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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情报工作的领导人周恩来，慧眼识英才，他亲自挑选和发展了很多名校精英，成为杰出的情报员，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北大学子。
出自北大的中共情报战线精英
1923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潘梓年（中央特科负责人潘汉年的堂兄），在大革命低潮的1927年入党，曾担任中共文委书记、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等革命文化运动的领导职务。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协助周恩来做情报工作，创办《新华日报》，并被毛泽东亲点为第一任社长，被称为“中共第一报人”。
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的王石坚。1933年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捕，1937年经周恩来营救出狱，被委以重任。1940-1947年在西安领导中共的北方情报系统，并负责联络和指挥著名的“龙潭后三杰”熊向晖（清华大学中文系）、陈忠经（北大经济系）、申健（北师大经济系）。
但连“龙潭后三杰”也不知道的是，周恩来在胡宗南部队中，还布置有比他们三人潜伏得更深的一条线——胡宗南司令部机要室的副主任戴中溶（上海交大电讯系）。蒋介石发给胡宗南的军事部署、作战计划等电令，在胡宗南未看到之前，戴中溶就已看过了。
戴中溶也是由王石坚联络和领导。王石坚通过“龙潭后三杰”和戴中溶两条线，使中共中央完全掌握了胡宗南集团的核心机密。他还以西安为中心，建立起一个联结（北）平（天）津保（定）、山西、甘肃、东北等地的情报网络，为中共中央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1947年，军统特务侦获了王石坚情报系统在北平的一部秘密电台，顺藤摸瓜在西安秘密逮捕了王石坚。王石坚没经受住考验，叛变供出了他掌握的情报网人员，牵连被捕者达100多人，是中共情报战线最惨重的一次损失。
1938年毕业于北大经济系的陈忠经，曾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一二·九”运动时是名噪一时的学生领袖。1938年，他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来到陕西凤翔，与胡宗南“见面欢叙，歃血为盟”，当了三青团首任西安市书记，1940年秘密参加了共产党。经周恩来精心安排，陈忠经与熊向晖、申健三人构成了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最重要的一张情报网。
1940-1946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后来并入北京大学）新闻系的金无怠（中间两年到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做翻译），据说是受周恩来派遣，于1948年进入美国政府机构工作，直到1985年被捕，长达37年，被认为是美国情报史上隐藏最深的间谍。金无怠曾官至美国东亚政策研究室主任，在中美关系破冰过程中。使中国掌握了尼克松总统希望和中國建交的情报，迫使美国作出了许多重大让步。美国方面评估，他给美国造成的损失，超过美国所有破获间谍案的总和，金无怠则说，他对中国和美国的贡献要以10亿美元为单位来计算……
出身四代翰林之家的红色卧底
周恩来亲自发展、领导的北大学子中的杰出情报员，还有差点把八路军的顶头上司卫立煌（抗战初期，八路军一度属于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发展为中共党员的赵荣声。
1935年入读燕京大学的赵荣声，出身于四代翰林之家，1936年入党，1937年春，听任教文学院的斯诺讲访问延安的见闻，心驰神往，就带着斯诺给画的一张草图，和十余个同学前往延安。在延安，他们见到了朱德、博古、林伯渠、陈赓等人，因为听斯诺讲毛泽东烟瘾很大，还特地带了两罐大前门香烟去拜见毛泽东。毛泽东和赵荣声等在窑洞里畅谈抗战和统一战线等问题。
赵荣声从延安回来不久，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周恩来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选调大批共产党员打入国民党内部。赵荣声于1938年初被选派到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也就是八路军的顶头上司卫立煌处，担任卫立煌的少校秘书。中共中央由林伯渠负责同赵荣声联系。
赵荣声和卫立煌相处时，寻机宣传中共的主张和政策，促使卫立煌抵制蒋介石反共打内战的行径。一天晚上卫立煌和赵荣声聊天时，突然提出想参加共产党。赵荣声不知如何回答，就说：“我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问问林伯渠吧？”林伯渠指示赵荣声：“回去告诉卫立煌，好好做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做一个真正实行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国民党员，这样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比参加共产党更大一些。”
后来。刘少奇也找赵荣声彻夜长谈统战等问题，但对他想发展卫立煌入党的事，批评说：“你的胆子不小，想挖蒋介石的墙脚。你知道不知道，这样做不但对党没有好处，反而有危险。”
赵荣声虽然没把卫立煌这位国民党上将发展入党，却促使他给了八路军极大援助。1938年4月，卫立煌率部从河南往中条山转移，赵荣声建议取道延安。卫立煌到达延安时，中共中央组织百姓夹道欢迎，毛泽东亲自主持欢迎大会，并设宴招待。卫立煌大为感动，觉得应该准备一份礼物。赵荣声乘机进言：“我看这份礼送不送都不要紧，他们不是说八路军急需枪弹、医药和夏服吗？只要在这上面帮他们点儿忙，比送份礼有用多了。”卫立煌到达西安次日，便批了一个手谕：“即发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颗。”又吩咐再发给十八集团军180箱牛肉罐头。因此，赵荣声也被誉为“作出特殊贡献的红色卧底”。
出自北大的中共情报战线精英
1923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潘梓年（中央特科负责人潘汉年的堂兄），在大革命低潮的1927年入党，曾担任中共文委书记、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等革命文化运动的领导职务。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协助周恩来做情报工作，创办《新华日报》，并被毛泽东亲点为第一任社长，被称为“中共第一报人”。
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的王石坚。1933年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捕，1937年经周恩来营救出狱，被委以重任。1940-1947年在西安领导中共的北方情报系统，并负责联络和指挥著名的“龙潭后三杰”熊向晖（清华大学中文系）、陈忠经（北大经济系）、申健（北师大经济系）。
但连“龙潭后三杰”也不知道的是，周恩来在胡宗南部队中，还布置有比他们三人潜伏得更深的一条线——胡宗南司令部机要室的副主任戴中溶（上海交大电讯系）。蒋介石发给胡宗南的军事部署、作战计划等电令，在胡宗南未看到之前，戴中溶就已看过了。
戴中溶也是由王石坚联络和领导。王石坚通过“龙潭后三杰”和戴中溶两条线，使中共中央完全掌握了胡宗南集团的核心机密。他还以西安为中心，建立起一个联结（北）平（天）津保（定）、山西、甘肃、东北等地的情报网络，为中共中央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1947年，军统特务侦获了王石坚情报系统在北平的一部秘密电台，顺藤摸瓜在西安秘密逮捕了王石坚。王石坚没经受住考验，叛变供出了他掌握的情报网人员，牵连被捕者达100多人，是中共情报战线最惨重的一次损失。
1938年毕业于北大经济系的陈忠经，曾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一二·九”运动时是名噪一时的学生领袖。1938年，他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来到陕西凤翔，与胡宗南“见面欢叙，歃血为盟”，当了三青团首任西安市书记，1940年秘密参加了共产党。经周恩来精心安排，陈忠经与熊向晖、申健三人构成了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最重要的一张情报网。
1940-1946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后来并入北京大学）新闻系的金无怠（中间两年到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做翻译），据说是受周恩来派遣，于1948年进入美国政府机构工作，直到1985年被捕，长达37年，被认为是美国情报史上隐藏最深的间谍。金无怠曾官至美国东亚政策研究室主任，在中美关系破冰过程中。使中国掌握了尼克松总统希望和中國建交的情报，迫使美国作出了许多重大让步。美国方面评估，他给美国造成的损失，超过美国所有破获间谍案的总和，金无怠则说，他对中国和美国的贡献要以10亿美元为单位来计算……
出身四代翰林之家的红色卧底
周恩来亲自发展、领导的北大学子中的杰出情报员，还有差点把八路军的顶头上司卫立煌（抗战初期，八路军一度属于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发展为中共党员的赵荣声。
1935年入读燕京大学的赵荣声，出身于四代翰林之家，1936年入党，1937年春，听任教文学院的斯诺讲访问延安的见闻，心驰神往，就带着斯诺给画的一张草图，和十余个同学前往延安。在延安，他们见到了朱德、博古、林伯渠、陈赓等人，因为听斯诺讲毛泽东烟瘾很大，还特地带了两罐大前门香烟去拜见毛泽东。毛泽东和赵荣声等在窑洞里畅谈抗战和统一战线等问题。
赵荣声从延安回来不久，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周恩来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选调大批共产党员打入国民党内部。赵荣声于1938年初被选派到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也就是八路军的顶头上司卫立煌处，担任卫立煌的少校秘书。中共中央由林伯渠负责同赵荣声联系。
赵荣声和卫立煌相处时，寻机宣传中共的主张和政策，促使卫立煌抵制蒋介石反共打内战的行径。一天晚上卫立煌和赵荣声聊天时，突然提出想参加共产党。赵荣声不知如何回答，就说：“我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问问林伯渠吧？”林伯渠指示赵荣声：“回去告诉卫立煌，好好做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做一个真正实行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国民党员，这样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比参加共产党更大一些。”
后来。刘少奇也找赵荣声彻夜长谈统战等问题，但对他想发展卫立煌入党的事，批评说：“你的胆子不小，想挖蒋介石的墙脚。你知道不知道，这样做不但对党没有好处，反而有危险。”
赵荣声虽然没把卫立煌这位国民党上将发展入党，却促使他给了八路军极大援助。1938年4月，卫立煌率部从河南往中条山转移，赵荣声建议取道延安。卫立煌到达延安时，中共中央组织百姓夹道欢迎，毛泽东亲自主持欢迎大会，并设宴招待。卫立煌大为感动，觉得应该准备一份礼物。赵荣声乘机进言：“我看这份礼送不送都不要紧，他们不是说八路军急需枪弹、医药和夏服吗？只要在这上面帮他们点儿忙，比送份礼有用多了。”卫立煌到达西安次日，便批了一个手谕：“即发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颗。”又吩咐再发给十八集团军180箱牛肉罐头。因此，赵荣声也被誉为“作出特殊贡献的红色卧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