德政”，他很想通过卫国实行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卫灵公对此毫无兴趣，倒是向孔子请教如何用兵打仗的事，孔子很失望的离开。
孔子至陈国，也并未参与政事。孔子64岁时，又到卫国再次受到很高的礼遇，但同样没有实际职位。无奈之下于公元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回到鲁国，时年六十八岁。其间受了“匡人拘禁”，若“丧家之狗”的讥讽，以及狼狈不堪的“陈蔡绝粮”。
虽然一生忧患中流浪漂泊，奔波劳累，并未完成自己的治国梦想，但旅途中孔子的思想、言论却得以最广泛、最大范围的传播。楚狂接舆、子路问孔子、小儿辩日等等诸多经典典故就发生在孔子与学生的流浪路上，成就了历史上永恒的圣者图像。
除孔子之外，诸子百家“流浪去齐国”也成为一种时髦运动。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斗的政治局面，为拥有知识财富的“士”提供了活跃的舞台，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就是习惯上所说的“诸子百家”。
战国时代的齐国为了培养和延揽人才，在都城临淄设立了一座学校，因位于稷门之下，故称“稷下学宫”。由于学宫实行“不任职而论国事”的方针，因此学术氛围浓厚，学派林立并存，围绕天人关系、古今之变、礼法、义利等问题展开辩论，最盛时期的游学之士多达数千人。
至齐威王、齐宣王时代，稷下学宫的规模和成就达到顶峰，成为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荟萃的中心。战国时期的名士邹衍、淳于髡、慎到等都曾在此学习，孟子和荀子又曾在此任职，而荀子曾三度出任学宫的“祭酒”（学宫的最高领导人）。
从唐诗之路到郑和下西洋
中国传统的行走，分三条路线：商业、政治和文化。
丝绸之路发轫于汉鼎盛于唐，以通商为最初目的。寻找采访的波斯商人、汉人经营者通过冒险往返运输物资，但行走中，文化甚至文明却在商业中串联。从衣食住行的胡服、胡凳、胡食的传播到生活习惯、政治制度、诗歌艺术，统统互相影响、民族兼容。由汉室和亲的解忧公主到唐代的文成公主，由牧羊的苏武到卫青、霍去病，中原地区和西域地区的行走路上充满了各种元素：农业种植方法、战争和疆域确定、民族的冲突、游牧民族和农耕文明的文化交流、生产方式的优劣……敦煌石窟的画作、胡人的葡萄美酒、边塞诗人王昌龄……各种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浪漫传说纷纷由行走串联。
另一条行走的路线为文化。唐代诗人李白从闭塞的蜀道一路走到长安，走过终南山，诗歌豪迈清俊；安史之乱里的杜甫文化成就达到高峰；苏轼屡遭贬谪从赤壁到岭南却屡屡留下传世之作。
文化行走的高峰在“唐诗之路”。一个唐朝的秋天，在荆门的江上，一叶扁舟缓缓向东南驶来，天似乎也还带着寒意。但这位诗人却坐不住了。他来到船头，或捻须沉思，或浅斟低酌，舟子不解地问道：“先生是要到何处去？”诗人爽朗地一笑：“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这位诗人就是李白，他口中的剡中正是“唐诗之路”的一个重要据点上虞（即会稽）。
“唐诗之路”指从绍兴鉴湖、溯剡溪至上虞、新昌、嵊州直至天台一带。在唐一代共有278位诗人游历过。剡中之外，浙东最重要的“唐诗之路”是上虞。上虞远离杭州和宁波，早在上古时期，虞舜大帝为了躲避战乱南迁隐居于此，文武百官跟随而至。《晋书·王羲之传》所述：“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东晋的谢安隐居于会稽的东山，许询隐居会稽西山，名僧支遁则住在会稽郡内的剡山。一时间名士云集，海内瞩目。
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一群文人骚客，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李叔同等暂居于此。致使这里成了一片中国文人的乌托邦之地。
政治的行走则多为出使，维护和平，显示国威，征服小国，疆域确认。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武帝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张骞应募任使者，于建元二年出陇西。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奉派出使西域，率领300人组成的使团，每人备两匹马，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到了乌孙、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此后，汉朝派出的使者还到过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不断的长安访问和贸易从此兴盛，汉与西域的交通建立起来。
郑和下西游又堪称中国行走的奇迹，自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二十八年间，郑和率众七次远航。庞大的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组成的船队远航，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阿丹、天方（阿拉伯国家）、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海岸，红海、麦加（伊斯兰教圣地），并有可能到过今天的澳大利亚。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永乐皇帝朱棣宣扬国威的目的充分显现，并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连接，在航海技术和认知世界层面，远行重塑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思维观念。
当代困境：无山无水的尴尬境地
永和九年的一次聚会，成就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兰亭集序》，这也许是王羲之在微醺之时一挥而成，也许是他饱览了群山万水的轻灵之后的宣泄。无论如何，只有行走的不羁才有着如此意于笔端的畅意。
从谢晋到王羲之、李白、王维到明代的张岱、李渔，这些悠哉游哉的名士名僧们，出则渔弋山水，入则吟咏属文，挟妓乐优游山林……行走中才有了田园诗歌的恬淡、文人山水画的空灵、豪放派诗词的壮阔。
中国文人是依托于山水的，空谷幽然是中国文人的思想境界。对山水文化的重拾或许是一条出路。由此，才有那么多人用行走的方式去重新丈量我们的土地。
“你越描绘自己的国家，越意识到跟她的感情，情感是一点点凸显出来的。”作家许知远如此形容。
明代的旅行家徐霞客堪称把文人行走和山河情感发挥到极致。徐霞客，1587-1641年，明末人。《徐霞客游记》以日记体为主的中国地理名著。写有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等名山游记17篇和《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等著作，遗有60余万字游记资料。对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现象，均作详细记录。在作为旅游参考外，优美的文字，行走中对各地的居民生活、风俗人情、少数民族聚落分布、土司之间的战争兼并等等事情，多为正史稗官所不载，是一个时代历史学、民族学价值的体现。
一些知识分子齐齐聚于一处，喝酒，畅饮，山和水成为最为亲近的文字意念。当代作家余秋雨的畅销书《文化苦旅》、《行者无疆》统统期冀在行走中找到文脉，余光中则在异地找到乡愁，许知远通过行走写出《祖国的陌生人》、《一个游荡者的世界》，熊培云在一个村庄眼中看到中国。文人们或在历史转折的时候选择了乡间的民粹主义和平民精神或在路上重新寻找精神的参照体系。
文人与旅行的缘分，从来就是难解难分。在路上的意义不只是路，更在于行。行走是对自然、文化和存在状态的关怀，是一种极端的体验与欣赏，是精神呼吸的一种敞开，是思维的换位与跳跃，同时更是一种生命态度。“当代不是无山无水，是当代画家胸中没有丘壑，走不出自己的钢筋水泥。”乌镇的开发者之一陈丹青如此总结“山水之意和中国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