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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动介融合构词是多因素共同条件下的共同结果，本文以“加以”类形式动词为例，从句法、韵律、语用和认知等角度概括了动介融为一体的动因和机制。
关键词：动介融合 构词 动因
一、引言
从语言类型学看，大多数语言中的动词和介词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表现为词组，或直接融合为词。现代汉语中的“加以”类形式动词就是典型的动介融合构词，如“加以”“给以”“予以”“致以”等。英语中除存在大量动介合成的词组之外，也存在直接融合为词的例子，如sit-in（静坐）、input（输入）、inflame（点燃）等。德语中的动介融为一体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特别是在形式动词结构中，动介融为一体几乎可视为常态，例如，由介词auf（在……之上）构成的结构有：auf/nehman（接受），auf/wachen（醒来），由介词aus（从……来）构成的结构有：aus/beuten（利用），aus/nehman（取出）等。
通过对动介融合词的初步考察我们发现，动介融合为词是一定句法条件下词汇化的结果，受语言的韵律特征的影响，与语义的发展相伴随，与语用回指相关联，以一定使用频率为基础。对此，我们将主要以“加以”类形式动词的演变为例，探讨动介融合为词的动因和机制。
二、句法条件
长期以来，研究者对“加以”类形式动词的演生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主要集中在“加之以”中“之”的脱落。我们认为，“加以”类形式动词演变中还有两个句法因素不容忽视，一是汉语“X+以”语序的逐渐固化，二是汉语动词和介词的密切联系。
现代汉语中的“加以”类形式动词的两个语素只能是“正语序”排列，没有逆语序成词的可能，即汉语中没有“以加”或“*予给”之类的词。此处的“正语序”其实是指在“加以”类形式动词复合构词中的内部语素顺序，这似乎与语序类型学中的语序有所不同。但从语法化和词汇化研究的历时角度看来，词法和句法区分难以作严格的限定，因此T.Givon在1971年指出“今天的词法就是昨天的句法”。从现代汉语的复合构词角度看，“加以”类形式动词的正语序是指语素顺序，但从历时角度看，此处的“语序”是与语序类型学中的“语序”内涵相同的，主要指句法成分顺序。词的内部语素次序的固定往往是词汇化的关键。
“加以”类形式动词的语素都可以分解为两个，除“给予”以外，其他都是“X+以”形式构词的，X代表“加”“予”“给”“致”，基本上都是动词。此处的正语序就是指“X+以”形式构词的固化。如果X位置不变，从理论上讲，“以”与X的相对位置有两种选择。为什么“加以”类形式动词选择了“X+以”的形式呢？或者说，由于X基本为动词，为什么“以”选择了在动词的后面复合成词而没有选择在前面呢？
研究者普遍认为，先秦介词“以”既可以位于谓语中心词前，也可以位于谓语中心词后，也就是说，理论上应该既存在“X以”也存在“以X”。此后，汉语介词短语的发展演化总体经过了从动词后逐渐过渡到动词前的过程，这正为“以”长期处于“X”之后并进一步融合创造了条件。
在古汉语中，“以”大多数用作工具介词。工具介词“以”的语序发展历程为：
主要位于动词后→主要位于动词前→动词前逐渐消失
↑ ↑
进程1 进程2
进程1与主要汉语介词的语序发展有关，即：在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发展演化中，介词的位置逐渐从位于动词之后向位于动词之前发展。进程2与介词的替代有关，即：前置“以”的消减是前置“以”被其他介词替代的结果。介词语序演化与介词的更替是一个相互交织的过程。
前置“以”的逐渐没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后置“以”的情况可以说一直存在，但随着工具性介词短语从后到前的逐渐固化，工具介词“以”在前置位置上被新兴介词所代替，处于动词后的“以”具有强烈的与动词融合的倾向。
在汉语语法系统变化中，随着前置介词“以”的从没落到消失，“以”被长期地固化于动词之后，这就为动介融合提供了可能，也基本排除了“以+X”形成“加以”类形式动词的可能。
汉语动词和介词的紧密联系是相互融合的重要基础。金立鑫（1993）指出，“现代汉语位于动词后的介词短语中的介词有一种强烈的黏附动词的句法要求，或者说有一种与位于动词紧密结合的倾向。”现代汉语动介关系紧密的表现主要有二：一是有些介词也可以作动词，如“在”“用”等，这是因为汉语中的多数介词源于动词的连动结构，方环海（2008）认为汉语的介词仍处于语法化过程中；二是汉语动词和介词关系的固化，在句法上介词如果不并入动词就不合法，冯胜利（2000）和方环海（2008）都持相同看法。
三、韵律制约
“加以”类形式动词演变的韵律制约主要是指汉语发展中的双音化倾向。
双音化既是韵律问题也是语法问题。冯胜利（1996，1997，2000）针对汉语的双音化问题提出了“韵律词”（prosodic word）这一概念。他把处在一个稳定的双音节音步之内的单位都统称为“韵律词”，把必须组合成韵律词的单音词称为“单音韵含词”，并且指出，“单音韵含词”要求和另一个单音词组成一个韵律词，否则不合语法，单音韵律词的性质不是修辞的需要，而是语法的要求——是书面语语法的核心成分。
双音韵律词的内部十分复杂，存在固化程度的差异，既含有已经词汇化的韵律词，也含有一些临时性的组配。我们认为双音韵律词的产生与双音词的词汇化关系密切，其内部是一个从低词汇化到高词汇化的连续统。
双音化往往促使两个高频率紧邻出现的单音节词就可能经过重新分析而削弱或者丧失其间的词汇边界，结合成一个双音节的语言单位。吴为善（2003）认为“双音化”是两个音节构成基本韵律单元（音步）的倾向，并且指出双音节韵律单元的运作结果有二：导致双音词产生的“融合”与导致功能性成分产生的“分化”，其中“融合”往往以一定频率为基础表现为内部界限的消失，融合具有度的差别；“分化”是词内部语义重心的偏移所导致。
我们认为，在汉语双音词产生的过程中，主要是双音化的“融合”机制在起作用。双音化的“融合”除了频率要求之外，最根本的由是语义的连接紧密程度决定的。双音化的最主要结果是双音词的产生，“分化”的前提往往是“融合”成词。因此，双音化也主要体现在词汇的双音化。
汉语词的双音化主要发端于汉代，这种趋势一直延续至今。现代汉语中的众多语法现象都往往与双音化有很大关系，“加以”类形式动词作为现代汉语中的双音词同样无法脱离汉语双音化的大背景。
在“加以”类形式动词的双音化的源结构中，除“给予”外，其他均为动介结构。在“以”为工具介词的动介结构中一般是这种格式：V+O1+以+O2，如“加之以师旅”。在这一序列中，与介词相关的“融合”主要有两类：介宾融合与动介融合。也就是说，对于单音节的“X”在O1缺省的情况下很容易与“以”形成韵律单位，并进一步融合为词。事实上，O1的经常回指为此提供了可以满足的条件。“加以”类形式动词的X语素和“以”均为单音节，符合双音化的一般要求。双音化在事实上促使了对“V+O1+以+O2”结构的重新分析。
四、语用因素
影响“加以”类形式动词产生的语用因素主要是“X”和“以”宾语的经常回指，并由此产生“X”和“以”的悬空。悬空导致了“X以”后续成分的变化，从而使表示给予义的“V+O1+以+O2”源结构向表示施加义的形式动词结构演化。
悬空，主要由功能性成分的缺失造成，因此李宗江（2003）将之称为“功能悬空”，即“一个句法成分由于某种原因在所处的语法位置上失去或减弱了它的结构功能”；“处于功能悬空位置上的词较易发生语法化，或者说功能悬空是导致语法化的一个诱因”。彭睿（2007）将“功能悬空”纳入构式语法化的范畴，“用来指两个（构式）源构素都因为源构式的重新分析而失去先前的功能和句法角色，从而造成了二者融合成词并共同担当新的功能和句法角色的契机。”
介词悬空观最早源于生成语法理论。近年来，为研究一定句法条件下的语法化现象，语法化研究者也开始借鉴这一思想。何洪峰（2008）用“介词悬空”指在一定语境下介词宾语不与介词相连的情况。刘丹青（2004）认为，“介词悬空是造成汉语语法史上若干重要的语法化和词汇化的重要原因”。
生成语法认为，宾语的移位是造成介词悬空的主要动因。对于推动移位的动因，何洪峰（2008）进行了功能主义的解释，认为是“回指式的内照应”，并指出“‘以’字空位回指由两种功能：语篇功能为衔接；句法功能是‘以●空宾，作状语。”何洪峰（2008）还对“以”空宾语的类型作了归纳：①回指话题；②回指非话题（包括回指事物、回指行为和回指事件）。
我们主要从语用因素来探讨介词的悬空问题。介词的悬空主要与介词宾语一定条件下的回指性有关。
空宾语的回指是逐渐发展的，但与非悬空介词的宾语发展并不同步，往往超前，这与空宾语回指的类推扩展有关。回指性空宾语有的可以分析为非悬空介词的宾语，有的则不可以。
介词“以”的悬空是指“以”不与介词宾语联系，其中不包括先秦汉语中介词宾语前置的情况。介词“以”悬空造成的最主要后果有二：一是介词“以”向连词的继续语法化；二是有关结构的词汇化。
不管悬空介词空宾语性质如何，在句法序列中最显性的表现是“以”重新分析为连词，其后连接的是VP，“以”表示前后动作的顺承关系，形成VP1+以+VP2的情形，可以分析为两个动作的连续。
由于回指性内容的前移，“以”的宾语出现空位，介词“以”因之悬空，这就使“以”的后接成分以动词为常态，“加以”类形式动词就与其后的动词发生经常性的联系。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受现代汉语语法分析的影响，以上例句中的“以”多数可以分析为连词，而连词也是连接动词之间的关系。
O1如果为代词或可以由上下文中推知（具有前指性成分），就会造成表达上的重复，势必将变得多余，不复合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因此，O1的经常省略称为必然选择。O1的经常省略进一步加剧了V和“以”的融合，从而为“加以”类形式动词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五、认知动因
动介融合构词基本可以用构式语法中的双核构式的单核化加以解释。
从构式语法化的视角看，“加以”类形式动词的源构式为双核源构式，X代表的部分为动词，“以”为动词。对于以动词为核心的双核源构式的语法化的情况，彭睿“2007”概括为单核化和核心转移，两者的共同点为源构式中的动词因失去核心地位而被边缘化（具体论述参看彭睿[2007]）。
对于“加以”类形式动词而言，主要与双核构式的单核化有关，即在动词为核心的连动双核构式中其中的一个动词失去核心地位而被边缘化。在“加以”类形式动词的源构式中，“以”失去动词核心地位逐渐语法化为介词，其间主要是构式单核化的结果。在“以”语法化为介词的基础上，为了维系合法的组合关系，动词X与相邻成分融合为一个双音节词。Lehmann（2002）和Himmelman（2004）都设想过构式语法化的基本路径问题，但都非常笼统。彭睿（2007）提出的设想是：在构式语法化的大环境下，源构素通过内部重组，在目标构式的压力下融合成词。对于内部重组的机制问题，彭睿（2007）认为源构式的重新分析造成“功能悬空”，“功能悬空”的构素融合成词并共同担当新的功能和句法角色。
如前所述，“加以”类形式动词来源于构式语法化，源构素主要包括X和“以”两部分，从语法化的源头看，X和“以”均为动词，“X+O1+以+O2”为源构式的表达式。“X+O1+以+O2”作为动词性双核构式，其语法化的机制也同样适用于彭睿（2007）所提出的动词性双核构式的语法化一般规律，即构式的单核化。
彭睿（2007）对“单核化”的界定是，“双核源构式的一个动词失去核心地位，致使整个构式演变成单核结构”。我们认为，在形式上，动词性双核源构式的单核化在“X+O1+以+O2”构式语法化的表现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这在“加以”类形式动词的演化中已经得到证明：第一阶段：“以”语法化为介词；第二阶段：“Ve+‘以’（介词）+介宾”成为动词性单核结构，为动词+介词的双核结构；第三阶段：“以”悬空，语法化为连词，“Ve+以e（介）”演化为“Ve+【以（连）+VP】；第四阶段：“Ve+【以（连）+VP】重新分析为“【Ve+以】+VP】。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只是构式语法化在形式上的表现。形式演化的背后是语义的变化，我们将着重探讨语义核心的演化，从而对“加以“类形式动词的施加义来源进行探讨。
构式的单核化不仅表现在形式上，而且表现为语义的单核化，这也符合构式语法对构式的界定，即构式为形式和意义的匹配体。
认知语法认为，句法以语义为基础，语义是意象形成过程。为了描述意象的形成，Langacker（1987）使用了基体（base）和侧重（profile）两个概念，其中基体为参照域，侧重为基体的凸显部分。词语的语义值（semantic value）取决于基体和侧重的结合。对于复杂结构的侧重，Langacker（1987：289）认为，“多数情况下，复杂结构的侧重是从其内含元素的侧重继承来的，被继承侧重的内涵元素就称为整个结构的侧重决定体（profile determinant of the construction）。Croft（2001）也提出“侧重等值物”（profile equivalent）这一概念，即：在“X+Y”组合中，如果X所侧重或描述的内容，正是“X+Y”组合所侧重或描述的内容的一类，那么“X”为“X+Y”的“侧重等值物”。我们认为，“V+O1+以+O2”构式存在两个“侧重等值物”，都可以作为支配性成分的备选项。由于构式语法化的单核化，其中之一演化为基本信息的负载单位，称为复杂结构的语义核心。另外，Croft（2001）也指出名词和动词比其他词更有可能成为基本信息的负载单位。
因此，我们认为，在“以”逐渐语法化的过程中，“以”逐渐失去了作为构式语义核心的地位，“V+O1+以+O2”构式中“V”成为构式语义核心的必然选择，“V+O1+以+O2”构式的语法化过程也就是其中的V逐渐成为语义核心的过程。对于“加以”类形式动词而言，“加”“予”“给”“致”是语义的核心，他们的原义与“加以”类形式动词的语义都有共通之处。
六、结语
在句法方面，由于汉语介词语序发展过程中，“X以”在语序上逐渐固化，再加之以动介关系紧密，这就为“加以”类形式动词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汉语双音化是影响“加以”类形式动词的产生韵律因素。一定语用条件下产生的功能悬空导致了“X以”后续成分的变化，表示“给予”义的“V+O1+以+O2”源结构向表示“施加”义的形式动词结构演化是构式的单核化的体现。由此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动介融合为词是在一定句法条件下，受不同语言韵律特征的影响，受语用所致的介词悬空影响，是双核构式的单核化基础上的词汇化过程。对于各种动因之间的关系仍需进一步论证。
（本文系徐州医学院公共教育学院课题，徐州医学院校课题[08KJ1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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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彭睿.2007构式语法化的机制和后果-以“从而”“以及”和“极
其”的演变为例[J].汉语学报，2007，（3）.
[11]Goldberg，A.E.Constructions：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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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Langacker，R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Vo.l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13]Langacker，R.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Vo.2，
Descriptive Application[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李洪民 江苏徐州 徐州医学院公共教育学院 221004）
关键词：动介融合 构词 动因
一、引言
从语言类型学看，大多数语言中的动词和介词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表现为词组，或直接融合为词。现代汉语中的“加以”类形式动词就是典型的动介融合构词，如“加以”“给以”“予以”“致以”等。英语中除存在大量动介合成的词组之外，也存在直接融合为词的例子，如sit-in（静坐）、input（输入）、inflame（点燃）等。德语中的动介融为一体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特别是在形式动词结构中，动介融为一体几乎可视为常态，例如，由介词auf（在……之上）构成的结构有：auf/nehman（接受），auf/wachen（醒来），由介词aus（从……来）构成的结构有：aus/beuten（利用），aus/nehman（取出）等。
通过对动介融合词的初步考察我们发现，动介融合为词是一定句法条件下词汇化的结果，受语言的韵律特征的影响，与语义的发展相伴随，与语用回指相关联，以一定使用频率为基础。对此，我们将主要以“加以”类形式动词的演变为例，探讨动介融合为词的动因和机制。
二、句法条件
长期以来，研究者对“加以”类形式动词的演生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主要集中在“加之以”中“之”的脱落。我们认为，“加以”类形式动词演变中还有两个句法因素不容忽视，一是汉语“X+以”语序的逐渐固化，二是汉语动词和介词的密切联系。
现代汉语中的“加以”类形式动词的两个语素只能是“正语序”排列，没有逆语序成词的可能，即汉语中没有“以加”或“*予给”之类的词。此处的“正语序”其实是指在“加以”类形式动词复合构词中的内部语素顺序，这似乎与语序类型学中的语序有所不同。但从语法化和词汇化研究的历时角度看来，词法和句法区分难以作严格的限定，因此T.Givon在1971年指出“今天的词法就是昨天的句法”。从现代汉语的复合构词角度看，“加以”类形式动词的正语序是指语素顺序，但从历时角度看，此处的“语序”是与语序类型学中的“语序”内涵相同的，主要指句法成分顺序。词的内部语素次序的固定往往是词汇化的关键。
“加以”类形式动词的语素都可以分解为两个，除“给予”以外，其他都是“X+以”形式构词的，X代表“加”“予”“给”“致”，基本上都是动词。此处的正语序就是指“X+以”形式构词的固化。如果X位置不变，从理论上讲，“以”与X的相对位置有两种选择。为什么“加以”类形式动词选择了“X+以”的形式呢？或者说，由于X基本为动词，为什么“以”选择了在动词的后面复合成词而没有选择在前面呢？
研究者普遍认为，先秦介词“以”既可以位于谓语中心词前，也可以位于谓语中心词后，也就是说，理论上应该既存在“X以”也存在“以X”。此后，汉语介词短语的发展演化总体经过了从动词后逐渐过渡到动词前的过程，这正为“以”长期处于“X”之后并进一步融合创造了条件。
在古汉语中，“以”大多数用作工具介词。工具介词“以”的语序发展历程为：
主要位于动词后→主要位于动词前→动词前逐渐消失
↑ ↑
进程1 进程2
进程1与主要汉语介词的语序发展有关，即：在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发展演化中，介词的位置逐渐从位于动词之后向位于动词之前发展。进程2与介词的替代有关，即：前置“以”的消减是前置“以”被其他介词替代的结果。介词语序演化与介词的更替是一个相互交织的过程。
前置“以”的逐渐没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后置“以”的情况可以说一直存在，但随着工具性介词短语从后到前的逐渐固化，工具介词“以”在前置位置上被新兴介词所代替，处于动词后的“以”具有强烈的与动词融合的倾向。
在汉语语法系统变化中，随着前置介词“以”的从没落到消失，“以”被长期地固化于动词之后，这就为动介融合提供了可能，也基本排除了“以+X”形成“加以”类形式动词的可能。
汉语动词和介词的紧密联系是相互融合的重要基础。金立鑫（1993）指出，“现代汉语位于动词后的介词短语中的介词有一种强烈的黏附动词的句法要求，或者说有一种与位于动词紧密结合的倾向。”现代汉语动介关系紧密的表现主要有二：一是有些介词也可以作动词，如“在”“用”等，这是因为汉语中的多数介词源于动词的连动结构，方环海（2008）认为汉语的介词仍处于语法化过程中；二是汉语动词和介词关系的固化，在句法上介词如果不并入动词就不合法，冯胜利（2000）和方环海（2008）都持相同看法。
三、韵律制约
“加以”类形式动词演变的韵律制约主要是指汉语发展中的双音化倾向。
双音化既是韵律问题也是语法问题。冯胜利（1996，1997，2000）针对汉语的双音化问题提出了“韵律词”（prosodic word）这一概念。他把处在一个稳定的双音节音步之内的单位都统称为“韵律词”，把必须组合成韵律词的单音词称为“单音韵含词”，并且指出，“单音韵含词”要求和另一个单音词组成一个韵律词，否则不合语法，单音韵律词的性质不是修辞的需要，而是语法的要求——是书面语语法的核心成分。
双音韵律词的内部十分复杂，存在固化程度的差异，既含有已经词汇化的韵律词，也含有一些临时性的组配。我们认为双音韵律词的产生与双音词的词汇化关系密切，其内部是一个从低词汇化到高词汇化的连续统。
双音化往往促使两个高频率紧邻出现的单音节词就可能经过重新分析而削弱或者丧失其间的词汇边界，结合成一个双音节的语言单位。吴为善（2003）认为“双音化”是两个音节构成基本韵律单元（音步）的倾向，并且指出双音节韵律单元的运作结果有二：导致双音词产生的“融合”与导致功能性成分产生的“分化”，其中“融合”往往以一定频率为基础表现为内部界限的消失，融合具有度的差别；“分化”是词内部语义重心的偏移所导致。
我们认为，在汉语双音词产生的过程中，主要是双音化的“融合”机制在起作用。双音化的“融合”除了频率要求之外，最根本的由是语义的连接紧密程度决定的。双音化的最主要结果是双音词的产生，“分化”的前提往往是“融合”成词。因此，双音化也主要体现在词汇的双音化。
汉语词的双音化主要发端于汉代，这种趋势一直延续至今。现代汉语中的众多语法现象都往往与双音化有很大关系，“加以”类形式动词作为现代汉语中的双音词同样无法脱离汉语双音化的大背景。
在“加以”类形式动词的双音化的源结构中，除“给予”外，其他均为动介结构。在“以”为工具介词的动介结构中一般是这种格式：V+O1+以+O2，如“加之以师旅”。在这一序列中，与介词相关的“融合”主要有两类：介宾融合与动介融合。也就是说，对于单音节的“X”在O1缺省的情况下很容易与“以”形成韵律单位，并进一步融合为词。事实上，O1的经常回指为此提供了可以满足的条件。“加以”类形式动词的X语素和“以”均为单音节，符合双音化的一般要求。双音化在事实上促使了对“V+O1+以+O2”结构的重新分析。
四、语用因素
影响“加以”类形式动词产生的语用因素主要是“X”和“以”宾语的经常回指，并由此产生“X”和“以”的悬空。悬空导致了“X以”后续成分的变化，从而使表示给予义的“V+O1+以+O2”源结构向表示施加义的形式动词结构演化。
悬空，主要由功能性成分的缺失造成，因此李宗江（2003）将之称为“功能悬空”，即“一个句法成分由于某种原因在所处的语法位置上失去或减弱了它的结构功能”；“处于功能悬空位置上的词较易发生语法化，或者说功能悬空是导致语法化的一个诱因”。彭睿（2007）将“功能悬空”纳入构式语法化的范畴，“用来指两个（构式）源构素都因为源构式的重新分析而失去先前的功能和句法角色，从而造成了二者融合成词并共同担当新的功能和句法角色的契机。”
介词悬空观最早源于生成语法理论。近年来，为研究一定句法条件下的语法化现象，语法化研究者也开始借鉴这一思想。何洪峰（2008）用“介词悬空”指在一定语境下介词宾语不与介词相连的情况。刘丹青（2004）认为，“介词悬空是造成汉语语法史上若干重要的语法化和词汇化的重要原因”。
生成语法认为，宾语的移位是造成介词悬空的主要动因。对于推动移位的动因，何洪峰（2008）进行了功能主义的解释，认为是“回指式的内照应”，并指出“‘以’字空位回指由两种功能：语篇功能为衔接；句法功能是‘以●空宾，作状语。”何洪峰（2008）还对“以”空宾语的类型作了归纳：①回指话题；②回指非话题（包括回指事物、回指行为和回指事件）。
我们主要从语用因素来探讨介词的悬空问题。介词的悬空主要与介词宾语一定条件下的回指性有关。
空宾语的回指是逐渐发展的，但与非悬空介词的宾语发展并不同步，往往超前，这与空宾语回指的类推扩展有关。回指性空宾语有的可以分析为非悬空介词的宾语，有的则不可以。
介词“以”的悬空是指“以”不与介词宾语联系，其中不包括先秦汉语中介词宾语前置的情况。介词“以”悬空造成的最主要后果有二：一是介词“以”向连词的继续语法化；二是有关结构的词汇化。
不管悬空介词空宾语性质如何，在句法序列中最显性的表现是“以”重新分析为连词，其后连接的是VP，“以”表示前后动作的顺承关系，形成VP1+以+VP2的情形，可以分析为两个动作的连续。
由于回指性内容的前移，“以”的宾语出现空位，介词“以”因之悬空，这就使“以”的后接成分以动词为常态，“加以”类形式动词就与其后的动词发生经常性的联系。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受现代汉语语法分析的影响，以上例句中的“以”多数可以分析为连词，而连词也是连接动词之间的关系。
O1如果为代词或可以由上下文中推知（具有前指性成分），就会造成表达上的重复，势必将变得多余，不复合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因此，O1的经常省略称为必然选择。O1的经常省略进一步加剧了V和“以”的融合，从而为“加以”类形式动词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五、认知动因
动介融合构词基本可以用构式语法中的双核构式的单核化加以解释。
从构式语法化的视角看，“加以”类形式动词的源构式为双核源构式，X代表的部分为动词，“以”为动词。对于以动词为核心的双核源构式的语法化的情况，彭睿“2007”概括为单核化和核心转移，两者的共同点为源构式中的动词因失去核心地位而被边缘化（具体论述参看彭睿[2007]）。
对于“加以”类形式动词而言，主要与双核构式的单核化有关，即在动词为核心的连动双核构式中其中的一个动词失去核心地位而被边缘化。在“加以”类形式动词的源构式中，“以”失去动词核心地位逐渐语法化为介词，其间主要是构式单核化的结果。在“以”语法化为介词的基础上，为了维系合法的组合关系，动词X与相邻成分融合为一个双音节词。Lehmann（2002）和Himmelman（2004）都设想过构式语法化的基本路径问题，但都非常笼统。彭睿（2007）提出的设想是：在构式语法化的大环境下，源构素通过内部重组，在目标构式的压力下融合成词。对于内部重组的机制问题，彭睿（2007）认为源构式的重新分析造成“功能悬空”，“功能悬空”的构素融合成词并共同担当新的功能和句法角色。
如前所述，“加以”类形式动词来源于构式语法化，源构素主要包括X和“以”两部分，从语法化的源头看，X和“以”均为动词，“X+O1+以+O2”为源构式的表达式。“X+O1+以+O2”作为动词性双核构式，其语法化的机制也同样适用于彭睿（2007）所提出的动词性双核构式的语法化一般规律，即构式的单核化。
彭睿（2007）对“单核化”的界定是，“双核源构式的一个动词失去核心地位，致使整个构式演变成单核结构”。我们认为，在形式上，动词性双核源构式的单核化在“X+O1+以+O2”构式语法化的表现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这在“加以”类形式动词的演化中已经得到证明：第一阶段：“以”语法化为介词；第二阶段：“Ve+‘以’（介词）+介宾”成为动词性单核结构，为动词+介词的双核结构；第三阶段：“以”悬空，语法化为连词，“Ve+以e（介）”演化为“Ve+【以（连）+VP】；第四阶段：“Ve+【以（连）+VP】重新分析为“【Ve+以】+VP】。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只是构式语法化在形式上的表现。形式演化的背后是语义的变化，我们将着重探讨语义核心的演化，从而对“加以“类形式动词的施加义来源进行探讨。
构式的单核化不仅表现在形式上，而且表现为语义的单核化，这也符合构式语法对构式的界定，即构式为形式和意义的匹配体。
认知语法认为，句法以语义为基础，语义是意象形成过程。为了描述意象的形成，Langacker（1987）使用了基体（base）和侧重（profile）两个概念，其中基体为参照域，侧重为基体的凸显部分。词语的语义值（semantic value）取决于基体和侧重的结合。对于复杂结构的侧重，Langacker（1987：289）认为，“多数情况下，复杂结构的侧重是从其内含元素的侧重继承来的，被继承侧重的内涵元素就称为整个结构的侧重决定体（profile determinant of the construction）。Croft（2001）也提出“侧重等值物”（profile equivalent）这一概念，即：在“X+Y”组合中，如果X所侧重或描述的内容，正是“X+Y”组合所侧重或描述的内容的一类，那么“X”为“X+Y”的“侧重等值物”。我们认为，“V+O1+以+O2”构式存在两个“侧重等值物”，都可以作为支配性成分的备选项。由于构式语法化的单核化，其中之一演化为基本信息的负载单位，称为复杂结构的语义核心。另外，Croft（2001）也指出名词和动词比其他词更有可能成为基本信息的负载单位。
因此，我们认为，在“以”逐渐语法化的过程中，“以”逐渐失去了作为构式语义核心的地位，“V+O1+以+O2”构式中“V”成为构式语义核心的必然选择，“V+O1+以+O2”构式的语法化过程也就是其中的V逐渐成为语义核心的过程。对于“加以”类形式动词而言，“加”“予”“给”“致”是语义的核心，他们的原义与“加以”类形式动词的语义都有共通之处。
六、结语
在句法方面，由于汉语介词语序发展过程中，“X以”在语序上逐渐固化，再加之以动介关系紧密，这就为“加以”类形式动词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汉语双音化是影响“加以”类形式动词的产生韵律因素。一定语用条件下产生的功能悬空导致了“X以”后续成分的变化，表示“给予”义的“V+O1+以+O2”源结构向表示“施加”义的形式动词结构演化是构式的单核化的体现。由此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动介融合为词是在一定句法条件下，受不同语言韵律特征的影响，受语用所致的介词悬空影响，是双核构式的单核化基础上的词汇化过程。对于各种动因之间的关系仍需进一步论证。
（本文系徐州医学院公共教育学院课题，徐州医学院校课题[08KJ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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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民 江苏徐州 徐州医学院公共教育学院 22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