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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利用江苏以及台湾1995-2010的数据，采用时间序列回归模型对影响两岸薪酬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对比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FDI是影响两岸薪酬水平的共同因素，江苏不断引进外资促进薪酬增长，而台湾则由于大量的台商外移对薪酬造成不利影响；（2）江苏的薪酬增长主要依赖于经济的增长和政府对于最低工资标准的限制；（3）台湾的薪酬增长依赖于外劳的引进以及教育带来的高技术人才的供给。
关键词：薪酬水平 影响因素 两岸对比
薪酬标准的制定是企业关注的重要话题，过高的薪酬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压缩利润空间；过低的薪酬则会降低员工积极性，影响生产效率，同时也会降低员工消费水平，影响内需，内需长期的不振则同样会对企业的生产带来不利影响。合理的薪酬相当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会随着消费者物价指数以及经济水平的上涨而上涨。然而，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当今社会，各地薪酬的增长情况却各异。中国大陆的沿海地区不断出现“民工荒”，迫使企业主不断上调工资；而台湾地区却出现“十年不涨工资”现象。同样是经济增长，为何薪酬增长情况却存在差异？两岸的薪酬结构有何不同？薪酬结构受哪些因素影响？本文尝试从实证角度解释这一问题。
一、文献综述
谈到薪酬问题，学术界研究的焦点集中在薪酬水平与薪酬结构这两点。薪酬水平的决定，不仅与员工的个人特质有关（Baldwin & Schumacher，2002），还与外部环境有关。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表明影响薪酬的外部环境因素很多，概括为微观供需和宏观经济两方面。微观供需因素主要包括教育（Freeman，1976）、基本工資调整（江丰富，2007）、全球化（Lovely & Richardson，1998）等；宏观经济因素则包括国民收入水平、物价水平（Schweitzer，2000）、失业率等。
国内由于可获取且有效的数据资料的缺失，对于薪酬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特定群体上，如基于上市公司年报的企业高管薪酬影响因素（柯可&邱凯，2009）；也有通过问卷调查对特定企业员工薪酬影响因素进行的研究（吴海波，2009）。这些研究多从微观的角度进行，鲜少有人研究宏观环境对于员工薪酬的影响。本文弥补这一研究缺陷，以江苏省为例，采用1995-2010年间的宏观数据，对江苏省企业员工的薪酬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同时以台湾作为对比样本，对其薪酬影响因素作对比分析。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为两地区1995-2010年这16年的数据，江苏省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江苏省统计年鉴，其中贷款利率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整理而得，最低工资标准根据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相关公文整理而得，外籍劳工人数由于相关统计的缺失暂不列入研究范围。台湾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劳委会统计资料库，其中贷款利率来自于中央银行，大学学历以上毕业生数来自于教育部《历年校数、教师、职员、班级、学生及毕业生数（39-100学年度）》统计表，外资使用情况来自于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由于台湾实际上是一个十分仰赖国际生存的海岛型地区，与江苏将比，它更依赖于对外投资而非利用外资，所以对于台湾的外资利用情况的表现采用的是其对外投资金额。
三、实证分析
根据上述计量模型，对各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处理后，采用OLS模型对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表1的模型1采用基本线性回归模型，第一列以江苏省的数据为研究样本，第二列用台湾的样本以同样的方法进行回归。从检验的结果来看，江苏调整后的R2为0.9943，台湾为0.9899，说明我们所选取的变量基本涵盖影响薪酬水平的各方面因素。从变量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来看，对于江苏而言，物价水平、经济增长率对平均薪酬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物价的上涨导致企业产品价格的上涨而提高利润空间，从而带来员工薪酬的上涨，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同样会增加劳动需求从而引起员工薪酬的增加；贷款利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贷款利率的增加对员工薪酬有负向影响，原因可能是对于江苏省而言，要素的互补效应高于其替代效应，贷款利率的增加减少企业对资本的需求，相应地减少其对劳动的需求，从而平均薪酬减少；外资利用情况与产品出口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引进外资和产品出口对于薪酬水平都有正的影响；其他变量，如最低工资水平、劳动力投入、失业率的系数则不显著。再看台湾的情况，对外投资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近些年来，台湾为了寻找廉价劳动力而纷纷在其他国家或地区设立生产基地的行为使得对于台湾本地低阶劳动力的需求锐减是台湾薪酬水平不涨的重要原因，对比江苏而言，大量外商的引入则是江苏平均薪酬增长的重要原因；此外，外劳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比起引进外劳引起的本土低技术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外劳的引入更扩大了产业的产值与利润空间，从而使得厂商更有能力提高薪酬水平；其他的变量其回归系数均不显著。
四、结论
薪酬水平的确定具有重要且实际的意义，本文以江苏和台湾为研究对象，从外部环境的角度，比较两岸在薪酬水平决定因素上的异同。本文采用时间序列的回归分析法，研究阶段为1995-2010年。通过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江苏与台湾由于政策、经济情况等外部环境的差异，在薪酬水平的决定上也存在差异，但也有一部分共同因素。FDI对于两岸薪酬水平的影响同样重要并且意义相同：近年来江苏由于大量引入外资，加工基地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的建设，同时增加了江苏低技术以及高技术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成为江苏薪酬水平增长的重要动力；而台湾则由于大量资本的外移，使得本土的就业率降低，从而对薪酬增长带来一定的阻碍作用。除FDI外，影响江苏薪酬水平的重要因素还有经济增长率和基本工资，说明江苏的薪酬结构还处于依赖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调控的阶段；而影响台湾薪酬水平的重要因素则是教育和外劳，近年来台湾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增加了其对于高技术人才的需求，而外劳对于低技术劳动力的补足，成为其薪酬上升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江丰富.2007：《2007年基本工资调整对经济影响之初探》，《台湾劳工季刊》，8：74-82
[2]柯可，邱凯.（2009）：《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沪深股市的实证研究》，《财会通讯》，9：32-34
关键词：薪酬水平 影响因素 两岸对比
薪酬标准的制定是企业关注的重要话题，过高的薪酬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压缩利润空间；过低的薪酬则会降低员工积极性，影响生产效率，同时也会降低员工消费水平，影响内需，内需长期的不振则同样会对企业的生产带来不利影响。合理的薪酬相当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会随着消费者物价指数以及经济水平的上涨而上涨。然而，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当今社会，各地薪酬的增长情况却各异。中国大陆的沿海地区不断出现“民工荒”，迫使企业主不断上调工资；而台湾地区却出现“十年不涨工资”现象。同样是经济增长，为何薪酬增长情况却存在差异？两岸的薪酬结构有何不同？薪酬结构受哪些因素影响？本文尝试从实证角度解释这一问题。
一、文献综述
谈到薪酬问题，学术界研究的焦点集中在薪酬水平与薪酬结构这两点。薪酬水平的决定，不仅与员工的个人特质有关（Baldwin & Schumacher，2002），还与外部环境有关。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表明影响薪酬的外部环境因素很多，概括为微观供需和宏观经济两方面。微观供需因素主要包括教育（Freeman，1976）、基本工資调整（江丰富，2007）、全球化（Lovely & Richardson，1998）等；宏观经济因素则包括国民收入水平、物价水平（Schweitzer，2000）、失业率等。
国内由于可获取且有效的数据资料的缺失，对于薪酬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特定群体上，如基于上市公司年报的企业高管薪酬影响因素（柯可&邱凯，2009）；也有通过问卷调查对特定企业员工薪酬影响因素进行的研究（吴海波，2009）。这些研究多从微观的角度进行，鲜少有人研究宏观环境对于员工薪酬的影响。本文弥补这一研究缺陷，以江苏省为例，采用1995-2010年间的宏观数据，对江苏省企业员工的薪酬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同时以台湾作为对比样本，对其薪酬影响因素作对比分析。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为两地区1995-2010年这16年的数据，江苏省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江苏省统计年鉴，其中贷款利率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整理而得，最低工资标准根据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相关公文整理而得，外籍劳工人数由于相关统计的缺失暂不列入研究范围。台湾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劳委会统计资料库，其中贷款利率来自于中央银行，大学学历以上毕业生数来自于教育部《历年校数、教师、职员、班级、学生及毕业生数（39-100学年度）》统计表，外资使用情况来自于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由于台湾实际上是一个十分仰赖国际生存的海岛型地区，与江苏将比，它更依赖于对外投资而非利用外资，所以对于台湾的外资利用情况的表现采用的是其对外投资金额。
三、实证分析
根据上述计量模型，对各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处理后，采用OLS模型对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表1的模型1采用基本线性回归模型，第一列以江苏省的数据为研究样本，第二列用台湾的样本以同样的方法进行回归。从检验的结果来看，江苏调整后的R2为0.9943，台湾为0.9899，说明我们所选取的变量基本涵盖影响薪酬水平的各方面因素。从变量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来看，对于江苏而言，物价水平、经济增长率对平均薪酬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物价的上涨导致企业产品价格的上涨而提高利润空间，从而带来员工薪酬的上涨，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同样会增加劳动需求从而引起员工薪酬的增加；贷款利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贷款利率的增加对员工薪酬有负向影响，原因可能是对于江苏省而言，要素的互补效应高于其替代效应，贷款利率的增加减少企业对资本的需求，相应地减少其对劳动的需求，从而平均薪酬减少；外资利用情况与产品出口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引进外资和产品出口对于薪酬水平都有正的影响；其他变量，如最低工资水平、劳动力投入、失业率的系数则不显著。再看台湾的情况，对外投资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近些年来，台湾为了寻找廉价劳动力而纷纷在其他国家或地区设立生产基地的行为使得对于台湾本地低阶劳动力的需求锐减是台湾薪酬水平不涨的重要原因，对比江苏而言，大量外商的引入则是江苏平均薪酬增长的重要原因；此外，外劳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比起引进外劳引起的本土低技术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外劳的引入更扩大了产业的产值与利润空间，从而使得厂商更有能力提高薪酬水平；其他的变量其回归系数均不显著。
四、结论
薪酬水平的确定具有重要且实际的意义，本文以江苏和台湾为研究对象，从外部环境的角度，比较两岸在薪酬水平决定因素上的异同。本文采用时间序列的回归分析法，研究阶段为1995-2010年。通过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江苏与台湾由于政策、经济情况等外部环境的差异，在薪酬水平的决定上也存在差异，但也有一部分共同因素。FDI对于两岸薪酬水平的影响同样重要并且意义相同：近年来江苏由于大量引入外资，加工基地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的建设，同时增加了江苏低技术以及高技术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成为江苏薪酬水平增长的重要动力；而台湾则由于大量资本的外移，使得本土的就业率降低，从而对薪酬增长带来一定的阻碍作用。除FDI外，影响江苏薪酬水平的重要因素还有经济增长率和基本工资，说明江苏的薪酬结构还处于依赖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调控的阶段；而影响台湾薪酬水平的重要因素则是教育和外劳，近年来台湾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增加了其对于高技术人才的需求，而外劳对于低技术劳动力的补足，成为其薪酬上升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江丰富.2007：《2007年基本工资调整对经济影响之初探》，《台湾劳工季刊》，8：74-82
[2]柯可，邱凯.（2009）：《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沪深股市的实证研究》，《财会通讯》，9：32-34