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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亚洲货币与金融一体化一直是目前国际经济理论界关注的前沿问题。近年来,随着亚洲各国经济体制的变革,区内经济的合作与政策协调的强化更加突出,外部经济的变动和金融环境的改善更加明显,对亚洲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的相关研究也显得更加重要。本文试图从亚洲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的理论出发,分析当前亚洲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的现状,总结亚洲货币与金融合作的具体模式,最后提出相应建议并对有关文献进行了回顾和梳理。
关键词:亚洲;货币;金融;一体化
一、亚洲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的理论基础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
最优货币区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的激烈争论中,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Mundel,1961)最早对最优货币区概念进行了阐述。他认为,要使弹性汇率更好地发挥作用,就必须放弃各国的国家货币,转而采用区域性货币。当要素在某一区域内能够自由流动,而对其他区域不能流动时,具有要素流动性的区域,就适合建立一个货币区。这种货币区就是所谓“最优货币区”。此后,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Mckinnon,1963)、伊拉格姆(Ingram,1969)、凯南(Kenen,1969)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总而言之,最优货币区实际是指由一些彼此间经济比较开放,商品、劳动力、资本流动比较自由,经济发展水平和通货膨胀率较为接近,经济政策比较协调的地区所组成的独立货币区。
(二)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一体化
20世纪70年代后,欧共体开始走向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经济理论界对最优货币区讨论的重点也由建立它的前提条件逐渐转移到它的成本和收益上。Krugman(1990)以欧盟和芬兰为例,分析了芬兰加入欧盟的成本和收益曲线,得出了著名的GG-LL模型。通过GG-LL模型,可以判断一国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其加入货币联盟的影响。但是Krugman的GG曲线和LL曲线只是一个理论的抽象概念,不可能描绘出一国加入货币联盟的GG曲线和LL曲线的准确位置,也就不可能准确判断其加入货币联盟的临界点。Obstfeld和Rogoff(1996)对货币联盟的成本收益分析进行了总结,并给出了具体的成本收益清单,为我们判断一国是否加入货币联盟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框架。
(三)基于博弈论的一体化
在国际货币合作分析中引入博弈论工具的代表人物是滨田宏一(Hamada)。滨田宏一(1985)用博弈论直观地说明了两国条件下的政策协调过程,分析表明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将有助于改进联盟国的福利。岳华、楼当(2005)将双方博弈原理推广到亚洲各国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的成本收益决策过程,分析认为亚洲各国与地区若要达到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目标,还必须致力于相关的制度性建设,才能在最优路径上实现区域货币与金融一体化。此外,蒋序怀(2004)运用博弈方法对货币合作进行了诠释,并通过Hamada理论对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进行了阐述。
二、亚洲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的现状分析
(一)有利条件
1、地区经济开放度较高
经济开放度可以用进出口总值/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我们以2008年作为分析年度,考查亚洲各国贸易、金融和投资这三方面的开放度,可以看出中国香港、新加坡是地区性的贸易和金融中心,对外综合开放度很高,尤其是金融开放程度;中国大陆、日本、韩国这三个大国综合开放度较低;而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则位于中间,虽然经济开放度差异较大,但是平均亚洲各国平均综合度为165.4,高于欧元区的平均综合度60.67,这说明亚洲地区各国的经济开放度较高,对汇率的波动很敏感,应该组成一个共同货币区,成员内部实行固定汇率或者单一货币。
2、经济互补性强,依存度高
亚洲地区各国之间有较强的互补性,日本作为亚洲地区的经济强国,是该地区资本和高新技术产品的供给者,也是能源和原材料的重要消费市场;“亚洲四小龙”是该地区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的重要供应者,同时也是资金的供应者;中国和东盟各国则是原材料和能源的主要供给者,也是重要的投资市场和高新技术产品的消费市场。此外,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亚洲各国和同区域内各国之间的依存度显著上升,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之间贸易结合度上升更加明显,而各国同美国之间的依存度普遍降低,中国、韩国、日本之间的贸易结合度也大幅度提高。在此背景下,亚洲各国彼此间结成货币联盟,相互之间把汇率固定下来,将会给整个区域的贸易带来巨大的利益。
(二)不利条件
1、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低
由于自然失业率的存在和人们心理预期的作用,从长期来看,通胀率和失业率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也就是说政府无法选择一个通胀率和失业率的最优点,但是短期内,通胀率和失业率之间有明显的此消彼长关系。当货币区为了维持物价和单一货币币值的稳定而实行较低的通胀率时,高通货膨胀率的国家加入货币区后会在短期内出现失业率上升,造成内部的经济失衡,这就是加入货币区的主要成本之一。亚洲地区各国的通胀率水平差异较大,就目前来看,中国、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泰国、韩国、马来西亚较低;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通胀率较高。通过比较,尽管亚洲通胀率的均值要比欧洲低,但标准差明显比欧洲高,因此从通胀率相似方面看,组建亚洲货币区的成本较大。
2、政治方面的障碍
欧洲一体化的进程首先发端于二战后的政治决心,政治领导们相信,区域内合作可以成为避免另一场战争的途径,但亚洲的情况却非如此。由于历史原因,亚洲各国和地区在一体化方面一直存在分歧,包括战争积怨、文化传统、领土纠纷等等,各国民族主义浓厚,主权意识较强,缺乏推动区域货币一体化的核心国家。日本虽然是亚洲经济上最强的国家,但是至今也不承认当年的侵略历史,拒绝向遭受其侵略的国家道歉,使得亚洲各国对日本难以信任。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有着相当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在东南亚危机中始终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还有待加强。所以,近期成功的亚洲经济合作呈现出小国主导大国参与的特点,尽管这样更符合亚洲地区的当前实际,但是推动一体化进程的力量明显不足。
三、亚洲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的模式选择
(一)主导货币区域化
指在政府法定或者私人部门的选择下,逐渐地把已有的货币锁定为货币锚,并取得区域货币的地位。对于亚洲而言,主要是把货币锚定为区外货币的美元模式和把货币锚定为区内货币的日元模式。
1、美元模式
主要是指亚洲各国共同盯住美元或者以美元建立目标区。基于美元长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地使用,并且具有完善的货币市场便于政府干预,实行美元模式可以提供一个明确的名义锚以减少因汇率波动而导致的金融不稳定。同时,亚洲各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贸易和外资,而外资又多以美元计价,因此为了稳定外部环境,这些国家货币在不同程度上盯住美元以吸引外资,这样既能减少改变汇率制度的成本,又提供了足够的透明度。
2、日元模式
日本作为区域内最大的经济实体,也是最早提出并研究亚洲货币一体化的国家。日元模式的特点是把货币锚确立在区内,将日元作为亚洲的货币锚。其思路主要是参考欧洲货币联盟的确立过程,以区内的强势硬通货——德国马克建立货币锚。由于该货币锚是区内货币,便于和区内国家及时协商和监管,形成较稳定的汇率平价,也可以及时干预。
(二)单一货币联盟
以欧洲货币联盟为代表,其演变路程经历了从欧洲汇率机制到欧元的过程,即欧元模式。亚洲在货币一体化进程中可以模仿欧洲货币体系的形成,确立亚洲货币体系。在确立货币体系的初始阶段,重点就是确定亚洲货币单位。与欧洲货币单位不同的是亚洲货币单位还应包括区外的主要货币,如美元、欧元等。然后以虚拟的亚洲货币单位为货币锚作为确定成员国之间的中心汇率标准、计算汇率波动幅度指示器等,最后再确定稳定汇率机制,如平价网体系和篮子汇价体系。这种亚洲货币单位由区内和区外主要货币共同构成的货币篮子和以此建立固定比价关系的混合货币锚,这样可以使区内货币同区外货币的汇价稳定以及区内货币之间的汇率稳定,同时又兼顾了区内各国的利益,与亚洲整体对外依存度较高的特点相适应。
(三)多重货币联盟
主要是指联盟内存在多个货币锚,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货币有选择地与之锁定,也可被视为向更为彻底的单一货币联盟发展的中间阶段。
四、亚洲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的政策建议
(一)加强亚洲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力度
亚洲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较快,特别是中国与东盟,以及大媚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努力推动其他次区域经济合作,逐步实现次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亚洲区域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的正常运行提供稳定的基础。虽然亚洲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不同层次,但是同一层次的国家可以先进行次区域货币合作,特别是经济结构相似、经济政策相互协调较容易的国家,他们在贸易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政策等方面的矛盾也不尖锐,这就有益于亚洲货币合作机制的正常运行。但是次区域货币与金融一体化也不要急于求成,如果时机不成熟,盲目追求合作成果,对亚洲货币与金融一体化进程反而不利。
(二)促进亚洲各国相互信任,消除政治障碍
亚洲各国应该记住历史,更应该超越历史。从现实和未来的根本利益出发,各国应该加强相互的信任,而围绕历史问题的争论,不应该影响区域经济合作的实现。历史与现实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与历史相比,现实与未来应该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特别是亚洲货币与金融合作方面,各国之间可以找到许多共同的语言。所以亚洲各国应该放弃前嫌,加强亚洲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机制建设。另外,亚洲地区还要倡导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为了推进亚洲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机制的建立,防止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与协调的失败,同时也是出于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亚洲各国应积极倡导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既为做出并认真履行协调承诺的区内成员争取应有的利益保障,又能够对那些不认真履约或不希望承担责任的成员实施必要的惩罚或约束。
(三)发挥中国在亚洲货币与金融一体化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是一个部门齐全、经济多样化的大国。随着经济对外依存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对亚洲地区经济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事实上,2008年,亚洲经济体对中国的出口已经占到总出口的14.5%。同一时期,亚洲经济体对日本的出口从占总出口的13.5%下降到9.8%,这反映出中国经济日益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稳定器。此外,中国又是亚洲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其整体经济规模和巨大的国内市场使中国在亚洲以至世界舞台上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因此,中国今后在亚洲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的进程中应当起到一个大国的领导作用,使亚洲货币与金融一体化朝着有利于中国和其他成员国的方向发展。
(四)以自由贸易区推动亚洲货币与金融一体化进程
从现阶段亚洲TFA的发展状况看,亚洲的FTA可细分为“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华自由贸易区”、“日韩自由贸易区”三个次区域。亚洲次区域TFA的构建,加强和促进了次区域内的货币融合与金融合作。随着三个次区域自由贸易的发展和扩张,不久的将来将会形成东盟10国加中日韩的“东亚自由贸易区”,伴随着东亚自由贸易的次区域合作到全区域合作的强力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会不断加深,从而不可避免地推进区域内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的进程。亚洲次区域自由贸易的发展以及以此推动的货币金融合作,会将十几种货币整合为若干个货币,而整个亚洲自由贸易区的形成以及由此推动的货币合作,则会使这若干个货币统一为单一的亚洲货币。这种以TFA推动的货币一体化,会使各经济主体间的差异缩小,货币一体化的难度降低,从而促进亚元的诞生。
参考文献:
[1]朱芳,最优货币区理论:欧元的启示和东亚货币区的设想[J],南方金融,2003(7).
[2]余永定,亚洲金融合作:背景、最新进展与发展前景[J],国际金融研究,2002(2).
[3]郭定平,东亚发展模式[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4]戴金平,东亚的货币金融合作的政治经济基础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4(3).
关键词:亚洲;货币;金融;一体化
一、亚洲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的理论基础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
最优货币区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的激烈争论中,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Mundel,1961)最早对最优货币区概念进行了阐述。他认为,要使弹性汇率更好地发挥作用,就必须放弃各国的国家货币,转而采用区域性货币。当要素在某一区域内能够自由流动,而对其他区域不能流动时,具有要素流动性的区域,就适合建立一个货币区。这种货币区就是所谓“最优货币区”。此后,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Mckinnon,1963)、伊拉格姆(Ingram,1969)、凯南(Kenen,1969)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总而言之,最优货币区实际是指由一些彼此间经济比较开放,商品、劳动力、资本流动比较自由,经济发展水平和通货膨胀率较为接近,经济政策比较协调的地区所组成的独立货币区。
(二)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一体化
20世纪70年代后,欧共体开始走向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经济理论界对最优货币区讨论的重点也由建立它的前提条件逐渐转移到它的成本和收益上。Krugman(1990)以欧盟和芬兰为例,分析了芬兰加入欧盟的成本和收益曲线,得出了著名的GG-LL模型。通过GG-LL模型,可以判断一国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其加入货币联盟的影响。但是Krugman的GG曲线和LL曲线只是一个理论的抽象概念,不可能描绘出一国加入货币联盟的GG曲线和LL曲线的准确位置,也就不可能准确判断其加入货币联盟的临界点。Obstfeld和Rogoff(1996)对货币联盟的成本收益分析进行了总结,并给出了具体的成本收益清单,为我们判断一国是否加入货币联盟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框架。
(三)基于博弈论的一体化
在国际货币合作分析中引入博弈论工具的代表人物是滨田宏一(Hamada)。滨田宏一(1985)用博弈论直观地说明了两国条件下的政策协调过程,分析表明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将有助于改进联盟国的福利。岳华、楼当(2005)将双方博弈原理推广到亚洲各国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的成本收益决策过程,分析认为亚洲各国与地区若要达到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目标,还必须致力于相关的制度性建设,才能在最优路径上实现区域货币与金融一体化。此外,蒋序怀(2004)运用博弈方法对货币合作进行了诠释,并通过Hamada理论对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进行了阐述。
二、亚洲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的现状分析
(一)有利条件
1、地区经济开放度较高
经济开放度可以用进出口总值/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我们以2008年作为分析年度,考查亚洲各国贸易、金融和投资这三方面的开放度,可以看出中国香港、新加坡是地区性的贸易和金融中心,对外综合开放度很高,尤其是金融开放程度;中国大陆、日本、韩国这三个大国综合开放度较低;而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则位于中间,虽然经济开放度差异较大,但是平均亚洲各国平均综合度为165.4,高于欧元区的平均综合度60.67,这说明亚洲地区各国的经济开放度较高,对汇率的波动很敏感,应该组成一个共同货币区,成员内部实行固定汇率或者单一货币。
2、经济互补性强,依存度高
亚洲地区各国之间有较强的互补性,日本作为亚洲地区的经济强国,是该地区资本和高新技术产品的供给者,也是能源和原材料的重要消费市场;“亚洲四小龙”是该地区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的重要供应者,同时也是资金的供应者;中国和东盟各国则是原材料和能源的主要供给者,也是重要的投资市场和高新技术产品的消费市场。此外,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亚洲各国和同区域内各国之间的依存度显著上升,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之间贸易结合度上升更加明显,而各国同美国之间的依存度普遍降低,中国、韩国、日本之间的贸易结合度也大幅度提高。在此背景下,亚洲各国彼此间结成货币联盟,相互之间把汇率固定下来,将会给整个区域的贸易带来巨大的利益。
(二)不利条件
1、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低
由于自然失业率的存在和人们心理预期的作用,从长期来看,通胀率和失业率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也就是说政府无法选择一个通胀率和失业率的最优点,但是短期内,通胀率和失业率之间有明显的此消彼长关系。当货币区为了维持物价和单一货币币值的稳定而实行较低的通胀率时,高通货膨胀率的国家加入货币区后会在短期内出现失业率上升,造成内部的经济失衡,这就是加入货币区的主要成本之一。亚洲地区各国的通胀率水平差异较大,就目前来看,中国、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泰国、韩国、马来西亚较低;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通胀率较高。通过比较,尽管亚洲通胀率的均值要比欧洲低,但标准差明显比欧洲高,因此从通胀率相似方面看,组建亚洲货币区的成本较大。
2、政治方面的障碍
欧洲一体化的进程首先发端于二战后的政治决心,政治领导们相信,区域内合作可以成为避免另一场战争的途径,但亚洲的情况却非如此。由于历史原因,亚洲各国和地区在一体化方面一直存在分歧,包括战争积怨、文化传统、领土纠纷等等,各国民族主义浓厚,主权意识较强,缺乏推动区域货币一体化的核心国家。日本虽然是亚洲经济上最强的国家,但是至今也不承认当年的侵略历史,拒绝向遭受其侵略的国家道歉,使得亚洲各国对日本难以信任。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有着相当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在东南亚危机中始终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还有待加强。所以,近期成功的亚洲经济合作呈现出小国主导大国参与的特点,尽管这样更符合亚洲地区的当前实际,但是推动一体化进程的力量明显不足。
三、亚洲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的模式选择
(一)主导货币区域化
指在政府法定或者私人部门的选择下,逐渐地把已有的货币锁定为货币锚,并取得区域货币的地位。对于亚洲而言,主要是把货币锚定为区外货币的美元模式和把货币锚定为区内货币的日元模式。
1、美元模式
主要是指亚洲各国共同盯住美元或者以美元建立目标区。基于美元长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地使用,并且具有完善的货币市场便于政府干预,实行美元模式可以提供一个明确的名义锚以减少因汇率波动而导致的金融不稳定。同时,亚洲各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贸易和外资,而外资又多以美元计价,因此为了稳定外部环境,这些国家货币在不同程度上盯住美元以吸引外资,这样既能减少改变汇率制度的成本,又提供了足够的透明度。
2、日元模式
日本作为区域内最大的经济实体,也是最早提出并研究亚洲货币一体化的国家。日元模式的特点是把货币锚确立在区内,将日元作为亚洲的货币锚。其思路主要是参考欧洲货币联盟的确立过程,以区内的强势硬通货——德国马克建立货币锚。由于该货币锚是区内货币,便于和区内国家及时协商和监管,形成较稳定的汇率平价,也可以及时干预。
(二)单一货币联盟
以欧洲货币联盟为代表,其演变路程经历了从欧洲汇率机制到欧元的过程,即欧元模式。亚洲在货币一体化进程中可以模仿欧洲货币体系的形成,确立亚洲货币体系。在确立货币体系的初始阶段,重点就是确定亚洲货币单位。与欧洲货币单位不同的是亚洲货币单位还应包括区外的主要货币,如美元、欧元等。然后以虚拟的亚洲货币单位为货币锚作为确定成员国之间的中心汇率标准、计算汇率波动幅度指示器等,最后再确定稳定汇率机制,如平价网体系和篮子汇价体系。这种亚洲货币单位由区内和区外主要货币共同构成的货币篮子和以此建立固定比价关系的混合货币锚,这样可以使区内货币同区外货币的汇价稳定以及区内货币之间的汇率稳定,同时又兼顾了区内各国的利益,与亚洲整体对外依存度较高的特点相适应。
(三)多重货币联盟
主要是指联盟内存在多个货币锚,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货币有选择地与之锁定,也可被视为向更为彻底的单一货币联盟发展的中间阶段。
四、亚洲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的政策建议
(一)加强亚洲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力度
亚洲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较快,特别是中国与东盟,以及大媚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努力推动其他次区域经济合作,逐步实现次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亚洲区域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的正常运行提供稳定的基础。虽然亚洲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不同层次,但是同一层次的国家可以先进行次区域货币合作,特别是经济结构相似、经济政策相互协调较容易的国家,他们在贸易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政策等方面的矛盾也不尖锐,这就有益于亚洲货币合作机制的正常运行。但是次区域货币与金融一体化也不要急于求成,如果时机不成熟,盲目追求合作成果,对亚洲货币与金融一体化进程反而不利。
(二)促进亚洲各国相互信任,消除政治障碍
亚洲各国应该记住历史,更应该超越历史。从现实和未来的根本利益出发,各国应该加强相互的信任,而围绕历史问题的争论,不应该影响区域经济合作的实现。历史与现实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与历史相比,现实与未来应该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特别是亚洲货币与金融合作方面,各国之间可以找到许多共同的语言。所以亚洲各国应该放弃前嫌,加强亚洲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机制建设。另外,亚洲地区还要倡导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为了推进亚洲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机制的建立,防止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与协调的失败,同时也是出于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亚洲各国应积极倡导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既为做出并认真履行协调承诺的区内成员争取应有的利益保障,又能够对那些不认真履约或不希望承担责任的成员实施必要的惩罚或约束。
(三)发挥中国在亚洲货币与金融一体化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是一个部门齐全、经济多样化的大国。随着经济对外依存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对亚洲地区经济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事实上,2008年,亚洲经济体对中国的出口已经占到总出口的14.5%。同一时期,亚洲经济体对日本的出口从占总出口的13.5%下降到9.8%,这反映出中国经济日益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稳定器。此外,中国又是亚洲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其整体经济规模和巨大的国内市场使中国在亚洲以至世界舞台上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因此,中国今后在亚洲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的进程中应当起到一个大国的领导作用,使亚洲货币与金融一体化朝着有利于中国和其他成员国的方向发展。
(四)以自由贸易区推动亚洲货币与金融一体化进程
从现阶段亚洲TFA的发展状况看,亚洲的FTA可细分为“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华自由贸易区”、“日韩自由贸易区”三个次区域。亚洲次区域TFA的构建,加强和促进了次区域内的货币融合与金融合作。随着三个次区域自由贸易的发展和扩张,不久的将来将会形成东盟10国加中日韩的“东亚自由贸易区”,伴随着东亚自由贸易的次区域合作到全区域合作的强力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会不断加深,从而不可避免地推进区域内货币与金融一体化的进程。亚洲次区域自由贸易的发展以及以此推动的货币金融合作,会将十几种货币整合为若干个货币,而整个亚洲自由贸易区的形成以及由此推动的货币合作,则会使这若干个货币统一为单一的亚洲货币。这种以TFA推动的货币一体化,会使各经济主体间的差异缩小,货币一体化的难度降低,从而促进亚元的诞生。
参考文献:
[1]朱芳,最优货币区理论:欧元的启示和东亚货币区的设想[J],南方金融,2003(7).
[2]余永定,亚洲金融合作:背景、最新进展与发展前景[J],国际金融研究,2002(2).
[3]郭定平,东亚发展模式[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4]戴金平,东亚的货币金融合作的政治经济基础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