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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蔡元培用进化论的观点历数中西文化的发展变化，胡适也深入分析了白话文的演变，在文学的工具上，他们二人都借用外来的思想推动新文学的发展。在更实质的文学内容上，“五四”新文学仍然秉持传统“载道”的观念，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但它也蕴含着的危机。作为一种调和，周作人提出了“载道”与“言志”相互循环的文学观。对“言志”的进一步拓展，便是一种人性本位的文学观。
【关键词】：文学史观;进化论;载道;言志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导言集》（以下简称《大系导言集》）的作者们都是“五四”时代的健将，作为新文学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们对“五四”新文学最应有发言的权利。是到了三十年代，“五四”落潮已久，中国文学进入完全不同的一页，当时的健将们，经过十几年的思索，对这一时期的文学也都有新的观念和较稳定的态度。《大系导言集》生逢其时，具体生动地录写了一代知识分子对自己一手缔造的新文学的看法，显得弥足珍贵。在《大系导言集》中，多数的作者，如鲁迅、矛盾、郁达夫、朱自清等，都只就事论事，写小说或散文，都为规定的内容。也有几位作者，除了写自己份内的任务，还借此机会表达了个人的文学观念，如胡适和周作人等。
《大系导言集》的《总序》由蔡元培执笔，他从欧洲近代复兴谈起，然后历数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并且详细解说了中国自“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在《总序》中，蔡元培用进化论的学说为“五四”新文化摇旗呐喊，“为什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文学上？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1]并对新文学提出了希望，“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各国的百年，所以对于第一个十年先作一总审查，使吾人有一鉴既往而策将来，希望第二个十年与第三个十年时，有中国的拉飞儿与中国的莎士比亚等，应运而生。” [2]胡适在《建设理论集》的导言中深入细致地分析白话文的发展变化，他把文言和白话统一归为文学的表现工具：一个是僵化了的死文学（文言文），一个是由民间兴起的生动的活文学（白话文），而文学革命运动主要是白话文运动。在这里，胡适也认为白话文的胜利是白话文学演进的结果。从整体上而言，在《大系导言集》的《总序》和《建设理论集》中，蔡元培和胡适都是用进化论的文学观来推演新文学的发展，而实际上，《大系导言集》的几位作者或多或少都受到进化论的影响。郑伯奇说：“人类文化的进步，是将以前已经通过了的进化过程反复一番而后前进的。” [3]郑振铎在早期研究中国文学的过程中，也用的进化论的学说，同样，鲁迅和周作人早年也受到进化论的影响。
胡适在《建设理论集》提出文学运动的两个理论，一个是“活的文学”，即提倡白话文，另一个借用周作人的说法，即“人的文学”。但胡适在《建设理论集》中的大部分内容都在讨论白话文运动，在文学的内容方面，他的分析很少，既不深入，更无新的建树，这可以说是他文章的一个缺陷。实际上，对“五四”新文学来说，文学内容方面的变革比工具更加重要，影响也更为宽广和深远。胡适没有用进化论对新文学的内容进行深入阐释，这是他个人的局限，胡适本人只作為白话文的积极倡导者，在文学上也只是注重宣扬某种理论。
汪晖在他的文章《预言与危机》中说：“尽管新文化人物在‘研究问题’时发表了不少精辟的分析性意见，但在基本上，‘价值’判断的意义远胜于对问题的‘结构分析’。所以胡适说：‘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 [4]。进化论在“五四”文学中不是作为具体的理论和指导思想，而是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存在的，“五四”知识分子大都笼统地用它来反击封建礼教，反抗传统，但在解决具体细微的问题中，却是没有多少效力的。白话文的成功，是有着历史的渊源的，中国白话小说已有六百年历史了，到新文化运动时，推翻文言文，树立白话文，已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胡适等人只是历史的执行者，当然借用进化论，只使得白话文的推行更加容易，又何乐不为呢。但来到文学的实质内容上，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无论是“民主”或“科学”，还是“人的文学”，都是从来没有的，想要突然间在中国文学中生出异样花朵，自然要有极大的阻力的。而“五四”新文学终于推出它的纲领，启蒙大众，唤醒人民，其背后的思想却是传统的，亦即“载道”的观念。
抛开具体的环境和情势、个人的身份派别，淡化“五四”被突出的现状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单从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的一贯性来看，新文学的发生不是出于偶然，而是被酝酿成的，待时而发。在晚清，仁人志士已在思索国家出路，有想法却难于施行，当时的国家仍为一体，言论尚不自由，外来的启蒙思想也不深入，且没有诸多可以引爆国民的导索，但也慢慢积蓄了能量。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在当时的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转变过程中，“新一国之民”，已是走在前列了。而“新一国之小说”和新一国之文学，现在看来，却是没有多大差别的。梁启超进一步提问：“吾今发一问：人类之普通性，何以嗜他书不如嗜小说？答者必曰：以其浅而易解故，以其乐而多趣故。”“浅而易解”，是对一种文体在语言理解上优劣的评价，在之后的“五四”新文学中，胡适尤其注重推动白话文的发展，提出“八事”，这和梁启超在看中文学的表现形式上是一致的，同样都看中文学的平易浅白，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欲图借文学传播新思想，改善国民的素质，启蒙大众，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这也是“五四”新文学的基调。
周作人在《大系导言集》的《散文一集》导言中详细阐述了他的“言志”和“载道”的循环文学史观，和其他作者的态度相比，这显然有些“跑题”了，甚至和“五四”新文学整体的价值观念相违背。实际上，作为 “人的文学”的首倡者，周作人本该有很多话可说，仅他的一篇《人的文学》就可以大发笔墨，然而时过境迁，《大系导言集》写于1935年，周作人就未提他的“人的文学”，而是回归传统，从中国文学传统中提出了“载道”和“言志”两派。
“我想古今文艺的变迁曾有两个大时期，一是集团的，一是个人的。……文学则更为不幸，授业的师傅让位于护法的君师，于是集团的文以载道与个人的诗言志两种口号成了敌对，……在朝廷强胜，政教统一的时代，载道主义一定占优势，文学大盛，……一直到了颓废时代，皇帝祖师等等要人没有多大力量了，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正统家大叹其人心不古，可是我们觉得有许多新思想好文章都在这个时代发生，这自然因为我们是赞成诗言志的缘故。” [5] 又说：“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 [6]这里有着调和的意味。而“五四”的确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言志”与“载道”在“五四”文学思潮中很容易混淆，每个人都像是“言志”，抒写个人的观点态度，但目的却是为了社会功用，用文学来唤醒国民，救亡图存。在个人的小传统上，“五四”的知识分子是“言志”，人人都说自己所想，发自真心。在大传统上，“五四”一代人又都是“载道”的，他们所推崇的“人的文学”、“科学”和“民主”，并不是生自中国的本土，而是从西方舶来的，所以虽是言志，却是“言他人之志”，也就是“载道”。
“五四”新文学尤其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鲁迅写小说的目的就在于改造社会，欲用文学来启蒙大众，但“载道”的文学从一开始就蕴含着深刻的危机。“五四”启蒙运动和西方启蒙运动的不同之处有二，一是“五四”启蒙是以国家和民族救亡为前提的，“五四”虽然提倡个人解放，自我独立，它的宗旨还在提高国民的素质，进而达到强国复兴的目的，而西方启蒙运动尤其强调个人的独立，强调平等自由，理性法制。二是西方的启蒙运动有着广泛的基础，哲学的，经济的，文化的，更有两百年的时间让其充分发展，“五四”启蒙运动在中国并没有适宜的土壤，时间也太短促，到最后，文学就逐渐失去原貌，沦为政治的附庸。诚如周作人所说，“授业的师傅让位于护法的君师”。
随着政治日益集权化，文学中属于它本身的东西也只好牺牲了，这牺牲的部分，就是“言志”。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对“人”的概念做了深入的阐释，这本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照此下去，现代文学完全可以走出一条辉煌的路来，然而由于国家的民族的传统，时代的局限，中国现代文学集体向左转，走上一条截然不同的路。
“由于政治的掩盖、渗透压倒了一切，文学这一学科的独立品格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没有形成生动的个性形式。缺乏反映这个伟大时代的艺术作品。” [7]文学的“独立性格”，主要是强调文学的自主性，亦即文学可以自由发展，作家诗人能够独立思考，从而使得文学不依附政治，不随政治变迁浮沉，最终使得文学能够从社会和政治中独立出来。“充分地展开和发挥”，这一部分，可以说是文学的内容，文学的技巧形式，文学的理论方法，等等。“五四”新文学的大部分作品都显得粗制滥造，少有思想上的超越，形式上也不足取。或者可以说，总体上，“五四”文学是缺乏审美的。审美的文学，表现在内容上，狂飙突进总是不太合适的，正相反，能够拿来审美的，在内容上，往往是深邃、静态和永恒，而“五四”文学强调“载道”是实用主义的，流于泛泛的宣传，或肤浅的口号，因而不能看得深刻，对社会，对历史，对人性的东西进行深入的挖掘，所以审美文学的背后，反映的是人性的文学观。
对“人”的概念进一步发掘的是梁实秋。梁实秋曾留学美国，受到西方新人文主义人性论的影响，但他同时秉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自幼也受到儒家的人性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他说：“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8]这句话也可看做梁实秋对自己的文学观的阐释，他的文学思想的核心就是“人性”。“最好的文学作品无不以发扬人性为指归。” 在梁实秋看来，“文学的效用不在激发读者的热狂，而在引起读者的情绪之后，予以平和的宁静的沉思的一种舒适的感觉。”“文学不能救国，更不能御侮，惟健全的文学能陶冶健全的性格，使人养成正视生活之态度，使人对人之间得同情谅解之联系。文学之任务，如是而已。” 梁实秋的人性本位的文学观是对新文学注重“载道”的矫正，也可以看做对“言志”派的进一步生发，但在“五四”文学众声喧哗的背后，这样的声音总显得有些渺小了。
参考文献：
[1][2][3][5][6]鲁迅等著.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1917-1927[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5.
[4]汪暉.预言与危机（上篇）[J].文学评论1989（6）：20.
[7]李泽厚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9.
[8]梁实秋.文学的纪律[A].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22.
【关键词】：文学史观;进化论;载道;言志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导言集》（以下简称《大系导言集》）的作者们都是“五四”时代的健将，作为新文学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们对“五四”新文学最应有发言的权利。是到了三十年代，“五四”落潮已久，中国文学进入完全不同的一页，当时的健将们，经过十几年的思索，对这一时期的文学也都有新的观念和较稳定的态度。《大系导言集》生逢其时，具体生动地录写了一代知识分子对自己一手缔造的新文学的看法，显得弥足珍贵。在《大系导言集》中，多数的作者，如鲁迅、矛盾、郁达夫、朱自清等，都只就事论事，写小说或散文，都为规定的内容。也有几位作者，除了写自己份内的任务，还借此机会表达了个人的文学观念，如胡适和周作人等。
《大系导言集》的《总序》由蔡元培执笔，他从欧洲近代复兴谈起，然后历数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并且详细解说了中国自“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在《总序》中，蔡元培用进化论的学说为“五四”新文化摇旗呐喊，“为什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文学上？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1]并对新文学提出了希望，“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各国的百年，所以对于第一个十年先作一总审查，使吾人有一鉴既往而策将来，希望第二个十年与第三个十年时，有中国的拉飞儿与中国的莎士比亚等，应运而生。” [2]胡适在《建设理论集》的导言中深入细致地分析白话文的发展变化，他把文言和白话统一归为文学的表现工具：一个是僵化了的死文学（文言文），一个是由民间兴起的生动的活文学（白话文），而文学革命运动主要是白话文运动。在这里，胡适也认为白话文的胜利是白话文学演进的结果。从整体上而言，在《大系导言集》的《总序》和《建设理论集》中，蔡元培和胡适都是用进化论的文学观来推演新文学的发展，而实际上，《大系导言集》的几位作者或多或少都受到进化论的影响。郑伯奇说：“人类文化的进步，是将以前已经通过了的进化过程反复一番而后前进的。” [3]郑振铎在早期研究中国文学的过程中，也用的进化论的学说，同样，鲁迅和周作人早年也受到进化论的影响。
胡适在《建设理论集》提出文学运动的两个理论，一个是“活的文学”，即提倡白话文，另一个借用周作人的说法，即“人的文学”。但胡适在《建设理论集》中的大部分内容都在讨论白话文运动，在文学的内容方面，他的分析很少，既不深入，更无新的建树，这可以说是他文章的一个缺陷。实际上，对“五四”新文学来说，文学内容方面的变革比工具更加重要，影响也更为宽广和深远。胡适没有用进化论对新文学的内容进行深入阐释，这是他个人的局限，胡适本人只作為白话文的积极倡导者，在文学上也只是注重宣扬某种理论。
汪晖在他的文章《预言与危机》中说：“尽管新文化人物在‘研究问题’时发表了不少精辟的分析性意见，但在基本上，‘价值’判断的意义远胜于对问题的‘结构分析’。所以胡适说：‘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 [4]。进化论在“五四”文学中不是作为具体的理论和指导思想，而是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存在的，“五四”知识分子大都笼统地用它来反击封建礼教，反抗传统，但在解决具体细微的问题中，却是没有多少效力的。白话文的成功，是有着历史的渊源的，中国白话小说已有六百年历史了，到新文化运动时，推翻文言文，树立白话文，已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胡适等人只是历史的执行者，当然借用进化论，只使得白话文的推行更加容易，又何乐不为呢。但来到文学的实质内容上，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无论是“民主”或“科学”，还是“人的文学”，都是从来没有的，想要突然间在中国文学中生出异样花朵，自然要有极大的阻力的。而“五四”新文学终于推出它的纲领，启蒙大众，唤醒人民，其背后的思想却是传统的，亦即“载道”的观念。
抛开具体的环境和情势、个人的身份派别，淡化“五四”被突出的现状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单从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的一贯性来看，新文学的发生不是出于偶然，而是被酝酿成的，待时而发。在晚清，仁人志士已在思索国家出路，有想法却难于施行，当时的国家仍为一体，言论尚不自由，外来的启蒙思想也不深入，且没有诸多可以引爆国民的导索，但也慢慢积蓄了能量。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在当时的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转变过程中，“新一国之民”，已是走在前列了。而“新一国之小说”和新一国之文学，现在看来，却是没有多大差别的。梁启超进一步提问：“吾今发一问：人类之普通性，何以嗜他书不如嗜小说？答者必曰：以其浅而易解故，以其乐而多趣故。”“浅而易解”，是对一种文体在语言理解上优劣的评价，在之后的“五四”新文学中，胡适尤其注重推动白话文的发展，提出“八事”，这和梁启超在看中文学的表现形式上是一致的，同样都看中文学的平易浅白，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欲图借文学传播新思想，改善国民的素质，启蒙大众，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这也是“五四”新文学的基调。
周作人在《大系导言集》的《散文一集》导言中详细阐述了他的“言志”和“载道”的循环文学史观，和其他作者的态度相比，这显然有些“跑题”了，甚至和“五四”新文学整体的价值观念相违背。实际上，作为 “人的文学”的首倡者，周作人本该有很多话可说，仅他的一篇《人的文学》就可以大发笔墨，然而时过境迁，《大系导言集》写于1935年，周作人就未提他的“人的文学”，而是回归传统，从中国文学传统中提出了“载道”和“言志”两派。
“我想古今文艺的变迁曾有两个大时期，一是集团的，一是个人的。……文学则更为不幸，授业的师傅让位于护法的君师，于是集团的文以载道与个人的诗言志两种口号成了敌对，……在朝廷强胜，政教统一的时代，载道主义一定占优势，文学大盛，……一直到了颓废时代，皇帝祖师等等要人没有多大力量了，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正统家大叹其人心不古，可是我们觉得有许多新思想好文章都在这个时代发生，这自然因为我们是赞成诗言志的缘故。” [5] 又说：“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 [6]这里有着调和的意味。而“五四”的确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言志”与“载道”在“五四”文学思潮中很容易混淆，每个人都像是“言志”，抒写个人的观点态度，但目的却是为了社会功用，用文学来唤醒国民，救亡图存。在个人的小传统上，“五四”的知识分子是“言志”，人人都说自己所想，发自真心。在大传统上，“五四”一代人又都是“载道”的，他们所推崇的“人的文学”、“科学”和“民主”，并不是生自中国的本土，而是从西方舶来的，所以虽是言志，却是“言他人之志”，也就是“载道”。
“五四”新文学尤其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鲁迅写小说的目的就在于改造社会，欲用文学来启蒙大众，但“载道”的文学从一开始就蕴含着深刻的危机。“五四”启蒙运动和西方启蒙运动的不同之处有二，一是“五四”启蒙是以国家和民族救亡为前提的，“五四”虽然提倡个人解放，自我独立，它的宗旨还在提高国民的素质，进而达到强国复兴的目的，而西方启蒙运动尤其强调个人的独立，强调平等自由，理性法制。二是西方的启蒙运动有着广泛的基础，哲学的，经济的，文化的，更有两百年的时间让其充分发展，“五四”启蒙运动在中国并没有适宜的土壤，时间也太短促，到最后，文学就逐渐失去原貌，沦为政治的附庸。诚如周作人所说，“授业的师傅让位于护法的君师”。
随着政治日益集权化，文学中属于它本身的东西也只好牺牲了，这牺牲的部分，就是“言志”。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对“人”的概念做了深入的阐释，这本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照此下去，现代文学完全可以走出一条辉煌的路来，然而由于国家的民族的传统，时代的局限，中国现代文学集体向左转，走上一条截然不同的路。
“由于政治的掩盖、渗透压倒了一切，文学这一学科的独立品格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没有形成生动的个性形式。缺乏反映这个伟大时代的艺术作品。” [7]文学的“独立性格”，主要是强调文学的自主性，亦即文学可以自由发展，作家诗人能够独立思考，从而使得文学不依附政治，不随政治变迁浮沉，最终使得文学能够从社会和政治中独立出来。“充分地展开和发挥”，这一部分，可以说是文学的内容，文学的技巧形式，文学的理论方法，等等。“五四”新文学的大部分作品都显得粗制滥造，少有思想上的超越，形式上也不足取。或者可以说，总体上，“五四”文学是缺乏审美的。审美的文学，表现在内容上，狂飙突进总是不太合适的，正相反，能够拿来审美的，在内容上，往往是深邃、静态和永恒，而“五四”文学强调“载道”是实用主义的，流于泛泛的宣传，或肤浅的口号，因而不能看得深刻，对社会，对历史，对人性的东西进行深入的挖掘，所以审美文学的背后，反映的是人性的文学观。
对“人”的概念进一步发掘的是梁实秋。梁实秋曾留学美国，受到西方新人文主义人性论的影响，但他同时秉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自幼也受到儒家的人性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他说：“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8]这句话也可看做梁实秋对自己的文学观的阐释，他的文学思想的核心就是“人性”。“最好的文学作品无不以发扬人性为指归。” 在梁实秋看来，“文学的效用不在激发读者的热狂，而在引起读者的情绪之后，予以平和的宁静的沉思的一种舒适的感觉。”“文学不能救国，更不能御侮，惟健全的文学能陶冶健全的性格，使人养成正视生活之态度，使人对人之间得同情谅解之联系。文学之任务，如是而已。” 梁实秋的人性本位的文学观是对新文学注重“载道”的矫正，也可以看做对“言志”派的进一步生发，但在“五四”文学众声喧哗的背后，这样的声音总显得有些渺小了。
参考文献：
[1][2][3][5][6]鲁迅等著.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1917-1927[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5.
[4]汪暉.预言与危机（上篇）[J].文学评论1989（6）：20.
[7]李泽厚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9.
[8]梁实秋.文学的纪律[A].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