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娱乐化的世界从不需要警惕颠覆者
　　以为美国人从不怀旧的人错了，他们也有人认为过去比现在好，而未来只会比现在更糟糕。尼尔·波兹曼就是持这种见解的美国人中最著名的一个。
　　尽管这位学者本人非常欣赏前两个世纪那些语法结构复杂、思想内容深刻的作品，可他毕竟与我们这边的“文化批评学者”们不同，他写书是为了让人能看懂，而不是让人看不懂。
　　你看，他不是用晦涩的概念，而是形象地选择了三个城市地标，来描摹美国的“堕落”：18世纪后期，波士顿是政治激进主义的中心，北美独立的第一枪在那里打响，那一枪只会在波士顿郊区打响，所有美国人从心底都成为波士顿人；19世纪中叶，来自世界各地的弃儿们在埃利斯岛登岸，把他们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传播到北美大陆，纽约从而成为大熔炉式国家的象征。20世纪早期，芝加哥开始成为美国工业发展的中心。写到这里，作者的智慧开始闪现，他说：“如果芝加哥的某个地方有一座屠夫的雕像，那么它的存在是为了提醒人们记住那个到处是铁路、牛群、钢铁厂和冒险经历的时代。如果现在还没有这样的雕像，那么我们应该尽快做这件事，就像代表波士顿时代有民兵雕像，代表纽约时代有自由女神像一样。”
　　美国接下来的历程，在作者眼中越发不堪了，他讥讽道：“今天，我们应该把视线投向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作为我们民族性格和抱负的象征，这个城市的标志是一幅30英尺高的老虎机图片以及歌女们。”
　　作者颇有几分名士气，在对好莱坞演员里根当上美国总统表露不满方面，他的态度简直与中国传统士人瞧不上戏子没什么差别。里根当选让波兹曼产生了无限联想。他想到了尼克松曾经把自己的一次竞选失败归咎于化妆师的蓄意破坏；并曾给肯尼迪一个赢得选举的建议：减去20磅。波兹曼写道：“虽然宪法对此只字未提，但似乎胖子事实上已被剥夺了竞选任何高层政治职位的权利。”
　　当波兹曼满怀深情地回忆“伟大领袖”亚伯拉罕·林肯当年竞选的演讲时，读者终于明白了他想说什么，原来他希望每个美国公民都像自己一样，按照自己的理性思考来选择总统，选择公共政策。但波兹曼疏忽了一点，严肃的林肯，他的选民中没有妇女，更没有黑人；表情丰富的里根，却不得不赢得各个阶层的喜爱，才有机会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
　　《娱乐至死》被放在书店里的传播学柜台上销售是有道理的，如果把它放在政治学柜台，人们就
　　会说，波兹曼没有走出卢梭城邦制全民民主的窠臼，竟然敢于谈论三亿人口的联邦制国家的民主操作，岂非流于浅薄?
　　现在的问题只剩下，普通人对娱乐式生存的迷恋是否正当?不娱乐至死，又当如何?毫无疑问，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确实正在走向娱乐化，可它们的内核却从未曾改变，这就是人们“甘为娱乐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的原因，这也正是为什么一个娱乐化的世界从不需要警惕颠覆者的原因，他们从不紧张。如果不是作者提及，人们恐怕早已忘了赫胥黎的那部《美丽新世界》，可是，谁又能轻易忘记乔治·奥威尔呢?这就是娱乐至死和奋斗至死之间的惟一区别。
　　(《娱乐至死》[H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